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观点丨乡村振兴之道、法、术（一）

李 忠 观 点

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正式发布。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现，小编整理了李忠先生关于“乡村振兴”的观点，并在本公众号上，以专题形式进行连续发布。

专题中，李忠先生将以独特的视角，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案例，从道、法、术三大层面，对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局、乡村振兴的核心等议题进行一一阐述，并创新性地提出乡村振兴的五大驱动力的12种打造手法，希望给大家带来些许启示。

以下是李忠先生的观点（一）：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乡村振兴，可以说，乡村振兴是一场“逆袭战”。“逆袭”的意思是，本来很难成功的成功了。那么，为什么说乡村振兴是一场“逆袭战”呢？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七大战略之一，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并列。

2018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拉开了帷幕；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乡村振兴作为“三农”工作总抓手，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三农”问题，对实现乡村振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正当时。那么，新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具体应如何实施？

这里，我从道、法、术三个层面思考乡村振兴的相关议题：

道是研究事情总的发展方向；法是研究它的具体办法；术是研究它的具体操作手段。

任何一个事要做成，有这六个字是很重要的——道同、法我、术异。

道 同

先说道同。

乡村振兴并非中国特有，而是世界城市发展的必然一环。乡村振兴是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多战略并举的一部分。乡村振兴，应该在时代大格局下，明确大势，有所取舍。

取舍是乡村振兴中重要的一件事。就如我此前去国内的一个要搞乡村振兴的地方，去之前曾和当地一位分管领导聊天，他说：“我们现在主要的战略就是要搞乡村振兴，就是去看看每个村子，给它补齐短板。”我说：“您这个思路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要是补短板的话，那所有的村子到处都是短板，短板是补不齐的。不要去计算有多少个村子会消亡，而要计算有多少个村子是被振兴了。”换句话说，乡村振兴更多地是要计算成功率，而不是失败率。

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如何，随着中国的发展，绝大多数乡村的人口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必然趋势。换句话说，“城市的胜利”，必然伴随着一批乡村的消失。正所谓，没有“无可奈何花落去”，就不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

备注：早在十八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就见证了村庄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的不断萎缩。过去五十年里，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33％上升到2016年的54％，乡村的衰落如影随形。城市，是人口争夺战的胜利者。

国外的很多村子都已经衰落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早在2014年的时候，意大利就有个非常漂亮的村子Borgata Calsazio（ 音译：博尔加塔·卡尔萨齐奥），因人口凋敝不得不在Ebay（易趣网：知名网上购物网站）出售，起拍价格仅为19.5万英镑（约合207万元人民币）。这不是孤立的案例，附近其它多个乡村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很多村庄的人口只剩几个老年人。

英国的美丽村庄拜伯里

所以当我们到国外去，经常会在欧洲找到一些所谓的欧洲城市发展典型。如果你走遍了英国，就会发现衰落的乡村要比兴盛的乡村多得多。也就是说，当整个大伦敦范围内装下了1400多万人的时候，有些乡村被抽空就成了必然的“代价”。

备注：大伦敦都市区是指英格兰东南地区环绕伦敦形成的都市区，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6年人口统计，大伦敦都市区拥有人口14,431,830人；根据伦敦市政府的官方数据，居住在大伦敦都市圈的居民人口高达2260万人。

大家要知道，一年之内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增加30万人不是大问题，但是30万人就意味着10个小县城的城区人口被彻底抽空。在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冯骥才就曾提及：近十年期间，我国有90余万个村庄消失在城市化进程中，平均每天有200多个村落消失。

我想说：“中国城市的崛起必然会导致部分乡村的收缩乃至消亡。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必然会以部分乡村的消亡为代价。”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2015年“金砖五国”的农村人口都在大幅减少。巴西农村人口减少了73%，中国大陆农村人口减少了47%，俄罗斯联邦农村人口减少了44% ，南非农村人口减少了34%，印度农村人口减少了18%。

当明确了农业人口减少的大趋势，我们在乡村振兴中就不要好心办坏事。例如，我们的小学到底是应该相对集中，还是必须要分散在每个乡村？显然，相对集中是更优的选择。我们要想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走的技术路径更多应当是送教育下乡村还是接孩子进城镇？除了极边远的地区，都应当是接孩子进城镇。因为送教育下乡村，即使送得了好学校，也未必有好老师。这个老师就算愿意在村子里教书，他的水平毫无疑问也是“越教越下降”的。

我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宁德地区有个霞浦县，那里的家庭绝大多数都采取了这样一种生活模式——老公在乡镇里养着海产品，老婆带着孩子在城里读书。所以霞浦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叫做“妈妈房东”，或者叫“房东妈妈”，就是一个房东要带着7、8个孩子每天去上学。妈妈们不是要让孩子有学上，是尽可能地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有一句话听起来很质朴，但却是事实——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绝大多数时候，不是要解决有无的问题，而是要做到最好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2018年成都市金沙小学曾发布过一条该校小学一年级拟招收30个班的招生信息。这件事是大快人心的，因为大量成都周边的人都愿意让孩子到成都去读书，而不是在自己的县里读书。

现在很多人都说乡村凋敝，但是我想说：这种人口的分布，该聚集的地方聚集了，就能使该没人的地方没人，从而能带来一系列的优点。

所以，我们会看到乡村衰落的背后其实是城市的繁华。

大家只要读过《城市的胜利》就会发现，在美国大城市工作的人的收入要比他们不在大城市工作的伙伴普遍高30%。

备注：哈佛大学爱德华•格莱泽教授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称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城市的繁荣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有梦想的人，“在美国，在大城市工作的工人收入比他们不在城市里的伙伴高出了30%”

再举个例子，中国大量西南地区的人，大都会选择到深圳打工，并且这些外出打工的人绝大多数比他们在老家混得更好。什么叫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就是我们要计算的，不是一定要让一个人在当地致富，而是他只要在我们国内能过上好生活，就应当到他该去的地方。

在这个逻辑之下我想说：中国需要抓住历史机遇，做出更多的全球城市。就像深圳提出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如果我们允许他们来到深圳、创造那么多奇迹的话，我们就应当允许他们的家乡变得不那么繁华。我没说衰落，至少也变得不那么繁华。

中国的城市化还在持续，而且乡村还将继续贡献更多的人口。因为我们的整个城市化率，比日本、比美国还要低得多。

备注：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然达到了58.5%，尽管《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预计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65.5%，但仍低于美国89.3%、日本92.3%的城镇化水平。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落与拯救是个世界性难题。

如果大家到日本乡村去看看，就会发现那里更没有人了。1945-1970年，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日本村庄数量减少了92%，发生了大规模的撤并。

日本在农村振兴政策中，曾颁布了一系列农业法律挽救乡村，包括《农振法》《农地法》《农业基本法》等等。即使这些办法都想到位了，但不要说农村，就连中小城市依然是没有人的。现在日本的很多地方租房子根本就不怎么需要钱，因为你来租房至少能帮我捧个人场嘛；如果你能留下来生活、生子的话，大家会更加高兴，因为今年你不光提升了我们的人口基数，还提升了我们的出生率，毕竟日本的出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如果到韩国去，则经常能看到像中国国内一样的“大标语”。标语上面写的是什么呢？——“热烈庆祝某市护市成功”！在韩国，低于3万人就不叫“市”了。如果大家一通折腾终于保住了3万人，使得这个市不会被撤销，就叫“护市成功”。

韩国第3任（第5—9届）总统朴正熙当年搞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乡村振兴运动，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新村运动”。运动含有“无偿支援水泥和钢筋”、“改善乡村环境和基础设施”、“在全国的农村新建工厂”等内容，持续了很长时间，使得农民们的收入在1974年一度超过了城市居民。然而当大家都在欢庆的时候，这些工厂又纷纷倒闭了。因为当它空间分散布局的时候，效率是要比城市低得多的。1970年代后期，韩国农民增收计划开始遭遇重挫。1970-1990年间，韩国超过一半的农村人口涌入了城市。

据外交部数据显示，到今天为止，韩国约有5200万人口（更新于2020年5月）；据韩国统计局，2020年大首尔人口预期达到2590万，首次超过韩国全境其他所有地区人口总和2580万。人口是越来越聚集。因为越聚集，效率越高。所以向城市，尤其向大城市聚集，是世界城镇发展的总规律。应当这么说，这种规律在中央制国家尤为明显。

世界上有没有哪几个国家是大国家、小首都呢？概括来说有5个：美国的华盛顿、巴西的巴西利亚、加拿大的渥太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以及印度的新德里也不是特别大。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要先看清楚一件事——这几个国家都是联邦制的。

中央制和联邦制是完全不同的。中央制政权下，基层政治的权力是来自上级向下的逐级分配；而联邦制政权下，总统的权力则来自于各级基层政府向上的逐层让渡。大家如果做个对照就会发现，只要是中央制国家，它的首都一定是大首都；只有联邦制国家，它的首都才有可能是小首都。

注意我前面用的是“只要”，只要是中央制的，是无一例外的；联邦制的可未必是小首都。比如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语：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undes”我们翻译为联邦，德国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联邦国，柏林人口约363.4万（2018年9月30日），而且是越来越大的一个城市。

只要是中央制，都是大首都。大伦敦装了1460万人，每4个英国人中有1个住在大伦敦；大巴黎装了1190万人，每5个法国人中有1个生活在大巴黎。我们都知道非常幸福的北欧四国——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再加上奥地利，都是每4个人中有1个生活在大首都。到了亚洲，大东京装了3700万人，每3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大东京；而大首尔则有2500多万人，每2个韩国人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大首尔。大家要知道，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是一个必然，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规律。（数据来源：维基百科）

世界上农村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是一个大趋势，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口的持续减少对于国家经济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会不会使得我们没粮食吃呢？不太会。农村的人口越少，就会使得农村的土地越聚集。

图片来源：全景网

所以，在这样的大格局下，乡村振兴不是孤立的战略，乡村振兴只能是一场争夺“局部胜利”的战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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