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美国“汉学三杰”的中国史著作
来源： 飞芒翻书
2016年2月11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逝世，享年83岁。他与魏斐德、史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是孔飞力最为中文读者熟知的著作。当然，除了一些为人熟知的著作之外，美国“汉学三杰”还有很多值得一读的中国史著作。
《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
这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对这部著作非常自负。相对于他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这本书可以说是孔飞力教授的成名作。该书的副标题是“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作者通过对清末的团练、地方武装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清末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在书中，孔飞力教授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它中文资料，引进了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是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之一。
《大门口的陌生人》
这本书是魏斐德的成名力作，堪称社会史与地方史写作的典范之书。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这本书主要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
《洪业——清朝开国史》
这本书是久负盛名的史学名著、严肃历史写作的典范。魏斐德教授匠心独具，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此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它使人看到，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因素，而王朝更替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人入主，在此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这本书是魏斐德教授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一部影响甚广的著作。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位旷世伟人究竟靠什么思想予以滋养？”魏斐德教授驰骋往来于康德与王阳明之间，在中西文化宽阔的思想史海洋中，分析毛泽东的“知识环境”，架设起透视毛泽东的思想的哲学桥梁，认为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全部哲学，就是他处理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矛盾的辩证法。
《讲述中国历史》
这是一部非同凡响的历史著作，是魏斐德毕生学术研究的论文集。他从世界史背景下切入中国历史，又将论述的笔触探入中国历史的枝节，从宏大到细微，奠定了这部重量级历史著作的叙述基调。他对中国与17世纪世界的危机、明清中国皇权的实质和治理模式，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文人与忠君的立场，民国时期的战乱与上海的走私，以及民族与革命、中国的现代化等方面的论述，不仅涵盖了当今学术研究的诸多重大议题，而且其广阔的学术视野、深湛的治学功力与生动的历史叙述，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楷模与挑战。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这本书叙述了一个非凡的秘密警察，一个阴影般的险恶幽灵——戴笠的一生。他的生活体现了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在封建式的多变个性与难以逾越的职业纪律之间的平衡。无数史料织成的真实戴笠，不再神秘，不再传奇。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间谍史，更是另类民国史。
《上海警察》
这本书系统地研究和描述了1927年至1937年上海特别市警政及其与多种政治力量对抗、合作的历史，其中重点分析了国民党如何在这十年中依靠警察力量将上海转变成一个国民党表现自身的舞台；澄清了国民党政权其他方面的问题。魏斐德教授完全摆脱了孤立地就警察论警察的模式，而将上海警政的变迁与整个城市治安环境的变迁乃至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缜密地分析论证了国民政府上海公安局的成立、作用及其演变，体现出一个史学大家的大史识和大视野。法国知名汉学家白吉尔教授称这部著作“必将具有历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上海歹土》
战时的上海市有一片“歹土”区，它是指沪西一带歹徒出没之地，这里是暗杀等恐怖活动的中心，又整日充斥着赌博等城市犯罪。书中的内容论及1937年8月中、日在上海正式开战后至1941年12月美、日爆发珍珠港战事之前的这段时期内，作为“孤岛”的上海之政局和社会状况，生动地再现了上海这一段特殊的战乱岁月。全书引用了大量同时代的汉文资料和外文记载，有些资料至今鲜为中国的上海史研究者所见和所用，殊为珍贵，是了解上海城市历史的必读之作。
《红星照耀上海城》
这本书讲述的是1942以后，特别是1945年以后，共产党如何通过在旧政权警察内部进行活动，建立秘密支部，到解放以后，将国民党领导的上海警察机构变成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1949年以后至l952年上海社会管理的历史。作者认为，在解放后五年内，新政府控制了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难民问题，扫除了上海的不法现象，加强了对城市的控制，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是一次革命的胜利。
《中华帝制的衰落》
这本书一直以来被美国多所大学作为中国历史课程的基本教材，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宏大背景出发，对一个帝国如何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魏斐德教授在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内外两方面因素来解释中华帝制的衰落，超越了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盛行的“冲击—反应”研究模式，是很好的中国近代史入门读物。
《曹寅与康熙》
这本书是史景迁步入历史研究的起步之作，也是他“最学术”的博士论文，格外厚重、耐读。史景迁用一如既往的细致笔法，勾画出盛世中“主人”与“奴才”之间相互依存的政治样态。以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为着眼点，描述和探究了清初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刻画出在康熙盛世这个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
《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凭恃着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国家？他自周遭的世界学到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么事情能令他龙心嘉悦，又是什么事情惹得他龙颜勃怒？身为满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适应于汉人的知识和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受到来京西洋传教士所夹带之西方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洗礼？在这本书里，史景迁打破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意识，而悠游于故纸堆之间，尝试透过康熙本人之口，述说康熙内心世界的种种欢愉、悚惧、猜疑、懊悔、无奈，乃至于追忆、梦境，俾以深入揣摩康熙的人格特质、心智意念。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历时十年，数千万生灵涂炭，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财力几乎尽耗于此，史景迁教授在试图追寻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热情时，也在思索：有些人坚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极少计算后果，而这是否就是历史的大苦痛？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人们并不陌生，学术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史景迁并无意于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而是想通过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历史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去追索他的行为逻辑。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张岱是公认的明代散文大家，其传世名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堪称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衣食无忧，性喜游山玩水，深谙园林布置之法。但四十九岁那年，清兵入关，张岱的人生遭逢重大转折。他带着幸存的家人逸隐于绍兴龙山，务农为生，余生力修明史，八十八岁方成，是为《石匮书》，书成后不久亡故。不论是怀志一生纂修的《石匮书》，还是《陶庵梦忆》里一幅幅简约、多情善感的前朝旧事，镶框着家族轶事与大时代的层层跌宕与悲喜交错──张岱一生的浮华与苍凉，在梦与忆的交错摆荡之间，隐隐浮现。史景迁认为张岱不仅是史家，也是热爱历史的文人。他书写张岱的一生、内心转折及过往追忆的同时，更深层探讨张岱身为知识分子，是如何借由回忆以及修史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得与失之间，唯有捕捉消逝的回忆，以书写对抗遗忘，才能坦然面对、甚或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历史与书写的本质与关系。
《胡若望的疑问》
十八世纪，广州人胡若望随傅圣泽神父来到法国，却被当成疯子囚禁在精神病院达两年半之久。是胡若望天生性格执拗乖张使然，还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误解？“为何将我囚禁？”这既是胡若望的追问，也是历史的追问——究竟是谁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代史学大师的风采，自由流畅的结构、栩栩如生的叙述，使整个故事像极了一个目击者的深度现场报道，而这一切又都建立在细密的史料爬疏基础上。《胡若望的疑问》是将史料挖掘与生动叙事完美结合的史学佳构！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在大航海时代刚刚开启的时候，利玛窦试图用记忆术打开中国的大门，改变这个陌生的文化。中国人跟随他穿过大厅，欣赏图画，步入记忆宫殿的深处，走向十字架这个符号所代表的神学象征。利玛窦有八个记忆碎片奇迹般留传至今，四个汉字和四幅圣经故事画，正是通过这些偶然的遗存，史景迁用八个记忆碎片串联起利玛窦的一生，并巧妙地搭建起了两个伟大文明相互交汇的完整图景，这种强大的联想、构思、写作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王氏之死》
这本书篇幅不大，再现的是清初山东剡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丈夫手下。史景迁教授一向偏重文学性的叙事，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以资料而论，《郯城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是本书的重要依据。本书使用的第三种资料《聊斋志异》，属于虚构的小说，作者大量使用来建构清初山东地方民众的心灵图像。通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和具体的描述，我们才真正进入我们曾经靠着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梦幻之中。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满清政权何以维持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其中的重要关键是满人入关之后即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足长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雍正刊刻印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除了政治动机之外，更蕴含了内在深层的文化意义。本书讲述了《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的形成、流传、禁毁的细腻过程，乃由其间横生的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从而反映了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这本书写的是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在1620年代到1950年代这三百多年来，这些人贡献优异技能，供中国人驱策。史景迁从上百位在华工作的洋顾问中挑了十六位代表人物。这十六人各有所长——有天文学家、军人、医生、行政管理专才、翻译家、工程师，还有一位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生涯虽横跨三个世纪，但是所积淀的生命历程却有着惊人的延续。他们经历了类似的亢奋和危险，怀抱类似的情怀，承受类似的挫折，在行为中映射出他们的时代，也突显了中国固有的基本价值观。这些西方顾问都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了中国，但他们个性中的负面特质，也惹得中国人在不同阶段抗拒西方人。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足够强大，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响应的书。史景迁把西方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作家笔下新奇多样的中国，尽皆搜罗在这本书中：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仔细爬梳过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的历史资料，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不但引人入胜，也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
《中国纵横》
这本书不同于史景迁教授其他的专著，这部著作集作者几十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之精华，涉及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悉心钻研，涉猎范围之广，见解之独特与深刻无不反映出作者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地道的学院派风格。
《追寻现代中国》
这本书通过对160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考察，以作者信守的现代国家概念来探索当西方国家开始步入现代社会以后，中国何以长期徘徊在现代国家行列之外的原因。对历史的追寻远不是本书写作意义的全部，作者更为关注的是对现代中国的解读。
延伸阅读：
解析库尔德民族主义
副标题：——评《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
作者：陈功；来源：中央欧亚通讯
（本文原刊于《上海书评》2017年6月，感谢作者授权转发）
近年来，随着“阿拉伯之春”、所谓“伊斯兰国”的崛起等一系列事件，中东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革。在这一变革进程中，库尔德人的崛起尤为引人关注：土耳其库尔德政党崛起；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在打击所谓“伊斯兰国”的过程中日益壮大，甚至实现自治并通过“宪法”；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一直在谋求更大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对库尔德人——这个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没有独立国家的民族——是否有机会建国的讨论成为了中东局势分析中的新热点。要谈论库尔德人的独立梦，就不能不先了解在支撑其建国运动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教授哈坎·厄兹奥卢（Hakan Ozoglu）博士的著作《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Empire）就是一本了解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必读书。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作者简单介绍了全书内容，全书的研究目标是探究奥斯曼帝国以及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奥斯曼-土耳其领土范围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随后作者简单介绍了民族主义的相关理论，民族主义分为原生论（primordialist，强调民族的固有属性）和建构论（constructionist，强调民族是建构的产物），建构论又分为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的“物质主义”（materalism）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前者强调民族主义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后者强调民族主义是非物质因素建构的结果。本书更多使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主义理论，但也承认共有的“族群特性”（ethnicity）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作者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以语言、血缘等族群特性为基础的、以族群的“历史家园”（historical homeland）的独立或自治为目标的运动。作者指出，库尔德民族主义有两点基础主张：一是库尔德身份的连续性，即库尔德人是古老的民族，历史上在库尔德斯坦居住的居民是现代库尔德人的祖先；二是库尔德斯坦的自决权。之后作者介绍了奥斯曼的地方贵族“阿扬”阶层（ayan），库尔德斯坦的大部分阿扬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纳克什班迪教团(苏非派（Sufism），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强调超自然的体验以及人与真主的直接交流。苏非派信徒经常组织成教团，纳克什班迪（Naqshibandi）教团是土耳其、中亚最有影响力的教团之一)的领袖、库尔德部落领袖以及世代为官的家族。作者的主要路径方法是社会史和政治史。
哈坎·厄兹奥卢博士在随后几章中具体分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第二三章主要分析库尔德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第二章的标题为“群体身份的进化：历史文本中的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Evolution of Group Identity: the Kurds and Kurdistanin Historical Texts），作者主要分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中的两个核心词汇“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在历史文献中含义的发展变化，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首先，在20世纪前，“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不是库尔德斯坦本地居民自称的政治术语，而是外人对他们的称呼，许多“库尔德人”在 20世纪之前并不承认自己是库尔德人；第二，“库尔德人”从来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群体（与民族主义的神话不符），中东政治局势的变化经常导致库尔德斯坦边界的变动，因此，“库尔德人”涵盖的范围也在变化，总的来说“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都不是固定的概念。第三章标题为“国家-部落关系：16世纪以来的奥斯曼帝国和库尔德部落制度》”（State-Tribe Relations: Ottoman Empire and KurdishTribalism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作者分析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如何塑造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基础。蒙古入侵破坏了库尔德斯坦的政治结构，在黑羊王朝和萨法维王朝(黑羊王朝, Kara Koyunlu, 1375-1468, 是控制两河流域、库尔德斯坦、阿塞拜疆等地的土库曼人王朝，萨法维王朝,Safavid Danasty，1501-1736）是伊朗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之一，与奥斯曼帝国曾长期争夺库尔德斯坦和伊拉克。)统治时期，库尔德斯坦政治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存在着许多部落，但是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治体能将库尔德斯坦统一起来。奥斯曼帝国采取“合而治之”（unify and rule）的政策，将为数众多的库尔德部落整合成几个大的单元，并任用当地的某个家族持续进行统治，并把奥斯曼的军事分封体制渗透到库尔德斯坦内。1847年贝迪尔汗（Bedirhan）家族起义被镇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加强对库尔德斯坦的控制，试图削弱当地贵族的权力，但由于俄土战争(历史上有多次俄土战争，作者指的应该是1877-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奥斯曼土耳其战败后割让了高加索的卡尔斯Kars、阿尔达汉Ardahan和巴统Batum，从此奥斯曼帝国东北门户大开。战争对库尔德斯坦局势、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等原因，奥斯曼帝国的中央集权化进程被打断，库尔德斯坦出现了政治真空，教团领袖等新精英趁机填补了这一真空，崛起的新精英领导了20世纪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总的来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整合了库尔德斯坦，创造了强大的领导阶层和政治机器，为之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作者在接下来两章分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全书的重点部分。第四章标题为“库尔德‘原民族主义’？19世纪和20世纪初”（Kurdish ‘Protonationalism’?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ies），作者主要描述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的活动。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将1847年的贝迪尔汗起义和1880年的赛义德·欧贝杜拉（Sayyid Ubeydullah）起义认定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源，而作者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这两次起义都是传统的叛乱，不是民族主义运动，贝迪尔汗起义的原因是不满奥斯曼的集权改革以及把其领地划给仇敌穆罕默德帕夏（Mehmed Paşa）执政的摩苏尔省，欧贝杜拉起义虽然要求“统一的库尔德斯坦”，使用“库尔德民族”一词，但是他愿意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只是希望扩大自己家族对库尔德斯坦的控制力。在这两次起义之后，许多库尔德精英被强制迁移到伊斯坦布尔，这些库尔德精英在青年土耳其党统治时期（1908-1918）开始创立库尔德人的组织，这些组织是贵族的文化俱乐部，不是民族主义组织。1918年土耳其退出战争后两个月，赛义德·欧贝杜拉之子赛义德·阿卜杜·卡迪尔（Sayyid Abdulkadir）创建“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Kurdistan，SAK），SAK划定了库尔德斯坦的边界，要求库尔德斯坦独立，作者认为这是第一个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第五章标题为“已有联系和贵族在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中的作用”The Role of Preexisting Ties and Notables in the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这是全书最长的一章，占据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作者详细分析了SAK活跃成员的生平以及思想。大部分活跃成员都来自于库尔德贵族，互相之间有血缘或是纳克什班迪教团的联系，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奥斯曼帝国拥有官职，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投身于民族主义运动。SAK内部就库尔德斯坦的前途分为自治派和独立派，两派的冲突最终导致SAK在1920年分裂，自治派的代表是欧贝杜拉之子阿卜杜·卡迪尔所在的谢姆迪南（Şemdinan）家族，这一派的追随者大多有浓厚的宗教背景，独立派的代表是贝迪尔汗家族，这一派成员大多接受西式教育。通过分析SAK成员在一战前后的活动及思想变化，作者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在一战后兴起的意识形态，它是当时库尔德人面对帝国解体的唯一选择，库尔德民族主义不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原因（这是它与巴尔干各民族、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之处），而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结果。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中独立派和自治派的冲突来自于家族矛盾和教育背景不同，这两派的冲突是中东库尔德问题后来发展的基础。
最后一章是作者的总结。作者指出，由于库尔德人至今还是在信仰、语言上不统一的群体，所以地域因素对库尔德民族主义尤其重要，库尔德民族主义是以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既有的忠诚（如家族忠诚）和教育背景在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展现方式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对一战的动荡和不确定性的反应。最后作者思考了未来库尔德民族主义可能的研究方向，作者提出可以将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行对比，也可以在中东史、世界史等更宏观的角度下分析库尔德民族主义。
虽然《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是一本正文只有130页的小书，但是却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在分析书的具体内容之前必须注意，库尔德民族主义是1990年代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西部大城市库尔德人中发动民族分离运动，以及伊拉克库尔德人在海湾战争后逐步实现事实上的自治之后才得到人们的关注的，作者在世纪之交（本书出版于2004年）就能在史料和既有研究成果都相对缺乏（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的情况下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源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本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作者的研究说到底是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结构，这或许是对任何意识形态和运动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必然结果。民族主义需要建构古老的族源，“发明”民族传统，塑造民族英雄，用一系列的“神话”构建出“想象的共同体”，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想象自己是古代中东居民的后代（比如许多库尔德人认为自己是米底人的后裔），将19世纪库尔德部落领袖起兵反对奥斯曼帝国说成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源，而作者在书中运用翔实的历史资料进行历史分析，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建构性特质，还原了民族主义叙事之外的库尔德民族运动史，让我们认识到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背后复杂的历史进程。
此外，这本书也超出了中东研究的范畴，对思考民族主义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作者的研究提醒我们，反思已有的民族主义理论，对以地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进行更多的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民族主义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范式，对某个民族主义的个案研究的意义往往是增添个案的数量而鲜有对既存理论的反思，而《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一书则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已有的民族主义理论。比如作者指出，库尔德人内部语言、信仰至今没有统一，所以库尔德民族主义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而库尔德斯坦的疆域变化又导致库尔德人身份的转变；民族主义需要塑造民族特性，无论是人们的常识还是以往的民族主义研究，一般都更强调民族主义对统一信仰、语言的重视，而基于共同地域上形成的民族主义或许更像是英法模式的国族建构的一部分，或是斯大林模式的民族识别的一个条件。建构论的代表人物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也只是用了一个小标题来介绍地图（确认地域范围的工具）对泰国、印尼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与安德森强调的印刷资本主义等因素相比，纯粹的地域因素对民族主义兴起的作用似乎不值一提。另外，安德森著名的“朝圣之路”理论提到了地域内精英流动对认同产生的影响，但根据安德森的理论，流动到伊斯坦布尔（虽然他们的“朝圣”不是自愿的）的库尔德精英应该更加认同土耳其，但事实是内部分裂，几乎不存在内部“朝圣之路”的库尔德斯坦在没有统一的语言、信仰的基础上产生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我们看到，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仍然有相当的市场，库尔德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俾路支民族主义等都是在语言、信仰不统一的情况下产生的民族主义，当今国际社会许多的冲突就与这种民族主义有关。
以往的民族主义研究理论似乎或多或少暗含着一种进步主义的观念，要么强调民族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有关，比如盖尔纳认为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兴起是为了创造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市场，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要么强调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应对西方殖民侵略的结果。但是，这两种观点似乎都不符合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落后的库尔德斯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在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时期，西方的侵略并没有给库尔德斯坦带来什么直接的伤害，相反，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在一战之后积极谋求英国（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和希腊（侵入安纳托利亚）的帮助。作者告诉我们，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多半是奥斯曼帝国的高官，他们虽然有作为库尔德人的认同，但是把自己的民族看成帝国的一部分，试图强化库尔德人与国家政权间的联系。直到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时，这些库尔德精英才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也就是说，库尔德民族主义是面对政治局势突然改变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被动的反应。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库尔德民族主义产生中有什么进步主义因素（当然这不意味着库尔德民族主义本身不是进步的），这种现象是之前的民族主义理论难以解释的。
当然，全书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作者在导论部分提到民族身份是在自我和他者的对话中形成的，对话分为三个阶段，辩证（dialectical）、对话（dialogic）和独白（monolithic），这让人很自然地认为作者也要分析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互动（正是本书的标题）的过程是否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互动的过程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产生了多大影响。但很遗憾的是，作者在后文中几乎就没有提到这个身份形成三阶段理论，显得全书的内容没有那么契合标题。此外，似乎前半部分对“库尔德”、“库尔德斯坦”概念的分析多了一些，另外对民族主义兴起过程的分析也可以更详细一些（如果史料足够的话），等等。
尽管如此，这本正文只有130页的小书已经提供了足够多且重要的信息，作者在史料和研究成果缺乏的情况下，成功解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实质，清晰地描绘了在奥斯曼帝国衰落解体的大背景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分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内部派别冲突背后的因素，也让人重新思考流行的民族主义理论。可以说，厄兹奥卢博士的《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是库尔德研究乃至中东研究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