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的人们
六七十年前的中国，由于政治原因，乡绅这一阶层已被完全毁掉。而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国家，打掉了乡绅阶层，实质上就是打掉了基础社会。
社会之阙如，国民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对国民而言，让本来属于弱势的个体，在面对公权力时更加的弱势。对政府而言，管理上确实方便省力了，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缓冲带已经完全消失，一出事往往就要付出流血的代价。
近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渐渐重新出现，譬如，各行业的协会、商会以及其他民间组织。在所有这些民间组织中，有一些组织与生活在城镇小区里的普通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比如物业管理与业主委员会。特别是业委会的存在，让业主的诉求不再散落一地，至少在权益受侵的时候，业主有个说话的地方。
去年“新慈善法”出台，对于法律的颁布，历来不容我等屁民置喙，不说也罢。但有一点，不允许陌生人之间在网上捐助，这在本质上又削弱了社会力量的横向链接。
而前年这个时候，一份重磅文件的公布让社会炸了锅，其中最关健的是两句话：一、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的住宅小区。二、已建成的住宅小区也要逐渐打开。围墙拆了，原来小区里的住户就成了独门独户，什么业主委员会自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拆围墙这件事上，活宝花公公倒是难得说了一次人话，不对！是说了一次实话——“小区的直接管辖权就本来就应该收回居委会。”看看，真是难为公公了，舔菊之事无巨细啊！
中国人认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事实上，有人的地方却未必有社会。管理学家徳鲁克先生说：“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惊恐尖叫、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是的，那里尽管有一大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有的仅仅是一个个孤独的、恐慌的人。
恐慌的人买票不习惯排队，谁能插进去谁先买；恐慌的人过机动车道不看信号灯，而是“凑一撮人就走”；恐慌的人总是忙着赶路，而不会在意路边被车撞倒的小女孩的生死……然而，恐慌的人之所以恐慌，原因并非恐慌本身，很多时候为了自保，人们不得不恐慌，虽然这种恐慌很短视。
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认为：“我们一直关注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如此关注，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是的，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导致机能失效。
形象地说，社会动荡如外伤，只要不伤及内脏要害就没多；社会溃败如得了艾滋病，也许不会立马死去，但病毒毁了人体的免疫系统，其实已无药可医。社会的溃败，首先就是社会的溃散；而溃散的社会里，游离着一个个恐慌的人。
让人恐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民众都生活氏无保障当中，生活成本过高，多数人病不起、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于劳苦大众而言，早已习惯了——因病无钱治疗而回家等死是病人自个的事；困难户因没有关系而领不到低保是正常的事；不用花钱托关系就能申请到廉租房是不可思议的事；能顺利办下准生证都是抿嘴偷乐的事。
一个人需要到行政机构办点事，首先想到的并非了解方法与流程，而是找人、托关系甚至砸钱；别人都这样，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信心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在中囯人眼中，几乎没有花钱摆不平的事，既然能够花钱解决的问题，那就都不是问题。如此一来，一切问题都在钱那里；因此，为了钱自然不择手段；而生活在“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大环境下的人们，谁能不恐慌？
如何克服恐慌，这不仅是个社会问题，更多的还是制度问题。要克服恐慌，就必须要用社会组织、社会权利、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来重建一个社会，而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社会组织。没有了社会组织，实质上就是剔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社会就成了一个个恐慌的陌生人状态，而恐慌的个人是很难靠单打独斗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公民意识更是无从谈起。
除此以外，一个制度的运行，应该能够让公平与正义有所归属，应该能够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给人以应有的尊严，这一点同样重要。没有保障，不可能有从容的心态；没有尊严，恐慌则如影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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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手的下场
作者：异乡客 来源：Outsiders
翻开史书，可以发现，历朝历代都会有暴君。而有暴君，必然会有酷吏，也可以称之为打手。暴君必然制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为依靠。
中国历史上酷吏辈出最有名的两个朝代，分别是汉武帝和武则天时代。太史公著《史记·酷吏传》，入传者计有11人，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时的，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张汤、杜周。这些酷吏搞得冤狱遍天下，民变起八方，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家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
武周时期，由于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攫取最高权力，所以遭到李唐宗室及其元老忠臣的普遍反对，这些人都是武则天的敌人，是她潜在的威胁，所以她重用酷吏，被杀的和遭流放的动辄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这些酷吏大都出身无赖，性情残忍，专以造谣生事、无端陷害为能事。据两唐书《酷吏传》记载,武则天统治时期共出现过11位著名的酷吏，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来俊臣、周兴。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屡废屡起，深得皇帝喜爱。张汤就是因为替汉武帝屡次清除诸侯豪强而深受武帝信任，升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仅次于丞相。
这也是古代酷吏频出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就会被弃之成为牺牲品，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不仅郅都、张汤、严延年都无善终，汉代十几个著名的酷吏，没被杀的仅有赵禹、杨仆等两三人。唐代的酷吏，也就姚绍之、毛若虚等几人得以幸免，其余都没逃脱斩首诛族的下场。
像大家熟知典故 “请君入瓮”，就是来俊臣、周兴创造的。来俊臣审理周兴案，时从容对饮，来俊臣向周兴请教严讯逼供之法；在周兴说出这个接近炮烙之酷刑后，来氏才说“有诏按君，请尝之”。周兴当即伏地认罪。于是就有了这个典故。
二人都没有好下场。来俊臣被武后诏斩于市，“人皆相庆，曰：“今得背著床瞑矣。”争抉目，摘肝，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孑馀。”周兴服罪后，流放岭表（今二广），道中为仇人所杀。
酷吏们的灭亡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正印证了那句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
不仅封建专制时代会有暴君、酷吏，只要专制、集权制度存在，暴君、酷吏就会不绝如缕。如纳粹的希特勒和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如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和他的打手，有“屠夫”之称的独腿将军塔莫，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杜克。其中，最著名、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非斯大林和他的三条走狗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莫属。
先说雅哥达。此人于1934年任内务人民委员。履任没几天，他便直接参预了第一次大清洗运动。他在除斯大林外的每个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家中安装了窍听器，在全国逮捕了数以百万计的“政治犯”。他还策划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将与列宁一起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人物、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16人处以死刑，并亲自“监斩”。按说，此人这么能干，应该得到主子的奖赏了，但结果恰恰相反。斯大林仍然对他“没有能非常及时地揭露人民的敌人”感到不满，突然于1937年4月下令将其逮捕，并于次年将其枪毙。
继雅哥达之后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是叶若夫。此人的突出特点是“对领袖的无条件的忠诚和百依百顺”。他上任后，大清洗运动更为猛烈，号称“叶若夫旋风”。他首先在内务部内部开始大清洗，将大批知道一点“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内幕的内务部干部枪毙掉，然后开始了第二次全国大清洗，并导演了“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枪毙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大批党政军元勋。1938年，叶若夫又导演了“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枪毙了布哈林等五十余个前苏联领导人。
叶若夫意犹未尽，又拟了3831份准备枪毙的社会各界著名人士的名单，呈给斯大林后，斯大林很高兴地批准了。就在叶若夫志得意满之时，斯大林突然于年底撤消了他的职务。1939年初，叶若夫被捕，过了一年便被处死了。这个口口声声“热爱斯大林胜过热爱自己的生命”的人至死也没明白为什么突然被主子跟捻臭虫一样捻了个粉身碎骨。
接替叶若夫的，是臭名昭著的贝利亚。
与雅格达、叶若夫相比，贝利亚在位的时间最长，执掌内务部十余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即联合当时斯大林的继承者马林科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贝利亚，并于当年将贝利亚及其几个亲信执行死刑。
以陷害无辜为职业的三个魔头最终也都被自己效力的政权吞噬了，这是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下场。在主子眼中，这类人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当他们知道了太多的主子见不得人的东西之后，被灭口是其必然结局。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手握史书，冷眼旁观现世的风云、沉浮，唯有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