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德建设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德建设的经验启示
作者简介：李建华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党德 政党伦理 经验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同样，一个政党如果无德，也无法立政治合法性，无法兴执政伟业。党德是政党对自身的道德要求，是“政党主体（包括政党组织和党员）在政党目标上所信奉的、政党活动中所遵循的伦理精神及道德规范”。党德建设是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对其自身的道德建设，虽非其倡导或领导的全社会道德建设，但却在社会道德建设中起示范和带动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自身的道德建设，并使党德成为党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共产党自身道德建设的百年历史，总结经验，启示未来，无疑意义重大。
经验是对经历与体验的回顾，自然内涵了自省的教训，它既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也是一种行动的生态。启示是对未来的一种朝向，自然内涵了自信的希望，它既是美好的期许，也是美好的想象。所以，经验启示是过去与未来的连接，是现实与理想的连接，这种连接虽然呈现立体式的丰富，但线条性梳理与横向性比较是基本构成。这就预示着，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德建设经验启示的把握是多线条、描述性的，而非理论推理。
党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伦理形态，在政党政治的先决条件下，首先必须体现政党的根本性质。换言之，政党性质决定党德的性质，政党性质不同，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就不同，党德的性质和要求也就不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为人民谋利益、为社会谋进步作为奋斗目标，不但获得了充分的政治合法性，而且决定了党德建设的生命力。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权威或政党权威的基本来源，也是党德建设的价值基础。因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意味着某种道德上的严格要求，意味着一种政治秩序的形成，“只有政治秩序才拥有着或丧失着合法性，只有它们才需要合法化”。一个政党无论是否执政，都是政治秩序中的标示，或者是政治秩序的设计者和维护者，本身就体现为一种价值判断，就预示着某种道德权威。政党的道德权威只能来源于由政党性质决定的“代表谁”和“为谁服务”，即大众认同以及执政的有效性。“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政党虽为政治权力而存在，但不能仅仅为它代表的部分人的利益而掌权，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根本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且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突破了阶级利益的局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合法性资源。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艰苦努力，带领全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让广大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人民从心底里拥护与爱戴，这是中国共产党道德及其建设的坚实基础。如果偏离或违背党的性质，党德建设就失去了灵魂，甚至会走向反面，即成为不道德或反道德。
政党是一定社会集团中，由具有共同政治意识的人们自愿结合起来，以取得政治权力为首要目标的政治组织。任何政党组织都必须有共同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不但体现在其组织的性质上，而且体现在其指导思想中。换言之，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往往就是某种系统的观念与理论。列宁就曾明确提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道德建设，一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但至今依然显示出科学理论的伟力，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五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发展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新的起点上，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系统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它作为一种理想信念为全体党员所牢固坚守，成为党德建设的根本遵循。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因此，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政党道德内涵了政党的价值正当性，而“价值被审慎地规定在高于一般层次上”，是“超越经验的知识”而根植于信念的层次，并通过具体观念指导人的行为，在政党组织上就是党的纲领与路线。党的政治纲领，一方面是党的信仰，往往表现为党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密切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来加强党德建设，是从政治上建设党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本问题。加强党的道德建设，就是要全面地坚持、紧密地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地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党的基本路线是总揽全局的路线，不仅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伦理秩序的整体设计，也反映了执政党自身的道德追求。中共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一概括紧紧抓住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一根本，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德性，这也就决定了在加强党德建设过程中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抓住三点：一是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不动摇，任何时期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这是基本路线明确的最大的政治方向；二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政治保证，也是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各项内容的集中表现；三是决不能把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是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幸福不幸福”作为党的工作的最高（最终）道德标准。
如果说党的基本路线是党的理想信念的具体体现，那么党的中心任务则是党的基本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落实。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不同的历史任务又决定着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中心工作，从而使政党伦理与道德要求呈现实践性和阶段性特征，党德建设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否则就是空谈道德。一方面，加强党的道德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利民利国之“大德”；另一方面，在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过程中，展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取信于民，获拥戴于天下，树道德之威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总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换，对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出新的要求，号召党员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保持先进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要求共产党员在对敌斗争中，必须冲锋在前，强调“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献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带领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实绩。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求全体共产党员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锻造和保持先进性。因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只要抓好了执政兴国这个“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愿望，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真谛，就能更好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要求全体党员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通过从严治党来确保党的初心与使命。总之，把党自身的道德建设同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相结合，要求党员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锻造和保持先进性，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和成功经验。
由于党性与道德存在相关、交叉甚至同构的关系，任何政党在加强党性教育的同时，必然要重视政党道德教育，反之亦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十分重视对党员加强党性教育，以此构筑道德防线，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党性教育与党德教育同步，也是党德建设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内思想、组织、纪律和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先后开展了多次整党和专题党性教育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党德建设。1928年党中央就强调党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1929年古田会议提出了新党员的思想条件，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中，着重强调了共产党队伍要做到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明性，1942年，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1949年开展“两个务必”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三反”运动，改革开放后开展思想解放教育、“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等。这些教育活动主要是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艰苦奋斗的教育、党纪条规和法制教育、党风廉政教育等内容展开。通过系统的教育，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提高了党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能力，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和执政能力。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党性教育与党德建设更加紧密结合。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活动，无不体现了党性教育的连续性和持久性。新时代的党性教育紧紧围绕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突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永葆清正廉洁等内容展开。通过党性教育，使全党同志务必“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因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党无德不强。思想建党，以德立党，法纪治党，三者缺一不可、相互作用、同向同步，共同筑构从严治党的“铜墙铁壁”。
政党道德如果从层次上划分可以有理想信念层次上的道德与制度层次的道德两种。党德建设仅有理想信念是不够的，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保证，或者说，党的一系列制度法规建设，本身就是党德建设的重要构成。而制度层次上的道德则存在于党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之中。根本制度是总揽全局的制度，是党和国家的制度体系之纲，如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等。坚持和捍卫这些根本制度，不但是政治要求，也是道德要求。基本制度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制度，在制度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对各方面的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为最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不但本身包含了执政党的伦理道德要求，也是政党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保证。重要制度是为维护和推进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而设计的，具有时效性、创新性和发展性等特征，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党德建设的重要保证当然更多依赖基于制度体系之上的党的组织制度，其核心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能够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之所以能够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在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是一条基本的经验。党在延安时期就建立了一套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制度，在全国执政以后，党把民主集中制用于政权建设，在国家机关中实行民主集中制，使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加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制定了许多规定。如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生活的准则，要求全体党员严格执行；1988年6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1990年5月发出的《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规定》等都对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和具体内容作了充分的论述。这些规定，使党内政治生活日益正常和活跃，为不断加强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出台、完善和修改相关党内法规五十多个，从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提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努力践行的高标准，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划出全体党员须遵守的“六大纪律”底线；从出台《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营造选人用人的良好政治生态，到制定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范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强化政治责任，到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全面开展党的政治建设……党规党纪的笼子越扎越紧，党的纪律生命线越筑越牢。这些重要的决定和规定是我们加强党的伦理道德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制度的行动纲领和指针。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则需要战略与策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也是从严治党、加强党德建设的基本战略，没有法治保障，党的道德建设往往会失之过“软”而难以有效。因为“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要建设好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而在现代法治社会，德治更多地依赖于法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就是坚持依法执政，因为执政行为和领导行为只有符合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才能具有合法的效力，才能被公众所认可，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依法执政是执政党获得公信力的前提，是获得长期的社会支持和群众拥护的基础，也是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前提。”能否依法执政、依法办事，是检验每一个共产党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说明法治对治党的决定性作用。所以，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进行全方位监督，决不能用“私生活权利”为借口而逃脱道德约束。所以，我们要把党的道德法制化（制度化），加强党的制度道德建设，依靠制度的力量规范党的行为，使“信念伦理”层面上的德性要求上升为“责任伦理”的硬性要求。就此而言，我们还需进一步加大党和国家的道德立法工作，制定《中国共产党道德法典》《国家道德法案》《公职人员道德法》《荣誉法》《反腐败法》等相应法规，使党德要求法治化。当然，能否真正实现法治与党德相结合，关键还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要做全面依法治国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也要做道德建设的倡导者和示范者。“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根据党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造的一种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其要义在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良好风尚，是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本质要求，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性。“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离开了党的群众路线，党德建设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来增强自身的力量，并且通过自身的英勇战斗的精神来感染群众、教育群众，这也是党在特殊时期通过道德力量的相互传递来获取革命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整党运动中，就采取经过党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这样，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与党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分辨是非轻重，给予应罚应奖的公平处置，使党内外群众感觉满意；同时，又可以吸收被群众所推荐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如此，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极大地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了党的威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员队伍构成的新变化，加上党长期执政的地位与和平建设的客观条件，要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富强、人民富裕和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要在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情况下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始终把实现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至上，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中国共产党自身道德建设几乎是同干部队伍建设同步的。因为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而考核干部也是“德”“能”“勤”“绩”“廉”五大指标，所以，党德建设如果离开了干部队伍建设，不但失去了必要性，也缺少了载体（主体），只能被“悬空”。培养选拔干部是“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贯彻党的组织路线的工作中，逐渐建立并不断完善党的干部选拔和任用机制，为党的道德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使党德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了良好的互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并且正式提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为适应新时期现代化建设需要而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干部队伍尤其是各级领导班子中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问题日益突出。对此，邓小平提出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接班和废除干部终身制的设想，明确规定废除领导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995年中央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是我们党科学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一项重要法规，2002年7月，中央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重新修订并颁布了《干部选拔任用条例》。随着《条例》的贯彻实施，我党用人制度改革逐步深化，把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因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原则的同时，总能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赋予党德以不同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党员干部的“大德”，作为衡量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最高标准，强调“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与监督，用好选人用人靠德这根杠杆，引导党员干部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德建设的理论。
为政之道，修身为本，修身之要，道德为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德建设过程中又一基本经验。党德固然需要法规和党纪来维系，需要制度上的硬性约束与惩罚，但关键还得靠每个个体的修炼，因为道德的特性就是自律。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固然具有先进性，是对以往“官德”的超越，代表了先进道德的方向，但也具有一般道德的共性，同样要注重“自我改造”。“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共产党人道德修养的经典，特别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刘少奇同志认为，共产党员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先天预定的，同样来自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的不良影响。“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如何进行党员的道德修养，刘少奇同志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二是加强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三是要勇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特别是要善于勤于自我反省、自我改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道德修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所以要经常性地抓党风建设，因为“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人，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党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党性修养是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运用党性原则规范自己行为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过程。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外在表现就是加强改进作风，党员改进作风的过程就是加强党性修养的过程。实践证明，作风不会随着党员领导干部职务升迁和年龄增长而自然向好，需要主观努力和外在监督。“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情操，明礼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所以党德修养要着眼于日常生活小节，着力于无人监督的生活空间。这是道德修养的一般方法，更是共产党员党德修为的基本经验。
以上十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道德建设过程中取得的主要经验，这种提炼也许本身就带有经验主义的局限，存在实事层面上的不周延性，但不失为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努力和辛勤探索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一个执政大党向世界贡献的政党伦理道德建设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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