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类”也难逃厄运
副标题：记文革罹难者时传祥
文革中罹难者不仅是老干部、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被打成“黑五类”的人，“红五类”也难逃劫难。
时传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解放前,掏粪工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在时传祥20年的掏粪生涯中,历经沧桑。
建国后,北京市统一安置了全市的掏粪工,各区成立了清洁队,掏粪工们列入了正式的工人编制。时传祥成了崇文区清洁队的一名掏粪工人。在工作上,他兢兢业业,不畏风雨以群众为先,主动给自己加码,原来每人每天平均背粪50桶,他却背93桶,掏粪的分内事他做,垒好倒塌的厕所这种分外事他也做。这种突出表现使时传祥赢得了众多的荣誉,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事迹被广泛报道,他的精神也被浓缩为“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时传祥精神”。
无论怎么说，时传祥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红五类”。然而，时传祥在文革中却遭到无数次的批斗，挂牌、游街、抄家、遣送，最后含冤去世。
时传祥最大的“罪恶”是和刘少奇握过手。
那是1959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走到时传祥跟前,一把抓住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亲切地说：“你是老时吧？”刘少奇拉着时传祥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老时呀！你当掏粪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我们都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听说时传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刘少奇说：“一个先进生产者,一个劳动模范,光好好工作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文化。”接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自己使用的英雄钢笔,送给了时传祥,并叮嘱他：“年底一定要给我写信。”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与时传祥的合影,而这支英雄钢笔,后来便一直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收藏。
《人民日报》上和刘少奇的那张合影简直使时传祥成了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代表。据报道,北京市曾专门主办了老工人训练班,几千名老师傅悉心倾听时传祥的报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时传祥事迹展览,参观人数最多达7万多人；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介绍时传祥事迹的小册子——《让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全国发行180万册。
1963年6月初，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崔月犁，到崇文区环卫三队“时传祥班”参加劳动。两位副市长轻车简从,公安、环卫、新闻单位等部门的人一个也没带,来到以后,二话没说,抄起工具,便跟着时传祥背粪,直干得满头大汗,两个多小时后才离开。事后,万里风趣地对别人说：“我是时传祥的第一大徒弟。”
1966年，时传祥走到了命运的顶峰。
这一年，对吴晗、邓拓等人的批判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运动中，时传祥等劳动模范也被请了出来，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表态。时传祥用刘少奇送的那支钢笔，写下了“要把一切牛鬼蛇神掏出来”的豪言壮语。在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运动中，时传祥还到处作“忆苦思甜”的报告。
1966年国庆节前，他被毛泽东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他作为北京市政府观礼代表团副团长，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
在城楼上，时传祥见到了刘少奇，神情默然的刘少奇没有和时握手打招呼，也没有讲话。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刘少奇的排名从第二位退到了第八位。其实，此前，刘少奇已经被点名批评，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带头人。10月以后，北京停止了抄家、遣送、破四旧，开始了另一场运动“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传祥茫然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时传祥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捍卫团）的领导人。
这个组织是1966年11月15日成立的，号称有30万人，这个组织旗帜鲜明地支持老红卫兵。被定为保皇派反动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成立时，请时传祥来做过一次“忆苦思甜”报告。为了把“捍卫团”和刘少奇挂上钩，造反派硬说时传祥是“捍卫团”的头头。
后来，江青在接见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代表时还点名了时传祥和这个组织的名字。说，时传祥是个大工贼。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上海摇唇鼓舌。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了揪斗劳动模范之风。
作为江青眼中的保皇派，时传祥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政治风暴的中心，不仅仅终结了政治生命，在一次又一次无休止的批斗中，甚至命在旦夕。
批斗时传祥：来到区委大院，正好看到红卫兵在批斗时传祥。一个淘粪工人，只因为当年刘少奇接见过他，还对他说了句“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是分工不同”，被揪了出来，到处游斗示众。
江青点名的第二天，崇文区清洁队门前就来了揪斗时传祥的红卫兵。据当时的崇文区环卫局党委书记牧朝铭回忆，他陪时传祥挨斗的场次就有580多场。一天要斗7、8场，造反派将时传祥反绑双手，挂着“工贼”、“粪霸”的大牌子，并套上他们用红袖章布做的大红袍，将他押上卡车，在北京大街小巷游街。还让时传祥站在板凳上挨批，然后踹倒板凳，让他直直地栽下去。深夜，红卫兵将他逼到猪圈里打他，抓住老鼠往他裤子里放，逼他喝痰盂里的尿……
彭真被打倒后，原北京市委成了“黑帮”组织。原副市长万里经常被拉出去批斗。因为万里在崇文区清洁队掏过粪，每次批斗万里都要时传祥陪斗。
1968年春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到了。他想,凭自己“红五类”这顶戴花翎该给他平反了。谁知,不但“工贼”的大帽子仍然石磨般地压着他,而且,还给时传祥打成“粪霸”、“富农”，对时传祥的迫害,变本加厉了。
时传祥不明白，自己是揣着七个糠饼子，徒步走了三十多天，逃荒到北京的，怎么成了“富农”呢？时传祥14岁开始掏粪，受尽了粪霸的欺压，自己怎么成了粪霸了呢？时传祥太天真了。时传祥不知道“四类分子”是人为定的。当年中央苏区“肃反”错杀了八万红军，尽管他们的家贫如洗，不是统统定为“地主”了吗？文革前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右”达三千多万，他们中有几个是真正的坏人？
1971年10月，时传祥被遣送回山东老家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回乡后，时传祥因弥散性脑软化症致半身瘫痪，精神也失常了。
1973年8月21日凌晨，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处理完外事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万里、北京市公用局党委书记张晓光说到北京环境卫生时，说塑料袋都被风挂到天安门旁的树杈上了，周总理问，时传祥同志在哪？听说已被遣返回乡，周总理非常气愤：“难道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当即说“要把时传祥同志接回来，给他平反，向他道歉，给他治病，落实政策。”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北京市公用局环卫处长韩志嘉带着一位姓曲的医生，坐火车到济南，转开吉普车然后徒步进村，向瘫在炕上的时传祥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当时时传祥经常神志不清，但当场就眼泪下来了，颤抖着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时传祥全家在韩志嘉陪同下，于1973年9月18日早晨7点15分到达北京。万里亲自去站接，时传祥住到了天坛医院，两天后转到宣武医院神经内科，这一住就是一年零八个月。1975年5月19日，时传祥在北京病逝。
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环卫管理局、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在中山音乐堂联合为时传祥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
时传祥走的太早了，他没有看到粉碎四人帮，他没有赶上为自己平反。
2009年，时传祥纪念馆在北京市崇文区龙潭公园落成。那里有当年时传祥背过的粪桶。
龙潭湖公园内的时传祥纪念馆
现在，北京人大部分住上了楼房。市区内住平房的市民也都用上了公共厕所。背着粪桶走家串户去掏粪的工人很难见到了。环卫局清洁队还存在，现在，他们是开着汽车到各街巷的污水井去抽粪。时传祥的子女都是崇文区清洁队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