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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之后,日本如何占据台湾

2017-07-12 佚名 一溪寒冷自生烟

来源:康与品





北京,三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以示对弃台的激愤不平;台湾,军民带着铁锹、竹枪、木棍,怀着一股义勇精神,投入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抗争……

 

1895年4月的台湾,春天来了,却充满了惶惑与不确定感。台湾巡抚唐景崧,整日在布政使抚衙里(位于目前台北市中山堂附近)愁眉不展,自从去年甲午战役失败,到今年三月间,已不断听到各种流言,尽管他不断拍电报到京城求证,然而朝廷迟迟不做肯定的答复。


 

官员内渡,富绅避难

 

住在板桥林家花园的富绅地主林维源,消息比较灵通,他从洋行朋友手中接获外电,得知台湾割日之约业已签订,赶紧乘轿穿过他所捐建的小南门城门(即目前台北市爱国西路小南门),跑进抚衙晋见唐巡抚。


据已故台湾政界人士林金生回忆,林家后人告诉他这段故事,唐景崧一见电文就晕了过去。林金生的女儿,亦即云门舞集林怀民的姊姊,嫁给了板桥林家后代子孙。


唐景崧苏醒后,立即打电报去北京核实,两天后才得到回音,叫他以及所有文武官员内渡晋谒朝廷,只需留下行政用品给日本人使用即可。


于是道、府、县各级官员相继缴印离去,富绅阶级如台湾首富林维源也纷纷回大陆避难。


无力迁徙,或家产庞大不愿放弃的人,开始为茫茫前途想办法,“一时哭声四起”,二十年后台南诗人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描述当时的情景。一些居民涌到巡抚衙门,鸣鼓罢市,要求废止条约,死守台湾,如果打败再谈割地;中日甲午战争在远离台湾两千里以外的黄海发生,为何战争结束后,朝廷却要将台湾割给日本?唐景崧向北京汇报民情,却苦无答复;请求援军,也没回音。

 

举人上书请愿


 

这时,正好有一群台湾人在北京应试进士,以康有为、梁启超(梁当时才二十二岁)为首的维新人士也对清廷的处置激愤不平,于是就联合了一千三百位应试举人上书抗议《马关条约》,要求不要放弃台湾。后又扩充为三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维新变法:“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梁启超日后曾为文:“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然而清廷已无心无力再战。


既然清廷置之不顾,台湾住民又赶紧商议,打算依恃外国力量来对抗被别人摆布的命运,纷纷向英、德、法籍商人申请保护,愿将台湾所生产的煤、金、茶、樟脑、硫矿奉送,作为酬谢。然而国际人士各有各的利益打算,全都袖手不顾。


抚衙里,甲午战役时为加强海上备战而临时从大陆雇用来的兵士,很担心唐景崧如果返回大陆,就没人付他们粮饷,这与想保障身家财产的士绅,以及一些不甘为异族统治的抗日人士如丘逢甲立场一致,于是大家要求唐巡抚不内渡,并宣布台湾自主:“……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只有死守,据为岛国……”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永清”为年号,“蓝地黄虎”为旗帜,唐景崧任大总统,南部军备刘永福为民主大将军。


历史常常会出现令人错愕的演变,两百年前一部分中国东南沿海人民随郑成功“反清复明”来到台湾,却不料子孙们会在这时,擎举“永清”年号,遥奉清朝,以示不忘祖国。


5月下旬,传言日本文武官员已出发向台湾而来,主张民主政治(例如民选官吏)的台湾民主国发表独立宣言,从宣言内容可知,这是迫于局势(中国与国际都无人声援)无可奈何的独立,然而仍然心向中国,汉人意识强烈:


“照得日本欺凌清国,要求割让我国土台湾,台民曾向朝廷请愿,未克奏效。吾人闻知倭奴不日将至,吾人如屈从,则吾土吾家皆将沦于夷狄,如吾人抗拒,以实力较弱,恐难持久。屡与列强磋商,咸谓台民应先自立,然后可予援助。”


“吾台民,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死亡。爰经会议决定,台湾全岛自立,改建民国,官吏皆由民选,一切政务从公处置。但为御敌及推行政事,必须有一元首,俾便统率,以维秩序而保安宁,巡抚兼署台湾防务唐景崧,为人民所敬仰,故由会议公推为民主国总统。公印业已刻成,将于初二日(5月25日)巳时由全台绅民公呈,凡我同胞,无论士农工商,务须于是日拂晓齐集筹防局,隆重行礼。幸勿迟误。”


然而台湾民主国寿命极短,总共才一百四十八天。设在台北的政府被日军武力逼迫,八天后崩溃;而后以刘永福为首,设于台南的新政府,持续一百多天后,也在10月19日宣告倒台。

 

军舰上移交台湾

 

有关日军即将登陆的谣传四起,台北社会治安陷入混乱。从大陆雇来的士兵,是仓促招募渡海而来,并无保卫“乡土”的观念,遑论纪律,虽然名为正规军,一旦局势丕变,即摇身为盗寇,反而给前途未卜的台湾增添了内乱。


中日双方已到办理交接的时刻,交接方法充分暴露了清廷官员的性格。根据日本史学家伊能嘉矩在《领台始末》所述,中方代表李经方(李鸿章之子)非常担心台湾住民报复,特地在船上悬挂德国国旗,以保自身安全。他与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基隆三貂角外海会合时,两度登上桦山的“横滨丸”会谈,并要求为顾及他的安全,改在海上交接。


桦山接受李经方的要求,把对日本而言最值得夸耀、原本想在台北大肆庆祝的交接仪式,改在军舰上简单行事。


桦山资纪与日皇的亲戚北白川宫各率军舰,在基隆外海会合攻打台湾,原本预定从淡水登陆,但遭遇岸上炮击,就改到澳底,杀光仅四百兵士的守军,继续攻打瑞芳,准备从背后攻进基隆。


前任北一女校长吕少卿的父亲与祖父,当时住在三貂角附近,日后写下幼时听闻的杀戮场景:“海上仙乡成鬼域,黎民遗恨却何之。”


历史作家喜安幸夫指出,这批登陆的日军,原本要去中国东北打仗,临时改来接收台湾,所以战斗意念高,造成在台湾烧杀劫掠的场面。这反而燃起台人的复仇意志,在日本占有台湾后十余年间,部分台湾居民仍不断转战反抗,使日本在殖民台湾前期疲于“治安”。


光是日军登陆到占领全台的五个月内,台湾总督府报告台湾被杀戮一万多人,但日军死亡仅278人,“可以说是每五十个台湾人陪葬一名日本兵”。伊能嘉矩说。


等到基隆也陷落时,台北城内已成人间地狱。抢、杀、放火事件频发。这时抢着要离开台湾的人都遭到留下的人袭击,被勒索交出银钱才能到码头搭船。


等于是被劫留在台湾的唐景崧已经束手无策,只得乔装成难民携眷出城,仍被士兵识破,据传他被迫交出钱财,才准搭上外国商船逃到厦门。

 

台北商人请军进城

 

已故历史学家杨云萍曾评说,唐景崧固然颟顸无能,但平心而论,当时的客观条件,“即使子房再世,诸葛复生,也要束手,无能为力”。


日军进入台北城,其实是未发一枪一弹,并且被一批市民视为维持治安,开门请进城的。


当日军扎营基隆时,台北城内治安混乱,富商、士绅就以李春生、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为首,群聚于艋舺龙山寺讨论生存之道:旧政府已逃跑,对新政府摸不清底细,而眼前匪寇正在打家劫舍,台北已成无政府状态。聚议的结论是:面对这不确定的未来,不妨派代表谋和,等日军平定内乱,再做打算。然而无人胆敢出任代表。二十九岁的鹿港人辜显荣于是挺身而出。


他举着白布条独自到基隆的日军司令部,把台北现况告诉民政长官水野遵。日本人大感意外,半信半疑向台北出发,走到半路,向三个外国人求证属实。这三个人(德国商人、英国商人与美国记者),也是受台北人之托,前来说项的。


日本人兴奋之至,立即请辜显荣引导军队,6月7日清晨,火速赶到北门城下(即今台北市北门),一名老妇人陈法与她的儿子,冒着城内枪弹呼啸的危险,快手快脚登上城墙,放下梯子,日军于是进城。


辜显荣后来深受日本人信赖,三十岁到东京受勋,三十一岁就做台北保良总局长,20世纪30年代还被选派为日本贵族院议员。同时,他还得到日方所给的盐和樟脑等专卖的经济特权,奠定了辜家丰厚的家底。


鹿港辜宅是日据时代日本人派名设计师建筑的豪邸,现在已被改为民俗博物馆。辜显荣在台北迪化街附近的宅邸,现在已被改为荣星幼儿园。


特殊的历史发展,为辜显荣带来不同的评论。一些民族意识强的台湾人批评辜显荣出卖了台湾。但也有人认为,许多人欢迎日军进城,独他享受最大利益,讥蔑者出于嫉妒。辜家子孙常为父亲解说,例如他的长子辜振甫就将父亲当年的动机解释为:“保护台湾人的生命财产。”


民间关于辜显荣的传闻故事也很多。例如已故的国宝级布袋戏艺人李天禄,曾讲述民间传奇故事说,辜显荣由于生活无着,有一天对人生失望,醉酒躺在澳底海边,打算任由海浪卷噬,不料大海龟三番两次撩拨脚丫,他只得爬起来,举手遮阳眺望海面。日本军舰看到岸边居然有人“敬礼”欢迎,狂喜不已,从此赐他“荣华富贵”。

 

台湾义勇搏斗日军

 

进城十天后,满心狂喜的桦山资纪,就在布政使署衙举行始政式,开始日本长达半个世纪(五十一年)的殖民统治。十三年后大兴土木建总督府,地址就在今天台北市的重庆南路、介寿路(即凯达格兰大道)路口。


1969年,当台湾已光复二十三年,以轻工业为主的经济起飞、国民人均年收入为三百四十三美元。三十一岁的加油站工人康宁祥在万华区竞选台北市议员,就在龙山寺讲述这段历史,选民有感于台湾孤苦无依的命运,令其高票当选市议员,成为当时市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康宁祥认为,先前台湾住民想反抗被倭人统治的“汉人意识”,在日军进城这段时间想办法自求生存时,有一些人已模模糊糊开始转变为“台湾人意识”。


“管理台湾住民的统治者已经逃走,台湾人生死无人管,只是一群浮浮沉沉的孤儿,有谁是他们的老板,照顾他们呢?”埋藏在台湾子孙骨血里长达七十四年的悲痛,在康宁祥以沙哑声音喊出时,民众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轻易即拥有了台湾北部,使日本人以为今后的统治会越来越容易,未料反而在中南部遭到顽强抵抗,这使得日本统治阶层1895年一整年都在从北到南征战。也就是说,这一年,在台湾岛上,有两个国家权力在做殊死拉锯战,直到“台湾民主国”被一寸寸消灭掉为止。


当时台军军备缺乏,只能以铁锹、竹枪、木棍,以及义勇精神来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搏斗。据黄昭堂教授指出,日军士兵个个都操纵村田枪,这种火器最远射程可达一千三百多米,还有海上的舰队发炮射击。“台湾民军可以说是奋勇地投入到一场没有胜算希望的战斗中。”


一位日本驻台的战地记者记录下当时台湾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参与战斗的情景:“我们从潜伏处暗中窥伺敌人的动静。只见每二十人或三十人成群,集在这里,聚在那处,其中还有妇女执枪的,也有老幼执枪的,粮饷多由妇女在搬运。”

 

黑旗将军难支应

 

在诸多武装抗日队伍中,以曾经出征越南闻名的黑旗将军刘永福,最受人民推举。他来到台南重整旗鼓,率领将士歃血为盟,以“不要钱、不要命、不要官、甘苦相共、戮力同心”相誓,以示决心,他向当时正在守父丧的连横商借一部分屋宇,作为军事指挥部。


连横认为自己所亲历的这场动乱,将来必会成为台湾史上重要的一页,因此留意收集有关“台湾民主国”的文告,以及其他种种第一手文据,从独立宣言,往返电文,到刘永福缺钱时代替银票所发行的邮票。自从十三岁时,父亲连永昌送他一本台湾史书,教导他“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开始,连横即已立誓写一部更完备的台湾史。


胡适的父亲胡铁花正在治理新成立的台东州,等到战后割让,他好不容易从粮源与对外电讯都断绝的台东来到台南,不料脚气病发作,左脚已不能动,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不肯放行,直到六月底,胡铁花双脚无法动弹,才获准返回大陆,随即病死在厦门。


胡铁花在台东为官三年,曾励精图治。台东人为纪念他,在台东鲤鱼山立了块石碑。

在甲午开战时就已被叔叔从台湾带回徽州老家的胡适,这时才三岁零八个月大,依稀只记得“死讯传来,一屋子哭声,母亲连人带椅往后翻倒在地,我只觉得天地全都翻覆了”。胡适从此与母亲(胡铁花的续弦妻子)相依为命,受尽族人与兄嫂的嘲讽,生活费几至断绝,胡适也因此发愤读书。民国初年,他在北大任教时,主张新文学与白话文,为中国带来思想与文学的剧变。


黑旗将军虽勇猛,却难于应付无人无钱支应的局面。本来答应替他筹措钱粮的鹿港、彰化富商,继桃园、中坜、苗栗、新竹、彰化城相继陷落后,见事不可为,纷纷偃旗息鼓。而原本两江总督张之洞允诺拨银支持也未见汇到,历史学界后来追查史料才知,张之洞被李鸿章拦阻。刘永福只好发行公债、纸币,甚至用邮票代替兵饷,答应士兵将来以四倍偿还,但很快都变成废纸,无法抵充货币。


民间抗日失败的原因除了武器不足,并且缺乏战略与战术,更受限于地域观念,组织松散,始终未能形成全岛联合阵营,只有各地频传孤军起义,旋即被灭。


日军最后紧急召集援军从中国大连赶来,从海面与陆地合击台南,一路烧杀,现在的台南市佳里区,原名“萧垄”,不幸田舍人畜全被夷平,因而后来地名改称“消人”。


10月17日,刘永福见势不可为,也化装逃回厦门,台南城民开门揖日军入城。日本完全占据台湾。

 

文章摘自《发现台湾162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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