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大玩笑：一个反苏分子出逃苏联
编者：本文节选自雷光汉的自传《我的中国心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流亡记》之第一章，“历史的大玩笑：一个反苏分子出逃苏联”。
凄风苦雨之夜
1970年4月24日午夜，两天大雨之后，恰逢天山融雪季节，是中苏界河霍尔果斯河一年中水量最大的时候。最深处水深达到两米，咆哮着翻滚着。我和衣涉水，水淹及颈，在浅水的地方也几次全身冲倒在河中。只好顺水斜切，艰难地走到对岸，从头发到鞋袜已全身湿透了。幸好下水前我用力把眼镜架扭弯扭窄了，近视眼镜还在眼上。
风萧萧，夜沉沉，下旬的月亮光线透出了云层。回望对面高山的阴影，前面邻国边境线上高高的铁丝网隐约可见，还有从远处扫射过来的探照灯光和巡逻车的车灯光，像鬼火一般刺破了黑黝黝的夜空；饿狼嗥叫声，河水翻腾声，一起交织成恐怖的边界之夜，但在我心里已经没有一点恐怖的感觉了。十几年来，挨斗，挨骂，挨饿，挨劳改，我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早就患上恐怖麻木症了。同时，尽管春寒料峭，全身湿透，我全身却热血沸腾，似乎寒冷也离我而去。
我在河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朝向东方——我的祖国——坐了下来。我知道我已置身异国的土地，一泅过界河，再越过铁丝网就踏上了不归路，而这个国家却是我亲爱的祖国的敌国。我当了十三年“右派分子”，五年“黑帮分子”，家破人亡，在五百米深处煤矿矿井劳改，也许还要押上断头台。罪名只有一条，反苏，反斯大林，反对俄国和苏联分割我国大片领土。但鬼使神差，求生的本能却把我驱使到我反对的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来了。
我思绪绵绵，全身的热血也沸腾起来。我一定要活下来，活下来亲眼看到那些暴君奸贼的下场，看到祖国的新生。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经历了那么多大灾大难而没有倒下的中华民族会长期沉沦。我看透了“文革”当局的宣传，却又愚蠢地相信了“苏美合作，主宰世界”那一套说法。既然苏美合作，那么到了苏联以后，就可以有机会转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要去到有中国人的地方，第一个选择是台湾，其次是新加坡。我不愿意去香港或澳门，我和仇恨日本人一样仇恨英国佬和葡萄牙鬼。
我们土家族是相信报应的，我已经看到一些大人物的报应了：列宁儿女皆无，斯大林一个儿子死于德国战俘营，一个儿子喝酒醉死，女儿则逃到了国外。我相信陈毅元帅的口头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要活下去，活着看到各色人们的下场。我一介书生，没有能力报复人。但活着看到他们的下场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月亮从云层中露出，大概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我站起来向铁丝网走去。走了二十来米，到了铁丝网外面拖拉机犁成的耧松土带，有十来米宽，寸草不见，苏联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光把铁丝网上空的黑夜变成了白天。黑鸦鸦的铁丝网迤逦远去，不见尽头，几万公里的苏联边界都是用铁丝包围起来的。后来我在苏联听有人发出如此的感慨：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列宁说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老百姓说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边界铁丝网通电化。
我走近铁丝网一看，第一道网有两米多高，像鱼网一样拖在地面，没有剌。我想抓着网眼爬过去，谁知脚一踏上，软绵绵的，既不能用力也无法着手，一下子全身陷入网中，一寸也难以移动。我只好倒下身子滚了出来。第一道就过不去了。怎么办呢？我走过去细心观察，发现铁丝网外端并没有在地面固定，一掀就起来了，也不重。我拉起网钻了过去。紧接着的第二道铁丝网很高，带刺，还密得很，跳不过也钻不过。我抓着铁丝一点点小心地向上爬，终于翻了过去，两手被刺得鲜血淋漓，脚下的解放鞋鞋底也刺透了。后来审问我时预审官告诉我说，我把他们的三根铁丝都踩断了。第三道铁丝网没什么困难，很低，一跳就过去了。过铁丝网以后是又宽又平的柏油路，新疆那时还没有如此好路。公路两边的电线杆子从上至下全都漆满了柏油，不像新疆的只漆了下面一小段。再看电线杆上的编号，写的是俄文字母，使我确信是逃到苏联来了。
这里要补叙一句，其实我逃离霍城已经两天三夜了，我是投水自杀没有成功才起意逃亡的。我投的就是霍尔果斯河，夜里，慌慌张张地，我找的投水的地方水太浅，求生的本能使我老是沉不下去。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反正据我的体会，要让下定决定自杀而没有成功的人再下一次决心，是多么地困难。我只好逃进山里。这几天，我除了在天山坡上摘了一些贝母花吃和喝山沟的水外，再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因为饥饿，疲劳，加上逃亡出来以后，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了气，我再也无法挪动一步，一下子倒到了公路边。似乎是过了十来分钟，从南边远处出现了汽车灯光，一会儿，唰地一下，一辆吉普车已停到了我的身边。车上跳下一名军官，两名士兵，还牵着一条大狼狗。大概铁丝网上有微波显示器，一有人越境他们马上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判断出发事地点。两个士兵把我从地上抬起，双手反背，绑了起来。
天啊！我已经成了犯人。军官的肩章上有一道杠，两颗星，是个中尉。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把我推上车就往回开。很快到了一所军营，进到一间房子，还有四五名士兵在那里等着，都是碧眼黄发的俄罗斯人。一名士兵给我松了绑，指着凳子叫我坐下，又提来一壶水，还递给我一块肥皂，叫我把手洗干净。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说中国话，我虽然学过俄语，但不会说。他们比比划划地不断问我，我却一句也不懂。好在我在中学学的英语还没有完全忘光，说了一句“I want rice“（我要吃的），没想到，一名士兵居然听懂了，立即端来了一杯茶和一个铝制军用饭盒。打开盒子，里面有半盒荞麦米饭，两片面包，一个白水煮的鸡蛋，一小块黄油，三四片香肠，几片酸黄瓜和两个酸西红柿。我接过茶杯，一口就把茶喝光了，是红茶，还是甜的。茶里也放糖，是我第一次喝到。我在内地时，茶里是不放糖的；在新疆，茶里加的是盐。我狼吞虎咽，几下就把盒饭吃光了，他们打手势，意思大概是问我够不够？我再说了一个英语单词：“Also”（还要），他们又听懂了，又端来了一盒，我又吃光了，也饱了。那位士兵能记忆的英文单词大概与我也差不多，结结巴巴只有几十个，但还是问了我不少。他见我全身沾满了泥巴，知道我是爬过天山泅水过来的，说:“你们中国现在在搞‘文化革命’，天天杀人”。他还说：“上级有命令，凡是从中国逃过来的，不能开枪，要抓活的。”我问他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呢？他作了一个开枪的动作，还告诉我他是乌克兰人。吃饱喝足，我们用英语单词“闲谈”了一会，天也朦朦亮了。一名士兵走进来，把我带到军营大院，指着台阶上的一间小房，叫我进去休息，一看是士兵禁闭室，里面只有一张铁床，床上只有床垫和一件昵制军大衣。门外一名士兵持枪守着，还卧着一条大狼狗。我把全身湿淋淋的衣服脱光，挂着，只穿着已被我的体温烘得半干的内衣裤，盖着军大衣躺了下来。军官递给我一盒烟和一盒火柴，一看烟盒上的俄文，是“五一牌”。我点燃了一支，这是我第一次抽带过滤嘴的烟。也睡不着，仄着身子望着外面。卫兵不断地向我打着各种莫名其妙的手势，原来俄国人喜欢用手语，比中国人的手语丰富得多。太阳升起了，是个大晴天，我变成了军营里的稀有动物，成群的士兵，单个的，两三个的军官家属跑来围观，有笑嘻嘻的，有板着脸的，指着我说着外国话。小姑娘、大娘子们一个个碧眼金发，胸饱腰细，也不怕冷，四月份就穿着短袖布拉吉。洋女人健康而漂亮，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又如此之多的看到她们。
军营初审
中午时，给我送来了同样的盒饭，外加饭后喝茶时吃的两个小白面包。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模式化可真算到了家，以后不管我在军营里，KGB或者公共食堂吃的份饭都是一模一样的，变化的只是主食，有大米的，荞麦米的，麦片或面条几种。吃完午饭，一名少尉军官拿着一个长本子到禁闭室向我问话了。长本子是中文对话手册，用俄文字母拼写的中文对话。他直板而生硬的问我：“你是民兵吗？”我摇头，“你是干部吗？”我又摇头。接下去是一串：“你是工人吗？”“你是医生吗？”“你是售货员吗？”“你是社员吗？”我都摇头。最后他问：“你是教员吗？”我点头了，他也点了点头，走掉了。在以后审问我的过程中，“你当过民兵没有？”“民兵发枪没有？”是频率最高的问题。当时苏联正准备向中国开战，后来我了解了，苏联兵最怕的不是我国装备陈旧，训练落后的正规军，而是民兵和我军传统的游击战。面对中国式的游击战，哪一个军事强国都会心惊胆战，所以他们特别关注于“民兵”。下午四点，一辆吉普车迳直开到禁闭室前，车上走下了一名肩章上一道杠，四颗星的哈萨克大尉，还有一名俄罗斯中尉。一进禁闭室，就用中国话向我问好。中尉是翻译，他简单地问了我在中国的经历，文化程度和出逃苏联的原因，说：“雷同志，现在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文明的人，我们要带你到另一个地方去，那里有中国话说的和你一样好的翻译，还有大首长。”我听到他称我为“同志”，这个我在中国已经几年没有听到过的称呼，感到又新奇，又很有感触。随即，他们叫我穿上半干的衣服，就上车出发了。中尉和我坐在后排，车窗全用黑绒布罩着，外面的什么也看不见。我担心车往东开，害怕他们把我驱逐回去，掀开黑布想看看行进的方向。中尉马上把我的手拉开，说：“现在不要看，以后看。”既然还有“以后看”的机会，大概是不会立即把我送回中国了，我稍微放了点心。
不到半个小时，车子开到一个村庄边的一栋小房子前，四周全用两米多高的木板围着，院子里只能看到远处的电视天线，是对越境中国人初审的地方吧！因为吃饭时有筷子，客厅里不时放着“文革”时中国放的民族音乐，军官们也都会说几句中国话。下车后，一个三十来岁，穿便服的中西混血模样的人前来与我握手问好，他说的普通话比我的带着浓重湖南乡音的普通话还要标准得多。他告诉我说，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上过学，星期日常常去西山玩，因为听说毛泽东住在西山，他想是不是可以看见毛。他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正面桌子边坐着一位俄罗斯上校，五十来岁，表情十分严肃。上校也向我握手问好，叫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混血翻译坐在我的身边，靠墙还坐着一名俄罗斯上尉和一名俄罗斯中尉，面前小桌上摆着记录本。后来，我知道这两个人也都会说流利的中国话。这位俄罗斯上尉很活泼，言语诙谐，不时还和我开个小玩笑什么的。初审开始了，自然，上校是主审官，审问通过翻译进行。先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贯和出生前的地址、职业和文化程度（后来在每一次审问中，这一套都是开场白）。
正式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逃到我们苏联来？“
我回答：“现在中国正在‘一打三反‘，天天杀人，我是为了活命，才逃过来的。”一下子，个人的苦难，虎口余生，受难的亲人，受难的同胞，全浮到了我的眼前，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我1935年10月15日出生在湘西石门县一个土家族农家，六世祖是江西客家人迁入湖广的移民和本地土家女人成婚后传下的后代。我的家族是中国的亲子家族，只看看我父子几代的名字吧：祖父雷立庭，建立家庭，家庭组成国家；父亲雷震旦，震旦系中国古名；二叔雷震军，振兴军队；三叔雷震中，振兴中华；1941年我发蒙上学，正值抗日炮火熊熊，父亲给我取书名雷光汉，光复汉家天下。1956年我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知道了我属于土家族。当时学魏晋南北朝史，授课的是著有《两晋门阀制度》的一代名家田余庆先生，也是湖南人。在上质疑课时，田先生听到了我一口湖南腔的“国语”，便问我:“你是湖南人吧？”我回答是石门人。他马上引用了一句屈原的诗和一句嘲笑湖南土腔的古诗，教我纯正口音（到了1995年，我到了北京用电话向他请安时，他还记得我是石门人）。田先生告诉我：“我的田姓起源不是汉姓，你的雷姓也不是汉姓。你去查查你们的族谱，你祖先大概是少数民族。”
不久，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从报纸上读到了社会学家潘光旦和历史学家向达（我的老师）鉴定湘西土家族的长篇发言，我知道自己是土家人了（仅仅因为这个发言，潘、向两大学者1957年都当上了“大右派”）。那时北大有个好规章，每个系办公楼墙外都掛着信箱，每个学生都可以投书向本校任何教授，包括校长马寅初提出问题，一个星期内定能得到答复。我就给向达先生写了张纸条，询问我的族籍。两天后，在未名湖边我遇到了手里抱着一大摞书的向先生，当中还有英人写的介绍西藏历法的英文书，我还好奇地翻了翻。我向向先生鞠躬后作了自我介绍，他在湖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详细给我解说了古代巴人、蛮人、楚人的历史变迁，和东汉大将马援的南征，以及明清两代在湘西的军政设置。叫我到图书馆善本室去查湘西州县的地方志，还说如果善本室进不去，可以找他帮忙，因为他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他还告诉我他自己是沅陵人，是土家族，向，覃，雷三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大姓。我一下恍然大悟，覃和向是我家乡两个最大的姓氏，在古墓地里常常可以看到刻着某“指挥使司”，某“都指挥使司”就是所谓土司的墓碑。我家对山有一处地方叫司命台，就曾经是土司衙门的所在。东边一处山头叫烽火台，是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军事通讯点，用作设燧点火。石门邻县桃源县还有马援南征的遗迹。马援的马蹄声唤醒了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崇山峻岭中我的先祖：你们属于中国！从此这里的人民就成了中国最忠诚的子民。看看百余年来一连串威名赫赫的爱国名将和政治家的名单吧，左宗棠、蒋翊武、宋教仁、覃振、郑洞园、向军次、贺龙、粟裕……还有同样的有名的文人们：严北岳、俞鸿远、向达、翦伯赞、沈从文、丁玲、黄永玉……湘西出名将、出才子、出美女，但他们的命运又多有“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者。
我的乡族先辈参加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次为中华民族命运而的争的战争。我稍知世事即逢上抗战中的常德大血战，国民军一个师的官兵全部阵亡，日本鬼子还在我的家乡打细菌战，杀死了几万同胞。我们全家逃到湘鄂交界的大山上去。进攻我们家乡的鬼子大部分是朝鲜部队，实行“三光”（杀光，烧光和抢光）。家乡成了最接近前线的后方，到处设立着兵站，医院，新兵训练站。当年还是童子军的我天天跟在抗日军人们后面跑，学打枪，学唱抗战歌曲，玩抓汉奸的游戏。1940年我五岁时父亲参加县里的抗日自卫军训练归来，教我唱“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是我学会唱的第一支歌。我还学会了不少字。那年祭祖时，记得我雷氏宗祠大门西边的新对联上有一联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六岁上小学受到了系统的激动人心的爱国教育，背会的第一课课文是“好男儿，当兵去！”第一个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最先记住的古诗词是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九岁时能全篇背诵战区军政长官薛岳将军的《告湖南全省父老同胞书》。今年（2000年）我已六十五岁了，还能背诵初小语文的一段课文：“他抬头看，是祖国蔚蓝的天空；低头看，是祖国芬芳的草地；四面看，敌人包围上来了。他掏出手枪，把子弹射向敌人，最后一颗留给了自己。”记述的是一位国民军空军勇士驾机轰炸上海日寇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飞机被敌弹击中，他跳伞后自杀殉国的壮烈事迹。三年级时学了民族英雄张煌言传，他随郑成功率水师攻进长江，“登金山遥祭长陵，三军皆痛哭失声”的文句是我到死也忘不掉的。我在他乡异国受罪时，每当心里浮上这些文句，便会增加几分生存的力量。抗战胜利前夕我们返回家乡，大好楼宇，成片的街区全都成了瓦砾之场。我从小对日本鬼子就仇恨至极，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者至今不向中国谢罪，赔偿中国的损失。对大口一张就放弃了几千亿美元日本赔款的领导人，我不认为他们是爱国者，对李登辉、吕秀莲等人，更认为是三流的认贼作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秋天，我复学上初中二年级，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曾申请参加志愿军，因年小未获批准。如果当年战死在战场上，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罪受了。
我幼小时也知道了俄国和苏联侵略我国的诸多血迹斑斑的历史。中国地图象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以后残缺不全了，北边被剪掉了一大块，是俄国人强占走的。“外蒙独立”，真正的策划者是列宁和斯大林。我的家乡有不少人当过兵，在日本投降后随部队接收东北。他们回乡后说，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烧杀奸淫，比日本鬼子还坏。二次大战时日本三分之一的工业在东北，所有的工厂机器都给苏军抢走了，连铁轨都拆走了。上学后学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心里就想：“既然中苏同盟，为什么还要和我国共管旅顺，大连和中长路？”为什么中苏合办三大航线：北京至伊尔库茨克、北京至赤塔、北京至阿拉木图，航程在中国境内一长条，在苏联境内只有一小截？这不是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吗？还有在新疆合办石油和金属公司，真是从海上到天上，从地面到地底，苏联都向中国伸手了“。从此，一看到那个时候无处不在的斯大林画像，一看到占满报刊版面的对什么“可夫”，“斯基”之类人物的表彰，我就咬牙切齿，不屑一顾。1957年，共产党定我为“右派分子”，最主要的罪状就是反苏，1966年又定我为“黑帮分子”。当过中共霍城县委书记的工作组长给我断定的罪行还是“反对革命时期的苏联，反对斯大林”。尽管当时从最高统帅毛主席到每一个红小兵都当了反苏修的急先锋。一个顽固的反苏分子却要冒着死的风险越境到苏联来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恶作剧。可是要虎口求生，我别无选择。
家国同难，中国已国不成国，我的家也是泰山压顶。我的祖母、三叔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现时我父亲天天被捆绑着在斗争台上挨斗，母亲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后还要拖着三寸金莲去向大队治保委员汇报。两个弟弟被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我一门四寡：大姑父死于宁夏黄河边的劳改农场，未婚二姑父在湘西苏维埃运动失败后被国民党枪毙，三姑父在“反右”时上吊自杀，小姑父土改时只有17岁，和他母亲在一根绳子上上了吊。
但是，我一个堂堂华夏子民，和苏联人讲这些，有什么意义？我热爱祖国，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祖国的事，但是，现在却连一块容我活命的地方都没有了。我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翻译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雷同志，不要哭了！”还拿来毛巾给我。接着，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上校从制服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大叠人民币，都是崭新的十元票子。递给我看说：“我们的人民币多得很。现在，我可以给你很多钱，要你回中国去给我们执行一项任务。你完成任务回来以后，我们不仅收留你，还会给你像部长一样的高级生活。”听完以后，我一下子蒙住了。他们是要我回中国做特务啊，敌国毕竟就是敌国！好在我在两天三晚的出逃路上，已经就我的知识范围作好了如何应对苏联盘问的准备。这还得感谢1955年中国的肃反，那时，可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敌情意识，翻译了许多苏联的“反特”小说，我就读过不少，知道他们的那一套。要我回中国“执行任务”，可能只是一次“考验”。我立即回答：“我是一个读书人，当不来特务。我是逃命出来的，也不想长期住在你们苏联，我希望到台湾或新加坡去，生活在我自己的同胞中。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从事特务活动，反对我的祖国，反对我的同胞。这个决心我是下了的，你们不要为难我。”上校听了以后，一下脸就变黑了，厉声说：“你不听我们的话，马上把你送回中国去。”我又回答：“我是由于受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逃到苏联来的，属于政治难民。联合国也规定应该保护政治难民吧，我还读过《苏联宪法》（在上高中时，我真的读过《苏联宪法》的英文译本），你们的宪法也有保护外国政治难民的一条。”上校听后，知道我不大好对付，稍稍改变了态度，还出现了笑容，可仍然不断劝我“去中国执行任务”，还说“我们会教给你活动的方法，不会出危险。”一边说一边拿着人民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穿着湿衣湿裤湿鞋子，肚子也空了，饥寒交加，再无力和他们纠缠，不得不亮出了我的最后态度：“既然如此，你们把我送交中国边防军吧，我宁肯在中国被枪毙，也不会当外国特务。”
局面僵住了，上校又恢复了一脸凶相。正好哈萨克大尉进来了，对上校说了几句话，翻译站起来说：“问题暂时讨论到此为止，现在我带雷同志去洗澡换衣，然后吃晚饭。”带我到浴室后，我平生第一次洗了大盆汤的热水澡，洗完后擦身子的“毛巾”，却只是一块粗纹平布，和我家乡农民用的澡巾差不多，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毛巾”。果然言不虚传：苏联的轻工业可落后着呢！给了我一套旧西服，还有一件白布衬衣，号码都大。房子里有暖气，穿着西服也不觉得冷。晚餐很丰盛，大盘的牛肉烧土豆，肉饼子，煎鸡蛋，菠菜汤，还开了各式各样的凉菜罐头。从罐头上的商标，我认出来是保加利亚生产的。桌上摆着一瓶白兰地酒和一盒盒哈萨克斯坦牌的带嘴香烟。
我在这里被软禁了三天，顿顿饭都是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在苏联，这就算是上等宴席了。和我一起吃饭的就是那五个人，上校，大尉，上尉，中尉和混血的翻译。大尉是哈萨克人，其余四人都是或自称俄罗斯人。吃饭时，上校一改严肃之常态，客气地劝我吃菜，喝酒，饮酒前还碰杯，还说：“为中苏友谊而干杯！”文革以前，我本来是滴酒不入的，文革挨斗时，借酒消愁，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的小饭馆买酒喝，一来二去，我的酒量得到锻炼，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很能喝的人，酒量可以算得上是惊人了。1968年。在乌鲁木齐我还曾和一位落难朋友赛酒，席上无人能敌，并随口吟出了“且看湘涟百尺水，能淹中华八亿人？”的“豪语”。但此时和苏联军人相比，我也只能甘拜下风，真是小巫见大巫。我是一次一口，他们是一口一杯。吃吃停停，还唱歌助兴，他们几个人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北京》，我也唱了两支：《松花江上》和《秋水伊人》，都是我在四十年代学会的。祖国啊，逃到外国才两天，我就想念你了。唱了又吃，还要跳，几个男人抱在一起跳交谊舞，上校还跳了乌克兰马车舞，我也跳了几下秧歌。闹着闹着，半夜以后才睡觉。我和混血翻译睡在一室，床上没有被子，盖的只是白布单子上放条薄薄的毛毯。今晚是开始出逃后是第四个晚上了，我才在床上睡觉。我睡不着，只感到焦燥，惶恐不安，不知道明天又会碰到什么。
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了，我起的早，洗漱之后，走过几道门去到昨天吃饭的餐厅，见到他们还在睡觉，上校合衣裹着毯子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性格活跃的上尉也跟进来了，窗台上有一架收音机，他打开了，把波段拨到我国中央台，正是早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报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中国有了自己的人造卫星，我十分兴奋，喜形于色。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上尉也用中国话向我表示祝贺，使我感到我虽已身逃外国，仍然有当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上校接连询问了我两天，主要关注我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苏联有没有认识的人。我一下回出了三个。第一个是徐英斌，是我在霍城一中教书的同事。他是乌鲁木齐人，在俄罗斯居民区长大，俄语说得好，高中毕业后进入新疆足球队，足球队解散后他下放到霍城一中教俄语。在霍城一中大院内，还有霍城第一小学一位十分漂亮的维吾尔族女教师，是从新疆女子排球队下放下来的，徐和她原系同事，他乡遇故知，两人谈起恋爱来了，帕提曼怀了孕。未婚先孕而且搞的还是少数民族女人，这可是徐的大错误。两个人都害怕了，1962年边民外逃时，双双逃来苏联。第二位安东诺娃，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其实苏联并没有“副教授”一职，实际上是讲师。但中国对苏联派到中国的讲师都给予“副教授”的专家待遇，而中国派到苏联的副教授，苏联却只按讲师对待。在中苏交往中吃亏的老是中国一方，整个中外交往往都是如此，而管事的官们又老是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第三位叫刘克福，是苏联人，北大历史系苏联留学生，起了个中国名字。五六十年代时，北大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很多，刘克福与众不同，他不住留学生宿舍，而和中国学生住在一起，不进留学生食堂，而在大食堂吃饭，为人随和。我们住在一层楼上，天天见面。1958年修十三陵水库，我们编在一个排，他劳动卖力，评为先进。他的妻子是中国女人，四川籍，原来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演员。总政文工团去苏联巡回演出，刘克福是随团翻译，两人谈恋爱并结了婚。1994年我探亲重回母校，和田余庆先生通电话，田先生告诉我他去台湾讲学时在台北遇见过刘克福，原来他们夫妇都去了台湾教俄文了。
上校反复询问了我和他们的关系，做了详细记录。可以说这三个人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他们证明了我的身份，在以后审查中少了不少麻烦。
在这两三天，每天只向我问两三个小时的话，剩下的时间都是吃喝。闲谈中他们还非常注重从我身上挖中国的军事情报，特别是民兵是不是发枪了，是不是经常有军事训练。对此，我一向是一问摇头三不知。我发现他们非常熟悉中国，知道一个书呆子老右派新黑帮长期受到管制，当然和“军事”沾不上边。后来也就再不问了。上校相当有学问，闲谈中还就马尔萨斯人口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伊斯兰教的历史和哲学，高尔基的作品发表了他的看法，还当面用阿拉伯语背诵可兰经。幸好我多年积累的一些旁门外道的知识没被他问倒。在谈及中国人口问题时，我还批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人口学说，他也点头称是。一次吃饭时他突然问我：“你说中国权力最大的除毛泽东外是谁？”我随口而出：“当然是林彪”。他马上说：“不对，我看是谢富治。”我吃了一惊，不知他的根据何在。他又接着说：“你们中国也有KGB，头子是康生。”我吃惊了，因为是第一次听到。他一边谈话一边喝酒，可真有海量，常常用面包干浸到白兰地酒中，一下就吸干了半杯，两口就吃掉了。几个翻译也常常与我天南海北的瞎聊。苏联的边防军属于KGB管辖，他们也都是KGB的官员。多年和他们打交道，我发现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文化水平高，都是大学毕业，国际国内，文学艺术，科学哲学都能说一套；一是维护苏联利益的立场非常坚定，只要与苏联有关的事情，对的一方总是苏联，错的都是外国。譬如谈到两年前苏军入侵布拉格的捷克事件时，他们说：“雷同志，你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除了国际关系以外，还有一个阶级关系，我们华沙条约集团出兵捷克是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当时苏联到处扮演着“国际专政”的世界警察角色。第三个特点就是态度和气，言谈随便，也没有开口禁声的高强度保密观点，不像中国同类官员们那么“敌我界限分明”，满面严肃，气势逼人。上尉还告诉我苏联姑娘多好，说他的娘叫他记住一个俄文词，是钓女人的诀窍。我不明白，去请教混血翻译，他一本正经的骂道：“厚颜无耻。”晚上睡觉时，混血翻译用相当诚恳的语气对我说：“老雷，你别以为到苏联来了什么都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吃苦，干体力活。不过你放心，总会比在中国好。”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哈萨克大尉端来了一大搪瓷盆手拉面条和一盆羊肉炒芹菜和韭菜。他告诉我：“我的老婆是维吾尔人，今天我要她做了中国饭菜（其实是新疆维族式的“中国饭”），来招待你这个中国客人。”踏上异国土地后的第四天，我吃到了中国饭菜，连吃了两大盘，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翻译见着我尴尬的神请笑着说：“没关系，你现在吃的很多，用不多久就会和我们一样，吃的很少的。”他是吹牛了，我后来发现普通苏联人都很能吃，饭量比我大得多。吃饭时我发现那位混血翻译不在场了。吃完饭，中尉翻译马上通知我：“现在我们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你是非法越境进入苏联的，而我们的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你现在的身份是犯人，带你去的地方要暂时把你关起来。但你可以放心，我们不会侮辱你的。”随即拎着个大包带我上了吉普车。现在车窗上没有黑布罩了，没走多久开到一座城市，是有名的普非诺夫市，现在更名热尔干特，当时是对付中国的苏联边境军事重镇。
车子开进一座规模很大的军营，军营周围是高高的砖砌围墙，墙顶还有铁丝网。军营中间是操练场，四周是营房，军营中响着雄壮而喧嚣的军乐。他们把我带进一排房子，阴暗的走廊两边是一间间上着锁的小房间，是军中的牢房了。一名士兵打开了一间，里面除一张钢丝床外什么也没有，翻译叫我换上自己的中国衣服。
我从1966年11月开始就开始了劳改生涯，在伊宁市附近的煤矿挖煤，天山下的大东沟修水渠，搬煤块，抬石头，所有的衣服都磨破了，身上穿的蓝色棉衣是好友陆云章（新疆教育学院教师）送给我的。绒裤是在乌鲁木齐新疆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刘美崧（后任武汉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送给我的，一件黑呢子中山服和一件兔皮背心，是我中学时的恩师张国柱送的，上面都是补丁加补丁了。我换回这身衣服，他们递给我几包烟和一摞子中文小册子后走掉了，把我在军人禁闭室监禁了三夜。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一名士兵打开牢房把我放出来，叫我到练兵场边的水泥台阶上晒太阳，吃与他们同样的份饭，翻看他们给我的中文小册子。
我用很多时间看苏军的操练，军官指挥士兵操练时不喊口令，全靠音乐指挥，方队前进正步走，齐步走，前后左右走都跟着军乐。乐队在操练场正面演奏，人数多，乐曲雄壮。操练时士兵都穿着黄绿色礼服。军人都带着肩章，士兵们的肩章是带款条的软布条，用条文多少表示军阶。每个士兵胸前都有两枚徽章，一是蓝色盾形，一是有列宁头像的红旗形。我十分奇怪，难道他们都有军功章和列宁奖章吗？后来才知道，盾形的是劳卫制（“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锻炼标准）证章，另一枚是共青团团章。一当上兵，人人都得通过劳卫制体育训练，也都成了共青团员。
下午，士兵训练结束了，我还是坐在台阶上翻阅那些小册子，春天的太阳照的全身暖烘烘的。大部分册子印的是苏共和中共马列主义大论战苏共理论家的应战文章，轰动而肤浅，全篇充满马恩列宁和勃列日涅夫论的引文，文句也译得不通顺，我都只略翻了翻便搁下了，现在一丁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读完了一本，是王明（陈绍禹）在莫斯科写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武装反革命》，列举了毛泽东的“十大罪状”。王是中共元老，中共内部共产国际派即亲苏派的头领，五十年代就跑到莫斯科去了，我先还以为他的文章会有些道理的，读完以后却完全是负面感受，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没有道理，都是反中国人的，文章当然不会有说服力，不会吸引人。特别是王明在他文章中表露的一副汉奸相，一副苏共奴才相，真叫人恶心。他列举的毛的罪状之一是：“中国武装侵犯苏联领土达曼斯基岛“，我读了义愤填膺，如果王明就在我身边，我会马上给他两耳光。俄国人称的达曼斯基岛就是我国的珍宝岛。“达曼斯基”是一个殖民我东北的哥萨克军官的名字。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我国一侧，江水浅时和我国陆地连到一块儿，而且岛以北和以东的土地直到库页岛，原来都是我国的领土。指白为黑，为虎作伥当汉奸，可耻的中共元老呵！我当了十几年的反苏分子，阴差阳错，逃命逃来了苏联，我下定决心，决不能当王明类的奸贼。这些小册子都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出版社”出版的，我也知道了这家出版社既不和平，也不进步，是家专门出版反华图书的出版社。以后又陆陆续续读到了一些类似的文章，和这些小册子如出一辙：啰嗦的引文，指鹿为马的事实，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难怪在论战中他们败下阵来，只好到边界上去向中国动武。七十、八十年代正是苏联的黄金时期，国力膨胀，武力称雄世界，国内经济建设规模大，人民生活也富裕。可是，苏联共产党在精神上已经衰败了，没有理论战斗力了。反观中共发表的论战文章，不管是“两论”（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一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不说其道理是否正确，但就文章本身来说，势如江海，气吞斗牛，逻辑严密，护己如铜墙铁壁，刺敌若快枪利剑，篇篇都是“雄文”，说明中共那时确实是集中了不少文笔如椽的才子和学如江海的学问家。可惜七十年代以后就再也读不到那样的文章了。十年前读了一篇《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河殇》的文章，逻辑混乱，史实不清，没有文理也没有哲理，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