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剽窃者
谁是剽窃者：牛顿与莱布尔茨的微积分战争
来源：书香可人
那些对于伊萨克·牛顿（1642－1727）和德国哲学家哥特弗雷德·威尔海姆·莱布尼茨（1646－1716）之间谁发明了微积分的论战的清晰浅显而非学术化的叙述有兴趣的人们，应该会喜欢科学作家巴迪的这本处女作，这本书描述了一段科学史上带有警示性的故事……当巴迪描述了由于一系列的误解和缺乏交流而最终导致了两个伟大的头脑——“也许是在他们的时代最伟大的头脑”——之间的冲突时，他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的骄傲本性的永恒教训。
——《出版人周刊》
微积分第一发明人之争
十八世纪初，德国最伟大的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和英国最伟大的数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1642—1726）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超过10年，直到他们各自去世。
这场战争中，他们都宣称自己才是微积分的创立者。微积分是数学分析的基础，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测算包括几何图形、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轨迹在内的各种曲面面积的通用方法。微积分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知识遗产之一。牛顿在1665至1666年间（他创造力最强的一段时间）创立了这一数学方法。当时牛顿还是一名年轻的剑桥学生，他离开了老师和同学，回到自己的乡村住所。牛顿在乡下度过了两年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段时间里，他不停地做实验，潜心于思考支配宇宙的物理法则。牛顿在这两年中创建的科学体系或许是其他任何一个科学家在同样短的时间内都无法完成的。他在几乎各个科学领域都有重大发现，如现代光学、流体力学、潮汐物理、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
最重要的是，牛顿创立了称之为流数法的微积分。但牛顿在其大半生的时间里，却并没有将这一发明公之于世，而仅仅是将自己的私人稿件在朋友之间传阅。牛顿直到发明微积分10年之后，才正式出版相关著作。
莱布尼茨则是在晚10年之后的1675年才发明微积分，那段时间是他最为多产的一个时期，当时他住在巴黎。莱布尼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不断完善这一发现，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微积分符号系统，并于1684年和1686年分别发表两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莱布尼茨虽晚于牛顿发明微积分，但他发表微积分的著作却早于牛顿。正是因为这两篇论文，莱布尼茨才得以宣称自己是微积分的第一创始人。微积分意义是如此重大，到1700年，莱布尼茨在整个欧洲被公认为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
莱布尼茨和牛顿都说自己才是微积分真正的创始人，现在则普遍认为两人各自独立创立了微积分，都是微积分的发明人。微积分可算是自古希腊以来数学史上最大的进步，两人都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代学者或许愿意共享这一巨大的荣耀，但是莱布尼茨和牛顿在发明微积分的归属权上却互不相让。十七世纪末，莱布尼茨和牛顿的支持者均指责对方行为不当。十八世纪的前二十年，微积分战争正式地爆发了。
莱布尼茨曾看过牛顿早期的研究，牛顿因此认定莱布尼茨剽窃了自己的成果，他开始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声望来攻击莱布尼茨。牛顿声称莱布尼茨知道自己首先发明了微积分，他能证明这一点。依靠自己多年建立的巨大声望，牛顿指使亲信撰文攻击莱布尼茨。牛顿的支持者们暗示莱布尼茨偷窃了牛顿的理念，并帮着牛顿反驳各种回应和指责。牛顿这么做并非出于纯粹的恶意或嫉妒，而是他的确相信莱布尼茨偷窃了他的成果。在他看来，这场关于微积分的战争是恢复自己名誉以及夺回自己最重要的学术成果的好机会。
莱布尼茨也毫不退让，任何人都不会对这样的攻击置之不理。在支持者的帮助下，莱布尼茨奋起反击。莱布尼茨宣称事实的真相是牛顿借用了他的理念；他积极联络欧洲的学者们，一封接一封写了许多信为自己辩护。莱布尼茨还匿名发表了多篇为自己辩护以及攻击牛顿的文章。他甚至将争论引入到政府层面，甚至是英国国王那里。
微积分战争日趋激烈，牛顿和莱布尼茨以公开或秘密的形式相互攻击。他们要么请人代写评论，要么发表匿名文章。两人都是享誉欧洲的学者，都尽可能地利用各自的声望号召人们支持自己。当时的学者由此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两人都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写了大量证明自己观点的文章。每次读到对方的指控时两人都会怒不可遏。如果不是莱布尼茨在1716年去世，这场争端将会持续更久。在某种意义上，莱布尼茨的离世并未结束微积分战争，因为牛顿并未停止“战斗”，仍继续发表攻击性的文章。
孰对孰错？牛顿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声称是他首先发明了微积分，并且成功地说服了人们。在牛顿去世时，不仅是英国，整个欧洲都承认他早于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
英国国家肖像馆至今还挂着一幅著名的牛顿肖像，这幅肖像是戈弗雷·内勒爵士1702年所画的。肖像描绘了一个中年男人，披着棕色学术袍，衣领却是蓝色的。在画像中，牛顿的眼睛显得又大又圆，还有些许眼袋。画家在他的脸颊，鼻子和额头上点缀粉色，他的脸色则有些泛蓝。经过这些色彩的渲染，牛顿的表情似乎显得不那么严峻了，但你仍然很难想象，画像中的人笑起来会是什么样。
戈弗雷·内勒作于1702年
真相到底如何呢？牛顿确实比莱布尼茨早十年发明微积分，但这并不足以说明牛顿就是微积分的创立者。莱布尼茨同样有权争取微积分的创立权。莱布尼茨独立地发展了微积分。更重要的是，他首先发表了有关微积分的著作；他对微积分的研究比牛顿更加深入；他创立了远远优于牛顿的微积分符号，这些符号沿用至今。他花费数年时间将微积分发展成一个方便所有人使用的完整的数学架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方法对数学史做出的贡献要大于牛顿。
莱布尼茨和牛顿如果在另一种情形下相遇，他们可能会成为朋友。他们阅读相同的书籍，研究的同样是当时最重大的数学和哲学问题。莱布尼茨与众多欧洲学者保持着稳定的通信关系，牛顿也是其中之一。但莱布尼茨和牛顿从未碰过面，他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几封书信往来，年轻时有几封、中年一封，晚年更只有一封短信。但是，他们之间的通信前后跨越了几十年。
在微积分战争爆发之前，莱布尼茨和牛顿没有多少直接交流的机会，但他们对彼此的欣赏一直都溢于言表。或许正是因为堆砌了太多的溢美之词，在翻脸后彼此的攻击也就愈加刻薄。许多作家，包括史学家和传记作者，都认为微积分战争毫无意义，是不幸的，甚至很荒谬。为了赢得这场争论，莱布尼茨和牛顿后来变得无所不用其极，充分展示两人身上不好的一面。他们真实的另一面与人们心目中抱负远大、淡泊名利、勤奋、多产的天才形象很难联系起来。
话虽如此，微积分战争还是令后人着迷，因为牛顿和莱布尼茨上演了历史上最重大的知识产权斗争。牛顿和莱布尼茨，英国和德国数学界的两位元老和巨人，在这场激烈的战争中充分展示了他们卓越的才智、高傲的个性，甚至是疯狂的一面。但归根到底，这场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真实。
本文选自《谁是剽窃者：牛顿与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战争》杰森·苏格拉底·巴迪 著，张菀 齐蒙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6月出版。
本书封面
微积分是最重要的数学发明，极大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但在两位最伟大的科学巨匠——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却爆发了激烈的微积分发明权之争。在各自拥趸的支持与撺掇之下，他们相互发难，指责对方是剽窃者。
这场旷日持久的微积分战争，是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损失无法估量的悲剧。
这场漫长尖锐的微积分战争长期被尘封，因为它泄露了牛顿和莱布尼茨最差劲的一面，暴露了各自幽暗的人性。
本书作者打破禁忌，第一次用极为详实的史料，完整的讲述了微积分战争的故事。
杰森·苏格拉底·巴迪，美国科普作家，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学（1998年）、科学写作（2001年）两项硕士学位。曾在美国宇航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科学机构从事专职写作与编辑工作，现任美国物理研究所新闻主任。除了本书之外，还著有《第五项假定：破解古老的宇宙之谜》。
精彩书摘
第十二章谁胜谁负（1716—1728）
无论是我们的项目取得进展，还是科学取得进步，都无法让我们逃脱死亡。
——莱布尼茨，1696年写给托马斯·伯内特
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是在汉诺威度过的，而这段时间乔治和他的大臣们则一直待在英格兰。也许这说明乔治疏远了莱布尼茨，至少是不那么支持他了。发生在1711年的一件事或许更能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年莱布尼茨不慎摔伤了。他已是一位体弱多病、身有残疾的老人。据说乔治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心，甚至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显然乔治对一个长期为其家族服务的老人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这次受伤只不过是莱布尼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所要承受的一长串伤痛之一。莱布尼茨患有痛风症，这是一种给人带来巨大痛苦的关节炎症，会引起关节发炎和锥刺般的疼痛，这种痛苦往往要好几天才能减缓。在莱布尼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的痛风症愈加严重了。莱布尼茨于1715年写道：“我的脚经常疼得难以忍受，手有时也会胀痛。但感谢上帝，我的头部和胃仍然是健康的。”
到后来，或许是缺乏运动的缘故，莱布尼茨的右腿上长了可怕的脓肿，这使他无法正常行走。不过，莱布尼茨从未屈从于疾病。为了对付痛风，他让自己平躺在床上，用木头钳子紧夹发炎的关节。不幸的是，这种做法明显对他的神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最后不得不长期卧床，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
1716年11月13日是一个星期五，莱布尼茨卧床八天后，终于同意接受一位名叫塞普的医生的治疗。史料记载为我们留下一幅有趣的画面：塞普医生发现自己遇到的病人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对艺术和医学应用都有深入的了解。这位病人不顾自己脉搏衰弱、病痛缠身，仍和前来看诊的医生大谈炼金术和历史。莱布尼茨的额头冒着冷汗，身体无法抑制地抖动着，周围放满了书籍和笔记。虽然还想工作，但此时他已经连笔都拿不起来了。
医生对莱布尼茨病情的预测是悲观的：他不可能再康复了。医生开了一些药，莱布尼茨勉强撑过了第二天。1716年11月14日，这位闻名于世的莱比锡之子在他长期居住的汉诺威的寓所与世长辞了。
莱布尼茨并没有为自己的后事做过多的安排，棺木要临时购置。他的秘书艾克哈特订购了一副装饰华丽的棺椁，上面有贺拉斯的诗句以及数学与重生的符号。几天之后，莱布尼茨的遗体被转移到纽斯塔德特教堂，并在此举行了葬礼。莱布尼茨被安葬在纽斯塔德特教堂之内，在当时这是一种普通人享受不到的殊荣。
莱布尼茨去世以后，他的声望越来越大。在十八世纪，莱布尼茨就公认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1780年，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专门建立了一座纪念牌。这是另一项不是贵族的人难以享有的殊荣。莱布尼茨的纪念牌被设计成一个圆形神庙的形状，神庙的中间树立着他的白色大理石半身雕像，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奥萨·莱布尼茨”。另一件事也可以反映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多年以后，当人们翻修纽斯塔德特教堂时，教堂内其他人的遗骸都被搬迁到了别处，唯有莱布尼茨的遗骨被保留了下来，重新葬在了翻新的教堂之内。
尽管如此，许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莱布尼茨有些寒酸的葬礼。约翰·克尔，他是克斯兰德人，在莱布尼茨去世的那天正好来到莱布尼茨居住的小镇。他惊奇地发现当地人对莱布尼茨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这样记述莱布尼茨的葬礼：“显然，人们更像是为一位寻常的小偷，而不是为一位给他们的祖国带来巨大荣耀的人举办葬礼。”
当时，乔治一世及其大部分朝臣都待在伦敦。国王是在王宫附近狩猎时听到莱布尼茨去世的消息的。历史记载，尽管整个宫廷都被邀请出席莱布尼茨的葬礼，但宫廷中最尊贵的人物，乔治一世本人，却没有到场。
由于莱布尼茨在欧洲享有的巨大声望，他去世之后，人们发表了多个讣告。《学者》杂志于1717年详细介绍了莱布尼茨的死讯和葬礼。1718年海牙的一份刊物登载了以“纪念历史性的莱布尼茨”为题的文章。1717年法国科学院在巴黎召开了大会，在会上科学院秘书长亲自诵读了致莱布尼茨的悼词。
莱布尼茨虽然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但皇家学会并没有特别关注莱布尼茨的逝世。一个更大的侮辱是柏林科学学会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要知道，莱布尼茨是柏林科学学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
莱布尼茨去世后不久，孔蒂神父写信给牛顿通知这一讯息。“莱布尼茨先生去世了，”孔蒂在信中写道，“你们之间的争论终于可以结束了。”但对于牛顿而言，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束。
当牛顿得知莱布尼茨的死讯后，他再次出版了拉夫逊的著作，并在重版著作中插入了自己对莱布尼茨来信的回应。甚至在莱布尼茨死后，牛顿对自己主要竞争对手的恶感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莱布尼茨过世两年之后，牛顿写了一篇长文，文章的主旨是以得意口吻夸耀，在自己有力的诘问下，莱布尼茨是如何变得理屈词穷的。莱布尼茨去世许多年后，牛顿仍在写针对他的挖苦信件和文章。当然，这类信件都是牛顿的私人物品，直到他去世十年之后才被人发现。
牛顿去世之后，他私藏的信件揭示了整个事件（他和莱布尼茨的争论）让他觉得有多么委屈，他认为自己遭受了莱布尼茨不公正的对待。牛顿坚称，莱布尼茨一直到死都是一个强盗和攻击者，而他自己，牛顿，才是学术抄袭的受害者和正当防卫者。牛顿坚持认为，任何事情都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发明人——即使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该发明。
在宣扬自己的伟大和打击对手上，牛顿和他的追随者们干得相当出色。众所周知，牛顿最著名的支持者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在英国生活过几年，回国之后，他写了大量盛赞牛顿及其理论的文章，他是第一个在法国大规模宣传英国人观点的人。而伏尔泰对待莱布尼茨及其学说则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即使在这位“前辈”去世多年以后。伏尔泰在他的小说《老实人》中对莱布尼茨极尽讽刺和嘲笑，将后者称作愚蠢的潘格洛斯博士。即使面临死亡，潘格洛斯博士也声称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伏尔泰无疑过分简化了莱布尼茨观点。
莱布尼茨建立了一种理论，认为想要完全排除这个世界的邪恶是不可能的，但由于可以将邪恶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人们的确是生活在可能存在的最好的世界中。莱布尼茨并没有说“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在任何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他本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和痛苦，因此不会轻易否定一切事物。他的本意是，在无限多可能的世界中，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在莱布尼茨看来，这个世界的痛苦和恐惧是一种仍然和谐的更高秩序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认为由于造物主是完美的，为了有所区别，造物主所创造的世界一定是不完美的。
虽然莱布尼茨的理论遭受了伏尔泰的嘲讽，但伯特兰·罗素却持有相反的观点。罗素认为莱布尼茨构建了一个完整、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并就其理论专门写过一篇详尽的分析文章。然而，在莱布尼茨死后，无论他受到罗素怎样的推崇，也无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这一观点有多么朴素典雅，莱布尼茨的思想给人们留下的永远是好莱坞式简单直接的印象。自18世纪起，“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这句话几乎成为莱布尼茨的反对者用来否定他的最常用的武器。莱布尼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他过于乐观了，这种印象直到今天仍会对他本人及其学说产生不利的影响。用一名历史学家讽刺的话来说，莱布尼茨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出色的学者”。
伏尔泰的嘲讽并不是莱布尼茨遭受的唯一打击。因为与牛顿的争论以及反对约翰·洛克（这两人都是英国的国家英雄），莱布尼茨在去世之后整整一个世纪都为英国人所憎恶。
牛顿在与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战争中坚持到了最后，他比后者多活了十年。牛顿在暮年时，已经成了一位在国际上享有巨大声誉的著名科学家。在牛顿最后的岁月里，他常常要接待来自国内外众多的学者、名流、巨富。牛顿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来访者把与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会面视作他们一生的荣耀。一些拜访过他的学者回到了欧洲，在那里他们继续支持牛顿的学说。
在牛顿人生的最后十年，《光学》和《原理》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声誉。牛顿亲自监督了新版本的出版。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整个欧洲大陆开始广泛地翻译牛顿的著作，并给予这些著作极高的评价。尽管十七世纪英国和荷兰之间不止一次爆发过战争，但牛顿的著作却首先在荷兰受到推崇。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威廉登上英国王位，极大缓和了两国间的关系。
赫尔曼·布尔哈夫是一名荷兰医生，毕业于莱顿大学。他是牛顿学说的坚定支持者和热心传播者。布尔哈夫将牛顿称作“哲学家中的王子”。牛顿另一个狂热的支持者是威廉·雅各布·格雷夫山德，他为牛顿理论在荷兰传播做了大量工作，被人称作“了不起的宣传员格雷夫山德”。格雷夫山德也就读于莱顿大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牛顿，是牛顿在1717年帮他获得了在这所学校就读的机会。
尽管牛顿的《光学》对笛卡尔的光学理论构成了重大威胁，法国与英国爆发过多次战争，长期敌对，牛顿仍然越来越受到法国科学界的重视。牛顿与法国反对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715年得到了缓解。由于当年发生的日食只能在英国看到，一批杰出的法国学者从巴黎来到了伦敦。牛顿对法国客人的到来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安排他们参观了自己的光学实验。此后牛顿还帮助其中大部分人成功地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参访团中一位成员，为了表示他对牛顿衷心的感谢，回国后给牛顿寄去了五十瓶上等的法国香槟。
牛顿曾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地球不是一个完美的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略扁的椭圆球体。当牛顿的这一理论最终得到证实后，法国科学界对他的态度逐渐友好起来。1736年，皮埃尔-路易·莫罗·德·莫佩尔蒂在位于北极圈内的芬兰拉普兰德测量了子午线弧度。莫佩尔蒂精准的测量证实了牛顿理论的正确性，此后他成为牛顿在法国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人们甚至将他称为艾萨克·莫佩尔蒂爵士。到1784年，牛顿在法国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声誉。人们甚至举办了好几次为牛顿设计纪念碑的比赛。法国建筑科学院举办过一次设计比赛，声称这次设计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天才，设计不应仅仅注重宏伟华丽的风格，还要兼顾逝者所独有的高贵、庄重、朴素的气质”。
如同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天才的代表一样，十八世纪的人们将科学、发现以及其他与天才有关的一切抽象概念都集中到牛顿身上。不仅如此，一直到现代，牛顿仍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牛顿的形象广泛地出现在整个十八世纪的绘画、雕塑和艺术形式之中。建于1755年7月4日，如今位于剑桥大学校园内的牛顿雕像或许是他的众多雕像中最有名的一座了。牛顿被置于一个基座之上，身着宽松的长袍，手持棱镜，仰头上望。
当时的欧洲富人常常会定制牛顿的半身像，并将半身像置于壁炉或其他显眼地方用以展示。不仅如此，人们还经常将牛顿的头像放在自己肖像旁边作为背景。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有一幅这样的肖像画。
人们不仅仅是通过艺术，还在文学作品中对牛顿加以称颂。有人认为约瑟夫-路易·拉格朗日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认为，与其做出的成就相比，牛顿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也最幸运的学者。詹姆斯·汤姆森写了一首《致艾萨克爵士的诗歌》，在这首诗中他将牛顿描绘成洞悉一切的圣人。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牛顿伟大的灵魂离开了我们生活的星球/与繁星和神灵并列于苍穹之中/人们用沉默表达对他的敬意/光荣归于这个伟大的名字。”伏尔泰说得更加简单：“牛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
…………
牛顿去世时，他的财产价值高达3.2万英镑，他将这笔财产留给了与他关系最近的亲人，他的侄子和侄女们。然而，比这笔巨大的有形资产更珍贵的是他的名声。牛顿在去世前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各界名流追捧崇拜的活的传奇。在他离世的1727年，他的声望已经到达了最顶峰，他唯一没有体验过的事情或许就是死亡了。
1727年2月底，牛顿到伦敦最后一次主持皇家学会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死亡很快就降临了。牛顿看上去很健康，他自己显然也觉得身体状况良好。他告诉自己的侄女婿康杜伊特，他每天要睡九个小时。
然而，到了3月3日星期五，牛顿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不得不回家休息。不幸的是，一直到一个星期之后他才接受医生的治疗。3月11日，康杜伊特听说了牛顿生病的消息，派人请来了米德医生和切斯尔顿医生。两位医生在牛顿的膀胱中发现了结石，这些结石使牛顿在其生命最后的几天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尽管遭受着剧烈的疼痛，牛顿仍然保持乐观的情绪。疼痛让他满头大汗，他仍与来访者谈笑风生。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牛顿的病情似乎略有好转，到3月18日星期六，他已经能够自己读报纸了。此时牛顿康复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
但在当天晚上，牛顿失去了知觉，到了第二天，情况越来越糟。他的病情开始逐渐恶化，在与病魔进行了多个小时的斗争后，到1727年3月20日凌晨1点，牛顿终于与世长辞了。
小说连载：
洛丽塔（4）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我打断这番叽哩呱拉的言语，建议瓦莱里亚收拾她那点财物，不得延误，对此，平庸乏味的上校勇敢地提出可以把它们搬上车。于是他又恢复原职，载着亨伯特夫妇去他们的寓所。一路上，瓦莱里亚都在说着，而倒楣的亨伯特却在和小亨伯特商讨着亨伯特·亨伯特是否应该杀了她或她的情人，或俩人一起，或一个也不。我记得曾经玩过一个年轻同学的一支自动手枪(我没有提过这事几，但无关紧要)，那会儿我竟产生了先享受一下他的小妹妹，一个最最透明的性感少女，有一头卷曲的黑发，然后再自毙的念头。我现在怀疑瓦莱契卡(上校这样叫她)是否真地值得击毙，或勒死，或淹死。她长着非常脆弱的腿，我决定，一旦就剩下我们两人时，我要予以猛击。
但我们再也没有这机会了。瓦莱契卡——这会儿飞流而下的眼泪把她彩虹摸样的粉妆染得乱七八糟——已经装满一只大木箱，两个小皮箱，一个鼓胀的纸盒。那位该诅咒的上校一直在旁边踱来踱去，时而穿着我的登出靴，时而朝她屁股飞踢一脚，这真叫我无计可施。我不能说他的表现有什么无礼，或傲慢之处；相反，象是在一场把我编入其中的附加戏中，他处处展示出旧时代的贤明谨慎之礼，每一举动都先附上各种各样发音错误的道歉(我请求原谅——对不起——我是否能——我能不能——等等)，当瓦莱契卡从浴盆上方的晾衣绳上倏地拽下她粉色内裤，他机敏地转过身去；但是立刻他好象就占据了房间的每个角落，这个无赖，认为他的骨胳正适宜这套房间的构造，坐在我的椅子里读我的报纸，解开一根系著的绳子，点起一支烟，数数茶匙，参观了洗澡间，帮助他的娇妇包起她父亲送她的电扇，然后，把她的行李朝街上抬去。我半个屁股坐在窗台上，交叉双臂，痛恨、厌倦得要死。最后，两人双双走出了这振动的房间，——我在他们身后撞上门，门的震颤仍然敲着我的每根神经，这撞门就可怜巴巴地代替了那反手一拳，按照电影规则，我应该把它打在她的颧骨上。拙劣地演完了我的戏，我一脚踏进洗澡间，想查看一下他们是否裹带走了我的英国香水；他们没有；但是我一转身，突然一阵强烈厌恶袭来，我发观这位沙皇政府前幕僚，在彻底舒服了他的膀胱以后，竟没有冲刷马桶。那个庄严的池膛里，一汪异邦人的尿，温和着一只粘湿、黄褐色的烟蒂，在里面膨胀，这真象奇耻大辱重重打击了我，于是我疯狂地四处找寻武器。实际上，我敢说，这并没什么，不过是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礼貌(或许还带有东方风味)激励了那位好心的上校(马克西莫维奇！他的名字突然用计程车送还了我)，一个象其他人一样非常严肃正经的人，把他个人的需要压抑在彬彬有礼的无声状态，让他所有的急流紧搂着他自己肃静的细流直泻而下，以便能不突出他主人住所的狭小。
但那一时刻，这想法并没出现在我的脑中，带着愤怒我搜遍厨房，想找一件比扫帚更好的东西。马上，我又放弃了搜索，冲出房间，勇敢地决定赤手空拳同他搏斗，我虽然身强力壮，但毕竟不是拳击家，而那个矮墩墩、宽肩膀的马克西莫维奇看上去象是铁铸一般。街上空旷旷的，没有任何我妻子离去的踪迹，除了她掉在士里的一粒莱茵石扭扣，她曾把它保存在破盒子里，虚掷了三年。这一切避免了我那时的鼻破血流。但没关系，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实现我的报仇雪恨的。一位从舶沙第纳来的先生有一天告诉我，出生于佐波洛夫斯基的马克西莫维奇，其太太在一九四五年前后不幸死于生产；夫妇俩不知怎么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被美国一位显赫的人种学家用于她主持的一次一年之久的实验，报酬甚丰。这次实验研究的是人类长期服用香蕉食物并始终处于爬行状态，会有何反应。我的报告人是位医生，起誓说他曾亲眼目睹瓦菜契卡和她的上校，那时已经是鬓发斑白，体态拥肿，在一套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间是水果，第二间是水，第三间是草垫席等等)，和其它九个雇佣的赤脚兽一起在扫得干净的地板上刻苦匍匐，他们都是从穷困无路的人中挑出来的。我想到《人类学评论》杂志上查找出这些实验的结果；但好象尚未公布。
这些科学结果当然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产生。我希望发表时，能附有精美照片做些说明，不过一所监狱图书馆恐怕不可能收藏这类学术书籍。这些天拘留我的这所监狱，就是个绝好例证；尽管我的律师十分欣赏它，它采取的却是监狱图书馆选择书籍最愚蠢的管理方法，这些选出的书有《圣经》，这当然，还有狄更斯；还有《儿童百科全书》，还有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凶杀暴露》；但是他们也有这样一些才华横溢的无聊作品，比如波西.埃尔芬期通所著《一个流浪汉在意大利》，以及较新的(一九四六年)一部《文艺名流辞典》——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和许多静态场景的照片。看完最后的这本书，昨晚我被一些令人困惑的巧合吸引了，这些巧合逻辑学家一定厌恶而诗人一定喜欢。
我的爱人的名字，竟跟在某位女演员老巫婆的后面，看到这，我虽无望痛苦却仍倍感震惊！或许她也当过女演员。
生于1935年。参加演出(我注意到我在前一段里的笔误，但请不要改正它吧，克拉伦斯)《被谋杀的剧作家》。贱人奎因。犯下谋杀奎尔蒂的罪。噢，我的洛丽塔，我只有这几句台词！
第9节
离婚手续延误了我的行期，又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已经在地球上笼罩，此后在萄萄牙又度过了一个患肺炎的倦怠冬天，这才终于抵达了美国。在纽约我急不可耐地接受了命运提供给我的一件轻松工作：它的要务是开动脑筋编写化妆品广告。我喜欢它散漫的特性和伪文学性的外表，只要没有更好的事做，就去干这活。另外，我受纽约一所战时大学的敦促，着手完成专为英美学生编写的法国文学比较史。第一卷的编写费了我几年的工夫，每天工作量很少，在十五小时以内。当我回首这些日子的时候，我看见它们整齐地分裂成宽裕的光亮和狭窄的阴影：光亮是属于在宏大的图书馆进行研究所得的慰藉，阴影则是属于我那些恼人的欲望和失眠症，这些已经说得不少了。到现在为止，了解了我，读者能很容易想象到，当我急于瞥见一个在中央公园里嬉闹的性感少女时(啊，通常离得很远)，我会是多么烦困和燥热；而当那些除过臭的职业女郎，被某间办公室里某快乐汉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我又会怎样被击退。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一次我病倒了，险些要命，这使我在疗养院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结果是又住进了医院。
需要体力的户外活动，好象对我很有裨益。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医生，一个很有魅力爱讽刺的家伙，留着浓浓的褐色胡子，他有个哥哥正要带领一支探险队赴加拿大北极地区。
我被委派作它的“医药反应记录员”。我与两位年轻植物学者和一位老木工偶尔分享到(从未很成功)我们的一位名为阿尼塔．绚翰逊的营养学家的厚顾——他不久就飞回国了，我很高兴这样说；关于探险队此行的目的我所知甚少。根据投入的气象学家的人数判断，我们可能在追踪那个摇摆不定的北磁极，一直追到了它的巢穴(在威尔士王子岛的什么地方，我想。)有一小组，与加拿大人在麦尔维尔海峡的皮尔方位会合建立了一座气象台。另一小组，也同样误入歧途，收集起浮游生物。第三组则在冻原地带研究起肺结核病来。伯特，一位电影摄影家——一个不可靠的小伙子，我曾经和他一起奉命分担一大堆仆人的工作(他，精神也有点毛病)——坚持认为我们队伍里的大人物，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真正领袖，主要从事的是考查天气改良对北极狐皮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宿在花岗岩后寒武纪世界中，住的是预先建造的小木屋。我们的供应充足——《读者文摘》，冰激凌搅拌器，药物卫生纸，圣诞节的纸帽。我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好转了，也许正因为缺乏幻想，日子空虚。周围都是萎靡的植物，比如矮柳灌木丛和青苔，我猜想，它们又被狂吼的大风渗透吹净了；在完全透明的天空下(然而，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靠天空显现)坐在一块大鹅卵石上，我奇异地感觉到肉体疏远了我自己的灵魂。没有诱惑物使我发疯。那些脏乎乎又红光满面的爱斯基摩小姑娘，一身鱼腥味，满头乌黑吓人的头发，豚鼠一样的脸，对我激起的欲望甚至比约翰逊医生还少。在极地周围，性感少女是不会出现的。
我把分析冰河堆积物、椭圆形冰丘、小妖精、俄国城堡的工资交给了我的长辈，一度曾试图草记下我愿意认为是“反应”的东西（比如，我注意到在深夜太阳底下梦见的事物易于高度着色，我也认为有必要就许多重要问题测验一下我的各类同伴，比如怀乡病、对无名动物的恐惧、幻食症、梦遗、爱好、收音机频道的选择、表情的变化等等。所有人对此都厌腻透顶，于是我只好立刻彻底扔掉了这一项目，不过，在二十个月冷劳动(一位植物学家这样命名)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虚构了一份精心伪造且非常富有情趣的报告，读者可以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的《成人精神物理学年鉴》上读到它，同时在《极地探险》杂志为那次远征所发的专号上也有刊登；总之，那次远征与维多利亚岛上的铜翅蝴蝶之类并无真正关系，这是我后来从我和蔼的大夫那儿获悉的；它真实的本质是被喻为“秘而不宣”的，所以仅让我加上一句，无论它是什么，目的是极好地达到了。
回到文明世界不久，我的精神失常(如果是忧郁症或一种不堪忍受的压迫感，用这残酷的字眼很适宜)又发作了一次，读者一定会为我感到遗撼。我又彻底恢复了我在先前那所极其昂贵的疗养院治病时发现的一件事。我发现戏弄精神病医生真是乐趣无穷：狡猾地引他们误入歧途；永远不让他们看出你知道玩这花样的门道；为他们编造复杂的梦境，纯古典式的(这使他们，梦境勒索者自己也做梦，并尖叫着醒来)；用虚构的“原始场景”愚弄他们；永远也不让他们瞥见一点点一个人真正的性欲状态。通过贿赂一名护士，我得以接近一些档案，欢欣地发现一些卡片上说我是“潜伏性同性恋”以及“完全没有性能力”。这场游戏真是太棒了，它的结果——就我而言——是使我在痊愈以后(睡觉很香，胃口象女学生)，还整整多呆了一个月。而后我又加了一星期，只为了一位强壮的新来者，他是个被免了职的(当然，也是精神出了问题的)大名人，出名是因为他很有窍门令病人相信他们能化想象力为具体现实；跟他较量我可得了不少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