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青年写作如何介入现实 | 706 x 单读新青年沙龙回顾
2019年10月26日，五位青年写作者与《单读》杂志主编吴琦、理想国责编罗丹妮做客北京706青年空间。《单读》最新一期杂志《新新新青年》可以视为单读两年前发起的一项新青年写作计划的集结文集。当晚，在706青年空间这个试图由青年创造出不同生活可能的场域，嘉宾们围绕新刊的产生过程、今天中国年轻人的写作状态以及写作与现实的关系等诸多话题展开了切身的讨论。
▲单读新刊《新新新青年》
■对话嘉宾
宗城，自由撰稿人，编辑。写小说、散文、批评，作品散见于《东方历史评论》《文学自由谈》《星星诗刊》《青春》《作品》《澎湃·私家历史》《新京报书评周刊》《单读》等平台，在澎湃新闻开设有个人专栏。706文化沙龙发起人。我只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和你谈论渐被遗忘的事情。
戴琳，鄂温克族，94年生于呼伦贝尔，朱贝骨诗社成员，作品见于《单读》新刊。
晓川，学科文化研究者，业余人类学家。曾对数十个主流学科专业进行过调研（参与式观察），并出版《学科与专业》系列丛书共四卷。麻省理工学院（MIT）学士，哈佛大学硕士。现对政治学、艺术理论感兴趣。
老刀，达拉斯大学哲学硕士，曾在美国某私立高中与国内某国际学校担任过人文科系教职；研究生期间，也在某修道院进修神学课程。近期注册了“溯本归源”公众号，在国内推广古典政治哲学。
吴琦，《单读》主编。前《 ACROSS 穿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罗丹妮，理想国编辑。
马乔，新青年沙龙发起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在读，“我们”文学社社员。
▲活动现场
■谈话实录
▼当下青年的写作状态▲
主持人马乔：我第一个问题就抛给宗城，你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有点像我在饭桌上被问：你学中文有什么用？有时候我会回：没用。但我心里会对提问的人有很恶毒的反问，你活着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可能是个伪问题，但也可能有很重大的意义。我非常希望能和其他一同在写作的人来分享这个问题。
第二个小问，就是你觉得你的回答里面它的成分是如何的？就拿我来说，我从来无法简单地给出一个答案。因为我发现里面有虚荣。我希望别人觉得我很不一样，我希望有名，我希望得到别人承认。我觉得虚荣是我的一根拐杖，我自始至终都需要它。我想问问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其实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无论我们是写作，还是在分享的过程中，我们的表演性到底是怎样的？
宗城：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很纯粹的引申到写作是我体验生命感的一种方式，然后上升到所谓的写作的意义。但这是一种很套路的回答。
写作本身在今天的崇高性是被稀释的。在今天，写并不是一个多么独特的东西，尤其是在加速魔法笼罩的时代，新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都在表达。这时候我觉得，写作本身未必是构成独特性的要素。而是更应该问自己，你在写什么？你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
像我之前提到的，我之所以离开媒体，是因为我对媒体生产的知识产生了怀疑。我发现如果我们在媒体工作，我们每天都在生产东西，可能昨天在聊李国庆，今天在聊《少年的你》，我们仔细想一想，生产的过程中有多少是你自己想表达的，有多少是出于氛围？
你的领导，或者说舆论催促你去表达这些很可能未经检验的东西。而你因为自己的创作欲把这些发布了出来。半个月后，你觉得好像也没剩下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新的洗稿，不是他真的想去抄袭别人。而是他们真的在同一个话题上想到同样的东西，都赶时间发出来。但客观上他们的观点就是雷同的。
当时我在媒体，我不可避免每天也要推新的东西，它是我的工作责任。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我其实会想，这个东西是我想要表达的吗？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写作者作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面临着可能跟车间工人或者其他人一样的困局。我们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没有真正进行表达的机会。
每个写作者可能都想像普鲁斯特、曹雪芹学习，创作出一部真正能留得下来的作品。 可是普鲁斯特他在巴黎是有房子的。曹雪芹生于富贵之家，哪怕他家道中落。然后我们看一些真正的贫穷出身的写作者是怎样的：菲斯杰拉德出生在一个中产没落家庭，他不得不经常给那些商业杂志写垃圾文章。他自己也知道那种东西没有价值，但那些东西能赚钱。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现在都觉得他很有深度。其实他那时候经常欠债，然后为了还债，他经常写垃圾文章赚钱。大家可以看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记。他很困窘，他说为什么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写出来没人看，然后写垃圾文章老是有人看？他对这个就很困惑，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对结构性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写作者本身进行太多苛责。 有的时候无力的地方是，我们很难改变结构性的东西。所以我可能觉得比起你为什么写，你能写什么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写作者自己要思考，我们每一个处于这个环境的人都需要去思考。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参与这个过程。
主持人马乔：对，我其实也挺有感触，不过我的看法可能值得商议。我对结构性的问题两只眼都闭上了。我不在乎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再发表。卡夫卡怎么说？他说你要写作，你要不仅成为一个隐者，你要成为一名死者。觉得我已经接受去死了，没人记得我没关系。
吴琦：我谈谈做《新青年》这个项目的一些感受。最开始的时候想做这样的一个征稿是因为我们也对所谓结构性的问题，今天的文学生态，既得利益的文学体制非常的不满。 其实作协系统当中，也能找到一些相对边缘的声音。或者在互联网上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些本职工作不是写作的写作者。新青年这个计划就是另外一种，通过校园文学社来发现新的作者。我们已经做了大概两年，我很直接的感受是有点失望的。两年时间，最后做到刊物的时候，我们只收纳了大概四篇文章。
其实失望倒不是因为质量或者数量的问题。原本我最期待从大家身上得到的是对于文学或者写作本身的某种确认。但是我从文本当中得到的很多是关于书写行为的怀疑。这种怀疑就表现在刚才你的提问当中，但我不是指责你提问。这是一种潜意识，很可能是外在的环境给大家造成了这样一种心理压力。时时自我怀疑，很想骂醒自己，为什么不去挣更多钱，非要在文学这里停留？当然这种失望是很个人的。完全不是在说这是作者的责任，但我用这个来回应你的问题。我觉得文学对于作者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文学史上的作者的挣扎，是一个混杂的状况，没法形成一个清晰的理智的写作状态。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人劈成两半，一半献给文学，另一半献给别的什么。关键是你的选择是什么？你会在这种掺杂、矛盾和无从选择当中，最后做出你的选择，就是你发现你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你必须通过文字或者必须通过表达，把它写出来。
我感受到年轻人可能还不如我们这些已经受到更多生活和工作折磨的人那么确信。这种发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经验，我没有想到大家的状态会是这样。因为我以为大家会特别的自信，对自己要成为一个伟大作家这件事非常的确认，对前人有一种毁灭式的抗议，就是说以前所有的作家都是狗屎。我们这一代会带来真正NB的东西。
主持人马乔：戴琳能不能谈谈你这篇收录在新刊里的小说《天鹅之死》？以及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戴琳：当时这个故事是我爸妈在家宴请朋友时朋友讲述的。我当时听完了触动特别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突然哭了一场，我在想他这30年是怎么过的。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在青年时期谈过一个对象之后，这辈子就绕不过那个坎了。我在想那个坎是什么。我在小说里可能把它处理的比较残忍，是主人公当场看见了恋人的极速死亡，但是原本的那个女孩是慢慢病死的。他看到她的生命如何一点一点地消逝，我就觉得我真的要把它写出来。但这个故事前前后后修改花了快一年，后来也是先在学生社团发表，写完我觉得这个根本也算不上我想要的那种文学，因此还挺怀疑自己。
我最初开始喜欢写作是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我认识了一个擅长写作的同学，她让我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后来她给我发了很多书，第一本书是一个情色小说，叫《夜的花》。上初中那会儿觉得里面有些黄色描写，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看杂书。当时我同学还在一个黑色童谣的贴吧里写东西，主要是经典改编。我同学他写了一篇很狠的小说，把《威尼斯商人》改成了一个残忍血腥的故事。后来她还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故事设定有点像海贼王和火影忍者结合版。我是觉得当时周围人没有这样写的，就觉得厉害，自己也就开始想写长篇小说。
主持人马乔：小川作为出版过几本书的作者，你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小川：宗城其实讲了一个挺重要的点，就是作者主观上的写作价值。 我觉得写作给我的一些好处，或者是我的收获：第一、其实我自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我经常有时候特别愤怒。就是事情看不惯，然后你必须得写点东西，但是不能像键盘侠那样直接骂傻x。所以说要包装一下，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然后写出来发表，好像是你没有生气，你本来就是要讲这个的。
第二就是为了要维持这种这种愤怒的情绪。如果你待在一个固定的环境里，每天都是同样的人。 虽然有让你生气的地方，但过一会你就习惯了。所以要让自己不能习惯。为了持续的接触到让你生气的东西，就要出去看世界，来保持这种情绪。
第三就是你发表文章之后，会有人怼你，一定会有。但是从怼你的人里面，你能很清晰地看到键盘侠和真的有思考的人的区别。然后真的有思考的人，虽然你不认识，但就成了你对话的对象。找到和你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人，这就很难得。你随便在大街上拉一个人，一般来说只能驴头不对马嘴的对话，对吧？之前在知乎上就有人骂我，现在我还记得他们骂我的点。我用了excel表统计一千多条骂我的评论。然后我就发现有30多个核心点列出来，哪些有道理，哪些没道理？
第四就是找到自我，我从刚才宗城的点继续下去。写作的时候，落笔之前你真的想写什么？ 你自己主观想写什么？这个东西其实特别能让你认识到自己是谁。我在写的时候，我真的想写的东西最后整理出来，这就是我的自我。
还有最后一点：第五、我在考虑职业选择的时候，因为当时想要不要进学术界。但后来没有进学术界的一个考量，就是因为可能我写作的动机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追求影响力。 然后我当时看到一些学者，包括学科创始人，他们的核心文献，总共阅读量就五十人。当时觉得挺没意思的。所以对我来说还要追求影响力。以上就是我写作的几大收获和动机。
▼为何中国作家对公共事件集体缺席▲
老刀：我的角度可能和各位不太一样，讲的东西稍微有点突兀。我是做古典政治哲学的，所以我办的活动也是古典政治哲学。为什么我会办这些活动呢？因为邬方荣希望706是个多元的地方。但是有一次我和朋友聊天，我发现其实多元说到底就是左右之分。之后，我和他又有一个共识，如果想要超越左右之分，可能真的需要回到古典。
为什么呢？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所有的左右之分都已经预设了立场，之后你要做的就是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所以当你开始从立场出发并且回归立场的时候，你不会有太多的思考和反思。所以你被所谓的左和右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已经困困住，但是古典文本无论是中西都没有这个限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今天在中国，文学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东西，可能从古到今文学也离不开政治。但今天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强的。我记得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里说过一句话，不管是看苏联的共产主义，还是看美国的资本主义，实际上代表的东西虽然表面上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是一模一样。不过就是满足人的欲望，神圣的缺失，人的庸俗化和科学技术对地球的毁灭。所以对他来讲，无论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都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但是古典对人的欲望这个问题看法是非常深刻的。你要超越这个地方。
另外一点我想讲的就是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来讲，他们非常看重文学。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理想国，苏格拉底最大的敌人是谁？是荷马。因为荷马在当时古希腊是所有人的明星，他笔下的阿喀琉斯也是所有古希腊男子的英雄。我上次在分享柏拉图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柏拉图要写苏格拉底？因为他希望用苏格拉底来代替阿喀琉斯，成为古希腊真正的英雄和明星。阿喀琉斯是勇武的，英俊的，不怕死的。但是苏格拉底是丑陋的，但是他是有智慧。
柏拉图对诗歌的看法也很有意思，就是当你读柏拉图的其他的对话的时候，比如高尔吉亚，讨论的是修辞术。他为什么要讨论修辞？因为他知道修辞对于政治生活来讲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危险。危险在哪里？因为修辞学家知道如何说服别人。我们知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输了，雅典输在哪里？输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雅典有太多的修辞学家，他们特别善于用言辞来影响雅典民主的决策。苏格拉底问高尔吉亚作为一个修辞家，你说你很懂修辞，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修辞？高尔吉亚说不出来，这就是哲学和修辞之间的区别。修辞的目的是要赢，要说服，但是他考虑的不是这个事情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可是对于苏格拉底不一样，他考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真和假，是正义和非正义。
我为什么讲这个，其实在中学的时候我就特别热爱写作，但是我发现我写的越多，我就越感到语言的界限，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要停止写作。另一方面我生活在自媒体的时代，我发现文字特别的廉价。我们写了太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思考的东西很少，甚至非常肤浅。之所以要回到古典，因为我发现在古典的文本中，它有一种思想的力量，他们让人对真理开放。这点我必须要提到一点，柏拉图在第七封信说的很清楚，我写了这么多东西，但是我没有把真正的思想写在我的文本中，为什么？因为柏拉图说我对写作有种深深的不信。这一点在裴多思篇又重新提到，为什么对诗人不信任。苏格拉底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古埃及有一个神明告诉那个王，我把书写的技艺传授给你怎么样？王拒绝说，你给我们书写，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记下来。但是书写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相反的方向，人的记忆的丧失。东西记了下来，但是也会导致记忆的丧失，这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苏格拉底认为，书写不是能够记住东西，而仅仅是要提醒我们东西，但是提醒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当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候，当我面对死去的文字的时候，苏格拉底会说，这是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文本没有作者的在场。文本，无法为自己辩护，文本也无法给自己或者给你一个回答。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教育是像我们这种对话，而不仅仅是把东西写下来。
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在在考察古典政治哲学的时候，我会发现古典作家和现在专家有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古典政治学家他们的语言表达特别的节制，而现在的语言我觉得已经是滥用成灾了。古典为什么会在文字上节制？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古代的哲学家，他怕自己的文字招来迫害，另外一个原因，他怕自己的文字会误导年轻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思想被滥用。
还有一点我想谈的就是美德，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特别看重文学，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叫修辞学，另外一本诗学。但是他会把诗学和修辞放在最后，伦理学和政治学放在诗学和文学之前。为什么呢？他这么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一个没有美德的人，是不能学修辞，也不能学诗歌的。为什么呢？恰恰就是因为修辞和诗的力量太大。所以我今天其实想挑战一下大家，当我说美德的时候，当我说古典的时候，其实可能让大家觉得很老，很陈旧，甚至今天还要谈什么道德和美德。但是我就要谈这个东西，我觉得来这个对话，我希望大家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听到一些大家不舒服的东西。我们今天是一个极其缺乏美德的时代，我们缺乏的是节制的美德，文字表达的节制。另外一个就是我在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生活很重要，但是比政治的生活更重要是什么？沉思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政治的生活只关心统治，只关心行动，而沉思的生活，关心的是真理。第二个条件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怎么才能够更多地去过一种沉思的生活，让思考先于行动，因为没有思考的行动会变得越来越肤浅，而文字很可能就是你的行动。所以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美德，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沉思。
主持人马乔：我正好就接着老刀的话，因为我们的标题起的是写作如何介入现实，老刀谈到了行动。柏拉图在《会饮》里面讲有六七个人：哲学家，戏剧家，悲剧家，诗人，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聚在一起会饮，大家喝酒聊天，谈什么是爱，赞颂爱神。但到最后，柏拉图把会饮给打破了，阿尔西比亚德直接冲了进来。阿尔西比亚德一直被认作是雅典战败的一大原因，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我觉得这是柏拉图的一个自觉，就是谈论哲学多大程度上能够和现实有一个直接的沟通。然后这也回到我们想要谈论的话题，就是当我们谈论写作的时候，他和现实的张力是如何的？写作和现实你会去怎么去考量？
宗城：其实我刚才在思考美德的问题。我想到一个场景是，发生公共事件的时候，中国体制内作家集体缺席了。大家看历史上像德雷福斯案件，或者其它一些比较著名的公共性事件，作家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参与部分。但在国内，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时，既得利益群体里的作家多数都沉默了。
但是我们发现国际上不是这样，国际上很多作品跟公共议题是紧密结合的，所以我非常好奇这个问题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文学在80年代，写作跟公共议题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到了千禧年之后，作家开始产生了一种意识，就是一种自我审查的意思。这个东西似乎还是不碰比较好，然后作家用什么借口来去掩饰自己，用一个纯文学，或者说为艺术而艺术的借口，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来为自己辩护。这是一种可怕的空洞。
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真的把美德落实下来，美德的定义者是谁？道德的定义者是谁？也许会让我们失望的是在当下没有哲学家可以定义美德，最后落到现实是利维坦来定义美德。也就是说国家机构来告诉你什么是公序良俗，什么是三观正确，然后它要求作家你去反映这种美德，但这时候就会出现另一个令我们警惕的现象。当我们本来我们希望用文学召唤美德，可是当它落到现实里面被掌控的时候，它成为了对文学的宰制。这种宰制就是很多作品可能因为不符合所谓的美德的要求不被允许发表。
（场内提问：我的问题是，既然现在生态已经是这样了，如何让作家回应这样的问题，让他发表他的看法？）
宗城：作家没有必须肩负的公共言说义务，但作家要意识他在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他所掌握的资源，他沉默，有时候是加剧残酷。“如果我们知道社会不平衡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尽我们所能去加重天平上较轻的那一端……我们必须形成一种平衡的概念，并随时准备跑到另一端，如同正义──‘那个从征服者阵营跑出来的逃犯’。”——西蒙娜·薇伊《重负与神恩》
而当我们谈到写作的反抗或者写作的表现，其实未必是硬碰硬的。我们会发现很多真正流传出来的作品，会有那些柔软的一根刺。它会去刺到你，让你去思考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文学作品它未必说在高压的环境下，它就完全没有发声的机会，我觉得关键还是你采取什么样的姿态，或者说你有没有这个意识。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写作的时候需要警惕把文学完全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当文学只是一种政治观念的表达的时候，他对文学本身可能也是有损害的。硬碰硬的表达可能是一种政治宣言，但它未必是文学。
主持人马乔：宗城的大部分意见我都赞同，我也想说的是，不要被学历、文化资历或各种其它头衔吓住，不要被这些压住自己。
▼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负责任的节点▲
吴琦：我挺想接着宗城刚才说的，因为我觉得他观察非常准确。我原以为这个现象早就被人发现了，但是我发现我直到今天才听到有人这么直接地指出来，中国作家的整个群体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显然不止限于作家，可能在更广泛的职业跟阶层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需要思考的是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一个所谓的作家在我们政治生活当中的退场，我们都知道它跟整个大环境之间这种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另外在进行这个过程是我们所谓的大众或者我们的公众在要求他们退场。随着大众的传媒技术的兴起，大家其实厌烦了传统知识分子和作家的那一套说辞，包括刚才说情怀理想。你说到的像荷马的诗，然后这样的一些修辞学的表达，其实是一个一个要求他们退出这个舞台的，就不想再听你说话，不觉得你说的话可信。我觉得这两个过程其实不是同一个过程，但是他们在今天的中国同时发生。我的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一方面是中国的作家群体在体制里已经成为了既得利益群体当中非常牢固的一员。另外也跟我们中国人这种骨子里的趋炎附势和谨小慎微都有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当权力发生改变的时候，当话语权尤其是已经不止被作家和所谓的媒体人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时候，当他开始流转到其他的普通人，任何人现在都可以对一个电影发表你的意见，可以对一本书发表你的意见，可以在沙龙里做活动，可以去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和剥夺了。
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它可能是一个像宗城的表述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就是我们的作家为什么对正义的事情视而不见，然后丧失了悠久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但另一方面它为什么不是一个机会？当知识分子群体几乎是选择了自我放弃的时候，在这样的公共议题上，我觉得他们的失声几乎等于某种自杀。我觉得都不用说国外的那些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就是在国外以著书立说为工作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不对人类社会发生的大悲剧发言的，这几乎是一种职业的本能。
但是另外，同时我们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所谓的自我。我觉得我们把作家这些东西抛在一边，因为我并不觉得我们社会必须依赖作家，这个群体必须存在，就很有可能历史发展会告诉我们这个群体可以终结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可以结束了。那么问题就在于当他们完成了他们历史任务之后，谁来继续把文字、历史当中这些美德也好，关于善的认识也好给继续下去。我觉得那就是每一个个体。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谈到每一个个人在你发现了这个社会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权力结构的转移，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思潮的变化时，我们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刚才其实大家也提到了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会聊政治，但是比如说我们都会跑到706这样的地方来聊，或者我们会去找非常有限的看起来安全的人去聊。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就有隐藏着一个非常危险的策略或者心理动机，就是我们总是在比较大胆的谈论别人的错误，但是我们很少大胆的去谈论自己的责任。当我们都认为今天必须有人去谈论重要的政治议题的时候，却没有人谈论。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不讨论？这是一个你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当你意识到有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指望哪个作家替我说话吗？为什么要找作家？自己能不能说？空间在哪里？为什么我觉得一直挺尊敬706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践行某种可能。这种可能完全是由几个具体的个人所撑开的，而且可能性就一间屋子这么大，它不需要说是一场革命或者是一场什么样运动来定义的，它发生在你日常生活中。甚至如果我们说706这样的空间都变得很困难的时候，你在你的个人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联系？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学校里面，大家不愿意跟我聊，那我能不能跟我的朋友聊，我能不能去影响别人。就刚才戴琳的那个故事，我觉得就非常自然，她是被她朋友所召唤和吸引的。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它是可以改变人的。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去阅读一个茅盾文学奖作者的长篇小说，我们被它改变。这是过去时代的经验，今天时代经验是，我为我的朋友激动，我为大家激动，我为邬方荣他们在这里的试验所激动，这是一个更日常更容易发生的社会机制，它可以传递很多美好的信息，它可以把一个人勾引出来写一篇美丽的小说，这个完全是意外的，不是一个设定好的机制。不像作家写一本书，就是我要你读，我要你被影响。
今天这个机制是完全变化的。今天我觉得我们完全有这样的传播环境跟社会环境，问题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负责任的节点。在这样一个信息社会当中，如果每个人都传递出非常健康的非常勇敢的信息，这些不同信号之间是会有触动的。大家动不动就悲观，但是能不能在我们每个人发出信息之后，我们再来谈论悲观，因为悲观是未来的事。在今天生活中我们没有时间悲观的。
罗丹妮：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半天，就是应该回到我们说的美德这件事上来，美德最基本的一条，难道不应该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反性骚扰这件事情，应该思考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不是每个人都有文字能力的。我们今天晚上讨论半天，写作只是一种方式，很少一部分人才能让写作成为自己的职业。难道这些事情是只对作家有意义，这些事情只发生在高校里吗？我可以做什么？也许我可以跟我爸妈聊聊这个事，我在日常的两性关系里面，我是不是可以教育一下对方，那些可能平时比较直男的人，或者平时没有这方面意识的人。其实我们为什么都忽略我们身边的人，忽略了人际交往，或者说生活里的这些事情。
很多时候美德最简单的其实是你要问你自己是否真实，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在捍卫别人的某种东西的时候，你到底在为了什么东西而坚持。当这件事情落到你自己身上，你能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太容易陷入到绝望和争吵里，而应该更多讨论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不要把文字或者当作家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咒语。我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需要放弃一部分东西。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发声，然后被传播推上去，被看见。但我们可能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在一个时间段里，很多东西不会被注意，不会被看见，不会推到前台，不会有10万＋。那么你自己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不要做？你要不要写？我觉得是这样。
老刀：文学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但是我总感觉不应该在文学上赋予太多行动和政治意义，因为它应该是超越政治的。当它超越政治回归永恒问题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政治。就像哲学一样，就是不能政治化，因为一旦哲学政治化了，它就为了某个政体或意识形态服务，它就无法穿它他所谓的政治洞穴。所以我一直讨厌哲学的政治化。但是哲学超越政治的前提就是哲学要超越它自身不断的面向真理之后，把理想国当成是一个天花板和天花板上的灯。柏拉图没有说我们就要按照理想国这个方式来实现政治，他的意思是说，当你有了这样一个天花板的上灯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我们所了解的政治的问题缺陷和不完美给照亮。所以我更多的希望看到文学承载这样一个照亮的功能，而不是改变的功能，因为当你要改变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改变，为了什么而改变。如果不想清楚的话，你要改变什么？但是这些问题本身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在沉思之前。不要行动。
主持人马乔：我明白。我最喜欢作家之一村上春树有一句话，文学作为一项已经实践了2000多年的事业，从来不立竿见影地阻止战争、谋杀、欺诈和屠杀。但它始终在催生与之抗争的东西，就像有人在丛林深处不为人知地生死搏斗。不为人知，生死搏斗，丛林深处，它的逻辑不是那么简单粗暴，我写完发给谁，这些可能更为复杂更为深远，所以我并不觉得有那么绝望的必要或者失落的必要，每个人都是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