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阶级为何更容易激进
马丁·李普塞特是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下层阶级读书不多，缺乏宽容，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较为极端，认为政治体系非黑即白，他们并不信任政治，而容易信仰极端的宗教和政治势力。我想，所谓下层阶级有时更多是一种心态及生活方式，而非简单的经济划分。（本文选自《政治人》）
为什么下层阶级更容易有集权主义的倾向？低教育、对各种政治组织或民间组织的低参与、绝少阅读、封闭性职业习惯、经济上不安全感和集权主义家庭模式，这些都是关键的因素。
有相互一致的证据表明，在其他因素固定不变时，宽容度的提高与教育水平提高的关系胜于与职业地位升高的关系。低教育与低职业地位当然是紧密相连的，它们都是构成低社会地位复杂因素的组合，而低社会地位又与缺乏宽容相关。
低地位群体倾向于不参加正规组织，很少定期阅读书刊，不了解社会事务，不愿参加投票。总之，对政治不感兴趣。
调查发现，与非集权主义者相比，集权主义者“不参加各种社团组织”。不怎么了解社会问题的人，多半在经济问题上比较激进，而在非经济问题上比较保守。不参加选举的人和对政治事务不感兴趣的人，远比参加选举的人和有政治兴趣的人偏执和排外。
“顽固无知者”的“硬核”不成比例地来自没文化、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这些人不仅愚昧无知，而且难以接受信息。非经济的宽容不单纯是个获得教育和信息的问题，考虑到低地位者的社会状况，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基本姿态：丧失信心，自暴自弃。经济上的被剥夺就是心理上的被剥夺：卑屈的习惯，几乎接触不到信息源，缺乏语言能力。脱离社会使他们得不到关于政治结构的新的复杂观点，而正是这些观点，使宽容准则成为可以理解的和必不可少的。
“封闭性职业”要求其体力劳动者生活在一个工业城或工业区，在大多数国家，这些工人对共产党人有比较高的支持。
乡村居民，不论是农民还是农业工人，都往往比任何其他职业群体更反对公民自由和多党制。调查显示，农场主是法西斯政党最坚定的支持者。此外，最倾向于支持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体是生活在边远小社区的小工商业主。这些人同样远离世界性文化，在教育水平上，远低于其他任何非体力劳动群体。
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都不太可能经受住因担心失去收入而产生的紧张，高紧张状态需要立即缓和，这常常表现为对”替罪羊“发泄敌意，和通过支持极端主义组织来寻求短期解决办法。
接受民主的原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安全感。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越不可能容忍政治变革的渐进主义思想。
一个人容易受暗示影响的可能性越大，越缺乏历史感（缺乏长期观点），遇事越不能取复杂观点，他就越难于从具体经验作出抽象，越缺乏想象力。这些品质，都是下层阶级的特征，也是权力主义复杂心理学基础的组成部分。
这样的人，不是缺乏适当的思考框架或总视野，就是虽有思考框架，却是固定不变的思考框架。拙劣思考框架的形成是教育水平有限的反应，即缺乏一般水平上的联想，不能为评价经验提供基础。固定不变的框架，往往把所认识到的一般原则加以绝对化，甚至经验也不能对其加以限制和矫正。
不具备丰富灵活观察力的低地位者，多半缺乏发展的历史感。由于缺乏智力和文化的内在素质，由于绝少受过用理性和现存判断来检验相反观点的训练，他们作判断，通常是凭着首先出现在脑子中的那些组织箴言的刺激。同样，也不可能对未来有真正的辨别力。这样的头脑特别容易接受永远保持生活现状的诱惑。
这种对现状的关注导致集中注意日常活动，几乎没有内在反省，没有对个人未来富有想象力的设计，也没有与个人日常活动无关的抽象思考。
从整体上看，工人阶级的生活偏重于具体的和直接的方面，中产阶级更容易接触抽象的和一般化的问题。
不同家庭模式对集权主义也有不同的影响方式。中产阶级的父母强调认识手段和长期目标的双重重要性，在认识和情感上尊重，而且也具有沿着一条深谋远虑的方法，采取适当措施，实现长远目标的能力。中产阶层的孩子，是在广泛而精心控制环境中成长的，空间、时间和社会关系，在家庭内外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工人阶级家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家庭阶级完全不像中产阶级家庭那样整齐有序。虽然家庭中的权威是明确的，但它所表现的价值并没有带来在时空上井然有序的事件，权威的行使，不是诉诸一种稳定的奖惩制度，而是常常表现出任意性。具有具体特征的长期目标，往往被对未来的比较平庸的看法所取代，眼前的或近期的活动，比当前活动与实现长远目标的关系更有价值。
这种对直接可见事物的强调以及对个人和具体东西的关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工人阶级看问题目光短浅，不能领悟事情的复杂可能性，注定了他们的行动结果，并往往导致他们普遍愿意支持极端主义宗教及政治运动，在非经济问题上，开明思想的程度普遍低落。
甚至在极端主义内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在认知能力上的不同点，也影响到他们的经验世界：他们更愿意共同献身于一个目标，更缺乏理性。
下层阶级成员，很可能从童年起就面对处罚、缺乏爱，整个环境充满紧张和敌视，这一切体验往往使其产生根深蒂固的敌意，并借种族偏见、政治极端主义和基督教千年至福说的变价信仰加以宣泄。他作为儿童，与其他具有相似背景的人交往，这不能激励他的求知欲。他的教育经历，不能提高他对社会的一般性了解，也不能增加他对不同的组织和观念的了解。他较早地离开学校，在工作岗位上，周围的人家庭背景与他一样，文化和教育程度同样是有限的。外界的影响力，几乎对他的狭窄天地没有什么冲击。这限制了他的信息来源，阻碍了他的推理判断能力，使他的注意力局限于比较琐屑的生活乐趣。
所有这些人格特征，导致一个人往往以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简单方式看待政治问题和一切人际关系，这是我们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