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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外交家无论是黎塞留,还是梅特涅、俾斯麦,其对外交事务的洞察力,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对政治权力原则的理解和历史事实的总结之上:

梅特涅亲王从君士坦丁大帝、查理曼大帝身上看到了原则政治的威力;俾斯麦则在法奥的污秽同盟及随后的三十年战争中预见到了欧洲实利外交的到来。笔者阅览政治史的细枝末节,也曾有幸品味诸多现代大外交家的信札和回忆录,在此就拿破仑战争后英帝国、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的权力原则、外交政策及其后果,与诸位分享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本文摘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之附录《现代政治框架下的地缘政治内涵》

维也纳会议五巨头:英帝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俄国皇帝亚历山大、普鲁士国王威廉、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

1814年3月30日,欧洲正统君主的联军开进了拿破仑帝国举世无双的宏伟首都巴黎城。从1792年到1814年,欧洲大国联合起来奋战22年,终于扑灭了这个市民革命衍生出来的庞大怪物。

拿破仑的威胁结束了,但拿破仑留给欧洲大国们的阴影却犹如跗骨之蛆的噩梦,逼迫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处心积虑防范拿破仑的重现。然而,由于国家形态和权力原则的不同,各个大国对于地缘威胁的理解也不同,因此也衍生出主要战胜国的不同外交政策,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果。

大英帝国的潜在威胁外交原则

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大英帝国乃是一个标准的君主立宪国家,巨额的海外殖民地财富持续输入也使得普通英国人生活相对欧陆平民富裕得多,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国本土的族群结构相对单一,市民政治之必然产物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对英国国家形态与权力结构的威胁相当有限。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拿破仑威胁的主要教训在于欧洲地缘均衡的崩溃,法国通过无限制地扩张成为超级强权,严重威胁英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大英帝国的潜在地缘威胁就在于欧洲均势的破坏。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特别是随后的坎宁、帕麦斯顿,致力于确保欧洲大陆的地缘均衡,却不关心均势权力的构建形式——即对镇压市民革命缺乏兴趣。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形成的欧洲均势

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市民革命,奥地利军队平定了意大利的市民革命

奥地利帝国的潜在威胁及外交政策

但是,对于奥地利帝国这样的多民族专制君主国家,其国家形态的维系本身就有赖于不同民族的人民对君主的共同认可。而奥地利皇帝专制权力的合法性,恰恰构建在“君权神授”的政治原则之上。这也意味着奥地利帝国的国家形态完全经不起启蒙思想和民权运动的冲击,那些看似温润理性风潮的传播与市民街头乌合之众的崛起,足以构成对这个国家的致命威胁,并颠覆其根本。

因此,对于奥地利帝国这样的强权来说,大革命和拿破仑对她的威胁,不仅仅源于欧洲均势的破坏,更来自于大革命所代表的民权运动对“君权神授”政治原则的破坏。大英帝国可以对民权思潮的散播和市民运动的崛起听之任之,但奥地利帝国则必须将这些新式势力视为真正的敌人予以认真对待。

在这种权力原则的基础上,奥地利的外交不仅仅要维持欧洲力量的均衡,更需要注意均势权力构建的形式。所以,奥地利帝国的均势外交,必然建立在“君权神授”之正统主义外交原则之上,在防范破坏均势之强权崛起的同时倾全力镇压欧洲的市民革命,才能消弭帝国的潜在威胁——而这也是梅特涅亲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奥地利帝国以种族多样化著称,其民众的国家认同有赖于对君主权力原则的认同——民权运动产生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足以毁灭这个国家的根本。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奥皇弗朗茨一世曾告诉一位俄国使节:“我的国家像一所虫蛀的房子,如果移动一部分,谁也不知道会倒塌多少。”

欧洲专制君主的权力之所以不可以被挑战,源于基督教“君权神授”的理念。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新思想和市民政治,严重动摇了这一原则


俄罗斯帝国的潜在威胁及外交影响

1815年拿破仑的彻底战败,使得俄罗斯帝国成为欧洲大陆唯一有能力威胁他国却不受外部强敌威胁的超级大国,传统的外敌入侵威胁不再成为俄罗斯帝国的现实威胁。不过,为了抵抗拿破仑入侵而动员起来的俄罗斯民众,以及进入欧洲繁华宽松之地的俄国军队,显然受到了市民政治瘟疫和革命思想病毒的感染,形成了对俄国权力结构的新型地缘威胁——与英帝国完全相反,实力最强大、专制最严重的沙俄不在乎地缘权力的均衡,却极为关心战后权力构建的形式和原则。

1825年,主张立宪的俄国军人团体在圣彼得堡元老院广场发动叛乱——1816年,有一部分俄国军人成立了“救济同盟”,后来在1818年改组为“福祉同盟”。但基于政见不合,这个组织在1821年分裂为以军官彼斯捷尔(Павел Пестель)为首,主张共和制的“南方同盟”和希望君主立宪,由军官穆拉维约夫(Никита Муравьев)领导的“北方同盟”。1823年春,双方协议共同发动反对专制权力的武装起义

这种来自思想而非刀剑的挑战,迫切需要沙皇对自己的专制权力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使之不受质疑,以抗拒俄罗斯内部日趋高涨的“天赋、人权”呼声。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了应对这种来自人心而非物质力量的威胁,一反即位之初为了巩固杀父篡位而得的君权之开放政策,不断通过强化基督教的理念来树立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

“您将在城边一所小房子找到我,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居所,是因为在花园里发现了我的使命和旗帜,十字架。”——1815年,入驻巴黎的沙皇亚历山大致信狂热基督徒吕登纳男爵夫人,希望由她主持弥撒取代阅兵式欢迎欧洲各国君主。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将沙皇这一举动视为不可理喻和多此一举,却忽略了尽管基督教对理性教育下的他来说不再那么神圣,但对广大文盲的民众依然有着强大号召力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狡诈多变著称,被外界称为“谜一样的北方斯芬克斯”。他年轻时杀父篡位,为了巩固权力,不断鼓吹民权思想,自称“自由的沙皇”;击败拿破仑后,为了巩固被战争急剧强化的沙皇权力,大力提升基督教(东正教)的“君权神授”原则,自命“上帝权威的守护者”。总之,不同时期,沙皇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权力原则,都产生了巩固自身权力的效果

1815年第二次进入巴黎之后,沙皇亚历山大凭借战后主导地位,公开在欧洲推销基督教”君权神授“的政治原则,并将自身专制权力夯实于对上帝的信仰之中:

在9月为其他君主举行的欢迎式上,沙皇以狂热基督徒克吕登纳男爵夫人主持的弥撒取代了惯常的阅兵式;在战后和平会议的宣言中,沙皇要求”战后秩序必须基于……永恒上帝之至高真理来维系“;同时,欧洲各君主国(不包括英国)为了补偿俄国的牺牲为沙皇上尊号时,亚历山大选择了“神圣王”的称呼,意思是“极其伟大的君主、上帝神权的最高捍卫者”。这实际上显示出俄国沙皇专制权力的根本在于基督教的原则。

到了亚历山大之弟尼古拉一世继承沙皇之位后,面对被俄国统治的波兰地区(波兰人是西斯拉夫人)之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革命风潮(1830年波兰革命),俄国教育部长乌瓦罗夫更进一步提出了”君主专制,东正教,民族性理论“三位一体原则,将沙皇专制权力的合法性贯注于东正教君权神授和斯拉夫民族主义原则之上。

正是基于这一基督教原则,沙俄对外政策逐渐呈现出两种特性:

一方面,与奥地利帝国一样,沙皇致力于武力消灭欧洲的市民革命,防止革命瘟疫的扩散,以保证自身权力的合法性不受质疑,这形成与奥地利帝国同盟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以东正教“君权神授”作为沙皇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决定了沙皇不可能对奥斯曼帝国异教徒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东正教民族之苦难熟视无睹,考虑到奥斯曼帝国的急剧衰退,这驱使沙皇将持续瓦解奥斯曼帝国作为俄国的外交政策,并由此威胁欧洲的均势,引发了沙俄与维持均势的大英帝国、奥地利帝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克里米亚的战争及俄奥两国的决裂(克里米亚战争的源头,恰恰在于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徒保护者头衔的执着)

而斯拉夫民族主义逐渐被引申为沙皇的权力原则和俄国大众政治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泛起,更迫使沙俄帝国逐渐与境内诸多斯拉夫民族的奥地利帝国走向敌对,并在塞尔维亚问题上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此,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梅特涅体系联合了欧洲最强大的三个战胜国,虽然看起来无可匹敌,却犹如蹒跚的歌利亚巨人,在清醒的革命家眼里有着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

致力于维持欧洲均势的英帝国,注定要与因东正教权力原则入侵土耳其的沙俄帝国发生冲突;奥地利帝国尽管与沙俄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原则,在扑灭市民革命问题上步调一致,但面对沙皇向土耳其的不断扩张,也不得不以均势原则与俄国决裂。三个最主要战胜国权力原则的不同,导致三者为了维持现有秩序的政治措施,却最终将破坏君主国赖以存在的现有秩序。

这是一个伟大政治联盟与生俱来的悖论,亦是各个君主国在革命面前瓦解崩溃的原因。正所谓:“奥斯特里茨的夕阳虽已沉落,马克思的幽灵却冉冉升起”,这是君主国大政治家们的不幸,也是其无可置疑的不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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