极值之下｜在涝过、旱过的土地上建房、耕种
仅仅两年间，鄱阳湖地区经历了从极涝到极旱。
澎湃新闻记者 黄之涵 伍惠源 刘昱秀 刘栋 视频编辑 吴佳颖(04:03)
记者｜刘昱秀 刘栋 黄之涵 伍惠源
实习生｜孙雅楠
编辑｜黄霁洁
编者按
《流浪地球》里有这样一句对白，“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大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害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2022年6月，全球陆地地区出现了自1850年代末人类有系统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温度，干旱、野火、暴雨和洪水席卷北半球。气候变化与普通人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
2022年年末起，澎湃新闻推出《我们与气候变化的距离》专题，通过鄱阳湖大旱、重庆山火、长江口咸潮等极端气象现场的走访，记录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并改变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
黄来援的家在江西鄱阳县油墩镇的荻溪村，与西河北侧的圩堤相邻。西河是鄱阳湖四大水系之一，起源安徽东至，途经鄱阳县，最终注入鄱阳湖。
2020年7月8日，一场已经持续了三天的暴雨，致使西河水位猛涨，洪水戳穿圩堤，吞噬了黄来援家离圩堤12米远的五层小楼。洪水退去后，他将新房选址在距离圩堤25米远的地方——自家的两亩地中，这片土地距离西河最远。
黄来援家距离圩堤25米远的新房。
澎湃新闻记者 刘昱秀 摄
新房共有三层，一层是高4.5米的地下室，放置建房余留下的材料和修农机的设备，二层和三层是黄来援夫妇和四个孩子的卧室。新房一层的墙面用剩余的油漆边角料涂抹而成，颜色深浅不一，楼梯没有安装扶手，房屋外靠墙立着木材和木梯，处处展露出尚未完工的痕迹。
黄来援的妻子余国员说，新房的建造成本更高，“更有安全感”。新房的墙面由混凝土和钢筋砌成，而过去是用红砖砌墙，简单涂抹一层水泥。地基也比原来垫高了4米，高度和西河圩堤持平，下面埋藏着多根直径2米的水泥排水管，用来排除洪水过后的地下积水，而非只用混凝土做地基。
此刻，已是2022年10月中旬，身材娇小的余国员穿着草绿色的九分裤，和一双大了两码的黑色帆布鞋。她按了按空出了半个拇指长的鞋尖，说，这些都是妹妹和弟媳送的，两年前的洪水带走了他们的全部家当。
余国员按着大了两码的帆布鞋。澎湃新闻记者 刘昱秀 摄
两年过去，洪水带来的影响尚未消退。到了每年的汛期，余国员早上起来第一件事都是查看天气预报，关注汛情。但她没想到，“抗旱”、“气象干旱预警”成了两年后手机通知里常出现的字眼。
2022年6月下旬以来，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和无有效降雨的影响，长江流域出现罕见的汛期反枯。在此影响下，长江中下游主要支流之一鄱阳湖提前百天进入枯水期。
江西省气象局的资料显示，自2022年7月12日江西局部出现重旱以来，截至10月30日，重旱已持续111天。
这也意味着农作物将面临缺水、受旱减产，甚至枯死的命运。而住在丘陵地带，距离河流流域较远的村民，也将面临生活用水短缺的处境。
一宿一宿守着水稻
往年，从农历7月到腊月收割时节，黄来援经常凌晨三四点钟就听见有人敲门，扯嗓子喊：“修机子”。忙起来，他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甚至是天亮。黄来援经营着一家汽修店，依靠维修农机维持生计。
黄来援在家门前修农机。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摄
但在2022年，到了丰收时节，黄来援感觉来修农机的人少了，竟想不起来上一次熬夜修农机的日子，这也意味着这一年农户对于收割机的使用率有所下降。在他印象里，自从端午节下过一场雨，油墩街镇已经四个多月没有过一场真正的降雨，只是偶尔下一点不用打伞的毛毛细雨。
“久旱无甘露”，往往意味着稻田由于缺水，可能面临绝收的窘境。往常一部分修农机的农户会在稻子收割卖了钱后，再给黄来援维修费，2022年他预计，“收不了稻子，维修费（回款时间）要拉长一点。”
余国员在新房的后面种了几分地的蔬菜，这一年从6月初开始，没有有效降雨，她从家里的水井挑水给菜地浇水，赶上10月份“大收割”，她要帮衬黄来援的修农机生意，拧螺丝、找扳手，没时间给菜地浇水，蔬菜的根茎软塌塌地耷拉着，逐渐干透。
黄志刚是黄来援的堂哥，也是油墩街镇的种田大户。2021年正月起，他和邻村的好友李求选一起承包了220亩地，种植一季稻。大多数时间，家住荻溪村的黄志刚负责荻溪村的60亩地，住在板桥湾村的李求选照看山上的160亩地。
同样，由于持续性缺少降雨，他们位于山里的160亩水稻在6月初进入稻苗的根、叶生长的关键时期，就出现了缺水的情况。距离上一次降水过去半个多月的时候，李求选倍感焦急。
往年，每当4月份进入鄱阳湖的汛期，降水会逐渐增多。李求选印象里，每年到了六七月份，油墩街镇每隔10多天就会迎来一次降雨，但2022年不太一样，“去年（2021年）山里的地都没用（水泵）抽蓄水池的水，光靠雨水和打开一两个蓄水池的排水口就够用了。”
蓄水池位于山里田地中，储存了汛期的雨水。李求选解释说，山里小一点的蓄水池有7到8米深，八个排水口，能管50亩地；大一点的蓄水池能管七八十亩地，有10到12米深，十个排水口。6月初，他第二次施肥的时候，将蓄水池的排水口打开放水即可，但到了6月中下旬，排水口已经干透了，需要把水泵放在蓄水池里，依靠发电才能抽上来蓄水池底部仅剩的1米多高的水。
同时，由于持续的高温，蓄水池的水蒸发量大，水位以每天五六公分的速度下降。
李求选听说，有种粮大户到鄱阳县莲花山水库花了五千元买水，能管田里一个月的用水。但他在山里的地距离最近的流域西河五公里远，不具备引水条件。
进入7月份，水稻孕穗期是水稻生长快和需水多的时期，水分不足，影响幼穗分化，造成穗短小、粒少、空瘪粒多，继而影响到水稻产量。此外，每次水稻施肥，田里都要有一层水，使化肥融化后再被水稻吸收，否则容易将作物烧死。
李求选站在干涸的蓄水池旁。
李求选想了很多办法自救。
为了节省蓄水池的用水，李求选由原来三到五天抽水灌田一次，改成了八天抽一次水。田干得太厉害，一亩田要灌三个小时水才能缓过劲儿来。
李求选靠脚感知田的干旱程度：“如果泥巴粘脚，还能坚持五六天。如果脚上什么都不沾，说明水快干了，再过两三天就得抽水。”
他通常在深夜抽水，因为白天太热了，水蒸发得快，水泵也吃不消，已经烧坏了三个。到了该抽水的日子，他下午4点多去往田里，头戴矿灯，穿上套鞋，脖子上挂个外套，为了防范野猪，再拿一根棍子上山。挨到第二天早上9点，水泵运转时间太长该休息了，他再回家睡觉。
一个晚上，李求选把潜水泵放在蓄水池里，让四到五个潜水泵同时作业，再把水管一字排开。
由于山里的田高高低低，抽水灌田的时候，需要有人不断地移动水管，确保水都浇在了“刀刃上”。每晚，李求选都要在田里来来回回走上四公里，“水泵之间隔着一公里，每小时都要移动一下。”
到了2022年6月中下旬，眼见蓄水池快要见底，李求选才决定“不顾大面积，只顾小面积”。先保蓄水池旁边的30亩地有水，放弃了更远处的70亩地。“管了的每亩还能有五六百斤收成，能回本……不然全部都会干死。”
除此之外，一旦发现田里有漏洞，他都要及时堵住，避免田里的水白白流失。
夜深人静的时候，田里只能听到水泵“咕嘟咕嘟”的嘈杂声，和李求选蹲在田头看短视频里其他种田大户抱怨“种田不容易”、“粮食价格太低”的声音。
深有同感的时候，李求选会“扑哧”苦笑一声。为了谷子能多卖点钱，他会等谢家滩镇的车来拉。“谢家滩镇的车来拉，一斤谷子一块六分，但我们油墩街镇自己送货，只给九毛六分。”
“我知道山里的地不好种，但便宜。”李求选说。他们在荻溪村的60亩承包地，地势平坦开阔，靠近西河，每年租金440元/亩。但山里的160亩地，每年租金只要200元/亩，其中长满杂草和树木的40亩荒田，前两年不收租。
尽管如此，这一年投入的近21万元的成本还是收不回来了。9月中下旬，到了收割中稻的时候，往常中稻产量达1100-1200斤/亩的田，2022年平均产量不足300斤/亩，其中近70亩中稻绝收，220亩中稻的收成仅13万元。
黄志刚和李求选给每亩地买了11元的保险，但保险公司只能赔付240-260元/亩，就算加上政府给的旱灾补贴，损失还有四万多元。李求选几次三番去到镇上找保险公司说理，他转述保险公司总经理的解释：“今年（2022年）旱灾影响大，我们顾虑不了（那么多），也不是只赔偿你们一两个人，一两个乡镇。”
一年又白忙了，黄志刚靠抽烟来排解烦闷，他一天要抽两三包烟。抽烟时，还要尽量避开家里的孙辈。儿媳妇黄桂芳开他玩笑：“承包三年，一年遇上洪水，一年遇上旱情，你这个人不带财。”
李求选和黄志刚站在绝收的田里。
“谁能想着遇上旱灾”
承包种田之前，黄志刚和李求选是工地上扛水泥的搭档。2004年，李求选在浙江的橡胶厂做工时，右手卷入滚动机，落下残疾，只能干力气活。后来在油墩街镇的工地上，他负责“扛”，黄志刚则负责帮他卸货。
随着年龄的增长，工地上的力气活让他们感到吃不消，才有了承包种田的打算。
2020年，黄志刚承包了荻溪村家门口的50多亩地，经历了播种、施肥，秧苗刚长到矿泉水瓶那么高，7月份，就遭遇了洪水。秧苗被淤泥、沙砾、碎玻璃等杂物压着，倒在地里，逐渐腐烂，土壤糊烂得一只脚插进去，拔出来时鞋底带着一层烂泥，不少地都种不出稻子。
黄志刚在田里。
当时，农业保险还没有在油墩街镇普及，黄志刚也没有购买，亏损了近两万元，其中包括七千元的化肥、130元/亩打田的人工费和种子、除草剂等费用。而在经历了洪水后，农业保险才开始在油墩街镇畅销。
黄志刚说，第二年之所以和李求选合伙去山里种田，承包下李求选家所在的板桥湾村的160亩地，就是想着距离河流流域较远，地势比较高，不容易遭遇洪灾，“可谁能想着遇上旱灾”。
黄志刚在家门口装晒干的稻谷。
洪水至今在黄志刚的家里还留有痕迹，一层客厅经过了重新粉刷，但卫生间的墙面上还留有一道黄线，客厅中央墩实的木制桌子经过洪水的冲刷，一碰到就会晃动。
洪水还带走了黄志刚停在黄来援家门口的三轮车，还有他和儿子的两辆摩托车。黄桂芳记得，洪水来临水位最高时，高出家里二楼地面十公分。那是2020年7月8日下午4点多，“突然就停电了，一楼的水没过了大腿，全家人都在把东西往三楼搬，小朋友都在搬。”
而在当天下午3点多，黄来援隔着窗户，看到地面出现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窟窿，洪水喷涌而出。他立刻喊楼上的余国员和孩子往外跑，他和孩子都穿着拖鞋，只嘱咐妻子拿上了手机和身份证。
紧接着，他们一家人站在离家几百米远的高地上，眼看着家门口180平方米的大棚垮塌，村民送来维修的货车在洪水里翻滚，房子倾斜、下沉，直到消失在洪水里。
2020年7月12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22.53米，超过水位尺最高红色标记——“1998年洪水位22.52米”，这标志着鄱阳湖水位突破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黄来援家被洪水吞没的房子是2015年开工、2018年建好的，几乎花光了夫妻俩做农机维修近10年来攒下的全部家当，还欠下20万外债。
原本就有妇科疾病的余国员，受到洪水的打击，难受得嗓子说不出话，身体状况变得更糟。那年7月13日，她把孩子送到妹妹家，和丈夫离开安置点，去到上海做妇科手术。手术费自费一万多元，大部分钱都是亲戚、同学、朋友每人一千、五百转账给她凑的。
压力大的时候，黄来援时常失眠。余国员记得，7月底，回到学校的安置点，夜里两三点，睡不着去看他，他床上没有人。学校很大，她一连好几天都找不到他，“后来他自己回来了，问他去哪了，也不说话。”
8月，洪水已经消退，即将上初三的女儿和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准备开学，他们才从安置点搬去了余国员侄子还没装修的新房暂住。房子里没有家具，连墙皮都没有。黄来援用木板钉了一个小房间，放了两张从安置点搬来的双层铁架子床，和一张给孩子写字的桌子，就成了他们临时的家。
洪水退去后的一个多月，黄来援大多数时间都在清理倒塌的房屋下遗留的废墟。黄来援用绳子吊着石头，测量被洪水穿破的窟窿的深度，“足足10米深，我家地下被冲出了一条‘湖’”，他们花了5万块钱雇人用水泵把“湖”抽干，再用挖掘机清理房屋的废材，在很远的地方打捞回被水泡过的轮胎、收割机。
在水泥块和沙堆里，他找到了几块柜子的木板，但被裹在被子里放在里面的、妻子结婚时的项链、手镯找不到了；一同丢失的还有账本、结婚证、孩子的准生证……
黄来援和余国员的结婚证被洪水冲走了，记者帮他们补拍一张合照。
家里的菜地过去种着辣椒、茄子、豆角、红薯，但泥巴被洪水冲跑，田地被沙砾压得喘不过来气，只剩下几分地能种作物。一家人大多数时候只吃米饭，靠亲戚送的一些蔬菜、南瓜度日。
政府给了他们家十七万元多用于灾后重建，刨除用料，他们还欠着泥工、木工、水泥硬化师傅的工费。
2020年12月26日，新房刚建好一层的地下室，他们就搬了进来。刚开始没建厕所，要走很远去用别人家废弃了的厕所。2021年的春节，已经结婚的大女儿和在外打工的大儿子都没有回家，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床和被子。
房顶是2022年上半年盖好的，“还好去年（2021年）冬天没下雪，不然雪花都能飘进来”，余国员说。她在三楼的孩子房间顶部搭了一层篷布，但下雨时，露天的楼梯口还是会漏雨。
洪水过后的半年，夫妇俩都在忙于建房，无暇经营农机生意。直到有村民的农机坏了，找上门来，他们才买了一些工具，继续做农机维修，生活一点点有了起色。
但洪水对于家人的影响并未消退。余国员印象里，2020年9月升入初三的小女儿变得敏感，不再做作业，“叫她学习，她说没有桌子怎么写。买书买本，都没有钱。”后来，小女儿没考上高中，去了景德镇的一所职校。
当年还在上小学的小儿子，变得更加懂事，“没有（再）问家里要过东西。”
远在新疆打工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当地彩礼普遍三四十万，余国员想着，“儿子找到合适的，我们去借钱，再慢慢还。”
旱涝过后继续的生活
已经63岁的黄志刚肩上的担子也并不轻快。白天忙完了田里的农活，晚上九十点钟，他和妻子在昏黄的灯光下编竹篮，一晚上他们能编20个小竹篮或4个大竹篮。小竹篮卖六元一个，大竹篮卖20元一个，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来村里收。
黄志刚和妻子编的竹篮。
尽管现在黄志刚每年能领取一千多元的养老金，但他始终不肯闲下来，因为这些钱远远不够维持家庭一年的开支。2018年，他家建了现在的三层新房，还有十几万的借款没有还清。黄志刚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儿子在浙江做水电工，三个孙辈都在老家念小学、初中，儿媳妇有时去鞋厂兼职打工，更多的时间需要接送三个孩子上学、辅导功课。他希望趁着自己还能干得动，“再挣一点，减轻儿子养家的压力。”
面对2022年种田的亏损，他平淡地说：“你去种可能有收成，但你不种肯定没有收成。”
黄志刚和妻子准备将晒干的稻谷装车。
李求选46岁，家里有两个孩子，24岁的大儿子在嘉兴电子厂打工，小女儿在油墩街镇的学校读高二。
女儿每次回家都问李求选：“是不是要赔很多钱？”李求选每周给女儿两百块钱生活费，女儿高中的报名费和托管班住宿费每学期要6600元。起初，他不同意女儿住3500元一学期的两人间托管班，但老师告诉他，女儿成绩好，考个二本没问题，但学校宿舍的八人间，洗澡排队就要一两个小时，没办法休息好。
“我和老婆的钱分开用，她的工资攒起来给儿子娶媳妇用，我赚的钱管两个小孩和家里开支。所以我女儿很在意（收成）。”李求选说。
他的卡里只剩下一万多元，“如果今年（2022年）不亏的话，我能存七八万。”在电话里，他经常嘱咐儿女：“平常要存钱，老爸老妈不能保你一辈子，要顾实际生活。”
旱情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收入，还影响到了日常生活。李求选家没有安装自来水，依靠十多米深的生活水井洗澡、做饭。由于干旱，水井里也没有水，李求选每次洗澡都尽量控制在两三分钟以内，吃饭去靠近河边的母亲家吃。在九江做服务员的妻子回家一趟，也需要把换洗衣服送到李求选妈妈家洗。
也因为家里没水，女儿以前每个周末回家住，现在只回家拿两件衣服就走了。李求选过去还会在家里磨豆腐，但是现在井里没水，也做不了。
儿子和他的交流更多一些，但每次儿子给他打电话，他都在田里。儿子得知他成宿都在田里抽水太累了，劝他下一年不要种了。他都会先应承下来，计划先坚持到女儿高考后再改行。但留在农村，有什么比种田更合适的工作？他还没有考虑好。
目前，他家生活井里的一点水是从邻居家引来的，因为邻居家靠近一处小的山泉，井打了二十多米深，又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实在没水了，李求选就接一根水管从邻居家的水井引水过来。
至于要不要继续承包种田，他和黄志刚都还没考虑好。他找村里管事的人商量，如果把蓄水池的面积扩大、挖深，把泥巴清走，把河沟挖深，再遇到旱情，或许还能多支撑一段时间。
2022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51岁的黄来援身着迷彩工作服，挽着袖口蹲在家门前的空地上修理农机，炽热的阳光把他的后背烤得发烫，但他干得很卖力。
截至2022年10月31日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跌至6.84米，创下历史最低水位纪录，干旱还在持续围困着鄱阳湖地区。
黄来援有些迷茫地望了望天，他不知道干旱将持续多久，不远处那片因为洪水而荒废的土地上还堆放着政府拉来的防洪沙袋。他想着再攒点钱，在新房前面搭一个修车的工棚，逐渐走出旱涝的阴霾。
微信编辑｜崩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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