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漏？福奇为何改口？还原病毒溯源三大谣言真相

文/张洪涛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  副教授

核心提示：

1. 由于目前美国某种政治气候的变化，福奇等科学家改口称“并不确信”病毒来自大自然，将科学问题变为“政治问题”。中国国家卫健委近期发布的世卫溯源中文报告显示“因为实验室事故，导致病毒传播：极不可能。”科学难以做到100%的准确，只有政治才会有100%的准确。

2. 华尔街日报6月6日发布文章，以“COVID-19有一个从没见过的基因遗传学印记”等为由，认为新冠病毒为“人造病毒”，指向武汉病毒所。该理论虽然获得诺贝尔奖得主的支持，但仍遭受大量批评，布林肯对该报告的方法论也表示怀疑。

3. 本次新冠病毒溯源争论中，病毒“功能获得性”改造研究成为最大焦点问题。2015年的一个“功能获得性”改造研究就是让病毒获得感染人体细胞的功能，但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改造的病毒致病性也大大降低了。

4. 美国总统拜登认为世卫组织的调查不够透明，并继承前总统特朗普的“实验室病毒泄漏说”，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在90天内重新溯源。艾滋病、“非典”的溯源花费多年，而拜登要求90天之内，就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做出一个结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笑话。所以这个任务不可能由科学家来完成。

卫健委为何两个月后再次发布世卫溯源中文报告？

6月8日，在国家卫健委官方账号《健康中国》上，发布了《世卫组织召集的SARS-CoV-2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

这份中文版的报告，是基于3月30日世卫组织发布的英文报告。

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来自其秘书处和中国政府共同成立的一个国际多学科团队(“联合国际研究团队”)的调查。该团队的成员由17名中方专家和17名来自于其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网络（GOARN）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国际专家组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作为观察员也参与本次溯源工作。

调查研究的主要时间，是2021年1月14日至2月10日，联合国际研究团队在武汉进行了为期28天的调研，搜集了流行病学、动物与环境、分子流行病学和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数据和证据。

对于世卫组织报告的结论，很多人注意到了“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情的发源地”。但是，这只是对调查报告的一个简单化的表述。因为过于简化，甚至过滤掉了世卫组织本次报告最重要的信息。

实际上，这次调查，主要是对四种可能的病毒传播途径做出判断，而根据目前的证据，联合国际研究团队所做出的评判是：

•途径1｜新冠肺炎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病毒由动物通过溢出的方式直接传染给人：可能、比较有可能；

•途径2｜病毒先感染了动物中间宿主，再通过溢出的方式传染给人：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途径3｜通过冷链食物、食品进行传播：有可能；

•途径4｜因为实验室事故，导致病毒传播：极不可能。

一般人可能觉得对报告的结论难以理解，因为没有看到一个明确、肯定的结论，各种途径的可能性都有，区别只是可能性的大小。

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感觉，是很多人觉得，科学就是要能做到100%的确定性、准确性，不能有丝毫的“可能、也许”，如果达不到，就是不科学。

但是，这就是一个误区。只有政治，才会有100%的准确。

而科学，只能是朝着100%的准确性行走，但也许永远都到达不到最终的目的地。

虽然达到不了100%准确性，但是通过可能性的强弱，可以做出科学判断。所以科学的精髓，是通过可能性做出靠谱的判断。

世卫组织报告结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认为“实验室事故导致病毒泄漏”是极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拜登为何重新继承特朗普的“实验室病毒泄漏说”？

在世卫组织3月份公布报告的时候，凤凰网肿瘤情报局（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为何有人失望？揭密世卫新冠溯源报告）已做出过解读，并且指出一些人会对这个报告“不满意”。

美国政府确实随即认为世卫组织的调查不够透明，不接受这个结论。5月26日，拜登总统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要求在90天内做出一个结论。

注意到在拜登有关措辞中，仍然提到目前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来自动物的传染，一种是来自实验室的泄漏，似乎仍然很“科学”，似乎也是像世卫组织一样在求证。但是很显然，美国政府并不认可世卫组织的报告。

在拜登调查令发布之后，也自然受到了质疑：如果世卫组织由科学家组成的调查组的结论都不可信，那么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就可信？之前，美国情报部门有把洗衣粉当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科。

新冠病毒的起源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特朗普政府也将其视为针对北京的政治棍棒。拜登总统在继任三个月后，也继承了这一“棍棒”，并认为这对北京是有效的打击与筹码。现在，“病毒实验室泄漏说”成为了美国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病毒”泄漏，而非现在席卷全球疫情的新冠病毒泄漏。有许多科学家加入了这场政治论战，而不是科学论战。

5月14日，在《科学》杂志上，有18名科学家联名发表了一份公开信，要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在6月6日，华尔街日报也在《看法》栏目，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标题为《科学（证据）提示武汉实验室泄漏》。文章的作者，为生物制药公司 Atossa Therapeutics创办人Steven Quay，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物理学荣誉教授、“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前资深科学家RichardMuller。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对华尔街日报提到的实验室泄漏报告的方法论表示怀疑。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已经改口，表示“并不确信”病毒是否来自大自然。

在2020年4月，福奇曾收到世卫组织病原体顾问、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的电子邮件，感谢福奇“公开站出来表明，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是从蝙蝠传染给人，而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漏的”。达扎克称赞福奇的评论很勇敢，将有助于消除围绕病毒起源的谬论。对此，福奇还回信向达萨克表示感谢。

目前公布的福奇的电子邮件还显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曾在邮件中指出，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说法，是“阴谋论”。正是因为美国主流科学界认为这是一种阴谋论，社交媒体对涉及“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有关言论，也自动删帖。

拜登的调查令、福奇言辞的变化，表明了目前美国某种政治气候的变化。脸书发言人5月26日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鉴于新冠病毒起源调查仍在进行，我们与公共卫生专家协商后决定，将不再从平台上删除‘新冠病毒为人造’的内容”。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执政时期，即便当时的政府官员支持“新冠病毒为人造”、“实验室泄漏”这样的谬论，但是美国的科学界、媒体都能旗帜鲜明地反对，如今风向发生改变，是否真的有任何新的科学证据？

很遗憾，没有。

|图 在法国梅里埃研究所的帮助下，武汉病毒研究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安全 4 级实验室。

 “人造病毒”，有何证据？为何会有科学家做出反智推断？

在华尔街日报6月6日的《看法》文章中，有一个副标题：“COVID-19病原体有一个基因遗传学的印记，从未在之前的天然冠状病毒中见过”。

在全世界大流行的这场新冠疫情中，不知道是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逻辑，还是暴露了一些人的智商？一些之前会被认为荒谬的东西，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大媒体的标题中出现。

从来没有见过，就能表明是“人造病毒”吗？不知道作者到底阅过多少种冠状病毒？ 

在新冠病毒之前，只有6种冠状病毒在人类中引发过疾病，但这也仅仅是人类的认知范围，并不是说就绝对没有其他的人类冠状病毒疾病。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在动物的身体中，携带着无数种冠状病毒。更重要的是，病毒也会不停地发生基因突变，新的病毒会不停出现。

“从来没有见过”，只能表明这是一种新病毒，而这病毒最初的名字，不正是“新型冠状病毒”？如果这样就可以“科学”地表明病毒是人造病毒，那这种科学，还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它是“功夫病毒”，“X国病毒”。

到底这个基因遗传学的印记是什么呢？其实这也不是最近才发现的新鲜事。 

早在去年2月份，在预印本网站bioRxiv上，发表了一篇印度论文，宣称在新冠病毒的基因中发现了HIV基因结构片段，“因此新冠病毒疑是人造病毒”。

预印本网站上的论文，是尚未经同行审评就提前发表的论文，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对研究结果及时进行讨论。

该论文发表后，随即收到了无数的批评，作者不得不撤稿。

|图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发布的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的超微结构形态3D 示意图。

质疑的焦点在哪呢？这些所谓的HIV基因结构片段，都是非常短的片段。所有物种的基因，都是由四个字母（代表四种DNA碱基）的排列组合构成。因此，片段越短，尤其是短到6-10个字母，就非常容易在很多基因中发现。

这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圆周率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数字，大家如果查一下，很有可能就在圆周率中找到自己的电话号码，但有可能是在小数点后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如果只是找电话号码的最后两位数，那就非常容易了。 

不过，只要是理论，都会有人支持。在“人造病毒”理论的支持者中，就有法国病毒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吕克·蒙塔尼耶 （Luc Antoine Montagnier）。很显然，并不是一个科学家提出了某个理论，就能证明其科学性；也并不因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某理论背书，该理论就有可信度。

科学家也是人，也会出错，但是科学一定会前行，会把错误抛在身后。

新冠病毒“功能获得性改造”，到底是什么？

在有关病毒溯源的争论中，有一个焦点，是一项发表于2015年的研究，该研究对病毒进行了“功能获得性”改造。

这份引起争议的研究，实际上是一项美国的研究，但是合作者中有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这项研究改造了一个来自中华菊头蝠的冠状病毒，该病毒原来不能感染人的细胞，但将该病毒的刺突蛋白改造到一个SARS病毒上之后，新的杂合病毒既能感染小鼠细胞，又能感染人的细胞。论文中清楚地表明石正丽的研究贡献，仅仅是提供蝙蝠病毒刺突蛋白的序列和表达载体。

所以，简单听上去，这个研究是让病毒获得了一种功能：感染人体细胞，所以称作是“功能获得性”改造。但是，如果阅读一下论文的原文，就能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全长的改造病毒虽然能感染小鼠，但是致病性大大降低了！

病毒的研究会不会有风险？当然会，因此才需要制定“生物安全法”。“功能获得性”的改变也确实会带来较大的风险，但并不是说就肯定会导致灾难。很多这样的研究，恰恰是为了找到治疗病毒感染的药物、疫苗。如果停止一切“功能获得性”研究，那么我们面对病毒将无能为力。

一个“功能获得性”改造的实验该不该做？这应该是一个科学问题，必须考虑到风险和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关于“人造病毒”的谬论中，通过比较新冠病毒的基因，将HIV都扯上了，但是却并没有能扯上2015年的这个研究。为什么仍然把这个研究拿出来说事呢？

这个研究的经费，来自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而该所的领导人，也正是福奇博士。中美之间一直有很多合作研究，但是由于目前两国关系的变化，不但未来合作可能要清零，之前的合作的成果，也反而可能成为“罪证”。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美国政客就对福奇发出质问，为何会批准科研经费支持美国科学家与武汉病毒所进行合作研究？

福奇已经服务过美国7任总统，而福奇能作为一棵“常青树”，不但是因为能坚持科学，也是因为美国一直有尊重科学的气候。如果气候变了，常青树还能不能存在，将是一个问题。

|图 2017 年，武汉 P4 实验室，石正丽与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试验。

病毒溯源到底有什么用？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当然，美国的媒体，也并没有一边倒向“人造病毒”。就在几天前，《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病毒从哪来，但是证据指向大自然》。文章的副标题是：像武汉（病毒所）那样的实验室，对于应对未来的大规模流行病至关重要。 

我们真的无法知道新冠病毒的来源吗？确实有这个可能，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艾滋病在1981年发现，但是艾滋病的起源在哪？科学家花了几乎20年的时间，才在黑猩猩身上找到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病毒，根据这个发现，对于艾滋病的起源，才有了一个推断。在此之前，美国的Wistar研究所一直在背锅，因为有理论认为是该所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污染了艾滋病毒。

非典发生于2003年，但是此后的很长时间里，SARS病毒的源头一直没有搞清，也正是因为想溯源，石正丽团队才会去研究蝙蝠身上的病毒。但即便是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与非典病毒完全同源的病毒。2017年，石正丽团队发现蝙蝠是SARS病毒的源头，论文发表于《科学》杂志，但是所找到的，也只是一个与SARS相似的病毒。

|图 石正丽的团队从野外的蝙蝠身上采集样本。之前有媒体称这些样本后来被运到了美国的合作方进行研究。

既然溯源不容易，为什么我们还要溯源？溯源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003年“非典”爆发后，突然间又消失了，大家一直担心它卷土重来。所以，如果能找到SARS病毒的源头，控制或者消灭源头，就可以防止“非典”。

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如果说2017年已经在蝙蝠身上找到了非典的源头，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蝙蝠消灭呢？很显然，我们可以灭掉一个蝙蝠洞，但是不可能把天下的蝙蝠消灭。

对于SARS病毒的研究，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是让我们对于未来的病毒有更充分的准备。但从某个角度看，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就像很多国家或地区，只要不检测病毒，病毒就不存在。试想一下，如果在武汉没有对SARS病毒的监测项目，在2019年12月底的时候，武汉可能会注意到有肺病流行，但是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是类似SARS的病毒所导致，也不会在2020年1月初，就与全世界分享病毒的序列。我们目前对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有深切的体会，只要这个病毒再偷偷传染几个月，不见得第一个因此崩盘的城市，就是武汉。

|图 2004 年，石正丽在采集血样后,在广西省的一个山洞外放生了一只蝙蝠。

武汉和武汉病毒所不但没有因此获得应有的尊敬，反而成为有人甩锅的对象，这难道是一件好事吗？

目前坚持新冠病毒溯源，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如果回到去年3月，溯源还是重要的，因为可以从源头上进行控制，避免新冠病毒的扩散。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疫情已经扩散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假设病毒来自某种动物，那么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可能已经大大超过感染病毒的动物！不仅如此，新冠病毒在流传中已经发生了突变，之前并不能有效地感染鼠类，但是目前的病毒突变体已经能在鼠类中轻轻松松繁殖。

所以说， 一年前的动物宿主是什么？这对控制疫情、防止疫情复发已经不重要了！目前要找到它，更像是要找一个来背锅的。

艾滋病、“非典”的溯源花了那么多年，而拜登要求在90天之内，就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做出一个结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就是一个笑话。所以这个任务不可能由科学家来完成。

但是，这未必是个坏事。如果能在90天之内，根据现有的证据，对此事做一个合理的了断，再次像世卫组织一样确认“病毒来自实验室极不可能”，那我们也许可以把争议抛在身后，真正开始疫情之后的重建。

我还是相信，科学绝对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要打扮科学，迟早会被事实打脸。 

参考文献：

[1]. Menachery, V.D., et al., A SARS-like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Nature medicine, 2015. 21(12): p. 1508-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