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蒋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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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权摘自《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1969年冬天年底，从北京来了几个穿军装自称是北京市军管会实为中央专案组办公室的人来审讯丁玲。
审讯总是在夜间进行，有意设计好的车轮战，他们几个人轮番睡觉，换班审讯。房间里火墙烧得很热，他们不断地抽烟，屋子里乌烟瘴气，丁玲不停地得回答问题，话说多了，口干舌燥，要喝水，他们不给。丁玲这时已患上糖尿病，糖尿病人，就是要喝水，她几次都差点晕倒。审问她的历史，逼她承认是“中统特务”。她当然不能承认。他们得不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就打她。一个大个子，朝她的右肩胛猛地就是重重的一拳，这一拳打得她，疼痛的右臂完全不能动，好似这只臂膀已经不属于她的了。丁玲藐视地对他们说：“不要打这边（右边），打坏了，你们要材料，就没法写了，要打请打这边（左边）。”他们齐声吼道：“谁打你了？！谁打你了？！”当面耍赖。之后，他们便用手推她，一会向左，一会向右，还揪她的头发，不是一把一把地揪，而几乎是一根一根地揪······
后来在秦城监狱，这几个人还继续审问丁玲。1972年，在监狱里，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要按政策办事，不能用法西斯的办法对待被审讯的人，有违反政策的，殴打、体罚被审讯者的，要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在这样的压力下，打她右臂的那个人，也来向她道歉，但看得出态度很勉强。丁玲不宵地冷冷地说：“认识了，就行了。”这些人，帽子上缀着红五星，领子上佩着红领章，却败坏着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传统。
这次审讯之后不久，1970年3月，就把丁玲押送北京，投入秦城监狱。
母亲向我说了如何押解去秦城监狱里情形：
1970年3月的一个深夜，我被叫醒，被戴上手铐，带到农场场部大楼，呆了一小会儿，就被押上一辆吉普车，前后还有好几部，天蒙蒙亮的时候开到鹤岗车站。那里停了一个专列，两个车厢。周围好多解放军战士站着岗，车上车下总有十几二十个人吧！我被押上一个车厢，进了四五间包房中的一间。车厢里有一个大会客室，设置着沙发。但我只能往那边望望，我只准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三个女战士看守着我。那节车厢就同1948年妇女代表团出国乘的专列的车厢差不多，只是现已陈旧。见这排场和气势，我顿时想，怎么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好似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要犯了。
在给我戴上手铐的那一刹那，我心里竟然萌发出：“这下可得救了”。我的身体实在忍受不住在二十一队的那种折磨，瘦到只剩九十几斤，我虽然有坚强的意志，但很担心自己的身体熬不过来。我想，进了监狱，监狱里总讲点法律，有点规章，总会好点，人身安全能有保障。
车窗蒙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从阳光的照射，我看出是往南走，我明白了是押往北京。
到北京是夜晚，一部轿车在站台上就停在火车车厢门口，一下车厢，就进入轿车。开动时，前面一部，后面一部，我这部车在当中，我身旁一边坐着一个女战士。车开到天安门，我心想，几年不见了，看看天安门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刚刚抬头，身旁的女战士就喝道：“低头，不准东张西望。”总算是看了一眼。后来车外就暗了，我知道到了郊区，开了差不多两小时，到了秦城监狱。
我不知道叔叔（陈明）也同我一起押到北京，一同关在秦城监狱，五年后到了嶂头，才知道原来是关在一处的，我原以为他一直都在农场呢。可是叔叔早就知道，当他也被押到鹤岗车站时，他见车上有两个女兵朝他这边望，他明白了，我就在这列车上。农场两年，秦城监狱五年，我同他分开了七年。
母亲继续说在秦城监狱里的情况：
这是一所现代化的高级监狱，都是单人牢房，我那间牢房大约有个十平方米多一点吧，窗户很高，贴近天花板，窗上有铁栏杆，一个单人床铺，很低，离地只有一尺多高，直放在窗下一边靠墙的地方。另一边靠门的角落里设置洗脸池和抽水马桶。设计得很好，从门上的窥视孔，看守可以看到坐在马桶上的人的小腿和脚，知道人是坐在马桶上，但是却看不到人的身体。墙是隔音的，听不到隔壁的声音。
一日三餐，伙食不错，以我的情况来说，与在农场时相比，简直是太好了。后来听看守说，伙食标准一月约四十块钱，中灶。如此看来，还有吃得更好的，吃小灶的。但这里绝非“修养所”，以“不老实交代”为由，随时都可以给你吃窝窝头，加点咸菜，以示惩罚。到秦城以后，我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一个星期可以洗一次澡，单独押去，单独的洗，在洗澡间也见不到其他的人。我在农场没有洗澡的机会，洗了四五次，身上才洗干净。
房间里的电灯两种颜色，白色和紫色，开关都在走廊上，睡觉时看守就在外边关掉白色的，打开紫色的。规定睡觉必须脸朝外，看守好看清你的状况。但是人睡觉，睡着了，侧着身睡，一边睡麻木了，就会自然地翻身朝另一边侧着睡，这样就面向墙了。房里有个电铃，按钮在外边，这时看守就在外边按电铃，叫你朝外睡。一晚上不知道要给这样地吵醒多少次。这就是折磨，你说他体罚，他没有动手，但是是有意的折磨，慢性地、长期的折磨你。我后来想了个应对的办法，就是要翻身时，就掉一个头睡，既翻了身，脸也朝了外，结果稍微好些。
门上有一个小门，离地板就门槛那么高，送饭、菜时就打开，从那里递进来，我感到屈辱，喂狗才这样。
囚服是黑颜色的，我现在很厌恶这个颜色，以后再也不穿黑颜色的衣服了（的确，母亲从秦城出来直到去世，都没有穿过黑颜色的衣服）。
没有纸，写“交代”材料的纸，编了号，发下来几张，按数收走几张。
有《人民日报》看，这个星期的报是当天的，下个星期的报是前一天的，再下个星期是前两天的，再往下又是当天的。我摸出了规律，得出：三个人一份报。《红旗》杂志也是放几天就拿走，从时间上算，也是三个人一份。（有文说，她把报纸边上的空白纸，偷偷裁下来写文章。那不是事实，纯属臆想。三人一份报，每天由看守转来转去，检查严格，怎么能偷偷裁下空白纸？我从未听母亲这样说过）。
在监狱里面，与世隔绝。要了解外边的情况，就只有通过报纸，所以看得很仔细。（通过报纸，在1971年国庆节时，她说她她已经觉察到林彪出事了）。
每天可以放风一小时，一个个小院子，四周是高墙，墙上有哨兵，单独一个人在院子里放风，安排得非常周密，去、回，都遇不见别的人。
要我写交代材料。写南京那段历史的材料交了上去，当然其中写到姚蓬子，他是负有看守我的责任的。第二天，负责我的案子的人，指着材料上姚蓬子的名字，说：“不许写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亲属” 叫我重写。我想，这样写出来的“材料”，叫材料吗？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呀！
长久的单独囚禁是对人的最大折磨。除了审问之外，没有人同你说话，没有思想交流。久而久之，思想就迟钝了、语言就出现障碍，说不出话来。我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出现，就天天朗读，朗读毛主席的语录，朗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背诵唐诗、宋词。（我问她，当时唐诗、宋词被认为是“封、资、修”，看守没有阻止你？她说，倒没有 51 30249 51 15447 0 0 6655 0 0:00:04 0:00:02 0:00:02 6655或许她们没有听见，或许她们没文化，听不出我在背诵什么。）
为了锻炼体力，我就把草纸揉成团，每天做运动，把纸团抛向墙壁，纸团落到地上，检起再抛，周而复始。
那几年间，我住过两次医院，都是在复兴医院。病房在楼顶上，同别的病人分开，也是单间，门口有守卫。（1979年她搬进复外大街22号楼，南边的窗户就正对着复兴医院，她还指给我看她那时住过的病房哩！）
刚进来的一年，审问，写材料还比较多，后来就很少了。这时可以借马、恩、列、斯的著作，我就安下心来，读他们的著作。
关于母亲读马列主义著作的感受，她在刚出狱给我和灵源的信中作了长篇的叙述。
她开头是这样写的：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到老顶山两个月了。在这两个月之中，我每天想到要给你们写一封信。这是我最愿意做的，我要把我最想同你们说的话说出来，尽管我一次说不全，也不可能说得透彻。今天我下决心，打扫出一片心情，坐下来安安稳稳尽情地说一下。
从那里说起呢？先说读书吧！从1971年夏天起，我就一心一意把全部精力放在读马、恩、列、斯的原著上。几年来我几乎通读了（有些是熟读）马、恩全集和部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自然更熟读了毛主席的选集，这对我真打开了眼界，使人受益不浅。·······”
母亲没有述说她“文革”中在北大荒农场的苦难经历，也没有述说她在秦城监狱遭受的折磨，却是一开始就说起她在狱中读马、列著作的感受，而且用了近三千字的篇幅，几乎占全信文字的一半。
她告诉我们，她完全迷进去了：“我每天，成天跟他们相处，跟着他们走，分析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社会思潮，了解他们的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无时无地的斗争情况，并且领会着他们雪亮似的个人生活的高尚情愫。”
母亲是读得这么投入、认真、仔细。我们十分惊叹她的意志力。狱中的情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断的提审，写交代材料以及其它的凌辱。可是，她竟能如此专心地、倾心地通读和熟读这些大部头的马列著作，而且，还是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之下。她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坦荡的胸怀啊！
她说到她对这些书的理解和感受：“这些书真真是最完整的社会史、革命史、党史，更是一部崇高的英雄史。从来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象他们的作品吸引过我，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神仙英雄之类的人物这样使我倾心。恩格斯在伦敦海德公园参加“五一”节以后，他说，当他走下作为讲坛的货车时，觉得自己高了几寸。我也是，在我与他们相处时，总是感到自己也高了几寸。这些日子真值得回味啊！”
她说：“这些书，可谓万世明灯，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们想，也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帮助她度过了痛苦难熬的岁月。
我们反复读着母亲信中这近三千字的文字，我们明白了，在她向我们述说这一曾占据她五年狱中生活主要部分，现在仍萦回脑际的对于她十分重要的事情时，她也通过这些文字，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表达了她的精神世界：母亲很坚强，思想依然年轻。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时，真是十分欣慰。
1975年5月19日，负责她这个案件的人，向她宣读了对她的问题审查的结论，认为仍旧是1957年已作结论的问题，没有发现新的问题。但是母亲注意到，在南京一段历史问题上，把1957年定的“自首变节”上升为“叛徒”了。宣读完后，告诉她，考虑她年迈体弱，根据中央的精神，决定“养起来”，安置在山西省长治市，每月发给生活费人民币八十元，由当地发给，生活上给以适当的优待，这个精神已经通知当地组织。今晚就送你上火车，已联系好，那边有人接。
母亲向我述说这一情况时说：“为何上升为“叛徒”，没有说出新的事实，也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就这样结论，通知我就是，并不要听我的意见。我觉得此时此地也不是申诉意见的地方。”
她说：“通知我当夜就走，我倒萌发一个思想，心想，正读着的一本书，还有一部分没有读完，要是晚个十天再出去就好了，就可以读完了。”
所谓“送”其实和押来的情景也差不多，依旧有解放军的男战士、女战士，一列专车把她送到正太路上的阳泉，仍旧搞得神秘稀稀的。车到阳泉时，天刚亮，已经有五、六部吉普车停在车站上。下火车就上汽车，下午到达长治市的嶂头村，径直开到一家农户门前。
两天后，陈明也来到这里。七年不见，母亲初见陈明时的第一个印象是：怎么这么老了？而且有些陌生与生疏，好象是，而且只是“似曾相识”。但一谈话才觉得是依然故我，一切如旧。
嶂头村在长治市东边，离长治市区十七华里，位于太行山麓脚下的山坡上，是一个近五百户的村庄。此处的山叫老顶山，所以这个村子按当时农村组织形式的叫法是：长治市老顶山人民公社嶂头大队。公社机关就设在嶂头。
老顶山半山上有一所寺庙，名滴谷寺，从嶂头走七里山间小道就到那里。“文革”中“扫四旧”，那里已经没有和尚，只有一、二看门人。丁玲还在北京的时候，根据中央决定把她安置在这里的指示，长治市委就着手给她找个住处。最初打算将她安置在滴谷寺，可能有把她同群众隔离开，避免外界知道的意思。具体办事人员去滴谷寺看了之后，说不行，因为那七里山路，不能走汽车，生了病下不来，平时买食物和生活用品不方便，才临时决定安置在嶂头，让一家农户腾出两间房子。丁玲来时，就直接送到这所院子里。这所院子在村子的西北角。，她后来还爬山到滴谷寺去玩过，她说：“那里环境幽雅，清净，也有空房，只是‘远离尘世’，没有群众。”
丁玲刚到嶂头时的情景：只穿一身随身穿的衣服（从东北来北京时穿的一身衣服）和临走时北京发的一身外边的衣服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当地老百姓看见她们穿打补丁的布衣服，都很奇怪。 可见，真真切切地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了。因为工资关系还没有转来，当地政府暂时借一些钱给她们作生活费和安家费。
丁玲到嶂头之后，长治市委有关负责同志来看她，同时也告诉她，当地组织负责她两方面的事，一是照管她的生活，中央下达的精神是给以适当的照顾，已告公社，由公社具体负责办，如需去市里医院看病，可通过公社联系，市里派车；二是她的“安全”，说她可以在长治市境内任意走动，但是若要离开长治市，那市委还要向北京方面有关领导机关请示。山西省委组织部也派入来看过。
根据这样的限制，所谓的“安置”就是将她流放、软禁于此。
（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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