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灾难与人口危机
来源：百亩林随笔
摘自：《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
作者：[美]本内特,[美]霍利斯特
译者：杨宁,李韵
1300年，欧洲大瘟疫到来的前夜
和所有的历史转折点一样，1300年也为考察之前与之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视野非常清晰的观察点。
公元1227年，托马斯·阿奎奈的很多学说被斥为异端,这正暗示了一场智力危机的到来;公元1300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建立起统治，这构成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新的威胁，并最终于公元1453年攻陷其首都，将这一王朝结束；公元1309年，教皇克雷芒五世成为第一个定居阿维尼翁、而非罗马的教皇：这正是教会危机的一个征兆；公元1315年，农业歉收开启了数个世纪以来的第一场大规模饥荒：这直接挑明了很多经济问题；公元1337年，英格兰与法国开战——这就是著名的“百年战争”——在这场战争里，法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交战的双方，都将由此而开始无休无止的贵族党派斗争：这也正是政治灾难的明确的征兆。
所以说，公元1300年，正是为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纪拉开了帷幕，因为就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347年，史上最为戏剧化的一场危机降临——这就是那场很快在西欧蔓延开来的大瘟疫。仅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丧生于这场浩劫。从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恐怖事件；从长远来看，这又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转折点。如果单单考虑这场大瘟疫造成的人口锐减的话，公元1350年比1300年更像是一个历史分水岭。但若是按照上述方式划分历史，则会造成这样一种暗示：中世纪晚期的危机，其实是由一种外部力量（突发的灾难性疾病）造成的；公元1347—1349年间的大瘟疫，正是造成中世纪欧洲的苦难的罪魁祸首。
然而，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对此，只要我们看看在这场大瘟疫之前的那些危机四伏的年代，就可以了然了。换句话说，从1300年为我们提供的视角看来，深受大瘟疫之害的欧洲，其实早已为诸多经济、政治、宗教方面的问题所困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大多数时期都并不安宁，而其中的14、15世纪则尤为动荡不安。在这方面，可举拜占庭为例。古老的拜占庭王朝，在60余年的“拉丁”（也就是“西方”）统治之后，于公元1261年得以复辟。但这个复辟之后的王朝仅仅是其前身的一个影子。它的财富已经被掠夺一空；它的各个行省已经成长为独立的邦国；而且，这个王朝也没能逃过1347年瘟疫的侵袭。拜占庭的这种风雨飘摇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期，在此期间，它的艺术家和学者们，也持续地守护着传承自东罗马帝国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这个王朝只是以君士坦丁堡及其教权为中心、控制力极其有限的一个小国；它只是那曾经显赫一时的庞大势力的残余。当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土耳其的进攻下于公元1453年沦陷的时候，破灭的其实只是一个幻梦，而非真正的国家。
14、15世纪，对于在地中海南岸来来往往的伊斯兰民族来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在西欧，最重大的变动发生在1492年，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的穆斯林国家格拉纳达陷落——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1474—1504在位）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1479—1516在位）攻陷了此国。这并不仅仅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因为基督教信仰，也紧随着这个由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组成的联合王国的建立，而在这片大体构成今天西班牙版图的土地上确立了起来。就在格拉纳达陷落后三个月，定居在西班牙地区的犹太人被推挤到这样的选择面前：迁离，或者改宗基督教；一部分人接受了洗礼，而另有成千上万的人则选择了背井离乡，辗转于葡萄牙、北非、君士坦丁堡，以及欧洲的低地国家之间。在公元1504年，西班牙的穆斯林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被迫迁移到北非地区。
这些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剧变，以及发生在更大范围的地中海南岸地区的种种事件，与地中海东岸新的稳定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稳定局面是由一个新兴的土耳其王朝带来的——这就是以其创建者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曼帝国。与先于他们的塞尔柱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推行的策略，也是立足亚洲，面朝西方，步步推进；至14世纪早期，他们已经在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建立起稳固的据点。此后，他们蚕食掉塞尔柱王朝，并把疆域扩展到更远的地方。公元1453年，奥斯曼王朝终于实现了之前的伍麦耶王朝持续7个世纪的夙愿：他们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截至16世纪早期，他们控制的地区包括：小亚细亚、整个黑海地区、巴尔干半岛的大部、中东地区，以及埃及的伊斯兰地区。直到1922年，奥斯曼帝国才终于走到它的尽头。
在西方，14、15世纪同样也事端不断，这明显地表现在一点上，即人们对那种支撑着整个中世纪中期文明的价值观的信念已经逐渐地衰弱了。怀疑论和幻灭感取代了经院哲学中固有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在知识分子当中，曾在13世纪盛极一时的那种欲将物质世界和不灭的精神融合起来的热情已经减退；某些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不再专注于爱与英雄的故事，而是转向幻想、怪诞、魔鬼、死亡等等题材；到处都弥漫着悲观主义与幽闭恐怖的迷雾。
这是一个过分崇尚流行的时代。贵族们的趣味就在于穿着尖头朝天的长筒靴漫步，并让样式古怪的头饰折磨他们的脖子；这还是一个过分虔诚的时代，部分基督教信徒将自己活活饿死，而另有部分则靠狂暴的鞭身折磨自己；这也是一个极度恐慌的时代，充斥着对最后的审判、叛乱的农民、魔鬼以及女巫的恐惧。然而，这个充满了暴力、不安以及极端的时代，却也富有非凡的创造性。它后来用它的五彩斑斓的成就，在“中世纪欧洲”与“现代欧洲”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举步维艰，经济灾难与人口危机爆发
14世纪初期，欧洲之前数个世纪以来的人口剧增终于达到了顶点，面临人口过剩的局面。试举英格兰为例，在公元1300年，定居那里的人口数达到了600万左右，这一数目几乎是公元1066年人口数的三倍，而实际的数字也许比这还大。如此数量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当时英格兰所能的负荷，直至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不仅改变，而且还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之后，英格兰才具备了承受如此数量人口的能力。
简单地说，在公元1300年，欧洲的人口数量已经使得它的土地和农民不堪重负。就北欧的农业来说，其生产技术还停留在以重犁、三田轮耕制、风磨等早期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水平之上，在当时来说，这种农业已经发展到它的极限了。虽然农民们不断地在开垦新的土地，但这些土地所处的位置，都是在从未被开发过的边缘地带上，都是十分贫瘠的。当时的土地紧缺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至于部分农民甚至饥不择食地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到了那种极端贫瘠的土地上，而那种土地，即便是在今天，在被大规模机械和化学肥料武装起来的农民们看来，也是无法耕种的。
人口增长，生产力下降——情况已经够糟了，但地主和国王们却还在雪上加霜。许多庄园主对收入锐减做出的反应，是大幅提高租金水平，以至于让他们的佃户被彻底榨干。国王们的所作所为也大体如此。譬如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和法国的腓力四世，在他们统治之下，官僚风气和连年战争导致了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正如一个14世纪早期歌手所埋怨的那样“每四个便士中，就有一个是国王的”。老百姓面前是这样的处境：有更多的人需要养活、有更高的地租、有新的赋税、有更稀缺的资源——他们根本就没有出路，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农民的财产一再减少，工资水平一落千丈，食物紧缺不断加剧，每个人都显得筋疲力尽、面黄肌瘦、垂头丧气。
到了此后的1314年秋天，雨也下得反常，这为接下来出场的几个异常湿冷的冬天拉开了序幕。这一现象的必然结果就是接踵而至的坏收成。由于农民们已经耗竭了他们的土地，掏空了他们的谷仓，所以坏收成也就意味着饥荒。人们赤着脚、摇着铃，加入忏悔者的游行队伍，祈祷上天赐予好的天气。但是饥荒还是来了，并且一直从公元1315年持续到公元1322年。那些老幼穷苦之辈率先死去。城镇居民比农民遭受着更为深重的苦难，因为后者稍多一点寻找食物的便利。因为虚弱的身体更容易遭到疾病的侵袭，又有很多人倒在了疾病而非饥饿的面前。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到它结束的时候，这场大饥荒——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已经造成了至少十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
在欧洲的某些地区，动物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现象。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牛羊牧群中同样有流行疾病蔓延开来。某些家族的牛羊群损失过半，而且这种损失甚至不会留下哪怕一点肉食或皮革作为补偿。人口骤减、国库空虚、土地也不再如以前般富饶——早在14世纪中期的大瘟疫到来之前，欧洲就已经是举步维艰了。
大瘟疫来了
“黑死病”（BlackDeath）一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毫不陌生的；但它其实是一个直到公元1833年才被使用的现代术语。中世纪的人们把以之为名的那场浩劫称作“大瘟疫”、“大死难”或者“大灾难”。
它主要源自三种相关的疾病：（1）淋巴腺鼠疫，这是一种由老鼠携带，并由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开来的疾病；（2）肺鼠疫，这种病结合淋巴腺鼠疫和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可以轻易地通过咳嗽和喷嚏传播开；（3）败血性鼠疫，这种病直接破坏血液循环，它可以跳蚤为媒介在人群中传播。
大瘟疫发源于亚洲，那里的野生啮齿类动物至今仍然携带着大瘟疫的病毒。在1347年至1348年间的冬天，淋巴腺鼠疫率先在西西里和撒丁岛登陆；它是由商船上的鼠类从克里米亚半岛漂洋过海带来的。这种病毒迅速地在因营养不良而变得孱弱的人群中传播开来；而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也在短时间内接踵而来。大瘟疫的迅速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中世纪城堡、市镇、村舍等为鼠类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环境；而那些活跃在欧洲频繁的粮食贸易中的商船，也在瘟疫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中世纪的欧洲，鼠类是无所不在的。在1348年至1349年间，瘟疫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到整个欧。当瘟疫最初在公元1347年末登陆欧洲的时候，它首先攻陷了西西里岛、撒丁岛以及科西嘉岛，然后是这几个岛屿北面的地中海岸。其后，瘟疫大举朝内陆蔓延。至1348年夏，它已经推进到巴黎；到了1349年末，整个西欧已经全面陷入瘟疫的掌控。只有极小部分地区没有被瘟疫侵占，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在这场灾难中，死亡人数是无法被确知；但我们知道，欧洲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部分人口密集的城镇，死亡率甚至超过了50%。此外，修道院也是重灾区之一，大量牧师因照顾垂死的人而染病身亡。相对来说，那些生活在僻静乡村中的人们则要幸运得多。
欧洲人被瘟疫的到来惊呆了，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传染病的成因，14世纪的医生和术士一无所知的。有些人把瘟疫的爆发归因于星宿的力量；另有一些则归罪于地震和烟雾；还有的人则以为，是犹太人在井水里下了毒。虽然有人想到了用迁移与隔离的手段控制瘟疫，却从没有人注意到老鼠。而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大瘟疫造成的恐怖，正是上帝的愤怒的征象。
不论是在教皇所在地阿维尼翁还是别的地方，神职人员都组织起了大型的宗教游行队伍：有来自各种地方的约2000人参加了这些游行，男人女人都有，大多赤足，穿着苦行衣或涂着灰。他们面目悲哀，涕泪纵横，披头散发地行走，并残酷地鞭打自己直到血流如注。
这次瘟疫中流行的疾病发病迅速、且伴随有令人厌恶的症状；所以由它带来的恐惧，因此也进一步地扩大了。在这场瘟疫中不幸遇难的人们，其死状都极其恶心，简直叫人不忍卒睹，气味也让人难以忍受，更别提为他们提供看护了。当时死亡的人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无法以适当的方式加以掩埋。举例来说，就有一位目击者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地中海上一些船只，其上的船员全部死亡，只剩下阴森森的船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游。有些时候，恐惧驱使着人们抛弃病患者，而随之一道被抛弃的，还有许多基本的社会责任。锡耶纳城的一位居民就作过如下记载：《随处可见的棺材》。
这幅图为我们展示了在公元1349年的多尼克城掩埋瘟疫死难者的场景。在其他某些地方，还出现了棺材供不应求的现象，以至于必须将尸体加以大规模的掩埋父弃子，妻抛夫，兄弟相背，只因疾病被认为是在呼吸与目光之间传播的。人们死后也无人肯为他们安葬……在锡耶纳的很多地方，人们挖出巨大的坑，并把大量尸体堆在里面……而在这座城市周围，还散落着很多仅被一层薄土覆盖的尸体，常有尸首被野狗挖出并吞食。在这些前所未见的恐怖年月里，大瘟疫破坏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大瘟疫
那些大瘟疫的幸存者，则为那个曾铺展在他们眼前的恐怖时代留下了证言。
中世纪传说《哈米伦的弄笛者》。在公元1284年的哈米伦城发生了一件事情，由此诞生了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这就是“哈米伦的弄笛者”，一个简单而悲伤的故事：德意志中北部城镇哈米伦老鼠成灾，该城市长悬重赏请人设法消除鼠患。一个笛手用美妙的乐曲吸引了鼠类，并把这些陶醉在音乐中的老鼠引到河里淹死了。可是，市长却在事后食言，不肯兑现他开出的赏金；于是这个笛手就吹起了另一支曲子，把城里的孩子们带到城外，引领着他们走向死亡。
借着罗伯特·布朗宁在1842年就这个题材而作的著名诗歌《哈米伦的弄笛者》，这个小故事在英语世界里掀起了一阵热潮。而德国的格林兄弟也曾在19世纪早期深入研究过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在德国的传说中，这名笛手被称作“捕鼠人”，这令他的传奇色彩稍有减弱。这个故事在中世纪时的面貌已经是无法复原了。现存最早的有关这个故事的文字记载是在15世纪中期，它提到了一个笛手和丢失的孩子们，但却没有老鼠。
对这个传说的解释，尤其是对失踪的孩子们的命运的探寻，业已成为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精细分支。关于孩子们的死因，总共有下面几种说法：或是瘟疫，或是泥石流，或是在一艘鬼船上，或是一场战争，或是十字军东征，还有最不可信的一种，说是被UFO里的外星人诱拐。也有可能，孩子们根本没有死掉，而只是离开了哈米伦城，并像中世纪中期的很多德国人一样，向东方迁徙。
就我看来，最好还是不要把这个故事当作真实历史的写照，而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映了中世纪晚期那个困难重重的时代，以及造就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焦虑的故事。
在《十日谈》中，伟大的作家乔万尼·薄伽丘搜集了各式各样的故事，并以出色的叙述技巧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在这本书里，先于薄伽丘所搜集的那些故事出场的，正是对大瘟疫时期佛罗伦萨所作的近乎冷峻的描写，置身其中，举目所见皆是鲜血、疽痈、肿胀、速死、群葬。
就是在公元1350年之后很久，死亡和衰朽也还是纠缠在很多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心头，久久无法排遣，成为他们的主题。有些雕塑家抛弃了传统墓葬建筑中的那种优雅的雕像，将衰朽的形象引入到纪念雕塑中——腐烂的肉体、森森的骸骨，甚至还有被蛆虫噬食的内脏。
“死亡之舞”成为某些艺术家偏爱的主题，在他们的画里，常有死神收取牺牲的场面，还不时会有死人与不知不觉的活人混杂狂欢的景象。在14、15世纪的欧洲，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而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