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流行阴谋论
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一语惊人：“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因为，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象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狂热。不仅如此，克里希那穆提更大胆指出，这里还包含着某种不可治愈的自卑情绪。我建议读者去读克里希那穆提的原作，因为对他的语言的任何转述都不能保持其原有的说服力。
不论如何，最近十年，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虽然，就我们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而言，春秋时代的老祖宗早已树立榜样，中国人的世界观自古就是天下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诸如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一再教导我们，民族是阶级的一翼，统治集团为了转移受压迫大众的视线，往往挑起民族仇视。所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国际争端反映的首先是国内关系的紧张化而非国际关系的紧张化；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从来不是超阶级的，故而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爱国主义。毛泽东也指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与诸如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现代思想家的观点未必吻合。我引用这些观点，是因为中国现代政治学说的主流学派至今仍自认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读者若相信马克思主义，不妨对照上述观点反省目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深层原因。如果读者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例如，不相信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或即使存在但不是社会演化的主要动力，那么，我推测，读者无法回避前面引述的克里希那穆提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评。
就理论而言，阴谋论的要害首先在于它缺乏政治智慧。其次，在统计学和基于统计学的科学视角下，它不正确。就实践而言，大国政治不应也不可能基于阴谋。因为，阴谋之成败取决于偶然因素，而大国的命运不应维系于偶然因素。固然，历史在转折关头常取决于细节，而细节包含着偶然因素。也恰恰因此，我们才格外关注“智慧”问题。
如果只懂得关于事物的知识或“理”，我们不可能有智慧。这里，我仍要引用金岳霖反复引用他自己关于“道”的体会之一：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势，不服从必然律，因为有“几”。蓄势待发，将发而未发，曰几，与“机”相通。把握时机，因势利导，是一种智慧。凡事失败了就说别人有阴谋，或凡事解释不通的时候就说是阴谋，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
根据动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观察，人类似乎是惟一在欺骗能力方面获得超常发育的物种。不同于其他灵长目或哺乳动物的脑，人脑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许多脑区，都与“信任”和“意图探测”有关。就大脑皮层而言，除了语言脑区，脑的信任和意图探测功能主要位于右半球，它们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家所说的“社会脑”。
欺骗，可以定义为“故意掩盖行为意图”。所以，人类的意图探测能力的超常发育，意味着漫长的欺骗与反欺骗的斗争。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人类，其先祖是一种身体纤细的古猿。作为灵长目，我们的种群惯性之一是“群性”，也就是“社会性”。根据许多人类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考证，如果没有群性或群性较弱，纤细的南方古猿必会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消亡。所以，人类注定无法摆脱欺骗和被骗，因为人类不仅有显著的个性，还有显著的群性。
人类社会的创造性，主要基于群体允许的个性发展。人类社会的稳定性，主要基于群体在千差万别的个性之间协调劳动分工的能力。任一群体，有些时期发展迅速，有些时期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就在于创造性和稳定性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一权衡关系，在人类社会演化的无数决定因素中占据主导位置。其余的关系，包括欺骗能力和防止欺骗的能力之间的权衡关系，都是从属于这一关系的。
阴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欺骗，它通常意味着深谋远虑且设计周密的欺骗，也称为“骗局”。鉴于这一特征，阴谋要求保密。如果参与一项阴谋的人数太多，例如超过两百人，阴谋有没有可能成功呢？有可能，但必须有军事组织那样的纪律。两百人的群体如同一个人那样活动——饮食起居言谈举止，长期而言，代价太高以致几乎不可能。动物有个性和群性，不同于植物，动物个体的个性占据主导位置，否则就不成其为“动”物。所以，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你可能在一切时刻欺骗一些人，你也可能在一些时刻欺骗一切人，但你不可能在一切时刻欺骗一切人。
阴谋论者大多不懂科学或统计学原理，所以才相信有人——例如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诸如货币和外交这类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上，居然可以在一切时刻欺骗一切人。阴谋论者，也有懂得科学和统计学的。许多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我那时的一位同学，后来无可挽救地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他的某一颗牙齿里面植入窃听器。我在香港教书时，专程去拜访他。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他认真而谨慎地告诉我关于他那颗牙齿里藏有窃听器的阴谋。我推测他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否则绝不会相信这样的阴谋。
目前我国流行“美国阴谋”。更早些年，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流行“英国阴谋”。如果查阅文献，我们不难发现，20年代至30年代流行过“俄国阴谋”，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行过“日本阴谋”。关于阴谋论的资料显示，不仅中国，而且朝鲜和越南，在某些历史时期，都流行过关于强国（包括中国）如何操纵弱国内政的阴谋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因为报界推测多年的日本与袁世凯之间的“密约”因凡尔赛和约而披露。虽然，这一事件充分表明阴谋不可持续，但是它被相信阴谋论的人当做阴谋普遍存在的一项证据。
今天，我们通过检索“阴谋论”文献知道，如果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称为“民族性”，那么世界上有两个特别喜欢阴谋的民族——英国和日本。
与杜威不同，罗素崇拜中国文化，可是他列举过三项中国人的劣根性——“冷漠”“贪婪”和“说谎”。姑且不论“民族性”或“劣根性”是否应被接受为正确的观念，目前流行的阴谋论并不指向英国和日本，而是指向美国。虽然，美国人始终被其他国家的公众认为是“最天真的”。这一事实暗示我们，让我们相信“美国阴谋”的，主要根据并不是民族性，而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就应直接探讨大国政治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
大国政治，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为什么国际政治专家通常不接受“阴谋论”的解释？因为，如前述，保密的代价太高。当人数众多时，阴谋很快就变成“阳谋”。大国之间于是从来就只有阳谋，公然派遣间谍、潜艇、卫星，以及传播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播电视。这是国际惯例，大国政治的惯例。
假如某一大国的公民普遍相信阴谋论，那将怎样？我推测，当然，现在我们也可观测，一种可能是“人心惶惶”，因为我们周围很可能布满了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另一种可能是“大批判”——公开批判想象中的外国阴谋，这就被旁观者称为“妖魔化宣传”。
这两种可能性，都将极大地损害本国利益。除非我们计划返回闭关锁国的时代，否则，我们最好遵循国际政治的惯例，相信阳谋而不相信阴谋。阳谋，比拼的是政治智慧；阴谋，我不知道比拼的是什么，人心叵测，对本国政治也非常不利。
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宣传阴谋论，人心叵测，眼神里透着诡异，甚至在家庭内部，坦诚也不再是美德，一代复一代，沉积在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民族性格”，那就太糟糕了。因为，在心理学视角下，这意味着整个民族患了“受迫害狂”。
其实，在十年“文革”中度过青春期的这一代中国人，已经十分普遍地表现出受迫害狂（相互猜忌）的心理障碍。百年之后，史家若要直面评价这场旨在反对官僚政治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种种后果，不应忽略人性扭曲这一严重的负面后果。
扭曲了人性之后，我们这一代人成家立业，继续扭曲我们后代的人性，如此相续永无了结。事实上，今天高校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主要责任应由他们的父母承担。他们的父母，就是我的同龄人。
我最钦佩的一位朋友，也是我在跨学科教育事业中难得的一位同仁，顽固地相信西方帝国主义颠覆中国政府的阴谋论，并且努力向学生们宣传这样的阴谋论。这真令人痛心。承受着这一痛苦，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知道，阴谋论在许多网站居于主导地位。我从未访问过“天涯社区”，但我听说那里是各种各样阴谋论的发源地。民粹主义——吴敬琏教授最近提醒读者——或许是当前最应警惕的思潮。政治腐败与民粹情绪，似乎总是形影不离。所以，执政党必须尽快提出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方案。否则，晚清中国社会流行过的许多危险思潮都可能卷土重来。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权力从垄断状态到与更多民众分享的状态，这是“民主化”的实质。盖言之，权力的分享，首先为了缓解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如果当权者始终不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实现权力在更大范围内的分享，那么，上述的潜流就难以避免要演变为摧枯拉朽的社会革命。就我自己的态度而言，但凡可以和平演变，我绝不赞成暴力革命。我相信我周围多数朋友，以及多数中国人，都持这样的态度。社会运动起于偶然事件，若一连串偶然事件相互激发，则可能造成激变的形势，不再是偶然。
延伸阅读：
普京的俄罗斯仍没走出前苏联模式
作者：郑永年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01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让人觉得“了不起”
在当今国际社会，普京可是很多国家的领袖所崇拜的对象。无穷的个人魅力、“战斗民族”不屈的性格、高超的政治操作手段、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对国家利益赤裸裸的追求，有太多的“政治品德”表现在这位领导人身上了。就连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不仅公开对普京表示羡慕，而且展现出要和普京及俄国改善关系的真诚而强烈的愿望。
的确，从表面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让人觉得“了不起”。首先是政局稳定。去年俄罗斯刚刚举行了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的选举，在一共450席中，普京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占了343席。而在地方层面，各级官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统一俄罗斯党党员。也就是说，普京牢牢掌握着政权，反对党的影响微乎其微。
自民主化以来，俄罗斯最担忧的莫过于西方通过反对党来影响俄罗斯内部政治。普京掌握政权以来，在这方面主要通过打压反对派、立法、政策等做了大量的努力，使得现在西方很难再在俄罗斯找到有效的“内部代理人”。
不仅如此，这些年里，普京通过各种举措，大大激发了俄罗斯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是树立俄罗斯民众的强国意识，另一方面是从各方面批评和反击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干预。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西方民主本身这些年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的减弱（较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今天大部分俄罗斯民众都认为俄罗斯应当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要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模式。
俄罗斯的强大还表现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力量。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在前苏联时代建立起来的。苏联解体之后，军事力量也开始衰落，但衰落主要表现在军事组织和军费方面，而非技术方面。普京在组织和经费方面重组军队，结合其所拥有的技术，再次振兴俄罗斯军队。近年来，无论在乌克兰还是在中东（叙利亚），结合其高超的外交，俄罗斯军队都有出色的表现。
即使就最薄弱的经济环节而言，俄罗斯也没有像一些西方观察家所说的处于“崩溃”状态。普京掌权的早期，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近年来，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没有崩盘；并且俄罗斯民众的忍受能力很强，他们充分理解俄罗斯经济的现状，并且把经济现状的恶化归之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能源价格变化和西方的制裁。受强大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支撑，这些因为“外在原因”造成的经济困难，对大多数俄罗斯民众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所以一般认为，普京终于终结了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以来的一路衰落，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俄罗斯可以从普京开始再次走向复兴了。
但是，这些表面上的成就很难奠定俄罗斯复兴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不过，强人的出现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如果强人只是为了自己，那就很难把自己的权威转化成为新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强大的只是这个强人，而非制度。
02
强大的普京，脆弱的俄罗斯
今天的俄罗斯就面临着这种情况。普京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自己，但其治下的俄罗斯则很脆弱。人物变了，俄罗斯文化没有变化；制度形式变了，制度的本质没有变。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仍然面临前苏联的问题，普京能否逃避前苏联及其命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普京可以说是“受命于”国家危难时刻。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典型的寡头时代。寡头当道，他们不仅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也是俄罗斯政治的实际操盘手。更为重要的是，寡头们没有一点国家利益观念，勾结外国（西方）力量影响俄罗斯内政，出卖国家利益。
因此，普京2000年一上台就不惜一切手段整治寡头。首先，寡头们必须离开政治。当时寡头得到的明确指令是他们必须放弃政治野心，才能得到中央的保护，继续在俄罗斯生存和发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多不服的寡头开始流亡国外，有政治野心的则锒铛入狱。
但是，普京不仅没有在制度层面解决寡头问题，反而以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所不同的是新寡头的政治立场。在普京治下，亲政府超级富豪成为了新的寡头，并且成为克里姆林宫权力网络的一部分。
这么多年下来，普京仍然没有改变经济格局，俄罗斯仍然是寡头经济结构。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是原料经济，经济结构单一，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在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但在俄罗斯只占15%左右。一些方面，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俄罗斯的资源那么丰富，简单的民生经济就是发展不起来。有人说，中国一些县长可以解决的民生经济问题，普京就是做不到。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不发达，除了上述寡头经济结构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俄罗斯的一些较小政党主张发展中小企业，但这些政党经常被执政党怀疑，认为他们有政治野心，因此正确的主张受到打压，不能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在寡头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俄罗斯的中小企业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有实际上的需求。
普京执政初期，经济发展快，老百姓感受到了进步。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经济实在太不好，基础低。到今天，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并不是那么坏，但年轻一代已经感受不到国家经济的进步，至少不能再享受他们父母辈所享受的经济好时光了。无疑，这也是这次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的经济背景。
不过，荒唐的是，外交的成功对内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负面作用。普京面临的两难是：西方越反对普京的外交，内部民众越是支持他。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普京越是施展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越能赢得国内民众的欢迎，尤其是小城镇和底层社会群体的支持；但同时，普京越受民众欢迎，越能掩盖国内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
也就是说，当普京可以从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面获取足够的合法性资源时，他无需通过内部的发展来获得民众的支持。不过，就俄罗斯内部发展而言，强硬外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现在，在外交上，俄罗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公开“敌人”，很难通过和西方改善关系来发展经济。特朗普意在改善和俄国关系的努力受挫，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普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确立新制度，而是相反，即破坏制度。为了掌握政权，普京进行了难以令人相信的政治操作。从总统变成总理，再从总理变为总统，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不难发现，无论是体制内外，普京的所为不是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结果造成了制度弱化而个人权力强化的局面。无论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还是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错失了制度转型和建设的机遇，今天的普京仍然在错失机遇。
普京这些年通过努力所掌握的权力，赋权他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但普京并没有这样做。结果，站在一个强大的普京背后的便是一个微弱的俄罗斯。如果普京能够支撑这个国家，那么普京之后呢？
在很多方面，普京的俄罗斯仍然没有走出前苏联模式。尽管政权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但这个支持率主要来自普京本人，而非体制。在前苏联时代，政权的投票支持率几乎可以高达百分之百，也没有人预测苏联的解体，但它最后的确解体了。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化的本质，即一种“危机产生强人、强人制造危机”的循环。不过，这绝对不是一种好的循环，而是恶性循环。
历史会重复，但不会简单地重复；历史往往具有戏剧性质，才能为其本身增添一点颜色。强人普京导演下的俄罗斯，上演着一幕幕使人眼花缭乱的戏剧，但人们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智力去观看和理解其背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