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本文选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
1932年，他十六岁，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时，被称为“AB团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时而巧妙地解救，他险乎英才早丧。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抢救运动”的漩涡，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连。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共产党内也有“AB团”和延安“特务如毛”、必须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抢救运动”等等，都是杀人连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断出来的。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这一出出自相残害的历史悲剧，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这样干！
195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肃反运动”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当刘西元讲到“肃清反革命”的曲折过程时，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边说边接过一旁秘书递过来的一张名单，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八十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编译出版者)。念完了名单，耀邦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1957年整风鸣放，《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就如何办好一份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为主题，作了一个包涵五个问题的发言。他说青年报应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照登，而应当精细加工，使其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不要将报纸弄成个“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把他的这些话见了报，全文被载入人民大学新闻系讲义。
当时人们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伊朗等国访问。在接着到来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时，团中央的“反右”斗争由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全权领导。他东一头西一棒地在团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张黎群的那句话也被抓住不放，并被密报到党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从国外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给北京的罗毅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斗争情况。当他得知光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约占编辑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总编辑、部主任和业务骨干时，十分震惊而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他立即赶回北京，想出种种办法挽救和保护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讲的那些词句，是糊涂俏皮话。他是说报纸登的通知、讲话什么的太多了，好像是贴布告，说了句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当有些报纸猛批张黎群的那些用词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把张黎群的整个发言稿调去看过了，还在小平面前为张黎群说了不少好话，并拍了胸脯打保票说：“此君绝不会反党！”现在又听到耀邦也是这么说，小平说：“那就算了吧！不过他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当报纸总编辑了！”于是张黎群的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被定为“犯了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予四个方面的处分：写一篇检讨文章，由新华社发通稿，供各报刊登，以消除错误影响；撤销共青团中央常委；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但是不管怎样，耀邦总算从“敌我”分界线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还针对上述四条处分，来了个四条保护措施——在1958年8月举行的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对张黎群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可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的贫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张黎群临离北京时特向耀邦告别。耀邦又叮嘱他说：“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你看在延安办轻骑队的许立群，那时有人说他犯了大错误，而今还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万不要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应该昂首挺胸，回到老区米脂县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遗憾的是，他虽然也作了种种努力，结果未能把《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钟沛璋、陈模等同志和团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从“敌我”线上救回来。但是他对这些同志从不歧视冷落。有人登门求见，只要有空，他都亲切接待。
当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装，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接受考验的时候，他又把他们请到团中央二楼会议室，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对于第一点，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而对第二点，却似清泉滔滔地讲了许多。他说在党号召整风时说了几句过头话，并不能表明就是反党。《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大学，而且是参加过地下工作、学生运动的优秀分子，或是地方团委及地方青年报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他们都对党深有感情、工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思想也都比较活跃。
最后，耀邦对这些同志说：“你们都还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过去都为党为青年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耀邦的这番真挚动情的讲话，对这些被推到“敌我”线上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激励，不少人听得直掉泪：“耀邦还是把我们当做自己人的呀！……”
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待。只两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沟沟里的村干部和老乡，还把许多人评为模范干部，他们都婉言谢绝，说他们是下来锻炼的，不参加当地干部、社员的评比。他们回到了团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陈模、钟沛璋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恢复副总编，但都当上了青年活动部和知识部的副主任，不仅让他们编稿、发稿，还可以照样撰写评论和社论。
“反右派”斗争结束，耀邦把各单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个一个地请到自己家里或办公室谈心：“你们哪是什么‘右派’，多半是骄傲自满、说话欠考虑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丧志，自暴自弃。”
他深切关怀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团中央书记处一次扩大会议上，书记处书记项南、梁步庭等同志，强调共青团要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并提出了一个包括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的“十点建议”。对这个建议，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和团委，请他们参照执行。
1958年夏，党中央某些同志以检查党的领导为由，先把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他的党籍，接着又要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他们实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辫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项南、梁步庭的“十点建议”作为“毒草”来大批特批，连续召开了七十三天的批判会，终于给“十点建议”定了性，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攻击党的领导”，“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会议定项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梁步庭也受了处分。
其后多少年，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他决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王泽民、付真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表示对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不能仅仅“保留意见”，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
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炜与王泽民碰了面。他们知道许多老同志都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并当即谈妥，由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陈文炜回到中组部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份材料，一再询问中组部送材料的同志：这是杨士杰的个人观点，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送信人回来向陈文炜转述了统战部人员的询问，陈文炜说：“杨士杰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不代表中组部还能代表谁？”但为慎重起见，陈文炜与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也没去青岛、北戴河、大连、哈尔滨等凉快地儿，而就在西单以西三百米的民族饭店，又省时间又省钱。不过，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会上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
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些很坦率的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炜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炜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耀邦闻声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做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也纷纷见诸报端。
有些省市负责人似乎感到太突然，纷纷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探问这是咋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因此，《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曾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过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四十五万人；而此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一个工业部的政治部，非要把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总工程师留做“样板”不可。杨士杰闻讯，批评这个政治部的负责人说：“难道你们也想唱一台‘样板戏’？！”
这样，这位总工程师才被解救了出来。
这一次大解救，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
笔者本人，也是在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
我是在1957年所谓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座谈会上，因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曾为此发了长篇报道，刊于全国各大报。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时作了转播，港台一些报纸更大肆渲染，台湾新闻界还发了广播，“欢迎”本人到台湾去。
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当做重大战略举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年整半百的我还是公安部门严管下的一名“二劳改”，在山西太原东南郊狄(仁杰)村附近四周拉满了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
突然，左车轮被一根脱位的车辐条卡住，随着右车轮的继续飞滚，小车把儿向右猛拐而“打”断了我的左肋骨。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疼。
当然，在从北大荒到北京郊区的四处监狱，从天津唐山间的茶淀劳改农场到山西太原的劳改建筑工程队，这长达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烟火薰得晕死过。在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时倒毙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条裤衩的净重一百九十六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九十二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电锯、斧头、刨刀伤过手指头，血流如注。
正当又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时候，接到北京来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终于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厂的一些人对她的长达十几年的株连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越重重关山到北京，飞到她的病床边。但是尽管我身背“右派”恶名，被惩罚了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漫长岁月，我仍然没能获得这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权，而只能在黑的似无尽头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历史唯物地说，这条黑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尽管天际已经涌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他仍然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场所，去社会就业或回故地养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劳改建筑工程队一些满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着内装面盆饭盒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个并不令人留恋的所在地扬长而去。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势不两立的营垒中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当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那四只螃蟹烧上铁鏊的时候，空中响彻云霄的吼声仍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既然是毛泽东拍板的“反右派”斗争，当然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于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没法忍受这茫茫黑暗的挤压。因为我的最大“罪过”，只不过是1957年响应党的召唤，说了一些真心话。即使改“言者无罪”为“有罪”，对我的惩罚也早就过头十万八千里了。因为一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军籍、每月只给二十八元生活费并被发配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当年同是新四军一员的妻子就立即与我划清界线而别，刚会叫第一个单字“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多年患肺结核一直靠我的济助维持生命的惟一的姐姐，由于济助突然中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一个年仅二十、又是一名小学代课教师的侄儿，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只需人民币二百元动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挽救他的一条命，但是我们一大家子都穷得丁当响，当地政府又不愿为这个“右派”的侄儿而挤出招待上峰吃顿饭的这点儿钱，就看着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会的小镇干部，硬让我的五十开外的二哥戴作霖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没安好心：因为他“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钉。我的二哥说：“门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实在推不过，只得带头喊。“打倒江渭清”的这一句刚出口，这个会议主持人立刻宣布大会要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写好“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强迫他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那细铁丝吊着的大铁牌好几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细铁丝就勒破了脖颈鲜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绝症饮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没能回去为他送别。由于同样的羁绊，我的老母亲辞世时，我也未能最后见她老人家一面……
这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这种人继续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断，我的第二个妻子身患难治之症的时候。
她比我年轻整整一轮。当我从北大荒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督劳动回到北京的时候，尽管她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但她认为我并非“坏人”，而甘愿与我苦伴终身。由此她被人称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极端反动”，受尽了人间罕见的磨难。现在她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谁去？！
经说明情由，那个四周圈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一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的管教干事邢凤舞，给我开了绿灯。我回到了北京西单又一顺饭庄后面一座贫民窟小院里：一间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阴冷而潮湿。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着我，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客。两个女孩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两眼汪汪地直流泪。我早听说，尽管她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只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就一直当不了红小兵。诸如此类的绝情悖理之为，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后来在为解除妻儿苦痛而奔忙时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举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号文件”下发不久，我就得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当面通知：“国庆节后回社上班。”12月15日，上班后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党组(当时称“核心领导小组”)就批准了国内新闻编辑部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以及原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庄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报告，并召开了相当隆重的平反大会。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在平反大会前， 新华社领导就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身份重操旧业，并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写作资料。在平反大会前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自己经手编发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错案的稿件，这是我在漫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现的美好现实。
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亲友众多。自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全国各大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后，他们受到株连迫害、歧视，一直抬不起头的多达百人以上。许多“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许没有这么多人。但仅以十人计，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的这场大解救，至少使全国不下六百万人从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重见天日。
同时还得知这场大解救，并非是胡耀邦们以“下油锅”的精神取得的惟一胜利，而只是一系列胜利的一个，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速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节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是：先找到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做出决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因为这一案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12.25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并指出项南当年为提高共青团的战斗力的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这是一个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项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书记。梁步庭后来也由青海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这时，对项、梁往事，耀邦才渐感宽怀。
在这之前，即1979年2月，团中央在西苑饭店召开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议。陈模也被邀请到会。在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为“右派改正”问题争论不休的烟台会议结束之后，陈模曾给耀邦一信，要求帮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给他回信说，现在中央五个部对“改正右派”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你的“右派”平反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他提议暂时先解决重新入党问题，然后再进而谋之。陈模向机关党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不能只来个重新入党。机关党委说，为了方便工作，这只是个临时变通办法嘛！陈模说那得允许他保留日后要求平反错案的意见。机关党委表示同意，于是党支部一致通过陈模重新入党。第二天，他就被宣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民族饭店会议结束，陈模和团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彻底改正。这一次，陈模就是以上述党组副书记、社长和总编辑身份应邀出席团省、市委书记会议的。
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入场时，陈模一进门就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耀邦进场时，一眼就瞅见了陈模，连忙微笑着走过去与陈模紧紧地握手，询问陈模的工作和身体近况，边说边拉着陈模的手向会场的前面走去，让陈模在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随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着陈模对全体会众说：
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耀邦已进入会议主题正式开讲了，陈模边作笔记边不时地擦眼泪。
单单是对“右”字号人物的关怀与解救，耀邦的这类故事就多了。作家从维熙也对笔者说过，1978年烟台会议与民族饭店会议之间，他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曾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并言明他不会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请径直寄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小胡同他老母亲的住处。当他数月后回到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内低于门外地面的陋室时，一封发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铅笔，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磨炼。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不断写出催人上进的好作品来……”
这回信，成了从维熙的笔尖源源流出优美亢奋文字的重大加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