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收伏记中的两大要害问题

来源：陀读

在无法从制度上回答好“清算之后又将如何”这个问题之前，所有的收伏首富行动，都是场权力稳操胜券的杀戮，只不过被屠宰的极其肥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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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评论首富们最近几年的“退却”时我说，由于出清政商勾兑重塑政商关系是大的背景，又由于政商关系中政强商弱、政能通杀商则可能被错杀是公认事实，舆论“对首富们的退却看衰和同情混杂，对权力净化的期待和对权力通杀的担忧交叉”，情绪复杂。

有人批评这个文绉绉的评论是在“隔靴搔痒”，更有不客气地说是“废话连篇”。对此我虚心接受，胆子不够大又想出风头，结果就是这样。

知耻而后勇，既然要说话就把话说透，今天我就豁出去，来谈谈胡雪岩胡首富。

首织“红顶商人”桂冠的胡首富“成也权力败也权力”的传奇故事尽人皆知，但分析的需要，还是有必要来回顾一下他的人生轨迹。

从一个寒门子弟到中国首富，除了商业天才之外，胡雪岩成功的关键，还得归结于他攀附上了两位贵人：王有龄和左宗棠。

在最高时官居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帮助下，他得到了代理公库的好生意，利用无息公帑兴办丝行开办药店积累出日后发迹的资本；之后他又吸存到大量募兵经费得以迅速扩张其钱庄生意，铺平了通向首富之路。

王有龄死后，胡雪岩又获得另一位更大的贵人、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信任，财运更加亨通，经办军需令其钱庄日进斗金，药材丝茶和胡庆余药店的生意也蒸蒸日上。借左大人之力，胡雪岩终于成功登顶“首富”之位。

关于他从首富的高位跌落的缘由，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他为了垄断蚕丝生意冒险投入了巨量资金，在受到外商的联合抵制和国际形势冲击下，资金链断裂引发了钱庄挤兑风潮而一败涂地。

但实际上，让他家破人亡的，还是那个帮他功成名就的主角：权力。

这个权力，来自于比他的靠山更高的另一座山峰——李鸿章。

李中堂其实与胡首富并无过节，但他和左宗棠却是“天生的对头”，彼此间是政见相左勾心斗角。身为左宗棠的得力助手，在李派定下“倒左先倒胡”的斗争策略后，胡首富的倒下便进入了倒计时。

直接为胡首富读秒的，是大清两大红顶商人中的另一位：盛宣怀。

彼时，胡雪岩代表清政府以私人名义在汇丰银行处有借款一千余万两白银，每半年还一次本息；清政府则以各省的协饷向他提供担保，每年协饷一到就会把钱送给他以作还款之用。

同为商场老手的盛宣怀瞅住时机，一面授意属于李派的主管官员缓发协饷，一面对洋行放风说胡雪岩资金即将告罄，引发洋行纷纷向他催款。事发突然，他只好从自己的阜康银行调来银两补缺。

这正好掉进盛宣怀挖的坑。他早就托一些大户伺机到银行提款挤兑，同时四处放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在外国银行的贷款又还不上，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很快，前来提款的人群几乎踩破了门槛，阜康银行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如果此时政府愿意施以援手，这场信用危机是可以安然度过的——胡首富可是为政府借了巨款于家国有重大贡献啊。

51 21241 51 10900 0 0 4849 0 0:00:04 0:00:02 0:00:02 4848他等来的非但不是什么“援手”，而是一场反腐调查。政府指控有高官在其银行存有巨款涉及贪腐并充公了相应款项，在紧要关头给予沉重一击。各地政府纷纷要求阜康银行优先兑现官款，“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他名下的当铺、药店等其他资产，悉数被拿来抵债。 

一代首富就此陨落，于众叛亲离忧愤难平中溘然而逝。

不是败于市场，而是败于权力，这才是胡首富倒下的真相。

对胡首富这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一生，假如以最革命的世界观审视之，他不过是大清专制政权这具已经腐烂的躯体上的一条寄生虫，其辉煌是专制政权腐败的明证，其陨落则是专制政权走向死亡的前奏，总之就是“罪有应得”，根本无需怜悯。

但是，假如以还想挽救大清于垂危之际的救亡图存人士来看，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胡雪岩身上有诸多闪光之处，还因为开头提到的那个“复杂情绪”。

如果大清帝国还不想被历史潮流抛弃，学习欧美民主国家建立宪政体制是唯一选择。以此为出发点，胡雪岩的造富神话理所当然被认定为一宗政商勾结的腐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得到清算，否则所谓的宪政体制就无从谈起。

但既然要立足于宪政体制，就必须搞清楚这个清算中的两个要害问题：为何清算，清算之后又将如何。

为何清算？宪政体制下的答案只有一个：他违法了。

在胡首富建立起他的庞大商业帝国过程中，官商勾兑、利益输送肯定层出不穷，这是他再怎样学后人高调标榜“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也否认不了的。所以，假定他是被以“违法”为由查办，他绝对无话可说。

但他未必心服口服，道理很简单：我是违法，可我违得轰轰烈烈无人不知，你们早干嘛去了？不说各位大人私下的好处，我给公家又做了多少贡献？其他人也违法怎么不查办？盛宣怀就干净了吗？

更何况，他是明明白白死于权力斗争，与权力净化毫无关系。

都是清算，可清算的起因比清算的结果更重要，前者才是区分文明政治与野蛮政治的标准。

而“清算之后又将如何”，则决定了一个政权的生死。

以宪政体制的标准，防止政商勾兑是制度性要求而非心血来潮的政治运动，它在清算具体事件的同时也注重制度建设，力争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避免出现“割韭菜效应”，割完一茬又长一茬，无穷无尽。

但对胡首富的清算显然不是这样。一个胡首富倒下去，同样借助政商勾兑的孙首富、潘首富又站了起来；一双白手套被扔掉，另一双白手套又上了场——亲自给他掘墓的，不就是背靠另一座权力高峰的盛首富？

因此，在无法从制度上回答好“清算之后又将如何”这个问题之前，所有的收伏首富行动，都是场权力稳操胜券的杀戮，只不过被屠宰的极其肥壮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被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捏死的蚁民们心里头对此生发出些许“兔死狐悲”的感慨，也不算矫情：首富们也不过是被养肥了再杀的猪，不同的猪则由不同的屠夫操刀和享用。

对这这两大要害问题的回答，既关系到首富们以及一般民众权益的安危，也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兴衰——这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其财富主要是由企业家而非官员创造；假若缺乏一个鼓励企业家持续创造的可预期的、讲规则的环境，社会就会陷于停滞甚至倒退进而崩溃。

显然，在这场首富收伏记中，帝国根本就缺乏交出正确答案的能力：清算是基于龌龊的权力斗争，清算后则继续病入膏肓。

在埋葬了胡首富26年后，帝国埋葬了自己。

陀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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