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元政治”及敌人
副标题：由中国游客在德国行纳粹礼被捕所想到的
来源：无英万夜
手机上跳出一则“2名中国游客因在德国国民议会大厦门口行纳粹礼，而遭德国警方逮捕。”的新闻，正好这几天，在思考这个问题，只是没有找到切合的话题表达出来。本文试图说明，任何挑战国家意识形态，挑战实际主权者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行纳粹礼这种言论自由被制裁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与政治在秩序本体关系的从属原则。
中国公民行纳粹礼的事件本身并不值得去讨论，但是一个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表达个人的政治态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虽然诸如此类的讨论有很多，不过目力所及，似乎从没有看到自由派从现代国家的创制根基这个角度来谈。因为自由派一直有意无意在对政治秩序做去政治化的努力。当然，这也是因为在中国有特定的政治语境和政治诉求。再此不表。
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国家的建立是由一套强大的意识形态社会规划做支撑的。比如说，中国古代王朝的建立，无论是通过军事政变或者是军事征服，乃至于禅让这种把戏，背后虽然也有意识形态作为基础，但是皇帝最多也就是说些“轻徭薄赋”这类冠冕堂皇的话。皇权的统治不需要通过对未来社会秩序的安排去说服民众。注1
而德国作为现代国家，背后则必须有一套对于未来规划的意识形态基础，有着明确的方向。这就是基于对于整个纳粹政权的否定反思之上，反向对人的尊严展开确认。《德国基本法》中的第一条第一款：“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并且在《德国基本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确立任何修宪都不得改变《基本法》第一条。注2
在说明了意识形态及其目标作为德建国的根基之后，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点，就是对于国家创制后，是需要力量来保护的，否则国家的宪制仅仅是一纸空文。这种力量可以说是国家真正的“主权者”。当然，这里说的是现实主义的角度，不是现代政治理论规范主义的上抽象的人民主权论。此处以土耳其为例，现代土耳其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的政变，每次国家的发展方向开始向宗教化倾斜，挑战建国根基时，作为凯末尔留下的创制力量的军队，就会以事实上的“主权者”出场，“拨乱反正”，屡试不爽。注3
所以，德国表面的意识形态创制规划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被人所忽视的实在面向的主权者，这就是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赢二战，开天辟地的创制力量。作为创制者，绝对不允许任何推翻这一政治秩序的举动产生。可以说反对纳粹是德国主权的政治正确。实际上，美国现在依然在轴心战败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保留大量的驻军来确保自己实际主权者的地位。在日本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作为实际上的创制主权者意志，在日本《宪法》第九条表达出来：① 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②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倍要废除宪法第九条不是不可以，前提是需要美国的默许，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安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废除。
创制权即“元政治”，作为元政治的衍生秩序，所有的立法都是围绕这个创制意志展开的。因此，德国刑法典86a条的规定，传播或在公开场合使用违宪组织标志可判最高3年有期徒刑或罚款；旗帜、图形、制服、口号、问候礼都属于“标志”的表现形式。同时，根据德国刑法典86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可用于复辟纳粹组织的宣传品也禁止持有与传播，违者也可处最高3年有期徒刑或罚款。纳粹万字符、“希特勒万岁”口号、“胜利万岁”口号、纳粹举手礼、纳粹党歌都属于该法条的管制范畴。
所以，虽然德国号称言论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秩序其实也是不会给予威胁到自由秩序的敌人所存在的空间，中国公民在德国行纳粹礼的行为，往小处说，是违反了德国的刑法典，往大处说，就是挑战了德国创制者的意志。这种具有主权者政治意志的表达，作为“政治正确”是无处不在的，在一般情况下，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可以由一套纯粹法理规范去实现，但是涉及到政治敌我关系的时候，自由主义价值中立原则下的言论自由表达，就不再是一个纯粹法理问题，而是处理触及到最根本的政治性议题。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政治开创法律，法律不能拿逻辑反诉政治，政治是法律秩序赖以维系的根本。所以，这一个案件的处理，在表面的逻辑矛盾背后，实实在在反映出政治和法律的本体关系。
注1：或许有人会奇怪，中国古代的“独尊儒术”这种意识形态的提供和近现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有什么区别，刹一看，二者似乎非常接近，但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方向有一套“进步”观念做支撑，正是有这种观念的支撑，给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规划，相反，儒家的意识形态是没有“进步”观，儒家的模板盛世永远是“三代之治”，没有一个“未来”观，不会对世人描绘出一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但是进入了近现代，随着明确、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兴起，渐渐影响着世人的观念。这种意识形态的展开，国家开始以各种意识形态为主导，通过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规划，转码为现代国家。
注2：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对于国家的发展路径有一个规划。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以社会主义为蓝图作为国家的规划目标。再比如说当年凯末尔发动政变，建立土耳其，国家的发展目标就是世俗化。这就是建国的意识形态目标基础，国家的创制根基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指导原则。
注3：当然，现在土耳其的军队在经过几次清洗后，实际主权者的地位已经烟消云散了。
延伸阅读：
万达告别房地产，首富一夜洗白白
作者： 公子沈； 来源： 公子犯堂
今年年初，王健林就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到的风声，至少，他已经认识到，房地产业在中国已经是明日黄花。
可是，真的只是房地产而已吗？
在2016年4月本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就写了“资产外置、债务内置”的重要性，提醒城市中产的读者。聪明如王健林，怎么会不知道？人家早就在这么做了。
资产外置方面，王健林走在全中国企业家的最前头：2012年收购美国AMC院线，2013年收购英国Sunseeker游艇，2014年疯狂收购美国酒店、西班牙大厦、英国伦敦豪宅，2015年更疯狂收购瑞士传媒、马德里足球的股份、美国铁人体育公司、美国传奇影业......
直到去年开始，收购行动遇到水逆，比如收购美国派拉蒙影业和金球奖公司均告失败，这才开始意识到风向已经转变。
王健林总计将近2500亿人民币投往了海外，资产外置的规模无人能及。
正是这个原因，让他成为了眼中钉，被银监会点名。
虽然“企业走出去”是上级号召的，但是更多的是针对国企和央企，而不是个人；更多的是指把产品消费市场铺往国外，而不是借机转移外汇资金。
特别是这两年经济增长率下滑严重，国家外汇储备在最近三年减少了约四分之一，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已经贬值15%，保外汇成了重头戏。你再继续这么大踏步走出去，就明显是往枪口上撞了。
政策方向的突变，意味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超乎想象。
一被盯上，就必须立刻求饶，否则一切都会灰飞烟灭，什么都保不住。不论你是从不太干净的地产起家，还是相对纯洁的互联网，你在权力面前，只是利用的对象。
记得2013年的时候，马云就公开表过态，只要政府需要，1秒钟之内就可以把支付宝整个公司交给国家。马云心里清楚，国家真的想要，谁敢不给？
在中国体制下的私营企业主，只能在权力的夹缝中喘息和生存。
果不其然，王健林一边解释“债务清偿不是问题”，一边声明“今后的战略是主要投资放在国内”，都是说给上头听，以此来表忠心的。
同时为了自保，光说不练可不行。他终于下决心变卖了旗下77个酒店和13个文化旅游项目，以后的万达广场也不再进行重资产投资，开始进行产权移交，做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生怕被抓住任何小辫子。
如果这是他的正常经营计划，资产的大甩卖不可能如此匆忙，战略的转变不可能如此手足无措。
王健林失去的无数座万达广场、万达酒店，都是他一辈子辛苦的结晶，我理解他的心痛，理解他的不舍，但我也理解这个必然结果，丝毫不感到意外。
相信我，同样的状况，未来还会在许多中国知名的企业家身上上演。
在我看来，最智慧的大佬当属李嘉诚，不愧为长期在国际化环境下打拼的华人首富。
李嘉诚从2013年起就开始大量抛售在中国的资产，从中国至少撤出了约1000亿港元。
李嘉诚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有几个标准对我很重要：法制法规、能保证投资的政治稳定性、宽松的生意环境以及良好的税收结构，这些都是重要特征”。
他从中国出逃，很明显说明，他认为中国在这里面有一个或多个特征，即将不存在。
如果你说他的退出只是不看好中国房地产业，那也不尽然，因为李嘉诚也同样投资了Facebook、Skype、DeepMind等许多创新科技公司，却没有染指中国市场。
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他逐渐失去了最高层的支持，觉得自己不再能看得清楚中国经济环境的风云变换。
他转而投资欧洲、澳洲，因为至少在清晰透明、成熟公平的体制下，即使没有上层私人关系，他一样也可以玩得转，但在中国就不可能。
当年一个小小的区委书记梁柏楠，就能对霍英东在广东的投资进行百般的刁难和盘剥长达十年。在中国权力大于一切的现实，李嘉诚太清楚了。
这一次王健林的谢幕，也同样扮演了一个权力下的木偶角色。
不论是做个人投资是经营企业，我们都应该学聪明一点了。有的人成功的逃离了权力的魔爪，有的人想逃却被抓了回来，你现在要是有机会，你是逃呢，还是逃呢？
如果上一次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全面撤资，没有引起你的重视；这一次中国首富王健林的万达遭到“腰斩”，还是不肯重视，那未来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公子沈
作者微信号：gongzishen2016
2017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