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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词汇的增加和语法的简化是语言变化的自然规律。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交融,不但会导致语法的简化,而且也会导致词汇的增加。新词的出现往往要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母语的矫正。通过讨论新词出现的例子,本文重点探讨汉语专有名词在英文翻译过程中的问题。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更,音有转移。元朝时,皇帝平时在大都(今北京)居住,每到夏天就会回到上都避暑。上都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在北京正北方,两地相距约450公里。因发音近似,意思也贴切,所以上都也称夏都。


13世纪时,马可•波罗(Marco Polo)来过大都,也去过上都。这位讲拉丁语方言的意大利人听到的“上都”大概是Shan-du或Shan-ne-tu,他就是带着这样的“胡虏之音”返回威尼斯的。后来,这个读音又从意大利传到西欧,从西欧又传到了英国。在英国,Shang-tu(“上都”的韦氏拼法)经过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吸食鸦片后的酝酿进一步讹化,最终以Xanadu ['zanədu:]的形式在其长诗《忽必烈汗:梦中景象》之中固化(这首诗的英文简称是Kubla Khan)。


《忽必烈汗:梦中景象》的前五行如下:


In Xanadu did Kubla Khan

A stately pleasure-dome decree:

Where Alph, the sacred river, ran

Through caverns measureless to man

Down to a sunless sea. 


中文译文(屠岸译):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经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 

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 

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 

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西方人想象中的Xanadu(来源:网络图片)


柯勒律治因《忽必烈汗:梦中景象》名扬欧亚大陆,Xanadu也因出自著名诗人之口而被英语词典收录。从1270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到1816年柯勒律治正式出版《忽必烈汗:梦中景象》,有大约500多年的时间。经过500多年的过滤,经过多种语言的矫正,经过漫长的接力传递,源自“上都”的英语单词Xanadu现在常用来指代豪华壮观的宏伟建筑。


类似“上都”和“Xanadu”演变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蒙古语和满语中的“福晋”与汉语的“夫人”;蒙古语和满语中的“章京”与汉语的“将军”;汉语地名“大连”与蒙古语和满语的“达赖”(大海的意思);呼和浩特市汉语地名“麻花板”与蒙古语的“肉铺”(蒙古语maha意为“肉”,banshin意为“房子”)。


由于山东方言把“北海”读作bóhái,后来才有了“渤海”;由于“八国联军”中的德国士兵的粗俗语krepieren(蹬腿、翘辫子)的出现,汉语北方方言口语才有了“个儿屁”这个说法;由于中国人听到“法租界”的“洋人”说“很好”是très bon (very good),汉语方言才有了“太棒了”的说法,如果没有法语的bon(好)介入,汉语的“棒”顶多也就是一根棒子或一条粗棍子,中国人现在说的“真棒”其实是“洋泾浜法语”。


蒙古语的“库伦”指的是四周围起来的地方(多指草场),库伦在西北方言中也称“圐圙”(kū lüè),意为四周围起来的地方(院子、场地),汉语中“库伦”、“圐圙”和“克里姆林”(宫)都源自蒙古语,英文kremlin的拼写转写自俄文的kreml。



此外,在汉语和英语、汉语和日语、汉语和蒙语之间,也存在着循环借用的例子,比如蒙汉语言循环借用之后产生的鄂尔多斯方言词“辣实”。它表示程度很深,意思跟“厉害”差不多;有“过分,做事过头”的意思;也有“超乎常人的想象和期望”等意思。


“辣实”的发音源于经蒙古语改造过的汉语口语“辣死了”。吃辣椒怕辣,汉语说“辣死了”,一些蒙古人听了这个音并进行模仿,说出来的是卷舌的la-sh。蒙古语la-sh bai-na的字面意思是“有辣死了”,蒙古语的bai-na相当于英语的have,是“有”的意思(蒙文语法跟日文语法一样,作宾语的名词在动词之前)。很快,西北地区的汉人又开始借用蒙古人的la-sh。经过循环借用,西北方言最终才有了“辣实”的各种表达,如“真辣实哩”、“可辣实哩”、“辣实了哇”……


循环借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古汉语“博士”的基础上,北方方言中又出现了“把式”一词。“把式”的出现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蒙古人音译汉语的“博士”,有了“ba-h-shuo”(学者、师傅)这个词,汉人又用“八合少”代替蒙古语的“ba-h-shuo”,而“八合少”后来又被汉人音译转写为“把式”;还有一种说法是蒙古人仿照汉语“博士”的读音,于是在蒙语中便出现了“ba-k-xi”(老师、师傅)这个词,而汉人又反过来借用了蒙古语“ba-k-xi”的音,这样才有了汉语的“把式”。


依据以上解释,鄂尔多斯的康巴什就是“康博士”(康师傅或康老师)。当然这个“康”不是汉语姓氏的“康”,而是藏传佛教一位喇嘛(导师的意思)姓氏第一个音节的音译。


观察词汇的变化和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和文化的演进,还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变迁。汉语方言中有“海子”一词,源于北方游牧民族语言,意思是“湖泊”。


内蒙古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含“海子”的地名,例如:海子湾、红海子、泊江海子等。北京也有很多“海”:北海、后海、什刹海、还有中-南-海,那不都是湖吗?怎么叫“海”呢?因为现在的北京曾经是元朝的首都(大都),北京现在的“海”是蒙古语在汉语中留下的痕迹。


有关北京“胡同”的话题就不能再往下说了,不然又要扯出“王府井”和“王府胡同”的话题了,而“胡同”的话题又要涉及“浩特”(和屯),那话题就太长了!


当然,词源考证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生拉硬扯、牵强附会。蒙古语口语中的“嗷嗨”跟英语口语中的“OK”不但意思和用法一样,读音非常近似,而且语调也都灵活多变;英语中的粗俗语“shit”跟西北方言中的粗俗语“拾特”在读音和含义两方面也都十分近似——但我们不能因此推断它们之间有借用关系,这种相似的存在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而已。


在了解了语言变化的一般规律之后,让我们再回到鄂尔多斯的英文名称上来。 目前,“鄂尔多斯”的英文拼写有5种形式,最大问题是不统一:首都机场的“鄂尔多斯”是EERDOS;鄂尔多斯机场的“鄂尔多斯”是ORDOS;鄂尔多斯机场高速公路标识的“鄂尔多斯”是OERDOUSI,“鄂尔多斯饭店”的“鄂尔多斯”是ERDUOS,鄂尔多斯羊绒衫上的“鄂尔多斯”是ERDOS……  


汉语专有名词的英文名称不统一是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鄂尔多斯有,在北京也有。“京剧”和“北京烤鸭”的英文翻译很令人纠结,此处的“北京”是Peking还是Beijing?除此以外,“圆明园”的英文翻译更令人纠结。


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英文单词的不统一:“圆明园”是……Palace(宫殿),……Park(公园),还是……Garden(花园)?第二个问题汉语拼音的拼写形式不统一,目前有Yuan Ming Yuan;Yuanming Yuan和Yuanmingyuan这三种形式。试想,如果把拼音的三种拼写形式和三个英文单词组合在一起,那会出现多少个“圆明园”呢?


除了把“圆明园”翻译为Imperial Gardens以外,“圆明园”还有4种不同的意译:1. Garden of Perfection and Light;2.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3. Garden of Perfect Clarity;4. Garden of Perfect Splendor.


人称“万园之园”(Garden of Gardens)的圆明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1983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开始集资修整圆明园,并改名为“圆明园遗址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使用的英文名称是Old Summer Palace(老颐和园),而不是Ruins of YuanMingYuan。


圆明园遗址公园(来源:网络图片)


除了“圆明园”英文名称的不统一问题以外,把“长江”译为Yangtze River(扬子江)也是应该重新审视的;用英国人George Everest的姓氏命名“珠穆朗玛峰”(Mount Everest)更是荒唐的。最后,还应该提到中国“龙”的英文翻译,从目前情况看, 把“龙”译为dragon是不可接受的,把“龙”翻译成long也不是理想的选择。“龙”的翻译不仅是译者面临的难题,同时也是所有人在跨文化交际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或许Loong的出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引自中文图书《英语发展史》

(张勇先,外研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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