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粉值得同情吗？读懂这4个字你会有新的看法｜风向
文/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观察分析者 胡毓堃
核心提示：
1、1月6日，美国的冲击国会事件举世哗然。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谴责，然而，不同于这些声音，一种截然不同的愤怒情绪在特朗普拥趸中持续弥漫，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美国社会累积的怒火已如火药桶，随时能够被引爆。
2、 “优绩主义”（meritocracy）是一种政治哲学思想，认为经济成果和/或政治权力应按照个人的天赋、努力和成就予以分配，而不是依据个人（或其家庭）的财富或社会地位（阶层）。从美国梦的精神构建，到里根、撒切尔、奥巴马等历代英美政治领袖结合市场逻辑与道德论述，这一观念早已深入西方文化的道德直觉中。
3、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分析家开始反思和批判优绩主义，桑德尔在《优绩的暴政》一书中提到，优绩主义的信条催生了成功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蒙羞感。优绩主义及其衍生的文凭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不仅没有着力解决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反而因其强调“机会均等”而强化对不平等的正当性论述，侵害了工薪阶层的工作尊严。
4、如果无法从根本上倾听、理解并回应这种被忽视的情绪，纵然特朗普退出政治舞台，这种愤怒之情也难以得到消弭。在一个共同体意识越发削弱的社会，这种情绪极有可能在未来对美国政治制度掀起新一波的冲击浪潮。
2021年1月6日，全世界见证了美国足以“载入史册”的政治乱象：数千名支持特朗普的暴力示威者冲击、占领美国国会大厦超过四个小时，中断了美国参众两院认证2020年总统大选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联席会议，并因暴力冲突导致5人死亡。这是继1814年袭击并烧毁美国国会大厦以来，美国国会历史上第二次遭遇冲击和占领，更被普遍视为第一次由美国总统煽动的冲击国会事件。
事发之后，举世哗然。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对抗议事件的担忧和对暴力行为的谴责，其中一些北约盟国更是直指特朗普对暴力活动的煽动和推波助澜。美国政界的反应和事态走向更是如戏剧般发展：特朗普一天之内从赞美和感谢抗议者转为谴责暴行，但也阻止不了脸书、推特、YouTube等主流社交网络媒体和视频平台（特朗普最主要的发声平台）对其全面封杀，以及10余家美国世界500强企业对其和共和党中止资助；不到一周内，特朗普内阁共有11位官员先后辞职，包括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交通部长赵小兰和代理国土安全部长查德·沃尔夫。
除了特朗普内阁在任期最后时刻的新一轮震荡，事件爆发焦点的美国国会反应尤为激烈：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为首的民主党议员已正式提交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指控其“煽动叛乱”，并公开给副总统迈克·彭斯下通牒，要求他根据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特朗普，否则就于1月13日（事件爆发一周后）正式投票启动二度弹劾程序；与2019年的弹劾案不同，部分共和党议员在目睹国会遭遇冲击后第一时间也将矛头直指特朗普，甚至支持罢免或弹劾特朗普（包括前副总统切尼之女、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三号人物”利茲·切尼）。
显然，从政界、主流媒体到商界（尤其互联网科技巨头），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对于暴力冲击美国国会事件的恶劣和严重程度出离愤怒，就连支持特朗普“选举舞弊”言论的少数共和党政治人物也无法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美国宪法和民主的实质破坏与威胁”。然而，不同于传统建制派政治人物及其它公众人物和机构，一种截然不同的愤怒情绪在美国民间特朗普拥趸中持续弥漫，不仅没有随着抗议者退出国会和特朗普的（被）噤声而消散，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早在去年11月大选结束后不到一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和民调机构“早间咨询”（Morning Consult）的联合调查便发现70%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大选不公。占领国会事件发生的同一周，英国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YouGov给《经济学人》的民调数据则表明64%的共和党选民希望国会推翻大选结果，让特朗普连任。而事件发生后第二天，YouGov的民调更是显示超过三分之二（68%）的共和党选民否认该事件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而冲击国会行动的赞同者（45%）甚至高于反对者（43%）。尤其在认为大选存在舞弊现象的选民中，56%的受访者认为冲击占领国会行动具有正当性。美国民间对冲击国会行动相当分量的同情态度，无疑也是对于现状不满和愤怒的体现。
图/不同于一致谴责的公众人物，相当一部分美国选民同情甚至支持冲击国会行动，来源：YouGov
由不满大选结果和两党建制派政治人物一系列言行引发的愤怒，正在酿成比1月6日冲击国会更严重的现实威胁。尽管国会的秩序已然恢复，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认证也已完成，但部分民众的愤怒和煽动性情绪借助社交网络平台迅速蔓延，极有可能在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引发更多暴力活动。美国多家媒体在脸书上发现了至少66个与“停止偷窃”（特朗普阵营指控拜登的口头禅）相关联的群组，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各大社交网络散布含有极端暴力的言论，将反对特朗普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贴上“叛徒”标签，暗示甚至呼吁全美众多抗议者在1月20日之前采取更加激烈的抗议行动。
图/冲击国会事件当日，美国各地特朗普支持者也举行了抗议活动，图为美国极右组织“骄傲男孩”成员在俄勒冈州议会门口举行抗议活动，图源：REUTERS/Terray Sylvester
尽管从政界到主流媒体无不义正言辞、理直气壮地谴责暴力抗议行动，但面对并未降温的愤怒情绪，美国政府和传媒领域也不得不提高警惕、严阵以待。1月1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便发出警告，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的一段时间，可能发生遍布全美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武装抗议活动；同日特朗普更是宣布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直至1月24日，并授权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措施署“调动和提供必要设备和资源”，协调并帮助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安保工作。1月12日，脸书开始清空其平台上所有包含“停止偷窃”的内容，推特则着手封禁涉及“匿名者Q”（认为美国政府内部存在反对特朗普的极右翼阴谋论）的账号。
2021年的政权交接之际，美国出现了多年罕见的景象：政府全副武装、戒备森严，各大互联网公司和社交网络平台则顶着“侵犯言论自由”的争议大面积禁言。如此高度谨慎甚至紧张的反应，体现出美国社会累积的怒火已如火药桶，任何星星之火般的言行都能将之引爆。
不少媒体和分析者将看似不可理喻的愤怒情绪输出归咎于特朗普铁粉的民粹主义怨恨和非理性思考，但事实上来自民间的不满和愤怒情绪早已有之，但却长期遭到主导公共话语权的精英群体无视。而特朗普的横空出世，恰好迎合了这一群体的情绪诉求。无论是就业、教育公平、种族、向上流动、移民、大选等国内议题，还是全球化、环保、外交关系等国际议题，这些激发公众情绪的话题背后，是优绩主义及其逻辑下的社会运作机制中美国普通民众遭到忽视甚至轻视，导致其不满情绪的积压和爆发。
“优绩主义”（meritocracy）是一种政治哲学思想，认为经济成果和/或政治权力应按照个人的天赋、努力和成就予以分配，而不是依据个人（或其家庭）的财富或社会地位（阶层）。优绩主义的观念早在几个世纪前便已出现，但优绩主义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则是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1958年出版的反乌托邦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在此书中，杨构想了优绩主义得到完美贯彻的社会发展图景，预测了该逻辑下社会阶层走向分化，激发民粹主义的愤怒，导致政治生态遭到破坏、面临崩溃。
迈克尔·杨的《优绩主义的兴起》最早预测了优绩主义潜在的危机，图源：Hans Unger/Wikipedia
尽管杨对于优绩主义持负面和担忧的态度，但过去几个世纪道德发展史的深远影响，导致这一概念成为英美社会广泛接受的正面意识形态。美国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2020年推出的新作《优绩的暴政》一书便从优绩主义的道德发展史出发，详细论述了其蕴含的成败观及其衍生观念，深刻剖析了优绩主义本身的道德正当性。
在桑德尔看来，“人的命运体现了其优点&优绩”这一观念早已深入西方文化的道德直觉中。圣经神学对人的能动性的强调和对不幸者的严酷，中世纪宗教改革后马克斯·韦伯发展加尔文主义预定论，并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将努力工作、勤俭致富、取得世俗成功视为承蒙上帝恩典、成为天选之人（从而得到拯救）的外在迹象与证明，不仅为近代资本主义积累奠定了文化基础，更为现代优绩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美国历代政治人物常说的“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同时，优绩主义的思想内涵也充分体现了“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非个人无法掌控的因素）”这一强调个人自由的理念，应和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更适应了全球化时代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发展需求，成为英美国家历代政治精英广为推崇的主导公共话语，甚至成为公共政策辩论各方的思想来源。
从美国建国以来各类政治文本和艺术作品对于“美国在上帝庇佑之下”（Nation under God）的论述，到“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精神构建，再到里根、撒切尔、克林顿、布莱尔、奥巴马等历代英美政治领袖结合市场逻辑与道德论述，不计其数地喊口号般谈论人人皆可实现其天赋和努力所达到的极致，优绩主义结合机会均等和人的能动性，许以向上流动的美好愿景，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道德正当性支持，一时间成为美国社会如”政治正确“般的主导理念。根据研究机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70%的美国人相信穷人可以靠自己摆脱贫困，而在欧洲只有35%的被调查者相信这一点。
图/奥巴马的演讲从不缺乏优绩主义的论述，图源：AP
然而，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大事件，不啻击碎了看似对社会各阶层所有人都足够公平的优绩主义迷思，证明英美社会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于优绩主义逻辑下的社会运作机制现状严重不满。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分析家开始反思和批判优绩主义，桑德尔更是用《优绩的暴政》一书系统地“问诊”优绩主义，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揭示了这一思想的潜在困境。
首先，即使是完美的优绩主义，在道德哲学层面也不无缺陷。一方面，个人是否具有某种天赋实际上是运气问题，不能归咎于其自己造成的结果，更不能以天赋高低为标准对其进行道德价值评价；另一方面，如果说每个人在不同的方面有各自的天赋，个人所拥有的天赋能否被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尤其是市场环境下）所重视，也是运气问题。试想一下，同样在制造业生产流水线工作中具有动手能力天赋的美国工人，身处互联网和金融大行其道的当下，再也无法享有二战罗斯福新政期间的优厚待遇和社会尊重，甚至失去了工作，却被社会视为”咎由自取“，这些人的心中不可能没有怨气。
更严重的是，优绩主义的信条催生了成功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蒙羞感。桑德尔认为，传统社会中贵族子弟可能不会因成功而过于傲慢，而寻常百姓也不太会因为自己的人生失败而感到羞耻，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自己出身的家庭决定的，而非个人禀赋、能力或表现不佳；然而在优绩主义社会，精英人士认为成功源自自己的禀赋和努力，是理所当然，而失败者不能把自己的境遇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或外在因素，只能责怪自己做的不好。
这种“优绩主义”的阴暗面导致成功者对失败者缺乏同理心，激发失败者的不满和怨恨。近年来分析人士指出的美国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脱节，便是由此形成。“人的境遇是自己决定的”这一道德逻辑，应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逻辑，影响了美国社会福利政策讨论与推行。奥巴马医改、企业加税、平权法案和扩大失业救助的反对者往往也引用这一论点，认为企业和个人境遇的好坏与否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不应由政府外力加以干预（或扶助）。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在美国大行其道，加上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引领美国知名大学以标准化考试（SAT）考查的学生天赋和优绩作为选拔招生标准（而不是家庭出身和财富），文凭主义成为全球化时代市场选择和决定个人能否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门槛。拥有大学文凭被视为获得体面工作与生活的必要条件，顶着巨大身心压力、跨过这一门槛、拼命进入录取率极低的名校、赢得优绩主义竞赛的少数人取得丰厚回报，位列精英阶层；而多数没有高学历的劳动人民所得不增反降：1979年以来，美国人均收入增长了85%，但如今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白人男性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而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持有者的收入差距在过去40年翻了一番。
基于同样的逻辑，政治和公共事务治理领域中的“技术官僚主义”自美国建国初期托马斯·杰斐逊支持“自然贵族”以来便长期存在，过去几十年在美国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因此象征着专业技术知识与能力的文凭在政治领域也成为上升通道的基本门槛。尽管美国实行的是选举政治，但草根阶层得以进入美国政界决策层面的几率在显著降低：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四分之一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没有大学学历，而如今95%的众议员和100%的参议员都持有大学学历；尽管美国一半的劳动者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但只有不到2%的国会议员和3%的州议员来自工人阶级；不同于小罗斯福时代，如今美国总统的内阁团队俨然成为“名校校友俱乐部”。
图/拜登提名的15名部长级内阁成员均为高学历背景，其中11人拥有博士学位，来源：纽约成都客
面对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没有大学学历，以及常春藤盟校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美国前20%高收入家庭的事实，优绩主义及其衍生的文凭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不仅没有着力解决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及其对工薪阶层带来的困境，反而因其强调“机会均等”而强化对不平等的正当性论述，侵害了这一群体的工作尊严。正如杨当年的预测，新的“世袭贵族社会”事实上已经形成，社会分化愈发严重，高高在上的精英和被忽视的群体无法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处于同样的命运共同体中，桑德尔笔下的暴政便在优绩主义之中产生。
由于没有高等学历，因此被体面工作所抛弃；进入收入下降的蓝领工人阶层，却在全球化时代面临制造业外流、外来移民和劳工竞争而面临失业危机。不仅经济上收到委屈，情感上遭到精英的无视并产生羞辱感。而自由主义者和中左翼政治党派（如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对市场假设和优绩主义不加批判的拥抱，更被视为背叛了传统的工人阶级。
多种因素之下，中下层民众的愤怒情绪一旦激化，并被少数政治人物引导和利用，其产生的社会对立在选举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希拉里则获得了70%高学历选民的选票；同年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中，没有大学学历的英国人一边倒地选择脱欧，而绝大多数研究生学历拥有者支持留欧。
图/1月13日投票支持与反对二次弹劾特朗普的众议员选区分布，可见支持者所代表的选区多在精英汇聚的都会区，而反对者所代表的的选区多为中下层选民聚集的乡村地区，来源：Andrew P Ellison
这种被利用的民粹主义情绪对政治环境的毒害，在近些年美国政治发展历程中已越发频繁地得到体现，去年美国大选后的一系列政治波动，尤其是今年1月6日的暴力冲击国会事件，更是敲响了一记警钟：如果优绩主义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不平等和社会成败观造成的对立情绪继续被忽视，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将在一个共同体意识不断削弱的社会更加难以为继，而数百年来确立的民主运行机制和规则未来将越发频繁地遭遇更加激烈的挑战。
遗憾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政权交替波动期的双重压力之下，无论是即将告别的特朗普政府还是尚未正式就任的拜登政府均无暇顾及这一深层社会问题，而目前台上的其他建制派政治人物，以及学界、商界和科技精英们依然在用旧日的口吻向大众传达信息。显然，新总统就职典礼前整个社会的紧张气氛表明，即使特朗普在1月20日后退出政治舞台，现有的公共话语论述方式也难以消弭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愤怒情绪。
“我不同情唐纳德·特朗普，他是一个恶毒的人。但我的书表达了对特朗普选民的同情。”《优绩的暴政》一书出版后，桑德尔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如是说。尽管特朗普执政四年来并未真正解决优绩主义累积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巧妙地呼应了被忽视的群体愤怒情绪和心理诉求，在遭遇严峻挑战的2020年依旧赢得了7400万坚定选民在去年11月给他的支持。
图/桑德尔2020年新书《优绩的暴政》，图源：Macmillan Publishers
当然，无论弹劾成功与否，特朗普今年的离去将成定局。而卷土重来的民主党建制派，似乎尚未对优绩主义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和反思。如果未来四年新政府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仍无法积极回应被忽视的中下层群体，很难想象这种被忽视的愤怒是否还会消减，而2024年美国政局又会掀起怎样的波动。
借助新书，桑德尔呼吁所有公民思考如何促进共同利益和公共生活，也为解决“优绩的暴政”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重新思考成功的意义，调整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录取选拔机制，重塑所有人（而不只是体面精英）的工作尊严。纵然实现这三个层面的解决之道并非朝夕之事，但美国所有的政治人物的确需要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认真参与公共讨论与公共生活，理解不同的观点和情绪，避免长期忽视带来海啸般的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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