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离开上海的年轻人，人生将漂向何方

  凤凰网原创  离开上海的年轻人，是如何衡量自己想过的生活的？

作者｜陈小田

主编｜苏杉

6月1日的凌晨，李希彤在微信上看到上海的朋友通宵去压马路、喝酒，他们终于等到了“解封”。而此刻，她早已离沪，经过了“7+7”的隔离和居家观察期。在5月底，她还吃了一顿久违的麦当劳，买了一张livehouse的演出票，方才觉得“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回来了。

李希彤今年29岁，去年留学归来找工作，求职意向是传媒公司或者外企。上海这座被称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自然成了她最理想的工作地点。但从今年3月初抵沪后，两个月时间，她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现在，她只想留在老家，找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业余时间做点喜欢的事情，再好好规划今后的生活。

5月15日，她成为了离沪返乡潮中的一员。离开当日，上海虹桥站发出了12趟列车，有6000余铁路旅客乘离沪，5天以后，这个数字超过了10000人次。

“车上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李希彤告诉风动。

风动记录了三位离沪年轻人从上海封控开始、到离开的经历，试图还原那些本计划在上海定居、发展的年轻人，最终选择去其他城市的心路历程。

被打乱的职业规划日程表

离开上海，本不会出现在这几位年轻人五月的日程表上。

李希彤到达上海那天是3月5日，一个星期六，她拖着行李住进浦东区一个中档小区的短租房，此刻她已经得到了几家上海公司的面试机会。那天，上海通报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8例。根据过往处置本土疫情的情况，这座城市似乎总能高效控制住零星的新增本土新冠病例，保证城市正常运作。

短租房住一个月，租金要3300元，李希彤只打算暂住几天，再找一间租金在3000元以内的长租房子。

当她开始找房子的时候，便发现有些小区因密接而整楼封控，看房的计划一再搁置。这时正好有朋友的室友要搬家，李希彤于是打算搬去合租，但还未等到搬家，那座楼也因为疫情封控14天。不久后，她所在的小区也封闭了。

到了3月30日，事情开始脱离她想象中的轨道，上海市实行全域静态管理。

▎2022年3月31日，上海市，疫情防控下街道空旷。图源：视觉中国

同样因为疫情的经历，选择离开上海的，还有22岁的应届毕业生张晔。4月初，张晔在一周里海投了200份简历，为的就是在上海找到一家可靠的公司，先安定下来。

张晔读的是广告传媒专业，海投之后，最终拿到面试机会的公司都不太合她心意。除了一家画廊的可转正的实习岗位，让她心动，哪怕这是一个收入水平偏低的行业。

“整个艺术行业在上海都是一个非常低薪的状态，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张晔告诉风动，她曾经在上海一家美术馆实习，对艺术行业一直有浓厚兴趣，如果没有疫情，这张offer对她而言是进入行业的好机会。

可是，艺术行业正是受疫情重创的行业。她接下实习工作时，画廊的线下业务已经完全停摆，她的工作只剩线上运营，几乎每周一天甚至半天就能完成，业务量让她担心工作的可持续性。张晔问了美术馆工作的朋友，对方直言，发不出工资了。

“本来钱都少，又发不出工资，我不是要喝西北风？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给我一个生存保障了。”张晔说，她不敢考虑艺术行业了，打算在画廊实习结束后，便不转正。

今年刚在香港高校研究生毕业的卢婧，则原本计划在春招时赶往上海，没想到因疫情防控被困在了半路。

来上海之前，她已经拿到了几家香港企业的offer，可是她的第一选项还是上海，并且打算今年落户上海。

卢婧在上海度过了4年本科学习生活，主要的交际圈子也在上海。她对上海的印象概况为，开放包容、好玩、有活力、文明程度高。在香港念书时，她时常向香港朋友夸赞上海。在香港时，她时而还会梦见自己回到了上海的街头——在永康路晒着太阳喝咖啡；晚上和朋友去酒吧跳舞；骑单车在淮海路四处逛，看漂亮的梧桐树......

2月中旬，卢婧折腾了整整三周，才从香港通关进内地，为的就是赶在春招时回到上海，此前，她甚至连在上海的租房都安排妥当了。因为没买到直接到上海的机票，她先到深圳隔离21天，隔离结束时，上海出现了疫情。

朋友劝她先别回去，她取消了机票，直到现在，卢婧还滞留在深圳。过去的两个月，她一直关注着上海新闻，朋友们也会说起在上海的经历，期间她几次唏嘘，“我待了四年的城市，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卢婧和深圳的朋友出去玩，看着对方刷朋友圈都是笑哈哈的，而她的朋友圈全是上海疫情消息，甚至连朋友圈都不想刷了，“有些滤镜被打碎了”。

六月一日后，上海看起来恢复了往日的热点，但卢婧已经不打算回上海了。上海企业的HR给她发消息，她没再理会。

年轻人如何衡量去留

李希彤居住的房子，在浦东新区，那是上海最早实行全区严格封控管理的区。她所住的小区从3月19日起，便实行封闭管理。

这是一套三房合租的短租房，李希彤住在面积最小的房间，床铺和置物架之外，只够摆一张比笔记本电脑稍大一些的桌子。

封控期间，她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这个空间内渡过，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逐渐受到影响。

4月以来，李希彤都只能通过社区团购来购买日常用品，物资紧张时，居委一度设定了团购白名单，居民不能购买名单以外的物资。李希彤时常感受到一种奇怪的饥饿感，几乎吃完每一顿饭后，还是会觉得饿。

饥饿感之外，还有无力感。李希彤感叹，在封控期间，生活变得只能依赖别人才能持续，从应急用品到饭菜，都依赖各个团购团长。这种无法自我掌握的生活，令她长期处在不安之中。在封控持续了一个月后，她开始频繁失眠，加上每天在网络看着各种坏消息，几乎每隔一两天，沮丧、焦虑的情绪便会爆发一次，她对着电脑，却什么都干不了。即使睡着了，很轻微的动静便会惊醒，早上也醒得特别早，最多睡六个小时便再也睡不着，而且起床后，时时伴随着耳鸣。

李希彤原本在面试的工作，虽然得到了offer，但薪酬和待遇并不如意，她的预期薪酬在1万2千元左右，以上海的生活成本来看，这一预期并不算高。如果她留在广东佛山的老家工作，也能拿到8千左右的月薪，还不用租房。但她更看重职业发展前景，在上海有机会进入大公司、外企，她认为在开拓眼界和积累经验的层面，上海更有吸引力。

这些分析都是基于这轮疫情之前，困在出租房两个月后，她开始担心企业恢复的速度，以及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使她想要决定离开的，还有精神状态持续变差——到5月中旬，上海预备分阶段复商复市，而李希彤的小区已经被允许居民到楼下散步，但她反而变得连门都不想出。

除了特殊时期在上海的经历以外，无力感让不少年轻人失去在这座城市奋斗的动力。

张晔老家在福建的一个三线城市，她记得，刚到上海上大学时，这座城市给她的印象就是繁华和有格调。有一年，她寒暑假都没有回家，在上海做了好几份实习，大概是从那年开始，她便打算毕业后留在上海。

上海的文化和生活吸引住张晔，行人都打扮得很精致漂亮，她还喜欢到外滩一带走走，看大广告牌。隔了一年再回家，她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土”。在张晔眼中，上海总是光鲜的，从建筑到大家的穿着，从广告牌到商品，都很亮丽。但是，她心里也有矛盾的地方，她知道这些亮丽的产品并不属于自己的阶层，“我想留下来，想变成跟大家一样，可以享受这些东西，虽然我不是这阶层的人，但是我想加入他们。”

▎在上海街头走猫步的女孩。图源：东方IC

最近两个月，她看着各种上海的新闻，听朋友讲封控在校的经历，到后来她自己也被困在宿舍里，感觉到在上海的生活充斥着不稳定感，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又会出现什么新状况。

4月下旬，张晔所住的宿舍楼实施了7天足不出寝的规定，她的寝室没有饮水机和卫浴，最严格的时候，上厕所和洗澡也要根据学校安排排队。规定放宽后，学生每隔三天才能到宿舍楼相连的空地走一走，平时也是不能离开所住的楼层。

张晔想象过，如果自己已经在上海工作，遇到这种规模的疫情的话，她是否经受得住上涨的物价——大学刚毕业，拿着8千到1万的工资，交完房租后，还有没有钱吃菜，一个月光吃泡面能活下来吗？

她想起在外滩一家美术馆做志愿者时，每天骑车会经过一条路，路的右边是高楼大厦，左边是老旧简陋的平房，这两种影像同时出现在一条街的两侧。

她作了一个比喻：在一座城市歌舞升平的时候，哪怕富人有100块钱，穷人有1块钱，穷人虽然只有1块钱，但靠着1块钱还是可以生活的。然而到了非正常的状态，富人也受损，也许只有50块了，但是穷人可能1块钱都没有，就活不下去。她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没有多少积蓄的毕业生，就像是比喻中的“穷人”，当不可控的意外事件来临时，毫无风险抵御能力。

5月离沪：

50%信息收集能力、30%的财力、20%的运气

在全域静态管理后，上海各区的公共交通逐步停运，马路也设置有对应的关卡，长距离的出行只能依靠出租车和持通行证的司机，与此同时，离沪航班班次和火车车次也大幅减少。

这些离开上海的年轻人，告别的时刻也是困难重重。

“我每天买三、四班飞机的票，到后来，我已经不在意能不能中转回广东，能走就够了。”青岛、大连、重庆、南宁，这些都是李希彤买过的目的地，买票如同押宝，她想着，只要其中一班飞机能顺利起飞，哪怕到达后无法中转，只能集中隔离，也可以在隔离后回家。

可是，她每次收到的都是航班取消的通知。于是，她干脆把行李全打包好，只买隔天起飞的航班，一买到能飞的就立刻走。有一次，她买到隔天中午12点起飞的票，已经到居委办好离开证明，到了下午3点，航班还是取消了。这时距离起飞不足24小时。

▎李希彤被取消的航班记录。受访者供图

买票和航班取消的反复循环持续了大约两周，李希彤用疯狂来形容当时的状态，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机票。到后期，她连自己买了去哪的机票都记不清了，也没有去核实退费，“取消，退票，退完之后再买。”当时还是5月上旬，每天从上海出发的高铁只有少数几班，车票也早已售罄，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买票攻略，大多是依靠黄牛购票。航班持续取消，李希彤也考虑搭高铁，她开了三个抢票软件，同样是每个目的地都抢，各种候补选项、VIP全部加满。

5月12日，李希彤抢到了一张开往合肥的高铁票，这是一趟加开列车。正在规划合肥中转时，李希彤的朋友突然来告知，将要放出直达广州南的列车，她转而盯着这趟车放票，最后成功买到了5月15日的车票。

5月中旬以来，随着上海的恢复，上海发出列车的车次在增多，但是，加开列车的消息没有专门的通知，只能通过购票系统查询，没有朋友提醒的话，李希彤甚至不知道还有这趟车。据央广网报道，每天的列车车次、方向是动态变化的，上海铁路部门会每天根据上级的调度命令，办理当天在虹桥站的上下客业务。

李希彤回忆，当时火车上看到的乘客，大多数是年轻人，她觉得这也和信息收集能力有关，懂得使用互联网、消息灵通的年轻人，更有机会在那段时间买到火车票。

事后她想到，如果消息不够灵通，最令人担忧的后果是“流落街头”，因为离沪人员在离开社区时，往往需要承诺在疫情结束前不回社区，这意味着一旦离开小区，便无法回到原住处，可是离沪航班或列车取消、错过时间等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她记得在虹桥火车站外，看到有人只买到候补车票，就已经跑到车站了，万一无法兑现的话，便可能陷入两难，还有人错以为48小时核酸是从报告时间起算，导致核酸报告超期，无法进站乘车。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回想起离沪的经过，李希彤如此比喻。在临行的前一天，她的焦虑到达顶峰。那个上午，她一直在打保障专线出租车的预约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下午时终于预约成功，一小时后又被告知无法派车；而可以接客的私家车司机则要价高达2000元。

她做好了拖着行李步行六公里到公交枢纽站的打算。最后，经过不断交涉后，李希彤说服居委给她的邻居开证明，允许邻居用车送她到了公交枢纽站。

张晔也在5月中旬买到了加开列车的车票，不过紧接着的“一道关卡”就是，“要怎样到达火车站，路上已经没有交通了。”

上海市实行全域静态管理后，市内各区的公交逐步停摆，到了5月10日，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所有线路车站均停止运营。市民出行主要依靠疫情保障的出租车和有通行证的司机，再者就是共享单车。

当时，张晔手机上全是关注离沪消息的微信群，群组已经多到分不清，里面不时会有出租车和接送司机的消息。还有两个同学和张晔一起离校到火车站，他们最初联系到一个有通行证的司机，开价800元，虽然平日同样路程只需要100多元，但他们觉得还在可承受范围，便交了定金和离校申请。

但事情却没那么顺利。离校申请要求司机提供不打码的通行证，司机并不同意，后来张晔才发现，大多数的司机担心被冒用，都不愿意提供。两天后，张晔才通过介绍联系到愿意提供不打码的通行证的司机，这次费用涨到了1000元。

很快他们又从辅导员处听到新的状况，这个司机通行证上的发证单位电话是一个传真号码，无法打通，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离校申请不通过。

“当时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三个人各自分头重新找司机，在各种渠道找，然后每个人都找了几个司机，到最后我们自己都乱了，到底要跟哪一个走，你说的到底是哪一个？”张晔回忆说。

紧接着他们再次听到新的规定，还需要在校外找到一个住处，规定缘于学校担心学生离校后，无法按计划离沪，继而“流落街头”。距离出发日期只剩两天，辅导员给了他们一个通融的办法，通行证电话无法拨通的话，提供司机在系统中把通行证调出过程的录屏也可以。

即便买到车票，离沪的路途仍充满未知，包括：离校申请能否通过、司机是否能顺利接送，等等。

在出发的前天晚上11点，张晔同学坐的车在路上被拦下，通行证也可能无法通过。而她自己将要在隔天清晨6点出发。这一整晚，张晔都没有睡觉，一方面是害怕早上起不来，另一方面是实在睡不着。张晔一直盯着群里的消息，当晚凌晨4点，会有一批同学坐大巴离开，她想知道这批同学能不能顺利离开；等到凌晨2点多的时候，她看到直接骑单车去火车站的朋友说，因为没有社区接收证明而被拦下。张晔更紧张了，因为老家的政策比较宽松，不需要特地办接收证明，所以她也没有办这一证明。

最终，当晚要离开的同学都顺利走了，她也在第二天如期回到老家。

在他处开启新生活

从隔离酒店离开后，李希彤还需要7天居家观察。她一个人住进了家人找的空房子里，但失眠的问题仍然在持续，虽然已经离开了封控区，独居在家的感觉，仍然像是此前两个月封控生活的延续。

有一天晚上，她煮了一个面做晚餐，因为风扇很久没用，一打开，灰尘便吹到碗里。她看着这碗面，突然感觉到，它和在上海时煮的晚饭简直是一模一样。她马上把面倒了，点了一份麦当劳，在吃着汉堡、喝着可乐时，才有种“缓过来”的感觉，“好像每个人在解封后想吃的清单上，都有麦当劳”。

居家监测最后一次核酸结果出来后，李希彤立刻买了一张livehouse的演出票，在演出现场，看到观众们都打扮得特别漂亮，听到激动时，会跟着跳舞。眼前的一幕，李希彤只觉得奇妙，是久违的“生活应该有的样子”。

▎livehouse现场。图源：视觉中国

最近，她开始在老家投递一些国企岗位。当她还在纠结是否离沪时，曾经咨询生活在上海的表哥，到底要不要继续留在上海找工作，她想的是现实问题，解封之后，经济、就业机会能多久恢复。表哥给她的回答是，在国内疫情的情况下，未来一两年，可能更重要的，是选择在哪里生活，以及过怎样的生活。如今，她也首先选择生活，而不是事业。

四月时，张晔通过了一家广州的文化公司的第一轮面试，但是因为她一直无法确定到岗时间，对方无法开始第二轮面试，后来这岗位也已经招到人了。离开上海的第二周，这家公司突然又联系上她，另一个部门还有空缺，在面试后，她幸运地拿到了offer，准备在六月到广州工作。

卢婧此前还没有拒绝香港公司的offer，五月中旬，她决定不再回上海后，便准备入职香港的公司。她觉得，可能再过一年，她仍然还会想念上海，还想回去见一见，不过那个时候，她只是一个游客了。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李希彤、张晔、卢婧均为化名，部分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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