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亲”，有时是强作前卫的失意

记者｜葛明宁

编辑｜彭玮

快过年了。

许多人张罗过年、拜年，比平日里还忙乎。近一两年，一些年轻人“断亲”引起了舆论关注，这个人群这会儿大约不必操劳，清闲一些。

我们原本无需对“断亲”大惊小怪。人只身在外，若是多数亲戚一年到头才吃一次饭，关系冷淡下来，是自然而然。

只是，在互联网上自称“断亲”的人，愤懑不平的言论多。他们说，与亲戚相聚总要被评头论足，又卷入功名利禄的攀比；这些三姑六婆，“询问背后不是真正的关心”。

但有年轻人不见亲戚，称不喜被人谈论，又要把自己的故事都发网上去，让人评评理、给些主意，拼作一副图景来看，其实挺可怪的——在各种网站的夫妻、婆媳、妯娌吵架评理小组和板块，热评往往十分刻薄。没几个人到了互联网上还讲客套，而发问的人有时还注明：“求骂醒”——这种事，老家的姨妈也能完成。

家族与家庭内部的攀比，是学界多有讨论的。我最近看到一种对于彩礼日益高企的解释：学者阎云翔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里曾论证，彩礼也是多子家庭里儿子们之间争取父辈财产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提前的“分家”。

该文还写道，在他调研的北方农村，为了减少几个儿子之间的争端，有的老人干脆在他们结婚前就将财产分割清楚。这是一种老人的“断亲”，是面对攀比和竞争时，年轻人“断亲”的镜像。

这种令人痛苦的攀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做题家的成绩排名，但另一方面，论年龄，“断亲”的人早已不是孩子，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力；即便很多人还需要家里支援才能结婚，仍不可被认为是社会资源的接受一方，而是生产和传递的一方。

换句话说，这些年轻人抱怨长辈苛待他们的同时，若不寻求“断亲”，也有一双社会的眼睛在审视他们是不是也苛待长辈，包括过年有没有给钱。要是我们把叙事改为：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不再与老家人来往，是不是立刻腾起一股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意思？

当年进城的门槛与实际含义与今日完全不同，当然，“拣高枝飞去”的故事哪里都有，也有可能是出于无奈。

荷兰外交官罗尔·范德·维恩写过一本《非洲怎么了》，里面讲 “非洲式断亲”：在非洲一些国家，要是哪个人做生意发了财，他的亲戚们就会涌出来，声称那生意也有自己的一份，打着他的名义再去做买卖，这导致非洲富人带着资产移民成风。

但这不是多数人的故事。实不相瞒，作为一个生活态度与许多网友一样拧巴的人，我自己实践过“断亲”。若问我当时为何不与亲戚往来，我也只好用一个孩子的口吻说，他们待我不好，但也许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最近年关临近，不由心里惴惴。我想的是：那种欢聚的场景里，别人议论我几句，我就受了心理伤害，是谁无心，谁有心？关于攀比失利、于家族无益，谁更感到“失了面儿”，看不开，不得解脱？

“洛阳亲友如相问”，我能不能朗声答一句，别的没有，“一片冰心在玉壶”，我是否有这个胆略？

还乡是富贵后才能搞的事。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羽说。

那么多讨论现代性的书告诉我们，打量人、刺伤人的目光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这事除了不要在意，恐怕没有第二味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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