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交友软件三年,一位学者观察到的婚外“情”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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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昱秀 实习生|黄佳妮
编辑|黄芳
2012年,程萍在一所传媒类院校当老师。那时,她注意到有的学生上课时,会时不时用 “摇一摇”交友,他们还时常在社交平台上点赞、评论、更新动态,好像沉浸在一种兴奋、新奇的状态中。
那一年,交友软件井喷式涌现——后来有人认为,交友软件成了许多离婚案例背后的“隐形杀手”。在2015年首届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行业高峰论坛上,执行主席舒心说,2014年以来,通过微信、陌陌平台“交友”,或者找了“小三”发生婚外情的案例激增20%。
“交友软件是现代婚姻的‘隐形杀手’吗?”2015年,正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程萍,将这个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起点。她进入交友软件“刷来”(注:某知名交友软件,出于研究伦理的考虑,论文进行了化名处理)“潜伏”了三年,平均每天会收到10名异性的搭讪,最后她筛选出28名具有明显婚外性目的的已婚男性进行个案访谈,完成了博士论文《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
程萍的博士论文出版成了书。
程萍说,这28名访谈对象不像我们想象的夫妻关系都不好,有的回到妻子、孩子身边,会全心全意陪伴家人,承担家务,但时间空间相对自由的时候,他们在交友软件上“交友”。
据她观察,在这些访谈对象的婚姻关系中,有的“性和感情都不同步”,有的“感情同步性不同步”,还有的“感情和性都同步,在外面找点新鲜感对抗家庭生活的枯燥”。
她能感受到他们的内心有很多矛盾,考虑到孩子、财产分割、道德压力等现实因素,婚姻解体的成本太高,但性的需求,情绪需求,情感需求如果在家庭内部得不到满足,他们又需要有一个释放的出口。
【以下是澎湃新闻与程萍的对话】
“夫妻关系是很复杂的”
澎湃新闻:据你的观察,这些已婚男性网上“交友”,发展婚外情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程萍:我在书里面给他们做了一个归类和分析。第一种是圈子文化,比如说个案M26,他的网名叫“品味男人”,他是做生意的,在他的圈子里,带一个所谓的女朋友出席朋友聚会场合,会被认为是成功的,婚外交友是社会地位和个人能力的象征。
第二种是单纯为了性享受,在一些受访者的观念里,婚外性行为只是为了身体享受,纯粹的性是令人愉悦的,跟他是否已婚、是否彼此有感情无关。
第三种是为了彰显男性气概,比如M21是大型国企的中层管理人员,他本身工作能力很强,人也很强势,在性方面充满了探索欲。
第四种是婚姻平衡,M25、M28和妻子对于性的认知、观念存在差异,他们没办法和妻子谈论性的话题,比如M25的妻子总是催他快点睡觉,对性爱方面态度冷淡,他就会通过婚外“交友”获取在婚姻中得不到的东西。
澎湃新闻:28名访谈对象的婚姻关系通常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有了解他们的家庭分工模式吗?
程萍:我在访谈里面没有特别涉及到这类问题。但从他们描述中能看出,自由恋爱和相亲认识的都有。比如M01和前妻是自由恋爱认识,他的后一段婚姻则是两个人相亲认识,交往过程中发现彼此不合适分手了,但父母给了很大的压力,两人又复合结婚了。M28结婚前条件不是很好,他的妻子是当时他能找到的最合适结婚的对象。
此外,这部分已婚男性比较认可男人赚钱养家,承担家庭责任,这也是他们努力维持婚姻稳定性的主要原因。他们的妻子当中,只有一名是全职太太,其他的都有工作。
澎湃新闻:在他们的婚姻家庭中,夫妻关系是怎样的?
程萍:不是我们想象的夫妻关系都不好,有的夫妻关系还挺好的。比如个案M01、M21、M26,夫妻双方看起来相安无事,给各自的自由度都比较高,从来不看对方的手机,干涉对方去哪了,和谁在一起,但这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说明夫妻双方内心有点疏远?再比如个案M02、M22,夫妻异地的机会比较多,他们经常趁着夫妻异地的时候,释放一下自己。但回到妻子、孩子身边,他们又会全心全意陪家人,爱也是真实的。而M11的妻子对他非常信任,因为他每天上下班时间很规律,回到家也经常承担家务。
夫妻关系是很复杂的,有的夫妻性和感情都不同步,有的感情同步性不同步。还有的感情和性都同步,家庭生活让他感觉很安心,但是时间久了觉得枯燥,需要在外面再找点新鲜感来对抗这种枯燥。
澎湃新闻:在书中,你以小说《双面胶》中的婆媳关系为例,提到婆媳矛盾给家庭带来的一些困扰?
程萍: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双职工独立承担照顾、养育孩子的责任是非常难的,时常需要婆婆或丈母娘的参与,婆媳关系容易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比方说个案M05,他是一名大学老师,注册交友软件的时间不长,他说“交友”行为是“给生活一个出口”。接受访谈时,他的孩子11个月大,他母亲到家里照顾,婆媳矛盾他两边都搞不定,所以他就不想回家,在单位里加班,实际上是在用交友软件,给自己找一个释放的出口。个案M01也因为婆媳矛盾,在小区单独租了一套房子给父母住,所谓“远香近臭”。M10则说,如果只给老婆打分,我打90分,如果考虑她的家庭,我给她打70分。
他们谨守“交友”与“婚姻”的距离
澎湃新闻:婚姻对于参与访谈的已婚男性的意义是什么?在他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婚姻的意义有发生过变化吗?
程萍: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意义是有变化的。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个案M01有过两次婚姻,他是一个把琼瑶小说全部看完的人,第一次婚姻时,他坚信世界上是有爱情的,他大学毕业原本在省城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为了初恋回到县里做公务员,所以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奔着爱情去的,对待感情很忠诚,后来因为前妻的原因离婚。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自己又是家里的独子,有延续香火的压力。尽管夫妻感情淡薄,但因为孩子,财产分配,以及岳父母对他非常好,资助过他买房。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个时候婚姻的意义是责任。
M28现在是国企管理层,当时结婚的时候,他的条件不好,选择的余地不多,他为了“完成任务”找了现在的妻子。用他的话来讲,他的妻子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很贤惠,把他和孩子都照顾得挺好。但是她不是他理想中的女性,不够漂亮,不够有品位,两个人的共同语言不多。但是妻子对他有恩,对家庭有恩,所以他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一旦离婚,来自亲戚、朋友、同事的舆论压力将没法承受。
澎湃新闻:书中有提到:“婚外性方面,24人婚后有过‘交友’经历;2人婚前有过‘交友’经历;1人婚后有过婚外性(情)。”之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婚外性行为,有哪些内在和外在的屏障吗?
程萍:这个问题我正好澄清一下。28名访谈对象中有24人有过“交友”经历,这里的“交友”经历就是网络话语中的“约炮”经历,虽然“约炮”在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但考虑公序良俗和出版审核,我们用“交友”替代它。而且在访谈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已婚男性不喜欢被用“约炮”来形容,他们喜欢叫找知己、红颜、朋友,用弱一点的字眼,美化自己的行为。之所以单独提到1人婚后有过婚外性行为,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在约炮,他觉得自己是带有感情的,和一个异地女性保持挺长时间这种关系。
澎湃新闻:这些已婚男性身上是否存在共性特征?
程萍:这些人的时空自由度相对比较高,比如经常出差、异地工作,从事大家默认经常需要加班的工作,他们的妻子能监控到的时间空间比较少,所以相对有条件发生婚外“交友”行为。其次,他们的隐秘性比较高,比如回家卸载交友软件,或者把它隐藏到文件夹里,手机设置密码。
澎湃新闻:有少数没有发生过“交友”行为的访谈对象是什么情况呢?
程萍:M24当时刚刚用交友平台,使用时间不长。他是一个国企的高管,异地轮岗。他跟妻子之间的感情很枯竭,但为了面子和孩子,拖了十几年没有离婚,在他的观念里面离婚是一种失败。所以他在平台上聊天,有两重渴求,既有性的,也有情感的。他想找到一个价值观趋同的女性,聊一聊自己的一些人生困惑。
M8是因为年纪比较大,50岁,做后勤管理,他对自己的事业不是很自信,收入不高,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他对平台当中的一些规则、话术也不会用,他可能觉得有的女性看不上他。但他们大多数选择交友平台是对性方面有期待和需求的,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实践。
澎湃新闻:这些已婚男性中有因为婚外交友行为给家庭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吗?
程萍:大多数是没有的,因为他们在交友平台上,一般不会使用真名,风险控制做得非常好。但也有少数“出过事”,M16开始时和交友对象提出三个原则——AA制、互不影响家庭、互不约束彼此,但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姓名和单位,结果后来女方爱上了他,希望和他各自离婚后重组家庭,他花了不少钱才摆平这件事。
M16的妻子是全职太太,从道德上,他的太太全心全意投入家庭,一旦要离婚,他背负的道德压力,财产分割的压力是很大的,他还有两个孩子,不可能为了女方放弃这些东西。此外,男性交友的时候基本上非常理性,不然也不会选择“交友”平台。
“中国的传统男性很压抑,
在家庭中是硬邦邦的存在”
澎湃新闻:这些已婚男性在交友软件上怎么呈现自己?
程萍:他们的个人资料并不是很丰富,因为他们本身不是真正地想交友,而是想寻求婚外性,所以不会在平台上展示太多信息,如果有熟人看到不安全,被“交友”对象了解太多,也不容易脱身。有的人会在网名和签名中表达自己的“交友”诉求,比如M11的网名是“猥琐的胖子”,M09的签名是“再不疯狂就老了”,M26的网名是“品味男人”。
澎湃新闻:他们“真实的自我”和熟人眼中“现实的自我”形象存在一些偏差吗?
程萍:会有偏差,比如说M28,他的熟人圈对他的定位是顾家、传统、老实,但他在访谈中说现在婚外性现象很普遍,“我这样的人都有了(婚外性),谁还会没有。”有的人为了吸引异性也会包装自己,例如M09对自己的定位很高,他是做医药销售的,对女性的生理结构比较了解,他觉得自己特别懂女性,他炫耀说自己很干净,每天都会换内裤,清洗身体,这点很多男性做不到。
能感受到他们在交友软件上更能放得开,有些跟熟人、妻子沟通不了的事情,可能更愿意跟陌生人聊,这也属于一种自我疗愈,只不过是选择了一种粗犷的,原始的疗愈方法。他们也会面对很多矛盾,比如传统的家庭主义和个人的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性、情感、道德之间的张力。他们需要解决矛盾,但有的人可能没办法离婚,情绪、诉求需要有一个释放的出口,所以在网上找到一个思想比较成熟,能够解答他的一些困惑的所谓的红颜,一定程度上抵消他在现实中的压抑感。
澎湃新闻:访谈对象普遍倾向于选择30岁到40岁,“安全、魅力”的女性交友,看重女性的内在气质,这些要求和现实中他们的择偶标准是否存在差异?这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还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程萍:他们在平台当中的择偶标准和他们现实当中择偶的标准差距不大,只不过在现实中种种原因,他们的择偶标准没有实现或者是打了折实现,但在交友软件上选择面广,他们坚持同样的标准,实现的可能性更大。
这种选择受主客观因素双重影响。一般来说,年轻、漂亮、未婚的女性有恋爱市场,不太能接受“玩一玩”这种方式。30岁到40岁的女性,要么大龄单身,在恋爱市场受欢迎程度不高,要么婚姻不幸福,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也和他们需求“树洞”,有点感情阅历的女性更容易理解他们有关。
澎湃新闻:他们在现实当中实现不了的择偶标准,在交友软件上实现的可能性更大。那这部分女性和这些已婚男性交往的动因是什么?
程萍:其实我也很困惑。我本来是想做一个双性的研究。但是我在平台上主动联系一些女性,她们都不搭理我。我联系的女性都是发动态、照片挺多,一看就是希望被搭讪的。所以能看得出来,她们在平台上想吸引异性,并不想跟同性做很深层次的交流,或者说女性的警惕性可能更高一些。
澎湃新闻:这些已婚男性既害怕孤独走进婚姻,又时常想要逃避婚姻,出来一个人静一静,这怎么理解?
程萍:这是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从现实层面上来讲,婚姻对于男性有很多红利。比如说我们的研究表明婚姻对于男性的收益比较大,组建家庭有老婆,有孩子,好像是男性人生成功的一个标准形象和标准定义。他的香火得到延续,也有人照顾衣食住行。
但是婚姻里不只有面子,也有很多责任和压力,他要履行好丈夫的责任、父亲的责任。比如挣钱够不够花、工作有没有晋升、有没有尽到家庭责任,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在各种压力下他必须把他的自我压缩,一旦生活有了一定的缝隙,他愿意让自己缓一缓,出来释放一下。
澎湃新闻: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已婚男性中有的人跟妻子的关系是和谐的。那他们有情感诉求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找自己的妻子交流?
程萍:有的和妻子的认知不同,无法同频共振。也有的是性方面不和谐,他的妻子不能理解他,他也不可能跟身边人说。所以他们找“交友”对象倾向于年龄在30岁到40岁,因为这个年纪的女性有比较丰富的情感阅历,可能更能理解男性说的一些话。
我的感觉是他们找的不是知己,而是“树洞”,找一个吐槽的对象,抱头痛哭一下,互相安慰一下,宣泄过后,各过各的生活。其实“树洞”这个角色也可以由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也来替代,但现实中有多少人会去找咨询师?而且报班学心理咨询、个人成长类课程的,咱们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女学员,男性真的很少。所以说中国的传统男性是很压抑的,好像他们在家庭里面是硬邦邦的一种存在。
澎湃新闻:他们会怎么去把握一些边界?
程萍:首先在目标筛选上,就要做好风险控制,比如选择年纪稍微大一点、独居、有过婚姻的女性,双方都认可互不干涉对方家庭的价值观。此外,要主动情感剥离,比如说M11有过一段越线的关系,他现在还很想念那个女性,但是他们都各自有家庭,知道自己的底线,不可能结合的,如果再交往下去,比较危险,出于婚姻稳定性的考虑,两人都各退了一步。
“我看到了更丰富的男性,
这些问题也不是男性独有的”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处理作为女性用户和女性研究者的双重身份?
程萍:双重身份其实不太好处理。比如有的人会忽略我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份,问“约不约?”,如果约的话,他就接受访谈。还有人要求我给他介绍女学生,或者用照片、语言来挑逗我,所以我才从80名有过双向交流的男性用户中筛选出28人接受访谈。因为这28人能够理解我作为女性研究者身份,他们不会用“被搭讪者”的身份来定义我,他们的态度是中肯、真诚的。
至于作为女性用户,只要在交友软件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搭讪我,从而有更多选择访谈对象的余地。系统会自动根据我的地理位置的变化,给“附近的人”推荐我这个“新面孔”,从而收到更多打招呼的信息。我为了提高活跃度,经常发一些动态,比如最近看的书的摘录和名人名言。一方面,这样的动态比较符合我的真实身份,另一方面,可能会让男性用户觉得这个女性有点思想,有点文化层次。
澎湃新闻:相较于传统的婚外性行为,借助交友工具后,婚外性行为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程萍:首先,通过交友软件,选择面更广一些,在面向陌生人的交友软件上有很多女性的资料。而传统的婚外性途径无非两种,一种是去专门的场所找专业的,另一种是通过生活圈、工作圈、求学圈认识。
第二,更加速食、快餐化,在陌生人交友软件上,你只要发一段语音、一张图片或者发点文字“勾搭”对方,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很快速地推进,见面吃饭、看电影、发生性关系,不需要前期投入很多时间、情感、物质等。
第三,具备工具理性。在使用“交友”软件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并且控制风险的能力强,很容易隐藏自己。但如果嫖娼,显然会面临法律责任、生理健康、社会名誉等多重风险。
此外,通过研究观察到已婚男性在“交友”平台上不只是具有单一的性需求,也会享受搭讪,双方调情的过程,而且他们不介意告诉别人已婚的身份,因为“已婚”相当于一个免责公告,告诉女方“我不可能对你负责,你不要想太多”“大家就是相互娱乐下而已”。
澎湃新闻:“稳定性大于一切”是“中国式婚姻”所特有的吗?
程萍:无论中外,责任是婚姻最核心的东西,但是“稳定性大于一切”我觉得是比较中国化的。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婚姻解体是一种失败,而且现代婚姻解体的现实成本太高了,往往要围绕判定谁是婚姻解体的过错方、共同财产分割、孩子抚养责任分配等经历长期、反复的博弈和纠葛。所以为了保持家庭的完整性,中国式婚姻比较多见的情况是高稳定、低质量。
书店里的《婚姻法》区域。
澎湃新闻:交友软件的使用对婚姻稳定性有怎样的影响呢?
程萍:研究发现,这些已婚男性使用交友软件恰恰是为了维持婚姻的稳定性,给自己找一个释放的出口。软件只是一个工具,人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性和主体性,他随时可以安装、卸载,他也可以选择上线、下线的时间。
借助交友软件的婚外性跟传统的婚外性比起来,成本、风险更可控,对于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如果这些已婚男性没有了网上 “交友”这种渠道,他也可能会选择其他的宣泄出口,比如QQ漂流瓶、微信摇一摇、到酒吧认识,或者和周围同事、朋友“交友”。
澎湃新闻:亲密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否有所谓的方法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亲密关系?
程萍:亲密关系不是两个人的事,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理想的、现实的、传统的、现代的、家族的、个体的,环境的等因素,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需要有足够的智慧、知识、技术,在变动中维系亲密关系。
因为建立亲密关系这么费劲,要花很多精力、时间,消耗热情和耐心,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建立这样的关系,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但其实每个人都有建立亲密关系的需求,只是要看他愿意为了这个需求付出多少。比如夫妻关系里,他真的尽力跟自己的妻子沟通了吗?还是他只是有需求,但是没有努力去表达需求,或者努力让自己的需求找到一个健康的,正确的释放端口。
澎湃新闻:做完这个研究之后,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程萍:我们现在有一种社交障碍叫“恐男症”,可能有“男性是下半身动物”之类的刻板印象,但做完这个研究,我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多重张力,看到了更加丰富的男性。实际上,男性能够建立这种婚外性关系,必定有女性的参与,说明这种问题不是男性独有的,是把男性“他者化”了。
在这个时代,我们发展到了追求个体自由,追求个人空间,释放和满足个人欲望的阶段,和婚姻制度发生矛盾是必然的。这28个个案愿意接受访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内心里面没有那么安宁,他们也是非常的痛苦的,希望通过跟我的交流,了解女性的想法,了解社会其他人的看法。作为访谈者,我要保持价值中立,有一定的同理心,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他们。
此外,现代教育里缺乏对恋爱、情感、婚姻的专业化教育,这些男性采用婚外性行为的方式自我疗愈,是很原始粗犷的,一旦被配偶发现,有很大杀伤力。我希望心理教育、情感教育能进一步普及。
微信编辑|崩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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