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 城市的“居住暗网”——城中村地图绘制手记

编者按：

城中村拆迁——看似由利润驱使，同时与近些年首都规划的环境政策有关。比如“增绿留白”的政策，许多城市区域即将转化为湿地公园，故意使得某些区域以空地的形式留存，腾挪出更多空间为四项首都功能服务。所以城中村改造并非基层政府的土地财政驱动，更多是首都规划的宏观导向。

我们不应把视线集中在某一次短暂的刚性“切除”，更应关注宏观的人口与空间的治理手段。《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到2035年的一系列空间治理技术与城市规划政策，如核心政务区的胡同腾退、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引发的搬迁疏解。更多隐形的结构性的力量在展开，而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这些规划政策与治理技术将会产生深远影响，而这关乎到我们每个城市生活者的切身利益。

城市的“居住暗网”：北京城中村现况

2017的冬季对北京来讲是一个楔子，以城市中遍布的“居住暗网”短路的那一天为开端，众多镁光灯纷纷不约而同地转向那些零星散布在城市中的角落。当千万道目光聚拥而来，人们关注着事件的每一个动向、以及传阅的每一份影像资料；质疑、同情、支持、不满......种种声音出现了。

从那时起，城市中的灰色地区开始受到关注。

除去生活在它们周遭的租户与房主、住客，城中村鲜少进入公众视线；在清退事件中所呈现于公众眼前的破败、脏乱景象，终究只是外力介入引发的暂时性手足无措。好奇心笼络人群，想象力则带来种种设想，关于住在这类房屋群中的人们如何生活生计、立户立家，顿时成社会刻板效应尽情撒欢的场所：脏乱差、落后、混乱不堪、社会失范、无序……他们被作为想象中的“边缘化人群”，贴上种种标签。

但事实并非如此。赵同学讲述在水磨社区走访时，偶遇北大博士后的意外经历。这位博士发表了多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却长期生活在城中村。

“城中村内部的多元化，一言难蔽。城中村的廉价房有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受众群体，与过去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地这一预设相比，的确存在许多偏差。”

在短暂停顿之后，她接着说道：“我们需要破除迷障。他们并不是所谓低端居民。”

“城中村”是什么

17年冬，网上出现了一批藉由各种方式统计所得的调查资料，这些地图试图表明当下哪些城中村正在遭受清退。

（BeijingBeijing.com发布的城中村地图）

“这张地图似乎已经是当时所呈现出的最优答案，我们的确通过这张地图寻找到了一些能够重合的居住点。”王子豪说道，“之后，通过一系列图像叠加与比对，我们发现它并不足以提供想要获取的信息。”

绘制地图之前，地图小组预先排定了有关城中村定义及其分类的一些维度。“城中村”与“半城中村”，城市景观主导与乡村景观主导、以及从卫星地图直观所见的阴影深度、封闭程度、密度高低，以及建筑形态是否更加接近四合院，等等。他们将拥有50%加盖二层小楼楼房的地域判为城中村，而50%以下的则归于半城中村；其土地产权均为农民宅基地。

在原始资料的获取上，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国土资源部提供的照片分辨率太低，难以分辨；而其他科研机构或媒体发布的地图多有缺失。后来，两人选择运用谷歌地图作为原始研究材料之一，首先进行平面图绘制。

之所以称其为城中村，不仅仅因为它们虽然身在城市之中，外观上却具有大相径庭的表征，最主要的划分标准在于加盖面积和土地产权。城中村多为城市扩张过程中逐渐产生，一方面在城市变迁与城市空间的治理与更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城市用地可能会抢占农民土地；另一方面，世代居于此的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自行筹款修建楼房，以夹缝形式存在的城中村便成了调和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暂且停留于此的“间隔域”。

而政府对于城中村的治理逻辑则反映在一些不易察觉之处：如盘桓于墙壁之上，由政府筹款规划安装的供暖系统。

（城中村内一处未经粉刷的楼房）

“城中村”生态圈

逗留于城中村的人员纷繁各色：在饭店工作的中年男性、互联网小哥、清华马院考研生、招揽租客的房东、遛弯的北京大爷.......其中既有前来北京务工暂居于此的蓝领、白领，也不乏正在附近学校就读或准备研究生考试的学生。

在走访过程中，他们记录下了城中村中各种颇具特色的生态情状。

（城中村的标志性铁门）

尽管城中村的外部表征大体相仿，在地图绘制过程中，调查者们发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与其住户和生活样态有某种相关关系。譬如位于新中关、昌平北四村等地附近的城中村聚居着许多IT行业者，尽管他们有着不菲的收入，不受生计所迫，但对于新入职、或对未来有某种规划的年轻人而言，城中村是他们职业之路的开端，也是他们为未来积攒原始资金的重要一站。

“房屋的内部状况良莠不齐。”地图绘制小组一边展示照片一边说道，“我们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是较为简陋的单间民宿，像打着注重‘品质生活’的水磨，提供给住客的房间甚至能够满足独卫。”

（城中村中的生态）

与社会关系较为密切、鲜明的浙江村相比，城中村中的同乡意识与社交网络较为淡薄。在社会网络与人际交往上，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区域，但显著的人口流动却使得彼此之间建立强关系的意愿远远低于其他类型社区。人们多倾向于将城中村作为暂时安顿和居住的地点，在这里暂住，度过一段时间；当这一区域面临拆除或是租金上涨，便会选择其他地点。

渐渐地，在租金压力之下，他们被逼向城市边缘之际，五环、六环，甚至更远。房租的持续上涨造成生活成本上升，不仅如此，这些城中村的租客们并不能享受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当拆迁”死线“到来，唯有黯然搬离，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不仅如此，在寻找新住处时，他们所面临的将是新一轮的弱利益表达。缺乏社会人际网络与时间精力，导致议价能力过低，只能任由房主提高租金；实在无法承受时，只得选择居住环境更差的”便宜货“。

（BeijingBeijing.com发布的城中村地图）

“清退”与城中村

真实的“腾退”与“清理”究竟是何种情形？而清退事件究竟与土地、产权与实际生活在城中村中的人群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地图绘制小组的成员之一说道：“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在这一过程中清退了多少人，而清退又究竟是何种情形。信息太过庞杂，部分媒体称清退人数约十几万，更有甚者将这一数字扩大到三百万。”

一些地方的确突然出现了许多拆除后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在进行实地走访时，他们看到许多因为来不及带走而被随意丢弃在路边的家具，并与几名推着小推车的人擦肩而过。他们行色匆匆，推车上载着家具，正在寻找下一个可供安身的居处。拆除进程也并不是想象中纯乎暴力式的无差别推倒，在同一处城中村內，有一些房屋被拆的七零八落，而有些几乎没有变动。还有的简易棚户在被拆除的几个月之后被重新搭建起来，继续出租给新一批住户。

切实的、关系到住户实际体验与生活质量的问题则在于：当上下铺变为单间、违规加盖被勒令拆除，在排查隐患的过程中，减少的住房数量转移到房屋租金之上，有住宿需求的居住者们不得不为此买单。于是，在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之下，许多人离京返乡。

“北京城一夜之间空了。”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记者所询问的行人这样说道。

当然，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清退事件本身。这场自上而下的整改，究竟对于那些居住在城中村的人而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清退是否掺杂了暴力？究竟达到多高的速度？而清退的边界又在何处？当城中村这一研究回归最初问题，对城中村的整治改造清除究竟是一场大规模的连根拔除运动，或者更加贴近于一种渐进式的温和城市治理逻辑，与自上而下的狂风暴雨式整改？

人口控制、土地开发利用、城市更新、城市建筑以及土地与人的联系......在城中村地图背后，在那些更为庞大与整体化的视角之下，是否有一种逻辑能够上溯至城中村变化与城市变迁之间潜藏的某种鲜明联系？

（地图绘制小组制作的北京城中村地图）

事实上，在经历多年城市治理与更新之后，北京如今已不剩下多少城中村。过去先入为主的印象——北京是一个城中村遍地的城市——在研究中渐渐明晰，倒塌；取而代之的则是用“健在”这个词语代替了“拆除”，通过分析卫星地图，梳理分时段村落拆迁情况，发现2009至2012年城中村年均拆迁速度达到110到120个村落，而2013至2018年期间年均拆迁速度不升反降，约在60至70个之间。

（北京外来常住人口变动对比图）

数据上看，2018年，北京外来人口增长率并无大幅下降；而在具体施策上，在城中村中实际发生的整治大多是通过整治群租房，消除火灾等安全隐患，整治群租房，勒令部分房屋不得继续出租等软性措施；而真正的节点似乎并不在2017至2018年。

尽管如此，2017依然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大兴火灾事件只是另一个契机，一个引动外来人口居住问题浮上水面的爆发点。突如其来的爆发让人们感受到城市治理的必要性，空间更新，人口管控，三者是息息相关而不可分割的关系项，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场清退远非一次暂时和突发性的运动性执法，究其根由，关注结构性的长期人口治理手段显得更为迫切。在纵容安全隐患的背后，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新闻之际，当问题在城中村及其演变上兜转一圈后回归其本身，地图绘制小组颇有感触地看着自己亲手绘制的城中村地图说道：

“北京是一个不寻常的城市。周边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的虹吸效应导致人口持续集聚，然而北京所能容纳的人口，以及政府对北京市的未来规划，这种种情形，还需要我们从更高处的视角去审视城市拥挤与城市病。关切他们来到北京的理由，或许比关注如何让他们离开更重要。”这是整个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的长期性问题。

钱博士谈到，类比东亚各国的大都市圈，都持有类似的城市治理经验。日本、韩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大都市圈。在60、70年代，首尔都市圈同样面临人口爆炸，足足占去韩国整体人口40%。而北京城市土地开发率却只有30%，远未达到国际大都市圈的程度。在北京的四环、五环，仍然存在许多未开发土地。

钱博士还分享了自己参观北京市的城管执法局的经历。布满监控设施的大屏幕与一整套城管管理职能系统，以及安卓APP平台。如果对城管的执法工作有什么意见则可以留言。居民留言，每一条都要回复。并且这一事项已被直接纳入考核指标，并且要求每个街道办，都要将维稳纳入基层治理的考核。

笔者认为，城市空间的治理已经与种种新型技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相结合，这些治理方法是促进了沟通对话还是进一步加剧区隔与权力不平等，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

讨论环节观点速记：

17年冬天的事件，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政策影响，还有基层维稳逻辑影响。科层制下政策压力层层加码，基层末梢对执法压力的放大。在城乡户籍二元制以及集体土地制度条件下，执法者觉得外来务工人员还可以回到农村老家。

北京的租房政策，租房者（无论是白领还是体力劳动者）法律保护是相当弱的，租房者的议价能力是非常弱小。租房合同不能保护租房者，法律程序消耗大量时间精力，还不一定胜诉。外来务工人员缺少社会网络的支持（这些社会网络之前都被打散掉了），不能进行利益表达，被驱离住处后，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房价一涨，只能搬迁，自己再去找别的房子。

大多数被驱离者，租住到了更边缘的地方，五环六环或者更远，甚至河北，在城市空间的位置愈加边缘。近些年，每次搬离，房租都在上涨，同时忍受更高的生活成本。

我们应该对土地财政或者分割-攫取的空间治理逻辑发出质疑。人类学家项飙认为，“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具体的分割-攫取方式是伴随政策不断变化的。

强行驱逐是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的关键环节。大量的城市服务业工人（caring classes）被驱逐出原来的生存环境，社会组织肌理被打碎同时被榨取价值。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建筑了宏大的城市，而城市系统却从没有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一部分，他们的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参与城市的权利都被排除在外。治理者可以根据利润与审美偏好随意的摧毁与塑造城市景观，而另一边是大多数居民压抑、劳苦的城市生活——动荡不安的住所、漫长的通勤、日常生活的不便。

城中村对城市来讲是个缓冲作用，能很大的降低生活成本。对于大学毕业生毕业租房，同为一线城市，广州深圳要比北京上海的房租均价低很大，就是因为大量城中村的供应了低廉的住房。

北京从17年大规模拆除“违建”一直延续到18年，住房供给严重萎缩，叠合18年毕业生租房季租房需求，导致18年9月份北京房租大涨，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反弹。此外，空间整治导致小门店、菜市场、街区摊位的消失，对于附近居民，不仅是生活不便，还导致生活成本的增加。

城中村是作为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牵连在一起的，能在住房、餐饮等日常生活层面为城市供给。中低收入的白领的生活服务是由低收入者提供的，当低收入者无法生活下去，中低收入者也将受到影响，以此类推。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看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照顾我们、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们（caring classes），是他们支撑起整个社会。

注：本次内容为【通往城市的权利——706空间与都市研究系列活动】第一场：【全北京城中村绘制手记分享】的活动的回顾。讨论环节内容，根据现场参与者讨论录音整合，不代表706观点。

关于“Beijing,Solidarity”

始于2017年冬天，是一个关注城市空间议题的实践-研究网络。介入并研究空间生产背后的机制，尝试勾勒出当下北京的空间图景与城市生活者的状况。我们认为，一切城市生活者平等地交织成生活本身，不可分割。通过参与式创作过程中的协作、团结与共情，形成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的社会联结，塑造普遍的关于城市空间正义的共识。

706空间研究小组

706空间研究小组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共同体。我们希望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公共管理、哲学等诸多视角出发，对业已异化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重构人可以诗意栖居的生存空间。我们将运用讲座、研讨会、文献出版、展览、社群实验、空间改造及产品设计等方式，展开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从当下都市年轻人的生存状况以及公共空间的演进出发，梳理706及其他青年空间的实践经验，创造共享、共治的社群，解放个体的创造力与空间的异质性。

加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