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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钟飞腾：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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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
学人简介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牛津大学学院“牛津-普林斯顿全球领军学者”项目博士后研究员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讨论汉武帝对外大战略的演进,分析帝国扩张过度而调整滞后的原因。帝国的对外拓展是一个不断应对内外约束的能动过程,其阻力与风险始终存在。
对此,往往并非无知,而是试图通过动员、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提升来突破限制,进而维持进取态势及其成果。但是,其中不少政策虽能迅速产生效果,但其对政治经济的长期扭曲效应却意味着更大的反噬危险。
汉武帝前期的征伐很快消耗了汉初多年休养生息的积累,然而各种危机征兆并没有催生战略收缩,却刺激了一系列以“兴利”为中心的改革并不断加码。这些政策一度克服了财政困难,助长了武帝进一步开拓的雄心,推动征伐不断升级。
但是,就在支撑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穷奢极欲的同时,征伐扩张与兴利汲取的长期负面效果也在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军事挫折和内政危机。在巫盅之变等事件的刺激下,垂暮之年的汉武帝最终暂停对外征伐,开启了昭宣时代政策调整的先声。
武帝朝大战略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要重视战略实践的系统效应,注意辨析政策的短期效应与长期影响,在实践中保持充分的战略弹性与战略审慎。
西汉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外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时期。在西汉王朝对外战略的演进中，“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扮演了关键角色。在西汉前期休养生息、国力恢复的基础上，汉武帝转向进攻性战略，大举用兵四境，在开疆拓土、臣服周边的同时也酿成了重大危机。以武帝末年的“轮台诏”为发端，主要完成于昭帝和宣帝时期，西汉统治者经过关键的战略调整，借助匈奴内乱等历史机遇，最终确立了以汉室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西汉对外战略近年也引起了国际政治学者的注意，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挖掘了这一议题的学术价值，但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对战略转折的过程机理阐述得还不够充分。汉武帝时代内外方略的调整也是史学界近期争论的一大热点，但史家多着力于辨析武帝晚年是否存在以“轮台诏”为标志的政策转折。在本文看来，一个尚待深入讨论的问题是：汉武帝时代过度扩张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武帝对扩张造成的问题早有察觉，但方向性的战略调整却迟迟未能发生呢？
本文讨论汉武帝一朝对外大战略的演进，试图更为精确地解释“过度扩张”形成的动态机理。历史上“过度扩张”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它通常指一国的战略拓展行动达至某种极限时进行对外扩张的战略成本超过收益，由此造成严重的战略困境。在普遍的历史叙事和解释中，过度扩张经常被视作大国由盛转衰的要因，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国权力过度扩张？为何在历史和现实的警示都很充分的情况下，一国还不能通过有效调整以避免这一状况？如何发现并通过有效的战略调整来避免过度扩张和衰亡的命运？这些都是国际战略研究的经典问题。
1过度扩张与系统效应的时间维度
毫无疑问历史上一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有着复杂而具体的成因，已有研究也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解释。首先是现实主义者的体系层次分析强调无政府状态及特定的力量对比态势刺激了一国的进攻和扩张的动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通常被视作其中的代表，他强调，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权力是生存的关键，由于国家几乎无法确信拥有多少权力才能保证安全，采取进攻性战略乃至成为体系霸主就成为大国必然的追求。一旦出现机会，国家就会采取扩张行动。不过，作为一种理性解释，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认为国家会进行无休止（或过度）的扩张，相反，只有（也只要）成本高于收益时，国家才（就）会采取调整行动。换言之，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对扩张如何会“过度”的解释并不充分。与之类似，有关攻防对比的讨论也未能提供有关大国“过度”扩张的完整解释。还有一些学者将战略调整滞后的原因归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一国在经济等基础性实力方面的衰落往往先于政治势力的丢失，这一时间差导致了过度扩张局面，但这种现象归纳背后显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实际上，目前更多学者倾向于在国内层次寻找过度扩张的成因，认为这是特定组织、阶级及利益集团基于特殊利益操控国家对外政策、推动进攻性战略而导致的结果。它被认为更易发生于某些特定的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结构之下。例如，霍布森和列宁都认为，垄断资本家对海外市场与投资场所的追求推动了对外扩张。熊彼特则认为军功阶层为维持特权与声望而鼓吹战争。斯奈德进一步提出了“联盟互助”（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ｌｏｇｒｏｌｌｉｎｇ）学说，主张在卡特尔化的国家体制下，利益集团的勾结推动制造了对外扩张的“帝国迷思”，促使国家走上扩张的不归路。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战略拓展期所形成的一系列国内机制与官僚机构所造成的“路径依赖”或“余辉效应”限制了后续的战略选择，阻滞了战略调整的出现。然而，这些研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存在解释范围过于狭窄的缺陷，忽略了前现代国家的过度扩张问题。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将过度扩张归因于某种个体或群体心理认知缺陷。战略观念中的偏见、特有的信仰体系及部分“形成性经验”（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导致大国成为“认知吝啬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ｉｓｅｒ），使其在对外扩张中难以自我节制。在结合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前景理论的基础上，托利弗还提出了风险均衡理论：当领导人预期国家实力增强时，将倾向于以现状作为决策参考点，采取风险规避行为；相反，如果领导人预期国家实力减弱，则倾向于风险接受行为，采取海外冒险。问题是，许多历史和现实经验资料表明，决策者并非对危险全无所知或有意冒险，恰恰相反，他们对于面对的困难和阻力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有着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作出反应，但他们却未能采取行动。同样，领导人的趋势判断与风险倾向与是否扩张以及扩张是否过度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总而言之，虽然既有研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思路但仍存在不足，正如有学者业已指出，探讨扩张过度问题的核心在“过度”。已有讨论未能回答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如果结构性约束（限度）固定存在，那么它一开始又是如何被突破的？“均衡”既然已突破，方向性的战略调整为何迟迟不出现，又何时能出现？以汉武帝时代的战略实践来检验，这些解释的缺陷就更加明显。在武帝朝中后期，汉朝在实力对比中已占据绝对优势，霸主地位基本形成，对外战略的既定目标也已达到。武帝本人也不断流露出希望调整政策的思考，他并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穷兵黩武”式的“战争狂人”。同时，作为帝制雄主，武帝对朝政拥有绝对把控，生杀予夺，翻云覆雨，并不存在某一权势集团操纵内政的局面。武帝朝不断出现的战略辩论与策略调整，也说明武帝对于对外开拓过程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有着清醒认识。究竟什么因素支撑了对外扩张、又延宕了战略调整，各种一般性的理论解释在此不甚适用。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基于战略分析的系统性认识，本文从系统效应前后不一致的角度提出一个简单而初步的设想。社会系统对具体行为的反馈往往存在“延时性”，实践行为的某些效应很快就会显现并被感知，而有些则更间接，需要更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同一行为的即时效应与延迟效应的反馈方向很可能恰恰相反，即前后不一致。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与社会系统性关联的复杂性，这些效应经常是难以预期的。由于短期正面效应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进一步维持原有路径可能都不乏某种合理性，以至于推动其延伸升级，但是，也正在这段时间内，系统负反馈效应逐步累积并最终集中爆发，导致更大的灾难性后果。
具体到对外开拓问题，“过度扩张”未必是某些结构性要素（无论是在哪个层次）所推动的线性结果，而是一个在能动策略不断调整下的动态进程，往往呈现出波浪式推进的历史路径。实际上无论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我们都很难设定某种结构性条件所给定的“均衡”或“界限”标准从而判定扩张是否“过度”。吉尔平曾经指出，随着大国对外扩张的持续推进，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扩散和抵抗性联盟等促使被侵略国和竞争者的力量不断增强，可能导致扩张均衡点不断下移，其结果便是，即使该国的扩张成本本身不再增加，总成本也会超过收益，从而引发扩张过度问题。与之不同，本文认为在实践过程中，成本—收益的均衡点还存在被推高或至少是被暂时推高的可能。如许田波所论，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制衡”与“主宰”、“自强”与“自弱”的机制都可能存在，其触发取决于具体条件与策略选择。大国对外拓展本身是一个不断应对内外约束的能动过程，对于日渐积累的风险与挑战，执政者往往并非无知。相反，帝国对外进取拓展的过程往往就是克服和应对这些困难的过程。面对外部压力国家可能通过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等方式分化和拆解对手联盟。对于内部约束，国家则试图通过动员、汲取及提升整合能力加以克服进而维持进取姿态。问题在于，这些策略努力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帮助国家克服各种内外约束与扩张阻力，从而将所谓的“均衡点”不断向后推移，促使对外扩张不断推进并取得成果。但是不少政策的正面效果往往是暂时或短期的，它们经常意味着对正常政治经济秩序的扭曲，类似的“竭泽而渔”行为所逐渐累积的矛盾与危险极可能是灾难性的，当这些问题集中爆发时，就出现了人们经常讨论的“过度扩张”现象。
具体到汉武帝朝案例，武帝时代战略透支的警示虽然不断被认识到和加以讨论，但对于方向性的战略调整却迟迟未能出现的原因，讨论还不充分。田余庆先生曾提出过两个推测：“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并重点强调后因。辛德勇从史料考辨的角度对其提出了有力质疑。在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正是为了克服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和挑战，武帝采取了大量急功近利的集权汲取策略而这些策略的短期成功维持了扩张的态势，却造成了内政的病变，最终导致过度扩张的危机。
为了展示系统时间效应不一致对战略演进特别是在“扩张过度”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将具体分析汉武帝时代内外战略演进这一经典事例。汉武帝时期三大政治主题“开边、兴利、用法”之间有着前后相续、彼此因缘的关系，对此史学界早有共识。不过，以往多局限于“因黩武的关系，便逐渐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残酷的刑法”这个由外及内的解释向度，而此处则更着力于说明“兴利”与“用法”是如何影响“开边”的推进。下面将着力说明，正是“兴利”与“用法”在短期内取得的显著成效，支撑了对外用兵的推进，也进一步刺激了武帝开边的欲望与信心，并导致了战略调整的滞后，造成帝国扩张不断升级最终酿成了严重危机。在材料的使用上，本文以《史记》和《汉书》为主对后世晚出材料采取参而不用的原则，以求论述更为坚实。文章余下论述按时间次序展开，各部分分别展示在对外开拓的不同阶段中系统效应的不同，说明武帝的对外开拓是如何循序渐进地陷入困境的，最后是总结和讨论。
2战略准备与出击匈奴
汉继秦乱，四海凋敝，面对匈奴的进犯、南越的僭越，汉廷以休养生息为中心，对匈奴以“和亲”为主，对南越也示以怀柔。到武帝时经过七十年间的休养生息，中原经济实力大为恢复，军事力量开始累积优势。同时，军功集团大势已去，诸侯势力也大为削弱。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得以独揽权力，形成以内驭外的朝政格局。伴随权力的集中，与整饬内政相对应，汉廷对外战略的进取态势日渐明显。
不过汉武帝即位之后首先处置的边疆问题并不是匈奴而是百越。有汉一代，匈奴问题最为突出，是汉朝处理对外关系的重心，但是，除此之外，西汉朝廷还需同时处理百越、西南夷、朝鲜、西域、南羌等多个面向的挑战。武帝朝的对外用兵是由针对闽越及南越发端的，消除或缓解这些侧后方的掣肘是西汉对匈奴作战的重要准备。这种循序渐进、“各个击破”的战略，保证了对外拓展的步步推进。
不过，武帝两次出兵闽越就已遇到时人对“过度扩张”的警告与劝阻。据《汉书·严助传》记载，第一次出兵闽越，“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田蚡强调越人相攻乃“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而庄助则以道义话语进行反驳：“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最终，武帝决定兵援东瓯，但实际行动却很有限。庄助不过是“孤身持节”赴会稽，甚至“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闽越复兴兵击南越”，武帝“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其间，淮南王刘安上书，洋洋近两千言，列举各种困难，试图“谏止”干预行动。武帝不为所动，坚持出兵，事后却又特意派庄助向淮南王解释。庄助指出闽越“侵陵百越，并兼邻国”，如不慑止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的现实威胁，更强调“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的理念。此番说辞大概表明，武帝“德及鸟兽，教通四海”的雄心抱负已经形成，并为决策层所共享。此后公孙弘等人上位，包括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大一统”的阐释，也迎合或反映了这种时代心理。
征北必先安南，建元年间在南方的一系列动作还意在震慑南越。汉初以来，南越一直就是南方不可小觑的力量，在汉廷对匈作战的战略后方构成重大威胁。建元六年征讨闽越，汉军的一大意图就在以兵威“风晓”南越，对此，南越决策层也了然于心，遣太子入质。武帝在天光年间开始经略西南夷，很大程度也有钳制南越的意图，不过，因开道代价太大，引发巴蜀骚乱，为专事北境，遂暂时放弃。此间，武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盟友，在东北方向也有活动。元朔元年（公元前１２８年），“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虽然设置沧海郡不久在多人劝谏下放弃，但在西南、西北和东北方向展开的这一系列推进行动，坚定了武帝的信心，也为集中力量对匈作战创造了条件。
在进行上述准备的同时，汉武帝加快了对匈奴政策的调整。天光二年（公元前１３３年）春，武帝诏问公卿指出“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将对匈用兵提上议程。辩论中，王恢建议出击，而韩安国表示反对。武帝虽发起辩论，对转向进攻也底气不足，结果采纳王恢提出的“诱伏”策略，冀望通过投机性的突袭包围来一举解决问题。由于缺乏预案，王恢的计划因一个意外而失败，他也“坐首谋不进，下狱死”。
马邑之战后，汉匈和平局面被打破，武力征伐逐渐成为武帝的主导战略。天光二年（公元前１３３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是汉武帝与匈奴正面交锋的第一阶段。元光六年（公元前１２９年），卫青出上谷，公孙贺出云中，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各率军袭扰匈奴。元朔元年（公元前１２８年）卫青等人又再度出击。这一时期，汉军用兵还比较谨慎，多属于被动迎击或报复性出击，不敢轻易深入匈奴腹地。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汉武帝为解除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发动河南（河套以南）战役，开启大规模用兵的先声。卫青领兵出云中，西至陇西，击败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收复了秦时的河南地。随后，西汉在此设朔方、五原二郡，建朔方城，整修边塞，徙民屯戍，使之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根据地。
从建元到元朔年间，还是武帝新政更化与实施的时期。建元五年（公元前１３６年）立五经博士，天光元年（公元前１３４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并在元朔元年（公元前１２８年）使之制度化。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武帝对诸侯王实行“推恩令”，基本结束了汉初以来的割据局面，解除了诸侯王勾结匈奴的隐患。元朔五年（公元前１２４年）又兴太学。武帝一系列的改革与建制措施使汉廷气象一新，延续了“文景之治”以来的实力上升趋势。不过，正如司马迁所言：“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拓边四境的损耗已开始显现。
元朔六年（公元前１２３年）六月，汉武帝发布诏书，明确表示“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汉庭对匈作战转向主动出击与战役决战。元狩二年（公元前１２１年）春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同年夏，霍去病又与公孙敖再次领兵“逾居延，攻祁连山”皆获大胜，控制河西走廊，至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打通了汉与西域的通路。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春，汉武帝晓谕诸将：“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令卫青、霍去病各率步兵、辎重等数十万人，分道深入漠北，寻求匈奴主力决战。卫青出塞千余里，经过恶战大败匈奴主力。霍去病更出代郡两千余里，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汉军的远征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匈奴的势力。
这一阶段的大规模主动出击，彻底扭转了汉朝长期的被动态势。多年来，匈奴的机动袭扰令汉军防不胜防。武帝以实力积累为基础，主动出击，将防不胜防的被动留给了对手，取得了重大胜利。将战场引向不利坚守的草原大漠、袭扰和破坏匈奴的游牧生产，甚至要比战场上的胜利更有战略意义。不过，在前两次反攻大胜之后，汉武帝在匈奴主动撤退的情况下，贸然深入大漠，试图寻求与匈奴主力决战，其设想固然是在意识到打击匈奴困难的前提下试图攻其不备、一劳永逸地决战决胜但这种远征其实并不现实，用时漫长、耗费惊人，且保障困难、不易坚持，存在巨大风险。在漠北决战中，与霍去病的大胜相比，汉军主力在数次进击中均遭受重大损失，损耗巨大。如吕思勉先生等所论，所谓的胜利是“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
对外行动消耗了之前的府库积累，更扰乱了国内秩序，各种困难与风险很快暴露出来，刺激并推动了汉廷的政策辩论与局部调整。大约在元朔元年前后，齐人主父偃、严安以及赵人徐乐等相继上书，以亡秦为镜鉴，警告武帝“土崩”的危险。史载武帝召见三人直称相见恨晚，并拜三人为郎中。元朔三年春，武帝“罢沧海郡”，入秋后复“罢西南夷”。这些都说明，武帝对进取与扩张的损耗与风险并非没有认识，也因此在东北、西南两个方向有所抑制和收缩。只不过，暂时的局部调整并不代表武帝的整体战略倾向有所改变，调整的关键恐怕还是集中力量以攻击匈奴。
对匈奴用兵的升级则使财政挑战日趋明显。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在河南之战的同时，武帝“又兴十万余人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此后汉匈双方在河南地区拉锯，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武帝于是在元朔六年（公元前１２３年）六月“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为吏”。元狩二年（公元前１２１年）河西战役后，匈奴浑邪王来降，“是岁费凡百余巨万”。紧接着第二年（公元前１２０年），山东发生大水灾，为救灾虽挖空郡国仓库，仍不足以解困，于是“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并将灾民千里徙至长安以北、朔方以南的新秦中，意在既解决灾民就食又加强边防，结果却“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卫青、霍去病出击漠北，大破匈奴，但代价也更为沉重，“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在财政困难的压力下，汉廷出台了一系列以提高汲取能力为中心的战时经济政策。也就在元狩四年，在丞相张汤主持下，武帝任用大商人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陆续出台一系列解决财政危机的政策。先是造白金、皮币，继而又宣布盐铁官营，“诏禁民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此外，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初算缗钱”，开始征收财产税，并鼓励检举告缗，还制定了算缗的具体办法和奖励告缗者的措施。元狩五年（公元前１１８年），由于漠北之战马匹损耗巨大，汉因“天下马少”又“平牡马匹二十万”。同年，汉廷彻底整顿币制，收回铸币权,发行五铢钱。元鼎二年（公元前１１５年）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就任大农丞，“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这些以兴利和汲取为中心的改革措施多管齐下，朝廷的财政危机竟然迅速好转，对外进取战略也因而得以维持，“见好就收”的及时调整也未能出现，但是，“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致使汉朝政治经济体制日渐扭曲。
3收服南方与扩张升级
在汉朝的军事打击下，匈奴单于一改之前的倨傲之态，采用了降将赵信的建议，“好辞请和亲”而西汉决策层的认识却是“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匈奴显然远未衰弱至此，武帝使其臣服的第一次试探以失败告终。“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从元狩五年（公元前１１８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成为汉匈双方暂时的休战阶段，汉廷在边疆转用蚕食策略，拓展控制区域。
对匈反击获得大胜后，北方边境相对平静，武帝开始转向优势更为明显的其他战略方向。实际上，在对匈战事取得进展的同时，南向行动便已加紧准备，如凿昆明池造楼船以训练水军、通过通使礼聘等加紧力量渗透、在南越内部制造矛盾等都在推进。元鼎五年（公元前１１２年）四月，南越王相吕嘉杀害汉朝使者及南越王、后。汉武帝遂派征发内地、巴、蜀罪人和粤人、夜郎兵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征讨吕嘉，到次年（公元前１１１年）十月，平定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秋，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濮等人又率师击破东越，至此，西南夷也被顺势纳入汉廷版图。顺利而迅速地平定两越和西南夷，帝国终结了来自南方的威胁。而在西北方向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汉廷也顺利平定西羌。匈奴力量受到打击，使得汉军可以从容集中优势力量，迅速解决其他问题。
但是，对于连年征战，小农经济毕竟难以支撑，汉廷所承受的财政压力更趋严峻。同时，大规模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元鼎二年（公元前１１５年）春夏雨雪灾，关东饿死者以千数。由此，财政陷入更严重的困境，而汲取政策则进一步加码。此时，封侯赐爵对富比王侯的商人已失去影响力，史载“是时富豪皆争匿财”，“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卖官鬻爵的办法已难以从富商大贾挖出钱财，于是“敛财策略”便转换为剥夺政策。元鼎三年（公元前１１４年），武帝再下告缗令：“十一月，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一时间天下骚动。不过，真正帮助解决财政困境的是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一系列新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并主管盐铁事，在全国各郡、县设盐铁均输官，同年正式“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除了“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桑弘羊还在这一年特向武帝提出一项重大政策，即“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不告缗”令下后，与“告缗”相配合，主动“入粟”便可求得“护身符”，此举诱使商贾阶层就范，实际上成为更有实效的敛财政策。同时，平准、均输一时间也大获成效。史载这一年“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财政危机基本解除。可以说，在艰难的困境中，帝国虽承受巨大压力，却在一系列战时经济策略的支撑下，成功度过了危机。
以此为背景，汉武帝利用内外事业的成功，抓紧推进以确立帝王权威为中心的一系列行动。班固所说的“修郊祀，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多行于这一阶段。更重要的是财政好转，南越、西羌、闽越迅速平定，进一步刺激汉武帝的对匈战略由“图制匈奴”向“臣服匈奴”转变，试图通过震慑性使用武力逼服匈奴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冬十月，汉武帝策划了一次“旌旗径千余里”的大规模北巡，宣扬：“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罢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试图“威振匈奴”。在北巡同时，汉武帝又派郭吉到匈奴王庭警告单于：“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元封四年（公元前１０７年），汉武帝又先后派人出使匈奴，劝说单于遣太子“为质于汉”，和亲并臣服于汉朝，然而，匈奴期待的还是恢复“汉常遣翁主给增絮、食物有品，以和亲”的状态。由于双方都不肯做出让步，武帝欲臣服对方的第二次外交尝试依旧无果而终。
4经略西北与挫折后的调整
随着其他方向的平定，武帝对外用兵的重点转向西北方向，“隔绝羌胡”之后，兵锋所向便是西域。经营西域与压制并臣服匈奴的目标紧密联系。汉初以来，西域便是匈奴重要的财源。在汉军接连打击下，匈奴的统治重心逐渐西移，设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而汉朝力量如能进入并控制这一地区，“断其右臂”的设想就有望实现，在适当的时候还可发动西域盟友，给予匈奴右部腹地以致命打击。为此武帝采取了前后相续的一系列动作。首先是厚赂收买，向西域大规模派遣使团，“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此外，在出游时，“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武帝多方耗费，确实收到了一定成效，史书所载：“乌孙使者见汉广大，归报其国 其国乃益重汉。其旁大宛、月氏之属皆事汉。”但是汉廷要真正争取西域进而为己所用却不容易。西域各国久处匈奴积威之下，对西汉势力也不乏戒心，于是既不敢亦不愿亲附汉朝。同时，由于西汉使者良莠不齐，各种事端时有发生。事态的发展使武帝确信，要争取西域，就需要在河西走廊之西，即西域的东部，构建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抗拒匈奴的据点。于是，在匈奴势力西移、汉朝对西域的外交努力受挫的背景下，进兵西域便成为“图制匈奴”目标的延伸。
如田余庆先生所论，汉朝向西域推进有其大体程序，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其手段循序渐进，目标日渐提升，看似步步为营，可实际结果却偏离原意。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浮沮将军公孙贺领兵一万五千骑出五原，匈河将军赵破奴率领万骑出令居，西击匈奴，目的是斥逐匈奴，不使遮汉使。元封三年（公元前１０８年），从骠侯赵破奴率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西击姑师、楼兰，以报其杀汉使之仇，最终俘楼兰王，灭姑师，“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次年（公元前１０７年），汉军便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兵威西渐。乌孙乃于元封六年（公元前１０５年）接受和亲，但“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拙以礼，羁糜而使也”，结果竟又产生了进一步向西推进的需要。而出产“天马”、又处于北连乌孙西接大月氏战略要冲的大宛便成为下一步的目标。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大宛杀使者车令。李广利领属国兵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西击大宛。由于西域诸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汉军损失惨重，“士还者不过什一二”。太初三年（公元前１０２年），武帝再发大军西击大宛，围大宛城四十余日，大宛贵人杀其王出降。汉武帝两次征伐大宛是多种企图共同作用的结果。武帝好宛马不过是派李广利出兵西域的诱发因素，实现“图制匈奴”甚至“灭胡”的终极目标才是根本动因。征伐大宛的决策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形成的。汉朝惩罚大宛、威震西域，削弱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与影响力，但自身实力耗费也空前巨大，恰恰背离了与匈斗争的核心目标。
随着各个方向“准备”工作的完成，武帝对外征伐的最后阶段终于到来，其目标已演变为集中力量以最终“臣服匈奴”，而实际上汉军到此时早已成强弩之末。天汉年间，李广利等人多次引兵出击，大多无功而返。征和三年（公元前９０年）李广利等人率大军分路北征匈奴，进展不顺。李广利由于卷入继嗣立储斗争，曾与刘屈氂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事发后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妻“坐巫蛊收”，李广利闻之忧惧，欲深入要功，结果兵败，李广利只得投降匈奴。此时，国内财力虚耗，危机四伏，加之“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汉方“不复出兵”。“后三岁，武帝崩”，臣服匈奴的战略目标因而未能实现。
史家历来对汉武帝晚年的对外征伐多有诟病。武帝“臣服匈奴”目标的形成有多重心理动机，更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首先自然是日渐膨胀的帝王抱负。在攻破大宛的太初四年（公元前１０１年），武帝创作《西极天马之歌》，把“天马”来临视为“归有德”、“降外国”、“四夷服”的标志。同时，武帝还有对匈奴一贯且强烈的刷耻复仇心态。元光六年（公元前１２９年）武帝就明确表示“欲刷耻改行”。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他又对李广说：“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太初四年（公元前１０１年）再次进兵大战匈奴之时，汉武帝又宣扬“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此外，武帝大概还有在自己在位时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计划。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帝曾对大将军卫青说过：“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而当太子谏征伐四夷时，汉武帝又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这一系列证据说明，武帝自身不乏适“可”而止的打算，只是在前期成功的基础上，设定了过高的目标，不断顺利克服阻碍使得武帝日渐师心自用，好大喜功，期待“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
武帝后期的军事行动推崇远征决战，甚至在敌情不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劳师远征，深入绝域，恐怕也有意识到现实限度的原因，因而带有某种赌博色彩。然而，由于用人不善，特别是因“欲侯宠姬李氏”而重用李广利，战役组织协调不力，汉军各自为战，甚至使步兵孤军远出千里到荒漠地区与匈奴骑兵作战，结果为匈奴军拦截和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其实，敌情不明、配合不周、地势不利等情况在早前取得胜利的阶段也屡次出现甚至从外戚中选拔将领也早已成汉武朝惯例。武帝之失的症结，其实是在内外约束明显的情况下，依旧固执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设想，无论是天汉四年的三路出击还是征和三年的远征都是如此。目标定得过高，战线拉得过长，结果却适得其反。
不过，造成武帝时代“过度扩张”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汉庭内政的病变衰朽。为了支持规模巨大的远征行动，本已承受重压的财政经济终于陷入崩溃的边缘。如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所争论的“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结果“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此前二三十年间，敛财兴利政策接连出台，并逐步加码升级，朝廷财政状况一度好转，既支持了进一步的对外扩张，也助长了武帝的侈心权欲。武帝在长安等地大兴土木，建宫室楼台，极尽奢靡。西征大宛，除了战略考虑，直接的原因恐怕多半是为了汗血马及打开获取奢侈品的通路。连年消耗之下汉武帝经营西域时，军力大为损耗，财政已近破产。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宣布酒类专卖令：“初榷酒酤。”次年（公元前９７年）又“令死罪（人）［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说明酒类专卖仍无法填补财政缺口。为专制君主一己之私欲，在多年竭泽而渔的过度掠夺与汲取之后，已没有多少政策加码的空间。
同时，兴利敛财政策在各方面的负面效应却日渐显现并激化。多年来，汉武帝在选拔官吏时重用那些替他内兴功作、处事四夷、征利敛财之人，如此，“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决策日趋封闭。一大批人通过“入粟补官”、“入财补郎”，更加剧了吏治败坏。在为帝室、朝廷敛财的过程中，官员权贵纷纷“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长吏厉诸小吏，小吏厉诸万姓”，“其贪而无厌也”。汉武帝敛财政策的本意之一或在打击“不佐国家之急”的商人，却又扶植出来一批更贪婪的官商阶层。同样，均输平准本意在维持经济秩序、减轻百姓负担，但执行政策的官吏多是那些“入粟补官”之人。没有监督机制下的均输平准，变成了贪官奸商一体操纵流通，结果“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盐铁官营，虽带来丰富财源，但如《盐铁论·水旱》中贤良所说，所产“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同时“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特别是官营后，诸铁官“皆罗直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结果“田地日荒，城郭空虚”，小农经济加速破产，农民被迫流亡。
为了惩罚不法商人，武帝施告缗令，但告缗过多过滥，造成中家以上大部分破产，本意或在打击不法之人，但是却使“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严重败坏了社会生产与风气。此时，决策者本该调整告缗令，但武帝却又完全以敛财为原则，推出“入粟不告缗”、“养马输边除告缗”的政策，结果富户纷纷借以获得不被告缗的特权。如此这般，除了敛财，既不能抑商，也不能重商，更起不到促农作用。到后来，交钱不只可以买官，还可以减罪结果“豪疆吏民请夺假贡弋贝，至为盗贼以赎罪。其后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现象被证明只是暂时的，到了天汉年间，朝廷只得再议加赋，最后出台酒榷专卖，足见先前各种兴利敛财政策已不再那么灵验了。
总之，持续用兵的恶果与障碍还在于内政的病变。对外战争引发财政危机，兴利活动开始，以致民生凋敝、秩序紊乱，出现普遍犯罪，进而酷吏政治兴起，造成社会的恐怖氛围与政治形势的严重恶化。汉昭帝年间，在盐铁辩论时贤良文学就指出，“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克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班固也强调，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 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由对外征伐引发内政危机，而正如徐复观先生总结的，因黩武的关系便逐渐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残酷的刑法，三者互相因缘，这种政治衰朽所积累的矛盾也随着武帝的年迈，最终由于继嗣问题的凸显而集中爆发。
到武帝末年，已出现朝政败坏、人人自危的局面。除了改历以外这一时期武帝几无有意义的新政出台。武帝征伐过度、奢糜无节早已超过了社会负载。小农破产，流民剧增，奸商横行，罪犯霸道，最终转化为沉重的统治危机，“海内虚耗”，“天下骚动”渐有“亡秦之迹”。天汉二年，“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阴山攻城，道路不通。”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对汉武帝的一次比元丰四年更严重的警告，逼迫他思考所以改弦易辙之道。”虽然武帝通过派绣衣使者做“沉命法”，在威压之下镇压了暴动，但是在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氛围下，由武帝“好鬼神”以及“继嗣问题”所引发的“巫蛊之祸”的轩然大波，几乎动摇了帝国的根本。
最终，在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对外征伐出现挫折的背景下，武帝在征和四年（公元前８９年）颁轮台诏检讨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武拓边是以“文景之治”积累的大量物质财富为基础的，武帝的兴利、敛财与酷吏政治则是在对外征伐的刺激下推进的。至征和中，“海内虚耗”，国力的透支枯竭，决定了武帝已不能仅靠单纯的军事策略调整度过危机，只有停止对外征伐才能为内政变革创造前提。本文认为，无论武帝的主观意图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轮台诏”的颁布确实开启了西汉朝廷政策调整的过程。③在武帝的连年打击下，匈奴等也失去了骚扰汉边的实力与意愿。随着大规模征伐的结束，汉朝得到了一个较为平静的调整时机，为后来昭宣时代进一步的政策转向创造了条件。
5结 论
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了曲折。战略也是一个演进的实践进程，是对目的与手段（连同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问题）不断的能动调整与协调，充满了“不可估计之事和无法预料的摩擦”。战略行为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发生，需要充分重视系统效应，特别是系统反馈效应在时间维度上的复杂性，区分短期效应与长期影响。本文提出应贯彻战略分析的系统性思维原则，重视时间维度与主体策略能动性，强调策略的短期效果与长期效应会经常性出现不一致，进而导致意料之外的后果。
本文试图通过对汉武帝时代战略演进调整的检讨，进一步展示和说明这些基本道理。武帝一直怀有“威德遍于四海”的帝王抱负。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汉武帝对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极为推崇，汲黯早在武帝继位初年就曾批评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除了个人强烈的帝王心理外，武帝对外战略的这种进取性也是时代风潮的反映。
受到某种“自我中心”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古时代的东亚国际体系中，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华夏中原王朝在战略禀赋上占优，一旦其从内部的分裂和战乱中恢复，寻求权势与拓展利益空间几乎是一种权力政治的“自然”。但是，在一定的生产能力以及军事和统治技术条件下，这一拓展又必然存在限度，受到外部环境、社会承受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后勤保障能力等制约。最重要的是，对外征伐很容易突破小农经济的承受能力，而要超越这一限制，就需要动用“非常”手段，只是这些手段作为权力的“兴奋剂”，往往也是一剂毒药。汉武帝的开边与征伐消耗了汉初休养生息积累的经济成果，刺激了一系列以“兴利”为目标的改革。为了支持大规模的征伐，汉武帝推行算缗、盐铁专卖、卖官爵等手段，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大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提升了汲取能力，克服了财政困难。它们所带来的某种正反馈效应，刺激了武帝开边的欲望与信心，支撑了帝国走向进一步扩张的道路，这是武帝时代拓边持续推进，特别是为何战略调整迟迟未能出现的关键动因。但是这些急功近利的策略累积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后果，最终酿成更大的危局。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国家已处在崩溃的边缘。
《盐铁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强调战略审慎与灵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此。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视野来考虑，似乎又不得不承认，汉武帝的大举对外征伐，某种程度上也为其后昭、宣二帝的调整提供了空间和基础。昭宣时代的政策调整与中兴局面既是对武帝战略的改弦易辙，其实也离不开武帝所创设的内外局面，特别是利用了匈奴这个最急迫的外部威胁被深度打击克制的有利条件。武帝的征伐成果更成为其后历朝历代君王努力维持的有效统治区域，成为后代各朝显示“大一统”的比照对象。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奠定了多民族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推动了多民族中国基本框架的形成。如时殷弘先生所言，对农耕华夏而言，拥有这么一位罕见的“战争霸王”恐怕又可说是历史之幸了，只是，这一切的前提恐怕还是武帝晚年虽然已经迟到但还不算太迟的调整。（注释略；责编：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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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03期；首发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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