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有两只著名的足球队，一只叫莫斯科斯巴达（FC Spartak Moscow），另一只叫莫斯科迪纳摩（FC Dinamo Moscow）。跟所有同城死敌一样，这两只球队，也有着足以说上三天三夜的恩恩怨怨。不过，这种恩怨并不是江湖式的爱恨情仇那么简单，这其中，掺杂了许多政治的因素。
Robert Edelman写的一本关于莫斯科斯巴达的书
Robert Edelman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的一名教授，他专门研究俄国历史和俄国体育史。除此之外，他也当过体育作家及电台播音员，曾于1998年日本长野冬季奥运会期间为美国ESPN 等电视台担任纪录片顾问。
他接触到莫斯科斯巴达的契机始于1965年，当时他到莫斯科留学，入场观看了一场莫斯科斯巴达对Minsk Dinamo（明斯克迪纳摩，白俄罗斯首都的球队）的苏联杯决赛。
虽然当时正值冷战，但Edelman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十分反感，所以他到苏联便是为了看看「世界的未来」是怎样运作的。一场球赛却改变了这位崇尚社会主义青年的一生：他亲眼见到警察痛打喝醉了的球迷、并于半场休息时目睹更衣室内的一团糟，Edelman便断言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场错误。
Edelman五年后以研究生身份再次踏足莫斯科时，他很奇怪为何认识的朋友总是莫斯科斯巴达的球迷。他们便耐心地跟他解释：足球是人民的运动，而斯巴达则是人民的球队（Football was the “people’s game”, and Spartak was “the people’s team”.）。
对当地人而言，斯巴达和迪纳摩的敌对关系，好比一般球迷所认识的皇马与巴塞，或者曼联与曼城。但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其实更有深意——迪纳摩是苏联秘密警察的球队，作为体制的「御林军」，一般平民对迪纳摩恨之入骨便很容易理解——足球比赛，正好是可供大众发泄对体制不满的重要渠道。
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同城德比战，红军斯巴达 V.S. 蓝军迪纳摩
基于资料所限，Edelman一直也没机会撰写有关莫斯科斯巴达的书。直到苏联解体后，一些政府文件被解封，学术界开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产生兴趣，同时一般人也开始会放胆提及当年的事宜。
Edelman便进行资料搜集，并于2009年出版了这本通过研究苏联体育历史来展现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佳作 – <Spartak Moscow: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Team in the Workers’ State>（《莫斯科斯巴达：一段关于劳动者之国里人民球队的历史》） 。
Edelman认为，足球之所以对莫斯科人民来说那麽重要，是因为足球（或者体育本身）是少数他们能够享有自由的地方，而斯巴达的比赛便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远离日常生活中的高压体制，并是向这体制说「不」的地方。
斯巴达和迪纳摩的对决，亦是人民和政权的分野：和迪纳摩那军训式的纪律相比，斯巴达着重的是技术上的自由发挥；迪纳摩看重教育，而斯巴达则看重娱乐。
莫斯科斯巴达的起源
足球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由欧洲传入俄罗斯。基于体育活动本身对纪律及组织方面有严谨的要求，和那个年代发展迅速的工业资本主义相当类似，当时的俄罗斯男性因而视体育为接受现代性（modernity）的一个途经。
1894年，圣彼得堡成立了全俄国第一间有完善架构的球会，名为Victoria Club，成员主要为当地工厂的英国及德国人。1905年的俄国革命后，足球于全国变得更普及，受影响的其中一名年青人名为 Nikolai Starostin/尼古拉·斯塔罗斯金 （1902-1996），亦即后来莫斯科斯巴达的创会成员及球会主席。
Nikolai Starostin/尼古拉·斯塔罗斯金
Starostin出生于Presnia，是莫斯科市内的一个工业区。他和三个弟弟闲时的娱乐便是在街上踢球，而据其自传所说，「斯巴达」这名称的灵感便是来自莫斯科的街头，因为该区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史称第一次俄国革命）受到重创，多人死伤，但同时也标致着当地人勇武面对的精神 （但后来四兄弟对名字的尤来意见分歧：有的说是偶尔于杂志上见到代表古罗马叛逆奴隶Spartacus的名称，亦有云是他们以前比赛对手的球队名称） 。
斯巴达人
至于「迪纳摩」这名字本身是指发电机（来源于希腊语dynamis，意为力量），是机器的一部份。后来的斯巴达及迪纳摩，正好是标致着勇士和冷血机械的对决。
迪纳摩示意图
Starostin的运动天份无庸至疑。他既是足球员，亦是冰球球员，后来亦代表国家队参赛并成为队长，可算是当地的明星。十月革命后，苏联奉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 简称NEP），大大促进不同体育行业的发展。更多年青人参与足球活动，比赛入场率亦逐渐提升。
当时的苏联官方其实对足球或多或少抱有介心，始终动辄吸引几千人聚集的球赛对国家体制来说是一件颇危险的事；但同时，国家也乐于透过推广体育来鼓励市民做运动，强身健体。
二十年代，Starostin所属的球队Krasnaia Presnia虽然得到当地的苏联共青团支持，但球员的生计始终是一个问题，Starostin和他的足球员弟弟也需身兼副业来养家。同时，莫斯科迪纳摩已于1923年成立，成员皆为秘密警察，在官方的支持下得到充足的资金。这也促使Starostin萌发了成立自家球会的念头。
虽然Starostin 四兄弟对球队名字的起源之说意见不一，但事实是莫斯科斯巴达于1935年正式成立，并参加翌年成立的职业足球联赛。讽刺的是，当时正值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 （The Great Purge），不断的政治审查和关押甚或杀死怀疑判国者，但莫斯科斯巴达于这段时期的成绩却是最辉煌的：从1936年到1940年的苏联足球超级联赛，斯巴达为三届联赛冠军及两届杯赛冠军，其余时间也一直稳守联赛榜头三名，平均入场率由1936年的三万人升至1940年的五万四千人。
和同期的欧洲球队相比，英格兰入场率最高的阿斯顿维拉于1938-39球季有近四万人，当届冠军的埃佛顿则有三万五千人。
巴斯克、红场、迪纳摩
和现代常见的友谊赛不同，以前的球队和别国球队作赛算是稀有的事，而对苏联来说更加是一件关乎国家面子的事。
1937年，一支由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组成的精英分子作客莫斯科，并分别和斯巴达及戴拿模踢友谊赛。巴斯克球队此趟目的是为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国政府 （后来败于法西斯法朗哥政权） 筹款，并两度击到迪纳摩 （2-1, 7-4）。
相反，斯巴达在略有争议的情况下，借助裁判的偏袒以6-2赢了这支充斥着顶级球员的精英队伍。
这场比赛是在全国直播的，因此也被一些人形容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胜利。后来政府决定于同年向球队颁布最高荣誉的列宁勋章 （Order of Lenin），Starostin 个人更是十二名得到列宁勋章足球员的其中一人，风头可谓一时无两。其实迪纳摩亦得到同样荣誉，但一般平民都把目光放在「平民球队」的英雄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斯巴达曾于1936年在红场为斯大林踢了一场表演赛，这也是斯大林看过的第一场「职业足球赛」。
当时是苏联的体育文化日 （Physical Culture Day），可算是苏联的年度盛事。当时的莫斯科共青团提议于红场举行足球赛，而为了仿真更令人在红场铺上绿色的地毯。最终斯巴达在斯大林面前和己队的后备阵容踢了场共有七个入球的精彩赛事。（不说也明白，为了不至令国家元首感到沉闷，七个入球都是预定好的。）
令人耐人寻味的是，迪纳摩直到1939年的体育文化日才有参与这节日的足球赛事。
先前也提过，斯巴达和迪纳摩代表的是两种足球哲学：迪纳摩讲究纪律和秩序，而斯巴达则着重勇士无惧的精神，以及球员技术上的自由发挥。
当地人民明显的支持斯巴达更是令迪纳摩高层感到不是味儿。他们指责斯巴达踢的是西方国家的足球，和苏联的形象不乎，并发动舆论攻势。
他们指Starostin 和他的同伴走的是资产阶级路线，又指控他们暗地裡提供资金给球员，违反国家规定。终于在1942年，Starostin 被控以支持资产阶级运动、于黑市售卖商品、意图贿赂军方以换取酒精及肉食等罪名。
Starostin的同伴和朋友们，则在1937年贝利亚成为人民内务委员会副部长之前，就被秘密逮捕，流放或处决。那场1936年的比赛，也在贝利亚掌权后，被逼供认定成为Starostin兄弟为了行刺斯大林，推翻苏联建立法西斯国家而密谋的一场比赛。
虽然很多指控都是证据不足，但Starostin 仍被收押到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当苦工。失去Starostin 指挥大局的斯巴达，仍能勉强赢得1942年的莫斯科联赛冬季冠军及莫斯科杯。
战后足球发展
二次大战结束后，人民除了参与重建工作，亦需要找寻娱乐去逃避战争所带来的祸害。足球正好为能令一般市民分心的消遣，球场更是人民能够和长期失去联络的亲朋戚友团聚的地方。
这段期间，Starostin 仍在劳改营，虽然不清楚是谁领导球会日常的营运，但斯巴达的成绩也不俗：1946、1947及1950年都能赢得苏联杯，1952及1953年皆为苏联联赛冠军。
在战后时期，斯巴达亦积极引入「外援」--- 来自亚美尼亚、爱沙尼亚等地的职球员，是少数会引用非俄罗斯裔球员的球队。
有人猜测这是继承了Starostin的「西方模式」，亦有指是为了加强「苏联」的国家身份认同。
不论如何，非俄罗斯裔的职球员的确能令到球队进步，于1949年受聘为领队的高加索裔人Abram Dangulov，便带领着以爱沙尼亚裔球员、斯巴达及苏联足球超级联赛入球纪录保持者Nikita Simonyan 为首的「联合部队」挑战列强。
1958年，瑞典世界杯场上的Simonyan
Simonyan为斯巴达于各项比赛奉献了160个入球及66个助攻，后来亦先后成为斯巴达及苏联国家队教练，并于2009-2010年及2012年短暂担任俄罗斯足总主席。
同时间，战后斯大林对思想教育工程执得更紧。球员被迫去上课，去学习苏联党史和斯大林思想。
斯巴达球员以自由奔放的表现见称，他们根本理解不了这些「教育」如何能提升球场上的表现，对这类课程也只是敷衍了事。他们的纪律向来亦不算好，例如球会容许他们比赛前一晚有性行为，但人们关注的始终都是「人民球队」在球场上的表现。不论输赢，斯巴达的表现总不会是沉闷的，他们总是以娱乐球迷为球队的主要目标。
后斯大林年代
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由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 接任。以批判斯大林而闻名于世的赫鲁晓夫，致力改善国家的内部问题。在足球层面上，球员的薪金及奖金大大提高，同时球员亦不需再担心因为转会等问题而导致家人遭恐吓 （以前便试过有斯巴达球员因被秘密警察勒索而被迫转会到迪纳摩），球赛亦不再因为官员不满结果而需要重赛。当然，这并不代表「打假球」的情况不再发生。
对斯巴达来说，更好的消息是球会创办人Starostin 终于获释了。1954年，Starostin四兄弟和其余近万名「政治犯」终于可以离开劳改营，和家人团聚。
五十年代的斯巴达获得了四次联赛冠军及一次杯赛冠军，期间亦借助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de-Stalinization） 得到出国和其他欧洲球队踢友谊赛的机会。单计1954年斯巴达便踢了14场国际间的比赛，它们曾到访比利时并以7-0大胜安德列治，又到英格兰和阿森纳及狼队比赛。
当然，难得有机会出国，球员们自然不会放过四处观光及体验外国夜生活的机会，因此球员对被狼队以4-0击到并不感到意外。
1954年，斯巴达克2比1战胜了阿森纳，但阿森纳有一个明显的点球没有被判，而给了个任意球。关键进球，来自当家球星Simonyan的头球。
作为国内顶级球队，自然地大部份斯巴达球员也被选入国家队。1955年，为了欢迎西德总理Konrad Adenauer到访，苏联便和应届世界杯冠军西德踢了场友谊赛，当中八名斯巴达球员以正选姿态上阵。比赛结果为3-2，苏联在落后情况下反胜，三名入球者皆为斯巴达球员。当然，这只不过是友谊赛，而其政治作用比一切重要，西德媒体亦视之为总理的破冰之旅，因为总理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商讨如何处理德国战俘的问题。
翌年的奥运足球赛，苏联也是以斯巴达球员作骨干，十一名入选的斯巴达球员便有八名决赛担任正选，并以1-0击败南斯拉夫，夺得苏联史上第一面奥运足球金牌 （第二次是于1988年） 。
黄金时代的落幕
五十年代中期足球员的生活大大得到改善，一般球会的营运也比以前做得好，同时间整个联赛的规模也有所改变：更多职业球队的加入，变相令到斯巴达由昔日争冠热门变成争标份子之一。
1950年时苏联只有33间球会，但到1968年却升到全国有267队！话虽如此，基于电视转播开始流行以及其他流行文化的兴起，足球成为了众多娱乐的其中一项，年青人基于经历的不同，对球队的归属感亦不及上一辈。当然，同时球队同外作赛时亦有其他地方的电视台作转播，得到更多收入。
踏入六十年代，斯巴达虽曾于1962年及1969年成为全国冠军，但竞争力已大不如前。众多球队的加入亦令「打假球」的情况又再变得普及，足球流氓的出现亦令球赛入场率亦逐渐下跌。1960年的第一届欧洲国家杯，苏联再次于决赛面对南斯拉夫，经过加时以2-1成为首届欧洲冠军，但当时阵中只有三名斯巴达球员，队长则是斯巴达史上第二出场最多的Igor Netto。
Igor Netto，伊戈尔·内托
1975年，已届77岁的Starostin在工会要求下退下要职，转而管理斯巴达于地区联赛的职务。无独有偶，失去创会人领导的斯巴达于翌年历史性降班，幸得于1977年以乙组冠军身份回归顶级联赛，并于1979年再次赢得联赛冠军。
基辅迪纳摩的兴起
八十年代，斯巴达一直于联赛榜头三位，而它们这次最大的对手不再是同市的莫斯科迪纳摩，而是由名帅卢班诺夫斯基 （Valeriy Lobanovsky） 带领的乌克兰球队基辅迪纳摩（FC Dynamo Kiev）。
卢班诺夫斯基 （1939-2002） 是苏联及乌克兰传奇教练，以高度纪律和带有科学性的领军手段见称。他曾带领基辅迪纳摩八夺苏联顶级联赛冠军，及1997-2001年连续五季成为乌克兰联赛盟主，当中更包括带领有「核弹头」舍甫琴科在阵的基辅打入1998-99年度欧冠四强。
他亦曾三度带领苏联国家队，最风光的是于1986年世界杯十六强加时仅以3-4负于最后第四名的比利时，及于1988年欧洲国家杯打入决赛，0-2败于荷兰及范巴斯滕的经典进球。
1988年，范巴斯滕的经典进球
和莫斯科迪纳摩一样，基辅迪纳摩也强调整体纪律，讲求球场上的机动性及对场面的控制能力，好比缺乏美感的「全能足球」，正好和斯巴达构成了强烈对比。球迷彷佛回到三四十年代，见证着盛极一时的莫斯科打比般。
斯巴达球迷把自身球队打造成有艺术感的球队，嘲笑着卖弄科学和过份理性的基辅迪纳摩，双方在球场上亦斗得非常激烈。1980-1986年度七个球季之中，斯巴达五度屈居亚军而二次得到季军，基辅迪纳摩则四度夺冠。直到1987年，斯巴达才再次成为联赛冠军。而其后于1989年再次夺冠，则更加加深了「人民球队」的印象 --- 除了以漂亮的足球战胜对手外，同年斯巴达宣布球队能够自负盈亏，不再依赖幕后势力的支持；
这一年之后，来自加鲁吉亚及立陶苑等地的球队响应国内独立的声音而退出苏联联赛，因此虽然苏联联赛在1991年球季后才正式完结，斯巴达可算是最后一届真正有全苏联球队参赛的联赛冠军。当然，那一年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配上苏联的江河日下，更为「人民球队」于这年夺冠争添戏剧性。
围墙倒塌之后
苏联解体后，莫斯科斯巴达于国内傲视群雄。虽然早年俄罗斯足球联赛的模式不断改变及易名 （到2002年才正式名为大家熟识的「俄超」） ，但斯巴达从1992年至2001年九度成为俄罗斯最顶级联赛的冠军，只曾于1995年球季失手。
但自此之后，除了2003年的俄罗斯杯以外也没染指过国内锦标了。至于欧洲赛事方面，它们曾于1990-91年欧洲杯、1992-93年欧洲杯赛冠军杯及1997-98年欧洲足协杯杀入四强，最近一次于欧洲赛有不俗战绩则要数到2010-11年欧联杯八强败于波亚斯带领的波尔图。
解体之后，斯巴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90年代的时候，因为利用足球球队可以免税进口香烟酒精的便利，涉及到走私案件和黑帮事件，球队财务总监被枪杀，至今未破案。加上足球流氓的问题，曾经的人民球队，在各方面都是一落千丈。
虽然于九十年代国内战绩辉煌，但同时，斯巴达「人民球队」、对抗强权的形象则明显变质了。1996年，球员传奇人物Starostin 逝世，标致着斯巴达精神的落幕。
同年，斯巴达公开表示会于总统选举中支持总统叶利钦连任。叶利钦是公开的斯巴达球迷，但要球队公开支持某侯选人在斯巴达历史来说始终是颇怪异的事；
同时，很多俄罗斯的黑帮也和斯巴达拉上关系。食正「两家茶饭」的斯巴达，不再被人民视为反抗强权的象徵，成为了一支普通球队。
体育和政治永远无法分家，尤其是在苏联的国情之下。
即使斯巴达一直以「人民球队」自居，虽然和迪纳摩相比的确是少了一股政治的味道，但也不能忽略一直以来本地共青团及其他势力的支持。
在这个热血豪情，和冷血无情并存的江湖里，最真实的，莫过于足球场上的那拼命到底的90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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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辅仁媒体
原文作者：Chromate
编辑整理：吴鞑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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