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雯 | 弱化的普遍主义是一种艺术：对两篇书评的回应
本书缘起，兼谈我的博士生涯
幸好，21世纪的最初几年是美国文学研究向多元化转型的成熟期，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也进入高峰期，所以在博士学习第三年的末尾我听从朋友和老师的建议选择了当代亚裔美国文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不过，开题过程和开题之后一直苦于自己的论文委员会里没有可以特别帮助自己的老师，两位主要的导师一个太年轻，自己在系里位置不稳固，一个对我的题材不熟悉，本人又非常繁忙，总之两个人都让我觉得心里没底，不知道有谁可以帮我理清论文的思路和方法。系里其他老师对亚裔美国文学基本没有认识，所以我几个月里都觉得孤立无依，现在想来是染上了轻度抑郁，不能工作。不过我那位年轻的导师还是很热心的，帮我邀请她的朋友，当时在罗格斯(Rutgers)大学任教的David Eng做我论文委员会的校外成员。同时，我们系当时的研究生委员会主任Christopher Lane 敦厚严谨，细心地帮我修改申请论文研究和写作基金的文案。我同一级的博士同学往来也比较密切，经常在一起吃饭读理论探讨“职业化”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段时间我虽然心情低落，但还没有崩溃。后来申请到一些资助论文的奖金，第一章的研究和写作基本完成之后心情就大有缓解。
就这样，在第六年暑假之前我写完了论文中的两章，开始准备申请教职(2006年那时候没完全写完论文也可能会找到教职，这几年这个可能性小了很多)。准备申请材料和练习面试技巧花费了大量时间，苦不堪言，不过总算顺利找到教职。这个结果我当然很高兴，但也一下子觉得紧迫，第六年春季一定要把论文完成，时间根本来不及，最后只能匆匆收尾。开始教学工作以后自己觉得博士论文立意比较一般，就动了想要重起炉灶的念头。当然这种做法我一般不提倡，就算论文的理念不怎么先进，还是应该硬着头皮做下去，用细节和研究的扎实来补足，否则很可能想出一个比较大的理念，但执行方面由于开始工作以后的时间限制会稍微欠缺一些。
我最终没能抵御向大理念冲击的欲望，在工作后的第二年自作主张地向比较文学转型。原来论文是做跨国亚裔美国文学，我觉得局限性比较大，“跨国”文学应该和“国别”文学结合起来阅读，而族裔之间的紧张和由此迸发的文化现象本来就是贯穿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的症候，中国和美国都不例外。我不仅可以评论美国自1960以来的少数族裔文化，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涉足中国同时期的类似问题。所以我就对自己的书稿重新定位，决心把当代美国、中国和华裔美国文学打通起来解读，解析两国“多元文化”观念的相同点、区别和关联。
现在回想起来，改写论文主要的动力是在海外学习和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比较视野。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与张隆溪老师的心路历程有点类似，长时间浸淫于双语环境，就自然形成一种林语堂所说的“双筒望远镜”式的视角---比如张老师关于道和逻各斯之间互通款曲的玄想---自然会有打通学科领域壁垒的野心（就是张老师经常提到的fusion of horizons）。这个野心给人动力，当然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张隆溪：《道与逻各斯》
1995年到2005这十年是翻译研究的黄金期，这段时间在美国学界比较文学的范式基本上被翻译和流通研究的模式所垄断（当然这一点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平行和影响研究的模式处于明显劣势。翻译理论的重新崛起和戴姆罗什（Damrosch）对世界文学的界定都是这一阶段比较文学思路的重要源泉和标志。这期间，除了翻译流通模式，比较流行的还有离散文学的研究模式。我著作的理想在于把离散文学和翻译研究的模式结合起来，同时也适当运用平行研究，尝试张老师一直说的学科与视阈的“融合”，这当然是有难度的。但我相信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是一个在不同国度和文化可以适当通行的用语，就像寓言(allegory)、抒情诗歌(lyrical poetry)和“情感小说(sentimental fiction) 一样。从词源来讲，multiculturalism是1971年随着加拿大官方族裔政策的制订而兴起的一个新词汇，之前只有族裔的概念(race或ethnicity)。在中国当然有自己与之相对应的词汇，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和文化多元主义（它本身就是一个对multiculturalism的翻译），这些都是和multiculturalism相通的概念。
王璞提出的在我书稿中“民族政策”和“多元文化”交替出现的问题，是很敏锐的。他所暗示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相似词汇(不论是同一语种还是不同语种)之间的“对等性”如何构建，能否构建。翻译研究一般强调的语言的不可翻译性和不可通约性，而平行比较研究正是反其意而行之。而我书稿总的想法就是在这两种思路之间进行一个综合。我大体上运用的是”weak ontology”（微弱本体论）的逻辑：我们虽然不可能在民族政策和多元文化这两个概念，或者在中文的多元文化和英文里的”multiculturalism” 这个词汇之间划等号，但他们的确是相关性很强的。也就是说，虽然这些词语没有脱离语境的普遍、固定含义，但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确是有一些共通的“指涉”。提出weak ontology的Stephen White和Martha Nussbaum等政治哲学家常用这样的思路来反击文化相对主义者对一切普遍性的拒斥。我这里借用他们的思想，认为可以用一连串相关词语来说明两国共享的“现实”，虽然说这个“现实”受语言和其它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两国的表现形态很不一样。
Stephen White, Sustaining Affirmation: The Strengths of Weak Ontology in Political Theory
中国的民族政策（以及之前苏联1920s至1930s之间建立民族共和国的政策 ）与美国1960年代以来的族裔政治有没有相似性在美国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Terry Martin和Francine Hirsch等众多历史学者都就苏联的民族政策这个问题提出过不同的观点，不过一般基本上还是认为可以把两者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讨论。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后冷战时期的族裔文化政治也可以沿用相似的比较研究的思路。我在书稿的第一章里面详细勾勒了“多元主义”在中美两国发展的历史，中国从建国时期讲起（虽然说民族自治政策的雏形实际上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定下的），美国从1960年代人权运动时期讲起。
把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个全球化的政治手段来研究并不是我的首创，事实上这个概念已经被运用到了西方国家以外的范围（尤其是在威尔.金利卡的一系列著作中）。但我更细致深入地阐述论证了这种做法，主张分析民族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形态要假设一个它们具有类似“本体”的前提，同时也要从具体的文化材料出发，不能把“多元”这个概念机械地加以规定。这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 “ weak ontology”的观点，关键在于把握好本体论和弱条件之间的平衡。
当然，这毕竟是一本文学研究的著作。更注重的是对文学的组织和解读方法。本书对文学性的注重包含两个方面：1) 我选择的文本包括一些跨国和翻译小说，正如王璞所说，解读这些文本的难度比较大。在我写郭亚力(Alex Kuo) 和严歌苓的两章里我都提出了比较新颖的批评方法，我的同事一般认为讨论严歌苓的章节最有文学批评的意味。在这一章里我把《扶桑》的中文原文和译本进行比较，并同时分析两个版本在各自语境里所生发的批评话语，指出中国和美国国家主义的一些类似形态特征，最后再用酷儿理论来论证这本小说对于两种比较单一的国家主义提出的隐性批评。
严歌苓：《扶桑》
当然，也有一些思维习惯比较大胆的教授认为还是郭亚力的这一章好，我本人也更喜欢这章的起承转合，觉得这章的难度更大。总之，借用王璞一段我很认同的话：“金雯所涉及的作家，以及其他更多的当代作家，不论用中文还是英文写作，不论在中国或美国定居，他们的作品都因为文学市场全球化的原因，既以原文又以翻译的形式同时流通于中美，在两个语境中也不断获得不同的评论，而一个语境中的接受又会反作用于另一语境。文本在镜城中不断翻滚，携带了越来越多的文化政治信息。”这是困难，但也给批评家提供了非常大的创造空间。
既然是文学批评的著作，这本书的根本任务还是追溯某个文学样式的演变历史和与文化其它方面的关联。由于我把比较文学、离散／族裔文学和翻译文学结合了起来，涉及中国、美国和亚裔美国文学，就必须自己创造出一个可以统领所有这些不同叙事的文学样式来，所以我就创造了“多元文化虚拟叙事”(fiction of multiculturalism)这个叙事样式。同时，阅读具体文本的时候我也注意多元主义叙事和多元主义思想之间的互动，不仅追溯文学翻译和传播的历史，也分析它们与政策性话语和多元文化政治理论之间的关联。
总之，也许朋友们已经看出来了，我在这本书里想做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当时很多人听到我的想法，都觉得执行起来非常困难，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我很高兴看到王雨认为这本书开创了一些新的方法和视角。我也觉得未来还是要坚持不断这样的尝试，写一系列文章，当然同时也要更扎实全面地掌握国别和个别语种文学的历史和分析技巧。
比较文学的前景
前面提到了翻译和流通研究范式的全盛期，既然全盛期已过，那么未来呢？而这也是王璞和王雨共同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未来如何恐怕不由任何个人控制，会在诸位比较文学同仁不断的创造和摸索中逐渐呈现。
接下来我建议几个可供大家继续学习和探讨的阅读材料， 这些材料可能会为未来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线索。
１）平行研究的生命仍然在默默顽强地延续，虽然远不能说正在复兴。Alex Beecroft 的著作Authorship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Early Greece and China: Patterns of Literary Circ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就很有张隆溪老师的古风，把古希腊时期和中国早期的“著作人”概念加以比较分析。苏源熙(Haun Saussy)的很多著作和文章当然也都很有借鉴意义。
Alex Beecroft, Authorship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Early Greece and China: Patterns of Literary Circulation
２） 杂糅性研究方法（就是把镜像研究，即中国形象的研究，和离散、族裔文学研究等方法结合起来）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韩瑞(Eric Hayot)。他的著作《假想的满大人》(Hypothetical Mandarin)就是把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西方经典文学、和中文话语结合起来研究比较成功的范例，这本书爬梳了近代以来有关中国人对待“疼痛”态度的一系列话语，分析了这些话语对西方人文主义形成的影响。在我看来，韩瑞也是经常提出要不断刷新比较文学创造方法的学者，他认为所比较的两套话语不一定要具有同时性（在一篇最近的文章里他就把贾樟柯的电影《世界》和斯宾诺莎的哲学联系起来分析），也不一定要属于相同的话语种类。总之，比较文学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游乐园，研究者要遵守秩序也要发挥个性，要注重材料、论据的扎实，也要追求论点和方法架构的新颖。
３） 史书美提出的世界华语圈“Sinophone”的概念我也比较喜欢，但总觉得和以前离散文学的范畴差别不大，我也并未在自己的文章和书稿中运用。这个概念的生成与史书美和法国裔学者Franciose Lionnet的长期合作有关，正如王璞指出的，它在构造上与Francophone, Anglophone等概念相同，其中隐含的意义是中国与法帝国、英帝国相似的帝国性，这一点我觉得需要更深入地阐发，也必须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具体地看待。另外，虽然史书美自己也开始做中国民族文学的研究(如张承志)，但Sinophone这个概念从字面上来说并不明显包括中国内部不同民族的写作，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局限。最后，我觉得史书美自己更钟情的概念好像是“三角化”(triangulation)，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联系也可能会与第三方有关，这第三方可能是欧洲，可能是东南亚国家，但“三”的概念是个隐喻，代表着可以用来打破简单的中英文对立思维的全球视野。（参见史书美主编的PMLA特刊，“比较种族体系研究”Comparative Racializations。）
４） 翻译和流通的研究也还是会继续下去，但是要不断和其它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否则它可能就没有更多的潜力可挖掘。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无疑是刘禾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 和 《帝国的冲突》(Clash of Empires)。
５） 当然，运用西方的理论视角来谈论中国历史（包括文学史和文化史）仍然是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妥协的最佳方式。王德威等有关抒情传统在中国的发展的研究是我特别喜欢的范例。另外，林郁沁，包卫红，Ling Hon Lam教授等学者把情感理论引入中国近现代小说和时事的研究中，成果也已经非常丰硕。
挂一漏万，欢迎大家补充。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还请畸人多拍砖。
金雯
2012年12月
CCSA 第1期 Pluralist Universalism 书评 “如何走下去”
CCSA
CCSA(Chines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ssociation)致力于促进中国学和比较研究领域中的年轻学者、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