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什么要用双手捧起氢弹碎片
来源：老衲秘史
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本文原载于《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原题《两弹元勋背后的女人》。
1950年8月20日摄于美国普渡大学的毕业典礼，中间站立者为邓稼先
她是我从未遭遇过如此冷浚拒绝的采访对象
许鹿希，初见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是谁；如果我说“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那大家一定就明白了。
我同许鹿希相识，起缘于1992年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之时。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元勋，当时已不在世，我要表现杨振宁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收集和拍摄具体独到的素材，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1992年4月初，我去北京为拍摄踩点。为了和许鹿希取得联系，我一边采访其他对象，一边从早到晚往她家和医科大学办公室轮番打电话。那时候，在北京打电话还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找电话机。但是两天始终没有人接听，直到第三天一早，我从北京西绒线胡同的招待所出门前再试，才听到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原来之前她出差去了，这时刚回到家里。我立刻十分激动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听她的语气，要马上挂断电话了，我就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我们的诚意，而且已经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
怕好不容易接上的联系又“掉线”，我越说越详细越急迫，但是，我实足说了半个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硬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沉默了一下答应我第二天上门去见一面，不过规定在中午11点半去，就是她午餐前的时间。“我12点吃午饭，这之前你必须走！”她语气干脆地说，接着又补充一句：“你得带介绍信来。”
在采访中遭遇这样冷浚的拒绝，在我还是第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使我要探个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强烈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才知道了意外的背景
第二天一早，在去许鹿希家之前，我先顺道访问了也在西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三十一中学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校友会的一位老教师接待了我。听到我就要去采访许鹿希，她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光是出了个纪念性的小册子，就为他们家招了很多麻烦：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三十一中在校内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料十几岁的娃娃们也疑问不少，说：“像他这样值得吗？”所以老师们为之痛心疾首，大声问：“都是这样的价值观，今后我们国家发展靠什么？”显然，许鹿希对采访的冷淡态度与这背景是大有关系的。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这一切，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外：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件那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好在，面对面时的许鹿希，比昨天电话里温和亲切多了；一坐下来交谈，感受到她内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会了。果然，一说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她立刻变得言辞委婉语意绵长，完全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没提昨天给我的时间限制，以至我起身告辞时，已过了下午一点半，而她则完全忘记了吃午饭。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是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两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譬如都喜欢玩壁球，钱不够买拍子，就一起用手掌打球。邓家有四个孩子，邓稼先是长子，生性憨厚，受人欺负他也不在乎，但杨振宁从不欺负他，还常教他一些不会的事。杨振宁做数学物理习题极快，邓稼先遇到困难就会去问他。在西南联大时，杨振宁全家都在云南；而由于父亲咳血不能行动留在了沦陷的北京，邓稼先是跟着姐姐邓仲先自己去联大读书的。杨振宁念中学时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上三级，一起住校时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过了一年杨振平也去留学，杨父就托邓稼先照顾振平同船去美国。(老衲秘史首发，搜索微信公众号llmishi可订阅) 第二年夏天，邓稼先和杨振平都汇集在杨振宁那里，同度了一个暑假，他们自己租房子、自己煮饭吃，玩得很开心，后来发表的那张照片就是当时的留影。杨振宁和邓稼先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很深，很自然真挚，彼此都能推心置腹。
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兄弟合影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俩人就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其中在北京的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变得沉重了。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药专家钱晋，他们拷打他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持不承认，结果就给活活打死了。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这样将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进而把负责人打成反革命，目的就是要把邓稼先搞掉。所以当时邓稼先非常危险。而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了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也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妙是妙在谁都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只能说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的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一开口谈这个话题，她就一泻难止了。
1958年，邓稼先(后右)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与家人合影
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神秘地心照不宣
接下来，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
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邓稼先答：“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哈哈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许鹿希说：“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他们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是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所以才知道的。
“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美国的媒体报道对不对，”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这时上海革委会的头头们正在为杨振宁返美饯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不至失态，他马上起身到洗手间去了。
对于这件事，在后来的拍摄中，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
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那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所知道的东西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开口非常谨慎，生怕漏出一个相关的数字来。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杨振宁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从来不反问邓稼先“你问这个做什么？这些对你们有什么用处？”所以邓稼先收获非常大。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全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很低，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以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如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了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返回前，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事实上，邓稼先也就是在找这核弹时受辐射而致病的。而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是她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来的。
许鹿希说：“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实际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这降落伞没有打开的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
“稼先他要亲自去找，”许鹿希声调变得十分低沉：“我知道，他一去就完了……”
当时她说，只有中央军委下命令她才接受拍摄采访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那天夜里，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和要求，我说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请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青少年时代的友谊，和杨振宁回国时要求见邓稼先而无意中救了他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了：“这绝对不行！”并且严厉质问我：“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来她早就回绝我了。
她说：“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不论你怎么说，我都拒绝!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她又说：“照片不能出我的家门，你们只能在我家里把它拍完。”
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见了面，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她已准备好了七张照片和两份信函的复制件，不但给我们开电风扇纳凉，还端上了冰镇西瓜。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的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
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她表白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因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来的。我自己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里，那里的工资是国内的一百倍……。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说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从她这种不肯借丈夫和名人朋友来张扬自己的风骨中更看重她的人格了。同伴们也说，昨天听到她在电话中的回答大家就有这种感触了。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正确的表达的。但有些人的方式我认为很不妥当，所以你最初来联系时，我就不肯接受采访。对不理解的人我很害怕。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就有人这样点过题。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只回答是世交。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所以我坚决不答应拍。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我现在开放一点了，是为了给信赖的人讲些东西。”
我说，我们请她出面，并不是让她附着于邓稼先，只是因为她是唯一有资格讲杨振宁与邓稼先关系的人。可能是她觉得我们与她的心还是相通的，就坦陈自己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身为神经解剖学教授，她要做的事，邓稼先也是拦不住的。虽然她是邓稼先的妻子，但是她是独立的。她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昨天她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一横心，拒绝了我，用最后的一句话“我不是搞原子弹的”作为推托。
许鹿希说，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北京三十一中学曾经要把校名改为稼先中学，许鹿希没有同意，她认为这个学校出了九位院士，还有很多人才，都是非常棒的，作为中学，应该纪念所有它培养过的人才对，不一定就改为“稼先”。学校通过北京市委找上门来，因为家属不同意，也就没有结果。
许鹿希说：“有的人会求之不得，会巴结上去。你们能理解吗？能理解我的个性吗？我认为要纪念未必要用这种形式，因为另外的人也很棒，就不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命名来表现。”
回程的路上，我一想到她几次三番地说“希望你们理解”，心中不禁有些悲哀：他们平时竟然这么不被人理解，以至她总是担心我们也理解不了他们吗？
在杰出科学家的颁奖会上，她用邓稼先的照片遮着自己的脸
后来，1995年秋的一天，我在谈家桢家的书桌上见到几本“求是科技基金会”的年度纪念册，其中1994年和1995年两册的几张照片中，获奖科学家的行列里都有许鹿希，但是她的形象很特别，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都举着一个装有邓稼先侧面照片的小镜框，严实地遮着自己的脸。虽然匆匆浏览，但还是给了我深深的触动。
许鹿希出席的是求是科技基金“杰出科学家”的颁奖仪式。这个奖是由香港查济民家族出资设立的，规定只颁给在世的有贡献的科学家。但是1994年那一次，十个大奖得主中却有邓稼先这已去世（1986年）的一位，因为评委们一致认为，在中国的核科学中，论功劳贡献，不颁给邓稼先就很不合理，所以尽管他已去世，也要给他这个荣誉。许鹿希是代邓稼先去领奖的。
后来香港的求是基金会也给我寄来了整套的纪念册。再细看其中许鹿希举着邓稼先的头像遮住自己面孔的照片，我仍然为之感动。我当即给许鹿希打了个问候致意的电话。在话筒的那一端，她显然有些动情：
“我举照片那天得罪了好多记者。他们非要我把照片放下来，说应当正面的显示自己。我没有照办，所以有好多记者不高兴，拉我，要我放下来……。宴会上，杨振宁和夫人杜致礼坐在主桌，他们特意来找我，找了好久才见到我，说你怎么坐在这里？意思是太边上了吧。他们夫妻俩同敬了我一杯酒，杨振宁说非常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们的酒不是光敬我一人的。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也是希望，这时候邓稼先自己能够来……”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声音有些低沉：“发奖时，听到九院领导介绍稼先的事迹，我忍不住哭了。我不敢出声，只好拼命地擦眼泪。查济民先生的夫人刘璧如女士，在离开之前特意过来抱住我，拍拍我后背，亲了我一下。她非常理解人，这是没有言语的安慰，而当时确实也说不了什么话。”
两弹一星表彰大会上，扑伏在小桌上抽泣的人就是她
1999年9月18日，北京召开两弹一星功臣表彰大会。在中央电视台所作的实况转播中，会场里始终洋溢着昂奋、激动人心的气氛。但是突然间，一个插入的镜头，使我看到台下的坐席里，有一位老年妇女突然扑伏在座前小桌子上抽泣起来了。当时我心里马上有一个反应：这会不会是许鹿希？
事后，我打电话到北医大解剖学系找许鹿希，她的学生挡驾说，老师不接受任何采访。我再三说明来历，他就要我报出名字，十分钟后再打去。再去电话，他说老师愿意与我交谈，告知了另外一个号码并提醒我，许鹿希最近心情很不好。
在电话里我首先提到上面这个猜测，许鹿希回答说：“那是我。”
许鹿希沉默了一会，似乎是在平静情绪。她说她也不知道是哪位摄像师拍下的：“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事后非常后悔，我应当背过脸去，人家都高兴，我怎么哭起来了呢？是同这个场合不合拍的，挺抱歉的……”
她再三问我“这印象不好吧？”那胆小纯真恰如一个孩子。我说，这有什么不好，你的心情大家都能理解的，而且看了很感动。她这才说，“邓稼先那工作是一个人用一生去做也值得的，别人都这样鼓励我。有个美国朋友打来电话安慰我说：‘请你一定坚强地把自己维护好，好好过日子，邓稼先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老哭。’我听了很感动。许多老同志也打来电话，没有一个责备我的。当时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这虽然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但到今天我还感到抱歉：应该是高兴的呀！”
我们在电话中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我问了她好几个问题，她都详尽地回答了。
我问她，在那样的大会上，她为什么悲从中来呢？许鹿希说，邓稼先把一生精力、最美好的年华、才智都投入了，总算做出了成果。但是只有她才亲身感受到，邓稼先这一辈子是非常艰苦的。
1984年，突破中子弹后，邓稼先许鹿希夫妇的纪念合影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有人问我：当时你是不是高兴得跳起来了?我回答‘不是的。’因为平时家里人的心都提在嗓子眼上，这时只是松了一口气，心放入肚子里去罢了。这28年，对稼先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对家属也是非常残酷的牵挂，这点旁人是无法体会的。在外国，搞核武器的科学家是轮换的，而我们中国是同一批人搞到底，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作为家属就这么长期的提心吊胆着，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狂喜。这次发奖只是感觉到，他如果还在世那多好！所以是无限的思念。在世的人非常高兴，庄重严肃，非常快乐，唯独我这样的家属心情不一样。所以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像别人一样狂喜过。”
我知道，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许鹿希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身为许德珩的女儿，她从未有过优越的生活
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谈到她最近为什么心情不好，许鹿希说那是因为当年正好是她母亲诞生一百周年，有个地方要给她母亲立个小传，她正在整理那些文字。
她说：“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回忆到这些事，我心里就难过。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我父亲年轻时是主张抗日的，所以被捕了，经过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等营救才出的狱。五四运动时他是北大学生领袖之一，也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到别处去教书，为之家里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长女，所以许多事情得我做。
当时我们一家的经历，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理解的。许德珩虽然没有像领袖那样去打仗，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不受欺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后来会那么支持邓稼先搞原子弹。”
许鹿希还说，按北方一般的习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还要家人整天为他提心吊胆。“如果我们不理解不支持，如果非常在乎的话，是完全可以整天跟他闹，要他调动工作的。因为有人就没有从头干到底。我知道，凭稼先的才能，他如果干别的事，可以完全是另一个局面的。稼先的心思是完全在那事业上面的。有的人如果也这样长年在外，家庭早闹翻架了。(老衲秘史首发，搜索微信公众号llmishi可订阅) 外面传说，原子弹爆炸以后，严济慈对我父亲说：‘这是怎么回事，你回家去问问你女婿吧。’这是真的事情。严济慈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当时是中科院副院长，所以把稼先调去搞原子弹他是知道的。当时曾经也有人问我们：父亲是否高兴得不得了，我和弟弟都说，‘没有这样。’之前，我父亲尽管不知道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做什么他又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他只是没想到稼先在制造原子弹中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我又提到当年在北京三十一中学听到的介绍，许鹿希说，那老师说的情况确实有的：很多人不理解，说自己如有邓稼先这本事，早去换钱了。1971年杨振宁回国时，许鹿希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就有不少人提醒她说：“你为什么不去向杨振宁要一个？”
1981年,邓稼先与家人在颐和园和昆明湖上游玩时的留影
“说稼先是傻瓜的人确实很多，不光当时，到现在还有。我家两个孩子早已习惯了，由人去说。他们觉得父亲是了不起的，有这么大的学问，要不是做这事，吃了放射性，可以多活好多年。因为稼先的父亲20岁时有结核病也活到81岁，母亲活到70岁。稼先却只活了62岁，而他的身体是非常好的。两个孩子对这很可惜，觉得如不是那原因，父亲的生命至少可以长一些，一辈子可以非常潇洒轻松，而现在他这一辈子活得很沉重。”
许鹿希说，邓稼先的学问相当好，如果他在九院写的东西都能发表的话，就有很多。他26岁得博士，假如留在美国，专业上很快就会上去的。
“我们的孩子是新一代，他们也考虑人生有个值不值得的问题。现在在美国的女儿，不满15岁就插队去了内蒙古，见到当时边界上集结了前苏联的百万军队，她就能够很理解地看问题了，她认为爸爸的一生很值得，那个事业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去贡献的。当然他个人非常苦，但是他使国家有了脊梁骨。”说到这里，话筒那边传来许鹿希轻轻的欣慰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