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后30年做了自己愿意且喜欢的事，是莫大的幸福
记者｜陈蕾
编辑｜黄霁洁
2014年退休后，潘绥铭如此形容过去的经历，“后30年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做而且喜欢做的事，这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今年74岁的潘绥铭，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创始所长，他在中国创立并推广了性社会学，创立了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全性（sexuality）、性革命、初级生活圈等。
而今，他是一个喜欢摄影的退休老人，因一年内跑了112家北京的公园拍鸟，获得一个观鸟大赛的“最勤奋奖”。
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因为去年出版的学术自传《风痕》。2018年，潘绥铭经历了一场直肠癌手术，这让他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网络上一些不利于性社会学的言论更促使他尽快写出这本学术自传——他的性社会学成果集大成。
书的内容按时间线展开，从1981年记录到2019年。按潘绥铭的概括，研究“性”本是“无心插柳”。他的青春期始于“文化大革命”前，读男校，“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
1981年，他以同等学力考上东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学世界古代史时，他对德国人弗林格尔写的《原始人的性生活》印象很深，后来查到一套30卷的《东方圣书》，“第一次接触到‘房中术’的皮毛。”直到1985年，表兄留学牛津，寄回国外博物馆里保存的一些中文原件的复印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房中术和中国古代性文化。”
毕业后，潘绥铭于1984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第二年，学校号召青年教师开设新课，潘绥铭报了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于是他在9月开讲了，一讲就是28年。
提及自己学术起步之时的背景，潘绥铭在《风痕》中引用了费孝通在《性心理学》后记中的文字：中国正在通过开放和改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历来成为禁区的“两性之学”将能得到坦率和热情的接受。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性生活中最让人头疼”，潘绥铭在书中提到，“人们很少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带着一大堆社会框框投入性生活的。什么脏，什么丑，什么不像话，其实都是在我们成熟的过程中，由社会悄悄地强加给我们的。”
1993年，潘绥铭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的性存在》一文，正式提出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场性革命的论断，认为这是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后出现的。他将性革命定义为：性文化在短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强调其迅猛。
实际上，退休后，潘绥铭与性社会学的关系仍然交织着。他组织过“老年知性”恳谈会，与学生们一起写《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在他看来，他努力构建了性社会学，性社会学也深刻影响了他。
如今，回想这些年的学术生涯，潘绥铭说，“我所选择的是那种首先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自娱自乐，然后在客观上也许具有创造知识的意义，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成为过眼烟云。”
2023年的潘绥铭。（潘绥铭注：美颜无数次）本文图片为受访者供图
【以下根据澎湃新闻记者与潘绥铭的对话整理：】
“我这一生做的事情，究竟哪些最值得留给后人”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风痕》这本学术自传的，有什么契机吗？
潘绥铭：在临退休之前和刚刚退休之时，我其实没有想过要写自传。那时候，我曾经把我主要的论文都汇集起来，做了一个文集，叫做《潘绥铭论性》，有大约50万字，也没想要出版，就在网上发布了，反正我也不需要版权，谁想用就用。
到了2018年，我做了一个直肠癌的手术，术后又感染了，在医院里边整整住了一个月，差点就走了。这一个月里，我也难免回顾人生。忽然觉得自己的《论性》这个文集都是相互独立的论文，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实在是支离破碎。如果不是一直听我的课，就很难抓住重点，更难以把握全局。结果，我本想留下一块饼，却成了一锅粥。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我退休之后，至少在网上，至少是一些言论，已经越来越不利于性社会学了。如果单看一些极端言论的话，那么我这一辈子所干的事情，不但可能被一扫而光，还很可能成为十恶不赦。
两者交加，促使我写出了《风痕》这本书。它不是个人生活的回忆录，而是我的性社会学成果的集大成。
澎湃新闻：回顾您的学术经历，您觉得您最主要的研究是什么？
潘绥铭：在我回顾与反思的过程中，最经常困惑的，也恰恰就是你所提问的：我这一生做的事情，究竟哪些是最重要的，最值得留给后人的呢？
我觉得，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我所组织和完成的4次全国总人口的“性调查”，是最重要的成果。不仅因为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到现在也没有被超越；也因为它调查的内容是最广泛和最深刻的，不但询问了各种各样的性关系，也询问了丰富多彩的性生活方式；更是因为它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员亲赴全国一百多个地方，在其居住地找到被访者，既不是满大街乱拉人，更不是在网上连对方是不是一条狗都不知道。它的科学性就在于：每一个中国人被调查到的概率是相等的，误差不超过4%。因此，调查结果能够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情况。
但是最广为人知的，恐怕就是我和我的团队所做的“红灯区”与“小姐”的调查。可是到我写《风痕》的时候，这个主题比我以前调查和出版8本专著之时反而更为敏感，我也就少说为佳，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看不到了，但是网上还在，一搜就有。
从社会学这个学科本身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的两大独创成果。第一个是主体建构论。它不是英文翻译过来的，此前也未见于中文世界。第二个是《论方法》这本书，是论述社会学的调查方法。
《风痕》。
“很少有人去了解，小姐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澎湃新闻：研究“性”具体研究的是什么？您在书中提到“全性”的概念，以此对应英语中的sexuality，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潘绥铭：全性是指与“性”有关的一切人类现象。它不仅包括性交、性爱抚等所有直接的性活动，也包括拥抱、接吻、性幻想、谈论性方面的事物等所有不那么直接的、具有性的含义的活动，还包括人们对于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性方面的喜好等心理方面的表现。尤其是，它不仅指男女之间的性活动，也包括LGBTQ（一般译为“性少数”）的性活动 ；不仅指人们普遍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也包括所有被认为是“反常”的现象。
全性这个概念拓宽了“性”的范围 ：从“唯行为论”（例如性技巧崇拜）走向全部现象（例如身心与情境的三合一）；从“本能论”（性欲天然论）走向情境论（社会存在论）；从“阴阳二元”（唯男女）走向所有存在形式（包括一切性少数）；在研究方法上，从“客观判定”（求实论）走向研究主体的感受／认同／解释（主体建构的视角）。
澎湃新闻：您提到的两大独创成果之一是主体建构论（注：“建构”的视角反对把性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强调对于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解构，尤其重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主体”的视角反对研究的客观化，主张从主体出发）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在怎样的研究经历下让您产生了这个想法？
潘绥铭：这是我与黄盈盈在2007年提出的，又经过反反复复的思索与锤炼，终于在2015年确立为“主体建构论”的初级理论。
我的一切研究经历，几乎都在积累和孕育这个理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纯学术的方面。
在大多数性调查中。男人有过的性伴侣的人数，往往多于女人。一些生物学家就据此嘲笑社会学家“不科学”，因为在大的人群中，男女的性伴侣的人数应该是差不多相等的。其实，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女性，只会把那些与自己多少有些感情的人，才算作自己的性伴侣。也就是说：女人的主体建构与男人不同。
在我自己1990年代调查大学生的性行为时，曾经调查过接吻与性爱抚。我以为，有过接吻的大学生应该更多；性爱抚应该更少。可是调查结果却是相反的。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的统计有问题，瞎费了很多工夫去检查。后来才恍然大悟：这是我的主观认定违背了被调查者的主体建构。但我没有询问具体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是我所做的多次现场访谈。
1987年我访谈过一位女性，问道：“你有过婚前性行为吗？”她说没有。我说：“那你还是处女啊。”她却说：“也不是，因为我爱过。”如果按照“科学”，这就是她在辩解；事实上是她把自己的那一次“性”构建为爱，该女性认为自己做的是爱。
2004年，我访谈到一位三轮车司机。他坚持认为，一位在职的小姐是他的情人，他俩之间是爱情而不是买卖。虽然他们两个也是给钱和收钱，但是他认为这根本就不矛盾，妻子如果没工作，那不也是丈夫给她钱？尤其是“她给我做饭吃”。
对于小姐，任何研究者或者旁观者都会有自己的定义。可是却很少有人去了解一下，那些被别人称为小姐的女性，她们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我在调查中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问一位发廊妹，她为什么不去收入更高的桑拿按摩场所工作。她惊讶地反问我：“啊？你让我去做小姐啊？”可是一位小姐却跟我说：“我以前是做按摩的，生意不好，才来发廊做小姐的。”这时候我已经有了主体建构论的意识，明白这是研究的宝藏与机会。这些女性都不认为自己现在或者过去是小姐。
我当时是马上抓住小姐的这句话聊起来，才得以逐渐搞清楚，她们判断谁是小姐，其实根本就不考虑实际上做什么，而是考虑是不是“被人看见”，也就是公开的程度和羞耻的程度。那位发廊妹认为“背着人没好事”，所以那些深藏不露的桑拿按摩里的才是小姐。可是那位曾经的按摩女则认为“抛头露面没好人”，发廊妹们是明晃晃地在大街上开门迎客，她们才是小姐。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有些人总是在纠结“中国到底有多少小姐”，这真的是索然无趣。即使是为了预防艾滋病而不得不统计这个数字，也仍然仅仅是聊以自慰，因为如果一个女性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小姐，那么任何预防性传播的宣传，对她们来说都只是耳旁风，最多也就是隔靴搔痒。
从更加深入的层次来看，那种不考虑小姐的主体建构而仅仅由研究者来加以定义的思维方式，其实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即男人和女人对于“买性”和“卖性”的理解，背道而驰。
在传统文化中，女人容易把自己通过性来获取钱财或者其他好处看作天经地义，因为靠丈夫养活的所有妻子从来就是如此。可是男人由于自己是付钱的人，所以很容易认定，凡是收钱的女人就都是卖淫。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现在统计小姐人数的那些人，或者本身就是男人，或者是受到男性文化长期规训的女人，因此他们只能按照男人对于卖淫的理解来定义哪些女人是小姐。虽然被标定的那些女人自己不这样认为，但是由于缺乏发言权，她们的主体建构默默无闻，即使发声也会被认为是强词夺理和狡辩。
被调查对象改变
澎湃新闻：《风痕》副标题是“我与性社会学互构”，如何理解这句话？
潘绥铭：“互构”不是常用词，很多人都追问过我。其实这就是说，我努力构建了性社会学，它也深刻影响了我。一方面我这个人的理论素养很差，好奇心却很强，所以适合去做“入住式的相处调查”，才有那么多生动的事例；另一方面，我也做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和数据统计，这就培养了我的思维习惯，也促成我不惧独处和枯燥的生活习惯。
其实读者从《风痕》里边也可以看出来。我一开始就是想纯粹地“做学问”。即使后来去调查“小姐”，一开始也是只想着做研究。到最后却做了很多社会工作。这就是被调查对象给改变了。
澎湃新闻：您说在研究者调查过程中都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悟，您可以举个自己的例子吗？“不仅仅是描述被调查者的情况，更是呈现我们自己的人格升华”，对您来说，升华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吗？
潘绥铭：我必须说，性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调查。虽然会有感动，会有升华，但毕竟是一个规范的工作，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农村调查“酸曲”（注：情歌），当地向导就教育我说：你不是作家。人家来了，看见什么都能写。你呢，调查不到就写不出来。也就是说，文艺可以想象和发挥，只要有可能这样就可以写出来。但是社会调查却必须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自己的感受与体验应该另外写出，不能与对于事实的描述混杂起来。
举个例子，我刚开始考察红灯区的时候，首初遇到的道德问题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来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根本道义上的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
我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得小姐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时候，过度的关注就可能像过度的镇压一样，危害到她们的现实生活的质量。
不过，我仍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国人的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我匿掉任何具体的地名和人名，努力学术化。
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仍然会使我居高临下。还是严月莲（注：香港紫藤“一个为小姐人群服务的NGO组织”的发起人）女士说得更加透彻：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四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否则，请离小姐远一点，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吧。
性、爱、婚：分离还是一体？
澎湃新闻：您1993年提出中国性革命的论断，认为这是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后出现的，中国的性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潘绥铭：中国的性革命包括生殖革命（独生子女政策的严厉推行）、性表现的革命（情色的日益公开化）、性关系的革命（各种非主流现象）、性行为的革命（性生活丰富化）与社会性别的革命（性别多元化）。
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是中国性革命独特与根本的来源。
性革命的两大助力，一来自1980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这部法律里，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离婚的唯一标准，是双方感情破裂，附带的条件是经调解无效。这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奉行自由离婚的领先国家之一。
二来自80年代之后，青少年人口剧增。青少年占高比例，必然会展现出他们自己的文化，从而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性革命才可能发生。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性研究的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您能具体展开说说这个想法吗？
潘绥铭：就拿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来说吧，性是身心一体而且不可分割，还是相反？这集中体现为性与爱能不能分离。为什么有些人说：你不跟我做，就是不爱我。另一些人却说：你只想做，那不是爱。为什么有人说：(在婚外)我只是要性，又不爱对方，你嫉妒啥！可是也有人把对方的无性的交往说成是“精神出轨”。还有人说：男人通过爱来实现性，女人通过性来实现爱，真是这样吗？现在很多人把性生活叫做“做爱”，这是英文直译过来的，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做的（性）是爱”，二是“爱是要做（性）的”。当然没人会来问您认同哪个，但是这恰恰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念不同，绝难相处。
《风痕》里写过：“性、爱、婚的分离”是目前中国大众在这方面一切烦恼的直接来源，而背后的原因则是对于“完美的三合一”的崇拜。现在的舆论一面倒地批判前者，可是，如果后者可望而不可即呢？如果选择前者有理由呢？如果三者都不要呢？你看看，不讨论清楚行吗？
在人类生活中，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可以从方方面面来研究，但是人生一世，还有比性生活更普遍、更深刻的体验吗？“以性说事”不是最通俗、最吸引人的路径吗？无论您的结论是什么，只要思考过，您就会活得更明白、更自主。
再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只举一例足矣。出轨，究竟是这个人的独自行为，还是那个性别没一个好东西？如果认同前者，可以分手；如果相信后者，很难再爱。你看，又是司空见惯却又祸福相关的问题，比讲什么社会阶层理论都通俗易懂，一语道破。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把爱情作为性的最后信仰，这究竟是一种宣誓，还是一种悲鸣”，可以展开说说吗？
潘绥铭：首先需要搞清楚，咱们要讨论什么样的爱情？《风痕》写了：自从“五四”以来，西方传进来的浪漫情爱，与中国传统上的夫妻恩爱，一直就在相互冲突着，成为当今中国人“性、爱、婚”苦恼的重要原因之一。婚前都追求情爱，婚后都珍惜恩爱；可是外面新的浪漫情爱一冲，夫妻恩爱往往土崩瓦解或者同床异梦。
那么无论情爱还是恩爱，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才使得人类如此需要它呢？那就是：用爱情来控制性的冲动，控制性的无方向和不确定的突进，以免威胁到婚姻与家庭这个社会的整个结构。只不过在原始时期，是靠性崇拜与性禁忌来控制。在农业时代靠的是性制度与性伦理。到了工业化和现代社会，个人越来越独立自主，只能用个体化的私人之间的爱情来控制个体的性。道理很简单，若是一往情深，节外生枝就不那么容易了，也就用不着道德、法律和社会来管了。这些年来，白头偕老的说法之所以卷土重来，就是某些社会力量合谋，力图把夫妻恩爱作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思想武器。有的历史学家干脆认为，爱情根本就是弱方的发明，然后再去培训强方的。因为，若爱，那么损害对方的可能性就少。
但是到了21世纪的西方，两个人之间的平等相处，越来越靠人人平等的人权理念来维持，越来越不需要浪漫情爱来调剂。结果，至少在很大一部分人群里，爱情就被视为是性的产物而不是性的前提，甚至只是一种美好的童话，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待人之道。例如在某些西来的最时髦的理论中，压根就没有爱情这个词。这恐怕就是爱情的危机了。
澎湃新闻：在反思西来理论那章，您在“本土化：坐井观天还是酸葡萄心理”这个标题下写：在这个天大的标题之下，我其实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留给后人评说。可以说说当时写这节时的考量吗？
《风痕》中的章节“本土化：坐井观天还是酸葡萄心理”。
潘绥铭：接着上面来说，浪漫情爱为什么偏偏在西方近代才产生，其他民族和宗教都没有？它为什么偏偏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为什么与夫妻恩爱如此势不两立？为什么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性革命”包括冲击“情爱崇拜”、推崇“性与爱同一”，而在中国80年代以来，性革命却恰恰从浪漫情爱开始？
就是这些思考，逼得我提出“本土化”的疑问。从纯学术来说，如果认同西化，那么“弯道超车”就绝无可能，只好把“克己复礼”说成是“另辟蹊径”。反之，如果认同本土，那就无法解释“五四”以来的全部历史。我之所以只问不答，是因为我隐隐觉得，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选择。
退休后，获得观鸟大赛“最勤奋奖”
澎湃新闻：您这两年再重返校园做讲座时，倾向于和学生分享些什么？您有自己特别强调的学术观念吗？
潘绥铭：退休后的最初几年，我还在一个外校里每学期讲一节大课《西方性爱史略》，后来被该校的上级叫停，连课程讲义也一并被删除。这是我自从1985年以来从未遭遇过的，也是促成我赶写《风痕》的原因之一。所以这一问题已经是昨日黄花，无从回答。
澎湃新闻：在您退休后，学术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目前的生活状态、生活重心如何？
潘绥铭：在学术方面，我退休以后，除了写了《风痕》，完全是金盆洗手、心如死灰、不闻不问、无话可说。
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一辈子枯燥乏味，目前几乎所有的老年活动，我都从来不会也不想学，只剩下遛弯儿。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摄影的，在其中获得的乐趣源于哪？有没有喜欢的几张摄影作品？
潘绥铭：在摄影圈里有句行话：前一万张照片都是废品。就是说，这是个勤学苦练的事。可是我恰恰不是这样的。
我是2014年退休的，一开始只是观鸟，买了一台66×100的大望远镜。当时想的是，我自己看看就好，拍下来给谁看呢？后来在一次观鸟的时候，旁边一位“打鸟”（拍鸟）的老者对我说：还是拍鸟好啊，一方面摄影的技术门槛低，一学就会；另一方面又必须聚精会神、紧追不舍、不断琢磨才能拍好，比光看鸟有意思多了。我深以为然，就买了相机开始拍鸟了。当然，有了相机就必然啥都拍，所以陆陆续续积攒下一些各种题材的照片。
我开始学的时候，也上网看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教材，但是越看越觉得这不符合我的初心。我一不想成名成家，二不是投稿发表，三也不是记录历史，仅仅是自娱自乐，是给自己找个理由多多走路，锻炼身体；是多多观察这个世界，培养豁达。如果我像学习一个新专业那样努力钻研，不但肯定是劳而无功，而且也就违背了修身养性的初心。虽然有一个摄影杂志发表了我的一些照片，但是实在是蹒跚学步、令人见笑，不提也罢。唯一值得我自豪的是，有一年我一年之内跑了北京范围内的112个公园去拍鸟，因此获得了一个观鸟大赛专门为我设置的“最勤奋奖”。
潘绥铭摄影习作。
潘绥铭摄影习作。
潘绥铭摄影习作。
微信编辑｜溏心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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