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房思琪，叙述视角的不同 | 706书屋文学沙龙回顾

（活动海报 & 详情）

（分享人：宗城  自由作者，706书屋住客；摄影：李刚）

后记

第二次706书屋的文学沙龙，依然很忐忑。忐忑的是，担心没多少人来，会很冷清，就像以前听老师说，他有一次去教师，台下只有两三个学生时，那种尴尬的感觉。但让我意外的是，这个没太多宣传的文学活动，来的人却不少，各行各业的人，平等地参与到文学的讨论中。虽然，活动还存在很多瑕疵，但我觉得，这种不同身份的人们聚在一起讨论文学的氛围，才是弥足珍贵的。

美的暴政  人的冷漠

▼《洛丽塔》故事概要

《洛丽塔》这本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洛丽塔勾引了亨伯特，但也有可能是亨伯特先猥亵了洛丽塔，这毕竟是亨伯特的叙述视角，而且亨伯特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此是难以判定真伪的。洛丽塔在长大之后，开始意识到“即使是最可悲的家庭生活也比这种乱伦状况好”，并最后逃离了亨伯特。亨伯特为此受了很大打击，还住进了疗养院，他试着跟别的女人在一起重走当年跟洛丽塔走过的路线，也无法弥补心里莫大的悲伤。三年过去，他从信中得知，洛丽塔怀孕了，而且嫁给了一个平庸的老兵。在追问之下，他得知当时把洛丽塔拐走的人是一名叫做奎迪的剧作家。奎迪是一个性变态者，他胁迫洛丽塔演出活春宫，并在之后抛弃了她，让洛丽塔遭致了这样的惨状。亨伯特听后，一气之下枪杀了奎迪，因此被判入狱，《洛丽塔》便是他在狱中写成的小说。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部小说相比《洛丽塔》，没那么复杂。作者通过少女房思琪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诱奸犯，如何用华丽的文字，诱惑和毁灭一个少女。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年仅13岁的少女，被老师李国华长期性侵的故事。房思琪作为学生是非常敬仰老师李国华的，而李国华利用了这一个师生权利不对等的条件以及文字艺术能力的“巧言令色”，去猥亵以及控制了房思琪。房思琪一开始并没有爱李国华的，但社会观感总是给被害者施加二次伤害，让她因此用爱上老师来合理化了这一些悲惨的遭遇，最后还因此内化了这一个自我喂食的谎言。美的暴政人的冷漠

《房》的大主题无疑是探讨着儿童性侵这一社会问题，但在这评论话语权都侧重控诉着这一社会现象时，我们是否该问，这文本里，还有什么其他更深层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吗？在作者林奕含死前最后一个访谈中，她提到，在艺术的构成中，在我们把事物视为美的过程中，它是否存在虚假的巧言令色？比如，她说，胡兰成用了很多很好听的话，吸引了张爱玲，并且深深伤害了张爱玲。这一点和李国华不谋而合。李国华一反常见的性侵犯者的猥琐形象，他是个看着有学识、有诗人风范的文人，而且说的话也是充满了美的，但却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为此，林奕含对我们发出来自心灵的叩问：“你可以说他们的思想体系是畸形的，但是你能说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不美的吗？”

所以，我们是否该警惕这一美的施予者，有可能只是个罪恶的化身？或者，我们可以往更深层次去挖掘这个问题：在房思琪式的强暴中，艺术——或者说美——她是否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作用？

同样的，纳博科夫写《洛丽塔》的重点不在于只是书写恋童癖，其中也有更深层的含义。《洛丽塔》一书是有前身的，就是纳博科夫1959年用德语写成的《魔法师》，他们同样写的是恋童癖，但结局不一样，《魔法师》的恋童癖者结局是不得好死的，而且女的也并没有勾引他。从《魔法师》到《洛丽塔》作者做了一些调整，叙述视角变得主观化，他通过亨伯特的回忆书写来讲述这个故事。亨伯特是个很厉害的艺术模仿者，在他的回忆过程中，常常掉书袋，常追溯到佛洛依德、乔伊斯来为自己的行为做佐证，甚至极尽各种美好的言辞去美化自己和洛丽塔的故事。

比如，《洛丽塔》原文里，那句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以及，亨伯特被捕的时候，描述他看到田野、天堂、孩子的欢笑，但是那里没有他的洛丽塔。这些语言，是粉饰华丽的，是美得惊心动魄的。甚至描写他和洛丽塔在后车座发生完性关系后。亨伯特用“英国病人”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洛丽塔。这些文字，同样美得颓废又触目惊心。用林奕含的话说，某种程度上，亨伯特之流，都利用了美，给自己的思想解套。他们追求的，是艺术，是一种极致的美。

亨伯特是纳博科夫所建构的一个“唯美主义者”，这类人通常不会在乎其他什么社会道德、观感，只以追求美为人生最高的标准。洛丽塔就是亨伯特所追求的美，在这追求并控制美的的过程中，对于他人的痛苦与哀愁是冷感的。

哲学家美国哲学家理查德提到一个很重要，但很少人注意的细节：有关卡斯比姆的理发师的叙述。引：“就在卡斯比姆镇上，一位非常老迈的理发师为我剪了一个非常不入流的头发，他絮絮叨叨地讨论他一个打棒球的儿子，说到情绪激动时，还喷出口水在我脖子上，而且偶然用我的包巾擦拭他的眼镜，或停下他那巨大的剪刀，去剪一些放旁的旧报纸，我真是心不在焉，以致于当他指着放在那些老旧灰色照片的洗发液中间的相片夹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一位年轻球员已经死去三十年了。” 他强调读者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亨伯特在卡斯比姆的理发师的叙事明显异于对洛丽塔的书写，纳博科夫通过这些内在描写，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人对美和喜乐的积极追求，是可以造成残酷的。善于美感喜乐的人有可能是残酷的，诗人有可能毫无怜悯之心，这些意象大师，也很可能将他人的生命转化成荧幕上的区区意象，而对这些人的受苦受难完全视若无睹的。这种对他者的冷淡，和历史上诸多以美名发动战争、殖民、种族清洗，往往是同出一辙的。

为什么纳博科夫要带出这个冷酷呢？

这可以从他的背景窥看一二。纳博科夫是来自俄国的贵族子弟，从小生活优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学习了多种语言，这他的文学创作路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俄国覆灭以后，苏联占据了纳博科夫的故乡，贵族后裔一夜成为了流亡者，内心必然有深刻的思乡情结，对苏联当有各种不满，从而塑造了作者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人说过他只为艺术而艺术，而没有实际批判了社会什么，这种说法可能有失公允，毕竟在他其他的小说如《斩首之邀》，就有满满的写实主义影子了。很多的种族清洗、战争这类惨无人道的悲剧，都被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冠以堂皇的理由来去完成目的，就如纳粹德国认为，要复兴雅利安民族，必须对“问题的根源”——犹太人，进行彻底的清洗。这种罔顾少数民族、种族的权益与性命的做法，是纳博科夫所不齿的，他在小说里布下了这些线索，在提醒读者，对于追求的美好，都应该要有底线，即对他人的关怀，不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祸害他人的罪人。

▼ 现场 Q&A

问：为什么要挑选这《房》来跟《洛丽塔》一起谈呢？

答：《房思琪》和《洛丽塔》都有很相像的故事情节，比较不同的是叙述视角的问题。我觉得《房思琪》是在做一个叙述实验的，它是以性侵受害者为叙述视角，而《洛丽塔》则是相反的以性侵犯者的视角出发。两者都有这个对社会的冷漠、恶的批判，是很适合用来相比较的两本读物。那当然《洛丽塔》的文本是拥有更多解读的面向值得去探讨的，《房思琪》则会相对单一。

问：在《洛丽塔》一书，亨伯特的心里描写是很丰富的，对于是否应该接近洛丽塔有过很多的挣扎，洛丽塔甚至是他不想去玷污的美，所以真的很难相信“洛丽塔勾引了亨伯特是假的”这一说法，你们觉得呢？

答：一个严肃、富议性的文学作品，它不会只提供一种结局，我们很难去判定这里到底有多少成分是真，有多少是假的。纳博科夫也不会提供答案，但他提供了这么一个亨伯特是精神分裂者的线索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揣摩。不过就算他确实犯了这一个猥亵罪，但我们还是会被文本所建构出来的美所感动。我们不应该只从道德性去评论一个人，一本书，我们应该要更以社会性的观点去看。文学可以包容一切，而文学就像人一样，不是非黑即白的，像亨伯特他有他善良的一面，也有他残酷的一面，纳博科夫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问：我觉得不能用胡兰成、张爱玲来比较李国华、房思琪，毕竟房思琪未成年，而且他们还有师生这样一个极不对等的权利关系，把他们互相比较是不是比较不恰当？

答：之所以会提到房思琪是因为林奕含采访的时候确实有提到，要扣的，其实是巧言令色这一方面。林奕含写这个小说之后死了，我们常常会从事后的角度去看事情，以为小说就一定跟她的死有关，但这不是必然的。

问：关于艺术作品的真与假的问题，说到根本，它们都是假的，我们读了以后，戏假成真，所以会被感动，是这样吗？

答：这会涉及一个反思和理解的问题，不得不提的《洛丽塔》有一个细节，有一幕洛丽塔在酒店哭泣的时候，亨伯特却表现出了比较漠然的态度，如果亨伯特是真的爱这个人而不是她的幻想的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这或许是纳博科夫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线索。

问：这个问题是不关文学的，打个比方，我有一个朋友喜欢上她的老师，而他们之间年龄的差距可能更甚于房思琪和李国华，而当我得知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厌恶感，请问我样会算是恶吗？

答：我觉得要有两点，一个是要了解，一个是要反思，而不是以局部的认识就要去断定他是恶还是善的。即便是师生，也有很多层面的可能性的。文学只是把感觉呈现出来，让读者知道它们是存在的，并没有要评断什么对错。另外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家都更偏向去讨论房思琪，而且是房思琪的社会性问题，这常常是让作者苦恼的，无论作者多么强调你不要这么强调这个问题，明明还有其他很多富议性内涵，但大家都会侧重想去谈这个，而造成了文本很容易被标签，很可能造成对对文本有一个失公允的评判而导致其被打压，我们应该要去探索其更多未被发掘的内涵，而不让某个话语权称霸、宰制了其他的可能性，对，这个是话语权的问题，一个权力的问题。

问：解读一个文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答：首先会从头到尾细读一个文本，第一点会先侧重看它的开头和结尾，第二点则是侧重在它突兀的地方。第二点尤其重要，毕竟一个成熟的作者是不会轻易写出废笔的。这些突兀的地方通常是有用意的，如果没有用意，只是为了写而写是极少见的。打比方在我们之前谈论过的有关卡斯比姆的理发师的书写，它的出现在文本里是很突兀的，这提供了很多有用、可展开讨论的线索。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已经都有前人发现的了，我们可以试着去找找有没有其他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可以找找看相关的文献，看看它们被引用的数量，如果被引用数地越高，则代表这是更重要的。

问：如果要写作，应该要怎么选择题材？哪个会是最有意义？

答：很多时候是商家和作者之间的协商而定的。但我觉得应该问的是，哪个题材最适合你去写，毕竟市场上很多的题材都很有意义，而最有意义的可能并不适合你去写。如果为了迎合读者而写的话，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套路，而很多好的文本，都是反套路的。

问：你会认为《洛丽塔》是在讲一个悲剧吗？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心理疾病患者在未被治疗的情况下，也去对其他人造成了伤害。我会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很可怜的，如果这样解读的话，则必然不会觉得亨伯特是恶的了，你觉得呢？

答：我读过三次《洛丽塔》，第一次在高中读的时候，是当黄色小说看，第二次是看了电影而读的，那次真的是会觉得是爱情悲剧。第三次是最近的细读，并且结合了纳博科夫的采访来理解，实际上，纳博科夫并没有想要以悲剧或者喜剧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文本的，他说，在人的伦理法则之外，会有一个更高的评判，在这里放置了人的各种内心细微的情绪，让你感受，也让你意识到人的感受能力的局限性。人因为体悟到自己的这些局限性，而不敢妄自提出自己的评判标准，纳博科夫的文本要呈现，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彼岸世界的书写。《洛丽塔》你可以解读成悲剧，也可以解读成各种其他的方式，毕竟这是一个可以多角度解读的文本。

问：我们知道政治和文学是无法切割的，那假设我们是作者，当我们决定写一个题材的时候，却常常也冒犯到这一个角度的对立面，那请问我们应该要怎么决定要写怎么样的文学？

答：我对这个问题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为什么我们要问我们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当我们提出这一个问题，会变相成为在问我们不需要什么样的作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呢？这常常就是让我们社会拥有更高话语权的人来去操作了，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宰制。我们应该让所有的题材都有一些生存成长的空间，当然最后在舆论的建构过程中，难免有些较不受欢迎，但这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独立于权力的控制的。反之，则会有更糟糕的结果。

问：但事实上这是每天真实在上演的，作品也常常会被评选成一个标签，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对吧？

答：对于这事，我是很悲观的，因为往往这轮不到我来说，而是政府来安排我们该写什么样的文学。但像村上春树说的，鸡蛋和高强，他会站在鸡蛋那一边。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试着避开那些过剩的题材，去写那些缺失的题材，做那些消失的人的发声者。鸡蛋并不一定是弱者，而可能只是它暂时缺乏了，我们应该要填补这些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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