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增强：在希望与风险之间
人类增强：在希望与风险之间
作者简介：王福玲，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暨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北京 100872）。
〔关键词〕人类增强 自由 公正 脆弱性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今，人类可以利用技术改变诸如认知、体能、情感等内在特征。在科技的帮助下，人类有望变得更强、更美甚至更“道德”。有学者认为，通过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增强人类的性能违背“自然”，不可避免地会损害自由，背离公正原则，并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因此在道德上不被允许。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人类一直以来都在通过各种途径增强自身，若非如此，人类早已灭亡。因此，人类增强并非新鲜事物。相反，我们应该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自身。在当今社会，人类增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道德上有争议的问题呢？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什么是人类增强”的问题存有争议，这是影响学者们支持或反对人类增强的重要理由。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和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认为，人类增强是指旨在“提高人们的子系统（subsystem）功能（如长时记忆），使其超出个体的正常的健康状态，或者增加一种新能力［如磁感能力（magnetic sense）］的一种干预措施”。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则认为所有那些能够让我们通过感官感知世界、更好地铭记并理解事物、更好地按照愿望去行动的活动，即所有那些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好的活动都属于增强的范围。因此，阅读书籍、锻炼身体都可以称之为人类增强。概言之，一种观点将增强理解为超常（enhancement beyond human norm），另一种观点则将增强理解为完善（enhancement as improvement）。一般来说，主张“超常论”的学者在人类增强问题上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主张“完善论”的学者则持较为积极的立场。
“超常论”者对于“增强”的理解有一个关于什么是“正常”（norm）的预设，而“正常”似乎是社会更愿意承认、个人更能够接受的状态。有人将“正常”理解为一种自然的状态。在自然目的论的视阈下，“自然”概念似乎蕴含着积极的含义，即自然的东西是健康的、好的。然而，我们也会经常面临这样的事实，即自然的东西也有可能存在危险，例如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基因突变，它既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致命的。另外，有些特征虽然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但并非人类欲求，例如随着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视力和听力下降、行动迟缓等。相反，努力减缓或消除这些退化现象被视为医学的进步。由此可见，正常和自然也并非理想状态。更何况，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何为人类的“正常”状态并不容易界定。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正常”往往表达的是一个范围或区域，且容易受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所谓的“正常”状态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
持“超常论”的学者还试图通过区分治疗和增强来进一步划定增强的范围。在他们看来，治疗是对疾病的一种补救性措施，目的在于让患者恢复“正常”状态，而增强则是在“正常”状态的基础上，让人变得更强。姑且不论“正常”是否能够从理论上给予清晰的界定，治疗与增强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吗？以人的免疫系统为例，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免疫系统可能不足以抵抗某些疾病，因此，我们让孩子一出生就注射各种疫苗，让他们提前增强免疫能力。这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治疗（预防疾病），也可以被视为增强（提高免疫力）。这种意义上的增强在临床实践和医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且人们并没有对此提出伦理上的质疑。由此观之，治疗与增强之间存在连续性，很难划清界限。概言之，“超常论”是一种经验的视角。诸如治疗和增强的区分在临床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却缺乏理论的严格性。
在“完善论”者看来，增强思想自古有之。有史以来，人类通过饮食、锻炼、教育乃至技术发明等方式来增强自身能力，这种努力一直备受推崇，甚至被视为美德。例如，眼镜“增强”了近视者的视力；我们喝咖啡或茶不仅仅是为了享受，也是为了提神醒脑；我们通过合理饮食和锻炼身体来提高自身免疫力；教育则让人类变得更加文明、更加有道德等。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增强”并非新鲜事物。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不断进行自我增强的过程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对人类运用现代科技“内在地”增强自身。在哈里斯看来，无论是传统的增强方式还是通过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增强的手段都是增强的不同表现形式，是人类进化的不同模式而已。他甚至主张，我们有义务运用现代科技让自己变得更完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增强是一项道德义务。哈里斯对现代人类增强技术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其立场显得有些激进。他对于增强的理解太过宽泛，以至于几乎所有我们做的事情都可以被视为增强，人类增强在当前语境下变成了一个无效的概念。朱利安·萨武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等人则从福利的视角来理解增强，在他们看来，只要一个人的生物或心理方面的某个变化提高了他在某种特定环境中过一种好生活的机会，这个变化就算增强。概言之，“完善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视角，它虽然无法像“超常论”那样为我们的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但却为我们反思人类增强技术到底在什么意义（或程度）上，或为什么应该被鼓励或禁止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哲学基础。
人们对于增强概念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是否应该支持发展和应用增强技术的判断。如何界定增强概念，这有待学界进一步展开对话，尽可能同时兼顾理论的严格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就目前而言，关于增强的一些国际规范主要采纳“超常论”的理解模式，尽管其概念的严格性还有待商榷。例如，2017年起草的体现了科学界共识的《人类基因组编辑：科学、伦理学和治理》针对基因编辑技术在体细胞和生殖系细胞的运用做了相关规定。报告指出，目前不应开展治疗或预防疾病以外其他目的的基因组编辑。在遥远的未来，待该项技术发展成熟后，人类是否会考虑将其用于增强，这需要邀请公众对此进行充分讨论，以了解实际的和预测的社会影响。笔者认为，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这种共识，首要的顾虑来自技术层面，人们普遍担心，在利用生物技术进行增强的同时是否会给人带来伤害，增强的利大于弊吗？尤其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的增强往往是不可逆的，即使主体在被增强之后后悔了，他也无法再回到过去。其次是伦理层面的顾虑，其中主要涉及自由和公正这两个深层的哲学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经常交织在一起。技术层面的顾虑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进展逐步去验证。笔者更加感兴趣的是，从伦理学视角围绕自由和公正这两个问题来反对人类增强的观点是否能得到有效辩护。
目前，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出台了禁止将新兴生物医学技术应用于人类增强的政策或法律。以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为例，它既可以用于治疗也可以用于增强，当以增强为目的时，它又既可以运用于人类的体细胞，也可以运用于人类的生殖系细胞。对于前者来说，增强后的效果（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直接影响运用相关技术的个体；对于后者来说，增强的效果是可遗传的，它影响的是子女及其后代。增强技术的研究及应用将会对同代人和后代人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增强可能带来的影响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然而，这些顾虑是否能够成为我们反对人类增强的充足理由呢？
（一）同代人之间
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学者们指出增强技术在同代人之间的运用会不可避免地损害一些人的自主性，同时也会进一步强化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这样的技术一经运用，就可能导致占有优势资源的人优先享用技术带来的便利，进而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那些本不愿意使用技术进行增强的人则为了在竞争中缩小差距不得不运用该项增强技术，他们的自主性会因此受到侵犯。例如，在入学考试中如果有考生借助一项安全无任何副作用的增强技术提高了记忆力，进而在考试中获得相对优势，其他考生就会产生压力，担心自己若不同样运用此类增强技术就无法在竞争中取胜。然而当所有考生都运用此类增强技术时，通过增强技术获得的相对优势似乎就不存在了，大家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针对这一观点，笔者认为，首先，竞争本就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途径或手段。既然此项增强技术能够安全有效地增强人类的记忆力，我们为何不去运用呢？当人类普遍运用该技术后，虽然最初试图通过增强技术获得的相对优势不存在了，但人类的记忆力普遍得到了增强，这岂不是人类长期以来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实现的梦想？其次，如果自由仅仅意味着随意做出选择的“自由”，那么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在被迫自由地进行选择或做决定。例如，A学生所向往的自由就是“荒废才能”，在学习上、生活上不做任何努力。而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学校的考核要求、家长的期待或者是对自己日后生活的担忧，他不得不努力学习，为自己的未来做各种准备。试问，该学生是否也是在被迫自由地做选择呢？相反，如果自由还意味着“应当做什么”，或者说如果自由是有规律的，那么“被迫地”选择增强就依然是“自由”的。
与自由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公正问题。质疑者担心，增强技术一经应用，就会导致占有优势资源的人优先享用该技术带来的便利，让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扩大贫富差距。为了防止机会不平等或分配不公正结果的出现，负责任的政府不应开展增强技术的研究，除非人人都能享有此技术。对此，支持人类增强的哈里斯认为，该观点没有任何可支撑的证据。他指出，写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增强”的发明，它能将人类的语言和思想记录下来，是记忆力的很好补充，而且第一次使得记录历史成为可能。这项技术最初也只是为少部分人所掌握，而且比较昂贵，但是如果它起初便因为这种“不公正”而被扼杀在摇篮里，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广泛的应用。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起先，大学教育仅仅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得到的，在当时如果人们以“除非人人都有机会享有，否则不应开展”为由禁止开展大学教育，那么，高等教育就不会有如今这种蓬勃发展之势。笔者认为，增强技术一旦应用确实会带来上述不公正的问题，但这并非增强技术所特有，也不应作为是否应该开展该项技术研究的依据，这是技术应用过程中应当极力避免的现象。
（二）代与代之间
如果将增强技术用于生殖系细胞，例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生殖细胞进行编辑，就有可能增强后代的性能。与体细胞的增强相比，用于生殖系细胞的增强更容易招来反对之声。在所有反对理由中，最能够达成一致的莫过于“侵犯了后代的尊严”。那么，生殖系增强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侵犯了后代的尊严”呢？有的学者试图引用康德的“人是目的”命题对这一理由展开论述，他们认为在对后代基因进行干预时，父母实质上已经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品，孩子仅仅是满足父母期待的一种手段。根据康德的理论，如果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人格）仅仅视为手段，就意味着他侵犯了另一个人的尊严。然而，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将另一个人仅仅视为手段呢？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给出了一种判断的方法。他说：“因为，那个我为了自己的意图而想通过这样一种承诺来加以利用的人，不可能同意我对待他的这种方式，因而自身不可能包含这一行动的目的。”康德通过同意与否来判断是否将另一个人仅仅视为手段的策略所依据的其实还是尊重自主性原则。就生殖系增强问题而言，后代还没有出生，因此也就无法给出同意。然而，无法给出同意并不意味着后代必然“不同意”当代人对他的干预。由此可见，诉诸同意或自主性来论证生殖系增强侵犯了后代的尊严不具有说服力。我们当代人的出生也不是因为我们给出了同意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没有人会认为我们的尊严因为“未经同意的”出生而被侵犯了。
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提出了“开放未来的权利”，根据这一理论，未来世代的人具有“开放未来的权利”，如果父母通过基因修饰的方式选择孩子的出生，这就侵犯了孩子“开放未来的权利”。哈贝马斯也持类似理由，在他看来，未来人与当代人不具有平等沟通的能力，旨在增强的优生干预是一种单向度的选择，这种选择减少了后代的自由，限制了另一个生命自我实现的能力，使他们无法成为自己生活的唯一作者。然而，这种论断事实上预设了基因决定论，进而对于改造基因的行为表达出强烈的顾虑。他们认为，如果人类的基因被先天地改变，必将导致人类性状的改变。不过基因决定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科学已经证实，人类特征是由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决定的，基因会影响但并不能决定人类特征。在个人成长的不同时期，基因在环境的刺激下不断地打开和关闭。基因所处的环境与基因本身同样重要。因此，纵然是经过基因编辑出生的孩子依然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自己的生活。而自然出生的孩子也有可能在出生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丧失自我决定生活方式的自由。由此可见，上述针对人类增强的批评不是致命的。诚如哈里斯所言，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如果人类未及时采取适当的方式增强自身，人类可能早就被自然淘汰了。英国生命伦理学权威性智库于2018年7月发表了一份《基因组编辑和人类生殖：社会和伦理问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也指出，对生殖系基因进行编辑在伦理学上不存在绝对反对的理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增强技术的运用必然会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公正和社会歧视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增强技术本身是错误的或不道德的。增强的理念和增强技术本身并没有违背人类的伦理底线。人类增强的问题只是存在于技术的应用层面。需要声明的是，首先，笔者并非想以此依据鼓励增强技术的积极研究，而只是想指出就目前学界所提出的论据而言，学者们站在伦理学的视角对增强的理念和增强技术提出的批评还存在进一步商榷的空间。绝对禁止增强技术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理由。其次，笔者也并非主张在遥远的未来，增强技术的发展终将让人类成为如同上帝一般完满的存在者。相反，在笔者看来，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即便人类拥有了更加安全有效的增强技术，人类依然不可能实现完满。然而，“理念”无法实现并不能证明理念是错误的。最后，在医疗资源和研究资源有限的情境下，可以暂不鼓励增强技术的研发，而是应当将更多的医疗和研究资源引导到疾病的治疗上。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是为处于疾病折磨中的患者“雪中送炭”而非为健康人“锦上添花”。
在关于人类增强的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是“道德增强”。托马斯·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认为道德增强“会如所预料地将使被增强者具有与增强之前相比在道德上更好的动机”。如果道德可以通过生物技术被增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传统的德性概念呢？数千年来，人类通过教育引导人们从善避恶，培养、呵护人类的同情心、道德感，目的就是增强人们行善的动力和能力。传统德性论强调个人德性的培养，而这种德性的培养需要通过后天的训练，在不断克服情感或情绪的影响中，练就坚强的意志力。如果有一天，人的负面情感或情绪可以通过生物技术轻易地被操控，人们是否还会如现在这般称赞德性？我们对德性的定义又会发生哪些改变？这种关于道德增强的理解似乎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道德是有其生物学基础的。如果可以通过生物技术来阻止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我们对于恶行的指责似乎也就变得多此一举。自由被消解，责任也将受到挑战。在此，笔者并不认为人类的所有情感、品质、德性等都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通过生物技术得到增强。笔者只是想指出，当迅猛发展的生物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揭示并证实某些人类生物性状和精神状态之间的联系时，我们也需要正视这种联系，并且谨慎、冷静地反思现代科技对传统伦理可能构成的挑战。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新时代，这种反思有利于我们在继承和发展传统伦理思想的基础上，重构新时代的伦理观念，更好地应对挑战并指导人类的生活。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人类试图认识自己、改变自己进而掌握命运的一种尝试。但是，人类增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道德上有争议的问题呢？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类增强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性的本质的哲学问题。人类一直在试图寻找能够增强自身的方法。例如，我们通过教育来增强自身的智力，通过运动来增强体能，通过化妆技术来增强我们的吸引力等。无论是传统的增强手段还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增强自身的方法，“人类增强”所体现的是一种“祛弱”的思想。在当今时代，这种“祛弱”思想就表现为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克服脆弱性、超越有限性的努力。人类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脆弱性是人性不可否认的事实。人很容易受到来自他人或社会的伤害、歧视甚至是压迫；一种肉眼不可见的致命病毒就可以让人类陷入恐慌，甚至痛苦地死去。死亡是对人类脆弱性最有力的提醒。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不断克服脆弱性、超越有限性的历程。对此，医学是最好的证明。就此而言，人类增强的理念无可厚非。
然而，人类的有限性不仅仅体现在其肉体和精神的脆弱性与易受伤害性上，还体现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这种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很容易在“祛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狂妄地以为自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成为上帝”。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家们在回应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和传统观念的挑战时，提出了“不要扮演上帝”的警告。他们认为人类在运用生物医学技术来增强自身性能的这条道路上仿佛扮演了上帝的角色，甚至试图代替上帝。由于文化的差异，这一警告在中国语境下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有学者指出，“扮演上帝”的内涵是模糊不清的，更何况对于那些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来说，这一警告没有任何规范性意义。笔者认为，去除宗教的外衣，这一警告依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当康德将人理解为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了人性的这种双重性。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但是人的理性本身又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人终究不可能彻底摆脱有限性，成为完满的存在者。
另外，人类目前的很多伦理观念与人的脆弱性和有限性具有本质性的联系。正因为人是脆弱的，每个人才有被爱、被关怀、被照顾的需要。基于这种需要产生了人对人的义务，爱、关怀和团结等诸如此类的德性或品质才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乔治·哈里斯(George W.Harris)指出，“我们称赞人并赋予他尊严是因为他的脆弱性”。如果试图从生物学上根除人类的脆弱性，人类至今为止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将会受到挑战，人类可能会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当然，新兴技术是否因为挑战了传统伦理观念就应该被禁止呢？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此，笔者并不想主张我们需要为了维护诸如关怀和团结这样的价值而让人的脆弱性和有限性肆意横行。追求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目标，医学技术在帮助人类战胜疾病、免除痛苦方面功不可没，然而，如果我们因此忘记脆弱性的事实，在增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最终否认脆弱性的事实，那必将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尼布尔也指出，脆弱性本身并非恶，相反，试图掩饰或否认人的脆弱性才是人类陷入灾难和忧虑的重要原因。脆弱性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对之采取一种藐视或顺从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近年来，无论是临床治疗还是研究试验，抑或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都将保护脆弱人群纳入考量。尊重脆弱性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生命伦理原则。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每个人都共享着不同程度的脆弱性，保护脆弱性被视为架在道德陌生人之间的一座桥梁。作为一种对人类有限性的接受，尊重脆弱性可以视为我们时代伦理学的基础。
在关于人类增强的讨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角：这种改变（增强）是“超越但依然属于我们”还是超越我们且不再属于我们了？换言之，它是否会改变我们的本质、我们的人性？反对增强的人一般都会持保守的观点，他们担心改变，强调应接受事物固有的本性。桑德尔就在《反对完美》一书中表达了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的立场。然而，人性又是什么呢？哈贝马斯认为人性具有所谓不可抛弃性，因此我们不能将人性看作某种可优化的东西。笔者不能认同这种静态的人性观。如上所述，脆弱性是人性不可否认的事实，追求完美的增强本身同样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类的发展正是不断地克服脆弱性、自我增强的历史，就此而言，人性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要求我们正视并接受人的脆弱性，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尊重脆弱性和人类增强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什么样的平衡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最好的，如何寻求这种平衡？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道德哲学理论都无法逃避对二者关系的阐述，稍有不慎就会有所偏颇。我们不妨跟随麦金太尔的指引进行思考：直面人类的脆弱性，会给道德哲学带来什么，会为实践生活带来什么。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ZXC009）；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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