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道德的百年发展历程及启示
中国革命道德的百年发展历程及启示
作者简介：汪荣有，南昌工程学院副校长、二级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 330099）。
〔关键词〕中国革命道德 百年发展历程 基本特征
研究中国革命道德的百年发展历程及当代启示，对加强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道德是指“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形成的优良道德”。从发生学角度出发，革命道德应发端于革命年代，与革命者息息相关，可理解为“革命”与“道德”二者结合，是革命者所倡导的、革命者所具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内涵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为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旗帜，形成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革命精神。”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国革命道德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萌芽于五四运动，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初步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进一步传承、发展和创新，成为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启蒙救亡中孕育，在革命战争中形成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重要思想启蒙运动，对传统封建伦理的批判是当时启蒙的重要内容。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呼号“打倒孔家店”，要把“人”从封建伦理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五四运动领袖李大钊对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将“人”和“人性”从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是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救亡的突破口，从而使中国革命道德得以萌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成为摧毁旧道德、建设新道德的有力思想武器，“道德革命”向“革命道德”转变由此开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党采用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并把“组织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党的二大把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为党的最高纲领，明确了共产主义是革命者最终的理想信念。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宣传问题的决议案》，对底层民众的组织动员提出了要求：“吸收工人及革命智识分子的群众，巩固并且发展我们党的势力于全国工人阶级之中，开始在乡村农民中工作，建筑党在农民群众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和组织下，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形成，“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成为安源路矿大罢工的口号。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底层民众的组织动员有了进一步发展。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北伐军所到之地普遍建立农民协会，“一切权力归农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伦理思想受到了巨大冲击，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劳工神圣”等革命伦理思想开始萌生，中国革命道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逐步产生、成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理想坚定、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等革命精神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革命道德初步形成。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的发生和坚持下来”。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高潮已“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道德核心的体现。“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革命不仅是为了群众，革命还要依靠群众，“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锤炼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的政治品质和革命精神初步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这种道德品质的生动体现。在物质极端缺乏、一切为了革命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全体干部实行配给制，只有维持最低生活的“伙食费”。从1933年冬天开始，家在苏区本地分了田的干部，连伙食费也不发，号召大家“自带干粮去上班”。可以说：“中央苏区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清廉的政府；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中国历史上最廉洁自律的官员。”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全心全意为人服务思想的确立、集体主义原则的践行和党的革命精神的普遍确立，标志着中国革命道德已经确立并成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有多年的革命实践，自身已由幼稚迈向成熟，党对中国革命道德有了更多的思考，中国革命道德逐步成熟。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共产党人这种对人民的爱和信仰，显示了共产党人爱国、爱人民的道德信仰，体现了共产党人做“人民的勤务员”的道德追求。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讲，留下《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篇章。同年10月4日，他在延安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1945年，党的七大将“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成为贯穿中国革命道德始终的一根红线。
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核心，决定了中国革命道德的原则是集体主义。任何时候都应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党就没有个人，只有在党性建立之后，个性才有可能建立与发展。每个党员必须具有随时准备为党牺牲的决心，这是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核心和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彰显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品质。只有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才有共产党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个体的道德才能升华，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思想改造中强化，在政治动员中普及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的巩固、经济的恢复发展，一方面需要革命道德来培养新人、凝聚人心，动员民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中国革命道德向社会公众的传播和弘扬成为可能。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国民公德。“五爱”成为社会道德的基本范畴，其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分别体现了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和“劳工神圣”的革命道德观，爱护公共财物体现了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共同纲领还提出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952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指出：“决定目前全国各界社会人士的思想改造的学习，即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以配合实际斗争清除旧时代的遗毒，树立新社会的道德，并为今后的经常学习奠定基础。”
要“树立新社会的道德”，那么何谓新道德？著名学者楚图南当时就认识到：“新社会是集体主义的，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专做个人打算，计较个人得失的旧思想会妨碍国家建设，妨碍我们自己的发展，也妨碍社会的进步。”显然，这种道德新风尚正是源于革命年代的中国革命道德。此后，中国革命道德思想成为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如“为人民服务”思想就贯穿到当时大中小学教材中，贯穿在对模范人物事迹的宣传中，贯穿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中，这些新思想、新道德在整个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要求。
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例，从1951年秋开始，一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国掀起。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规定“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此后，文艺界、科技界也紧随教育界的步伐，组织开展思想改造和学习。在此基础上，全国政协常委会于1952年1月发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界、宗教界都应开展。这次思想改造是一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集中学习教育运动，虽然运动中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后期将其与“三反”相结合，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但就整体而言，带来的效果是积极的、有效的，广大知识分子通过教育学习，转变了立场、明确了方向，开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德思想。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相继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确立，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巨变。与此相对应的是，通过党和政府的教育灌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革命道德价值观在新社会逐渐推广传播，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良好社会风气、社会道德规范正在形成。涌现出了雷锋、王进喜和焦裕禄等一批先进典型，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铁人精神”；“爱民亲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等革命精神。所有这些，使中国革命道德在和平建设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彰显，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三）改革开放时期：在曲折中坚持，在应对挑战中发展
“文革”十年的社会动荡，使中国革命道德的发展遭受严重挫折。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革命道德的发展提供了重新再出发的契机。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命题，为中国革命道德发展确定了新的目标和方向。1981年2月，全国学联、中国伦理学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语言学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中央爱卫会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大兴“五讲四美”之风。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等部门发出通知，支持开展这一活动。此后，这项活动又与“三热爱”活动相结合，形成了人们所传诵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经典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实际上是中国革命道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弘扬和发展。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对“五爱”提法做了更改：“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将之前“五爱”之一的“爱护公共财物”调整为“爱社会主义”。这些都显示出党和国家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对加强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命题，并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层次性做出了定位。同时，该决议支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道德重要性的再次强调和确认。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中国革命道德遭受价值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一方面，新的观念和新的思想急遽地冲击着传统的道德价值和思想观念，推动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自由、独立、创新、民主、平等的新价值观逐步形成；另一方面，多元价值观乘虚而入，甚至一些人对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进行诋毁，扬言要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刺激下，部分人义利观异化、集体主义淡漠、革命道德观缺失，各种错误思潮有所抬头。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我们党反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足，加强了包括中国革命道德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中国革命道德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提高民族自尊心，还要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革命品质教育。”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进一步部署，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要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重视革命道德的作用，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渐趋完整。纲要提出，要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大力弘扬革命精神，使全体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他亲自为《中国传统道德》《中国革命道德》丛书题词：“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强调了弘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重要意义。2006年3月，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包括了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精髓：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爱劳动、爱科学、艰苦奋斗等。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指出：“我们一定要把长征精神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在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不懈地发扬光大，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先进道德模范，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等，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谱系，使中国革命道德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征程中创新，在新时代里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道德领域新的发展态势，我们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公民道德建设领域中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这一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与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使中国革命道德传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在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得以升华。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央八项规定后，“八项规定”成为我们党作风建设的代名词，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亮丽名片，成为再塑我们党自身形象的“第一行动”。中央八项规定着眼点是作风建设，但其效应已远超出作风建设。中央八项规定的颁布和实施，形成了以良好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的良好效应，在道德建设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中央八项规定展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伦理追求，中央八项规定不仅深得党心民心，而且向全世界展现了我们党激浊扬清的卓越胆识和非凡能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的永恒底色；中央八项规定引领了道德观念和道德文化的重塑，“腐败亚文化”赖以滋生的土壤受到冲刷，戒奢尚俭的价值追求逐渐树立，崇廉鄙贪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同时也深深地改变着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伦理观，必将持久地为事业发展、社会进步注入强劲动力；中央八项规定营造了风清气正的道德氛围，中央八项规定带来的不仅是一次直面现实的“问题清扫”，也是一次回归传统的“思想整风”，更是一次党内政治生态和道德生态的“集中净化”，开启了一场正风肃纪、激浊扬清、刷新吏治的作风之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光辉历程中，始终不改亲民爱民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担当。所有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革命道德的内涵。
我们党把脱贫攻坚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科学谋划、精密部署，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担当，生动诠释了党“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据2021年3月10日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冯飚在驻叙利亚《祖国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完成消除绝对贫困伟业 继续谋求共同富裕征程》透露，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塑造了全球贫困治理的标杆和典范。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成为人类历史上感染范围最广、传播速度最快、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疫情。在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切切实实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收治率和治愈率，有效防范了疫情的传播和扩散。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这两场伟大斗争中形成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和“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无疑是中国革命道德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和时代升华。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核心价值观是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道德领域的重大战略任务。在2014年5月4日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为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2017年党的十九大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社会公德标准的“五爱”扩充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建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2019年10月和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党根据我国在新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际地位，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部署。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中，我们党把共享发展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行动。无论是在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方面，还是在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的安排方面，我们党都坚持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最大限度地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集中力量做好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党和国家改进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不断提高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水平，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倡导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彰显，社会新风正气逐步形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扬道德旗帜，特别重视发挥榜样模范和先进道德文化的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道德教育实践活动持续进行，开展全国道德模范表彰和“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等活动，引领广大干部群众向新时代最美奋斗者学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感动中国人物龚全珍等先进人物身上无不闪耀着新时代的道德光辉，体现出新时代革命者的精神气质。当前，我国社会初步形成了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崇德向善蔚然成风。中国革命道德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劲的思想动力和坚强的精神保障。
回顾中国革命道德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国革命道德发展具有“四个统一”的基本特征。
（一）继承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中国革命道德的源起离不开对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继承，“我们共产党才是最有道德者，他批判继承了、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的优良方面，而抛弃那些为剥削阶级利用的狭隘、欺骗、残酷、软弱的东西”。在道德规范上，中华传统道德与中国革命道德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华传统道德中的“民本”观与我们党的“人民性”有着相似的内涵，共同构建起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核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结合，强化了中国革命道德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传统“修身”“自省”等道德要求与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和自我改造相统一，推动中国革命道德“严于律己”“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的形成。此外，中国传统伦理本位、政治伦理化所要求政治人物“君师一体”的传统思想与无产阶级政党应具先进性、示范性的要求相一致，促成了作为关键少数的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达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价值要求。中国革命道德是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指导的新型道德，其继承性与时代性相统一还突出体现在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百年传承，又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德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构建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革命道德体系。在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中国革命道德作为思想改造和政治动员主流道德观传播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国革命道德成为全民的公德，树起了以中国革命道德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改革开放后，中国革命道德面临着实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新形势、新问题，我们党以“一元主导、多元取向”的改革思维为指导，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将“德治”提升到与“法治”并驾齐驱的高度，成为我国基本治国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革命道德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迎来了新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强化了革命道德的实践。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革命道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具有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大将“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强化了党作为革命道德建设的主体地位；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补“精神之钙”“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无不在理论上丰富了中国革命道德思想，在实践上强化了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立场。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同时又为中国革命道德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中国革命道德在传承创新中持续健康发展。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
从价值理性出发，中国革命道德有着区别于中国传统道德的一整套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并贯穿于中国革命道德百年发展历程的每一个阶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革命道德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始终是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遵循。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引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道德建设主体，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自身的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灵魂、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核心、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等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内涵贯穿了中国革命道德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国革命道德百年发展历程的工具理性，突出体现在作为社会意识的中国革命道德对社会存在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革命道德都具有工具理性的建设起点，“道德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实践精神’，体现着内得于己，外用于世，德行兼一，知行结合的特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因中国革命任务和形势的不同，中国革命道德发展的重点和任务而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革命道德在进一步保持先进性的同时，从社会实际和群众的现实需求出发，不断扩张中国革命道德的客体对象，实现了由党内向社会的顺利传播，整个社会风气发生巨大的变化，涌现出一批批时代先锋和道德楷模，中国革命道德成为全社会道德的主体和基本构成，并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成为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中国革命道德这种在保持价值目标一贯性的同时又有着不同的实践目标的表征，成为中国革命道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效结合的现实佐证。
（三）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
中国革命道德的百年发展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的过程，整体态势是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德经历了从萌芽、发展、成熟到最终形成的完整过程。但其间，中国革命道德的发展因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而出现波折。例如，教条主义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忽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中国革命道德在理论上一度面临失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国革命道德的成熟是伴随着延安整风实现党的思想统一而最终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道德成为社会大众的道德规范，营造出改天换地的社会新风，新生的人民政权引领全国人民迎来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文化大革命”将“左”的单一价值观推向极致，极“左”价值观、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风气较之前严重败坏，对公德、私德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造成的道德创伤是短时间内难以医治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物质文明建设虽取得了大发展，但包括中国革命道德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严重不足，导致革命道德在全社会的失落，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缺失，金钱至上、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中国革命道德发展虽有上述曲折，但前进性、发展性始终是主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德在革命斗争中萌芽、发展和成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革命道德带给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向上向善的精气神；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革命道德助推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日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革命道德得到进一步创新发展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道德建设的思想引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得以强化，“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核心更加坚定。正如习近平所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四）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
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体现在中国革命道德的价值诉求、建设实践和道德传播的各个领域。中国革命道德是当时整个社会最先进的道德，它始终坚持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目标”，引领社会的发展，从而占领了道义制高点。“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中国革命道德始终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共产党人“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中国革命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为人们提供了正确处理“公与私”“家与国”伦理关系的准则，彰显了中国革命道德“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优良品德。中国革命道德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宝贵品质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我们党组织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将中国革命道德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使中国革命道德成为我国社会整体道德的基本要求。通过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树新风”等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中国革命道德的要求逐步深入人心，使中国革命道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践的推进得到进一步传播推广，从而使中国革命道德成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正如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中国革命道德发展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使中国革命道德从革命年代走向和平时期、从共产党人走向人民群众，使“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成为中国革命道德的主体。
中国革命道德的百年发展历程，为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具体来说，是要坚持“四个必须”。
（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革命道德的百年发展历程也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革命道德，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革命道德发展的决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冲锋在前、前赴后继、勇于牺牲、无私奉献，身体力行革命道德，为中国革命道德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力量。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导向作用。建党初期，党确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为中国革命道德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9年10月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一步强调：必须“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公民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二是保障作用。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有了各级党委的重视和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各项举措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三是示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体，党的各级领导和共产党员的良好思想道德素质，对全体国民具有良好的榜样示范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搞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以身作则。”在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中，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一定时期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中国革命道德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中国化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指导中国道德实践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普遍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确保新时代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1944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一文，明确了中国革命道德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习近平指出，“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要坚持道德建设为了人民，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实践的奋斗目标，站稳人民立场，想问题、作决策、干事业都要有利于人民，从人民立场出发，做符合人民眼前利益、长远利益的事；二是坚持道德建设依靠人民，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践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实践，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道德建设就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就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三要坚持道德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均贫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一个美好理想，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追求的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共享道德建设成果，是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道德需求。
（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遵循道德自身发展规律
所谓规律，是事物内部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从道德的历史发展中，展示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千姿百态的表现。透过这些表象背后，道德发展存在深刻的、稳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道德发展的规律性。道德发展的规律性主要表现在“道德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道德的发展是曲折的”“道德在批判继承中发展”等三个方面。我们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同样要遵循道德发展的规律。首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道德的产生、内容和作用范围是由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和作为经济关系表现的利益及利益关系决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道德具有相对独立性，道德对经济社会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时，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历史条件设置恰当的道德标准，不能过高而使道德高不可攀，也不能过低而使道德失去对社会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另一方面，要以先进的道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使道德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因素和动力，同时防止落后的道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其次，道德发展的曲折性，说的是道德的发展是在斗争和曲折中实现的。正是在斗争和曲折中，道德日益成为调控社会生活、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道德发展的曲折性，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道德建设不可能一蹴可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做好长期、扎实、细致的工作，不断积累量变，争取实现道德建设的质变。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优秀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产生的历史前提。道德发展的批判继承性，要求我们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外优秀道德传统，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一方面，要对中国道德传统进行分析和批判，取其优秀因子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实现传统道德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从而夯实社会主义道德的历史根基，使其成为活水源头。另一方面，要辩证地对待世界道德遗产，对其进行科学甄别和合理取舍，汲取其有益成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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