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斯汀·洛根（Justin Logan）
翻译：风灵
战争是否能达成其所声称的目标？现代世界中，战争的面貌有何改变？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在推进战争中各自扮演着什么角色？贾斯汀·洛根是加图研究所研究外交政策的主任。他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外交事务杂志》（he Foreign Service Journal），《奥比斯》（Orbis） 以及《哈佛国际评论》（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等期刊上撰写关于外交事务的文章，并定期在广播媒体上讨论和解释国际关系。
“如果你回顾韩战就能发现，在我们曾以武力介入的重大冲突中，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其结果能被我们视为胜利，如二战或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那样明确的胜利。”——罗伯特·盖茨
现代世界由战争所塑造。民族国家，全球经济，以及国际体系的结构等传统皆部分归功于战争。尽管战争这一因素曾如此重要，但如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詹姆斯·佩恩（James Payne），约翰·穆勒（John Mueller）和其他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多个世纪以来，战争已经显著衰减。
很少被充分意识到的事实是，在现代战争中，冲突发起者极少实现其宣称的目标。本文将讨论1945年以前战争的类型，并提出了它们衰落的原因。然后，本文将描述二战后的战争，解释为什么战争发起者极少达成他们的目的。最后为决策者和公民总结教训。
大国之战的兴衰
数千年来，部落、城邦、王国、帝国和民族国家之间征战不休，为争夺额外的领土，为获取宝贵资源的机会，以及为提升其相对实力。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战争创造国家，而国家制造战争。”
现代的开端于十六世纪的世纪之交。那以后，国家发展出了有利于或不利于暴力的新型组织形式和新技术，战争的频率和杀伤力由此有了兴衰之变。
大国为征服其他大国而战斗，努力抢占资源，包括矿山、牧场、奴隶、港口、金银和可征税的臣民，以及照统治者的喜好改变人口的宗教信仰或身份。
这种战争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陡降。某些学者认为战争变得不那么常见是因为人类作为一个种群逐渐将战争视为不文明的荒唐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人再去考虑战争是否值得。用约翰·穆勒的话说，战争已变得“不可思议”。
规范准则随时间的推移而演化，但规范很少完全独立于其他的、物质性的因素。物质进步的变化刺激了、或者至少是支持了心态的转变。过去那种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对最爱冒险的领导人也是如此。象核武器这类的军事技术在很多情况下将征服变成了自杀性的主张。非军事方面的发展，如民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身份政治，令被征服的人民更难被控制和同化。经济方面的发展，如供应链的横向整合和跨境贸易的增加，大大降低了战争的预期经济收益。
当然，在小国之中征服的企图尚未完全消失。比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图控制科威特的油田并勾销伊拉克政府欠伊拉克的债务。但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轻而易举就将萨达姆·侯赛因逐出了科威特，清楚地表明跨国侵略极具风险。
当代战争
虽然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显著下降，但仍有战争爆发。有三种战争继续存在，不过，这些战争时常无法达成它们的目标。
防止核扩散之战/预防性之战
大国，尤其是美国，时常表达出对其他国家获取核武器的技术和战力的深切担忧。尽管当局并没有找到核武器，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伊拉克全然没有核武器计划的证据，但发动2003年伊拉克战争，其正当性理由仍主要是防止核扩散。
尽管大国之间广泛接受核威慑理论（thedoctrine of nuclear deterrence），但这些大国却出于种种理由反对核扩散。他们担心意外爆发的核战争；他们害怕“串联扩散”（proliferation cascades）或核扩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他们忧虑核恐怖主义的可能性；而最后，他们更乐意保留对第三方采取行动的自由。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的：“美国反对核扩散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如果弱国有了核武器，他们就会限制我们的行为方式。”
然而，反核武器扩散的战争面临若干问题。伊拉克战争充分展示了其中的第一大难题：一场成功的反核扩散战争所必须的情报难以获取，而且多不可靠。伊拉克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2003年巴格达根本没有核武器计划。即使确实知道存在核计划，仍然极难获得所需的全面知识，以用来打击成熟核基础设施足够多的关键节点。替代方案或许是定期打击，令其重新进行核计划的努力毁于一旦。每隔几年就轰炸该国，直到它作出让步，不再追求核技术，或者发生令打击者满意的“政权更迭”。很难想象这会是一场成功的反核扩散战争，而且，若以反核扩散战争相威胁，甚至还会使敌对国家确信，需要核武器来震慑潜在的攻击者。
反多米诺骨牌之战/影响力或信誉之战
近几十年来，进行战争的另一目的是大国之间争夺对小国的影响力。大国时常发起或继续战争，是出于担心某一特定国家可能落入另一国的影响之下，而损害该干涉者的安全。“多米诺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断定，不管是特定某国国内政策的变化，还是该国将被纳入另一国的势力范围，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多米诺骨牌会推倒下一个，而将数量不定的其他国家送入敌对国家的怀抱。
写作本文时，俄罗斯军队已入侵了乌克兰。俄罗斯政府声称军队不是俄罗斯人，而是乌克兰的自卫武装，这些武装打仗是为了消除乌克兰的政治不稳定。宣称是非俄罗斯武装很可笑，俄罗斯势力范围之外的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说法。声称他们是致力于消除政治不稳定，而不是为了俄罗斯的海军能经由克里米亚进入黑海的说法，也经不起推敲。
俄罗斯人的入侵显示军事力量仍与国际政治相关，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论证军事力量与政治不相关。俄国人非法入侵乌克兰，却没有爆发战争，部分是因为基普正确地判断，很难拒绝某种有利的政治解决方案，部分是因为许多克里米亚居民亲莫斯科的心态。2014年俄罗斯远征克里米亚与17或20世纪的领袖们所从事的那种大规模战争属于不同的类型。当觉得此事轻而易举且利益可观时，强国会欺凌弱国。
有时这种战争会给干预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虽然苏联已被数十年间的经济失当和穷兵黩武所削弱，但促成苏联崩溃的却是其对阿富汗的干涉。干涉阿富汗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的逻辑令人难以捉摸，但有证据显示，苏联领导人害怕阿富汗会离开莫斯科转投西方，情况若这样发展，可能会给苏联的战略地位带来不确定的严重后果。随着战事每况愈下，苏联领导人又开始担心“失去”阿富汗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挫折，并打击苏联的威信。
这种关于影响力和信誉的逻辑链时常主导了干涉者的想法，但实际上却很少以他们所害怕的这种方式进行。如达里尔出版社（Daryl Press）所记录的，信誉并不能象这些领导人所认为的形式转移。政治家们往往并不是基于对手过去的行为来评估现在的危机。相反，他们评估的是在特殊情况下对手的物质利益和军事实力。与此相似，影响力本身往往是偶然且短暂的。国家对其靠山保持忠诚，很少是出于其自身能感知到的利益之外的因素。
人道主义干涉
最后，国家声称是代表弱势的或受到威胁的第三方而进行干预。有时很难清晰地辨识人道主义干预的情形，因为为了让国内一直支持这种与国家战略无关的干预，政府经常坚持说，这种干预实际上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为了国家自身的利益。
仍然以表面上的国家安全作为理由的战争，最近的例子是2011年美国领导的利比亚战争。尽管美国政府官员继续坚持，介入这场内战制止了利比亚政权可能在班加西对10万利比亚平民的大屠杀，而且也几乎不可能证明相反的事实，但这种说法仍然难以服人。刚好在攻击班加西之前的米苏拉塔战斗中，政府军的行为并没有显示出滥杀的政策。而且，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虽然气势汹汹地威胁反政府武装，但在公共广播中他却对班加西的平民说：
“任何人只要上缴了武器，解除武装待在家里，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他都会受到宽恕和保护。我们对街上的任何人都既往不咎……任何人只要放下武器，和平地待在家中，不管他曾做了什么，都会被宽恕，会得到保护。”
卡扎菲的目的是维持统治，而不仅是惩罚他的臣民。卡扎菲是个残暴的独裁者这一事实，激发了西方自由左派的情绪。因此，如果有任何人指出，卡扎菲并不曾扬言要屠杀平民，他就得冒被当成暴政卫道士的风险。此外，阿拉伯自由化运动——阿拉伯之春（the “ArabSpring”）——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阻止卡扎菲赢得内战。西方官员们竟然还否认他们的动机在于政权更迭，尽管军事行动已让这一目的昭然若揭。不管怎样，这么多的人道主义干预好歹结束了战争：政权更迭随之而来的是步履蹒跚的经济状况和尚未解决的政治分歧，而这些已不在西方公众和决策者们的考虑之内。
结论
如果战争极少能达到战争发起人的目的，为何仍有战争爆发？这一问题没有唯一答案，有多种因素促成发动战争。
国家建立制度，并支持军工产业的发展，其整个产业的唯一目的是备战、或生产战争设施或工具。对这种现象最有名的评论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讲中对“军工复合体”的警告。曾是五星上将的艾森奥威尔警告说，虽然科技进步和大型的国防工业对军事和国防而言必不可少，但有一个风险，即“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成为科技精英的‘俘虏’”。换句话说，军工复合体可能“捕获”美国的国防政策，如果不是影响政策，也会影响导向，使之有利于军火制造商和国防承包商，但对国家利益角度而言却并非最优。
而美国拥有充当国际储备的货币，地理上又与最危险的威胁相隔离，以及适应性很强的巨大经济体，这些奢侈的条件放大了艾森豪威尔所警告的危险。美国的决策者有能力浪费资源来补贴军工产业，而对安全和财富的不利却不那么明显。而那些受安全和福利的边际影响更大的国家面临更多更艰难的权衡，而较少贸然开战。因为美国安全且富裕，许多愚蠢的外交政策的成本非常分散，因此追求这种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很少得到对其不利的后果。
最后，意识形态在各国社会军事化和发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助长了二十世纪的血腥冲突。大多数意识形态对其自身政治领袖的决策赋予特权地位。从法国的“文明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到“白种人的责任”之英国信条，到现代的“美国例外主义”，一国国民相信自己国家的优越性赋予了该国按照其喜好重塑世界的特别许可。政治领袖甚至可能在谈到国家及其使命时利用冠冕堂皇的宗教言辞，从而以神的权威来灌输国家利益。
因此，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都会促进战争延续。如果这两个因素——军工复合体和政治精英们的物质利益，及与战争和冲突相关的意识形态能得到反击，战争就不会那么频繁。这是新一代和平活动家们值得迎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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