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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史上真正的“虽远必诛”

2017-08-14 菜园子 一溪寒冷自生烟

来源: 文史宴




最近《战狼2》挺火,该作以一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刷爆朋友圈。但是,这个YY而成的故事,含金量与历史上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相差太远。今天文史宴公众号特邀汉史达人菜园子讲述“虽远必诛”的故事,等哪天“强汉”真达到了这个水平,再来谈这四个字不迟。



最近跟着《战狼2》火起来的一句话“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脱胎于西汉时一个桀骜不驯之人的名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汤,他一辈子只打了一场战争,所以这句话流传了下来,他自己却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1. 西域之患——单于的变乱


从汉武帝刘彻开始,中原王朝正式启动了对匈奴的反击。为了策应汉朝的进击,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通过几十年的持续用兵,武帝将匈奴逐入漠北。在连续不断的作战中,汉朝和匈奴的国力都受到极大的削弱,但汉朝人民比较耐操,疆域持续扩大,匈奴对西域的影响力则不断降低,西域诸国在汉朝恩威并施之下纷纷臣服。


张骞出使西域图

跪者为张骞,骑马者为汉武


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在渠犁屯田,标志着汉朝开始了对西域实际意义上的控制和管理。


汉昭帝、汉宣帝时期,对西域和匈奴的军事行动已经减缓,但是经营西域诸国却取得了比武帝时期更大的成绩。


宣帝神爵年间,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会稽(今江苏吴县)人郑吉为第一任都护。从行政级别上来说,西域都护府与中原的郡相当,其行政长官相当于郡太守。


此时,匈奴式微,内部五单于并立,争斗不断,再也无力发起对中原王朝的进攻。


话说匈奴五单于并立,相互攻讦,最后剩下两位单于的力量最为强大:一为呼韩邪单于,一为郅支单于。为了争夺内部统治权,两位单于相继把亲生儿子送到汉朝做皇帝的侍卫(其实就是人质),以争取汉朝支持,而汉朝来者不拒,都收了下来。


两位单于有点看不懂,不知道朝廷是什么意思,到底支持谁。呼韩邪单于的脑子比较灵光,赶忙亲自来到长安觐见皇帝,奉表称臣,抢得先机。郅支单于落后一步,恼羞成怒,干脆趁着呼韩邪不在,向西并吞呼偈、坚昆、丁令三国,动辄软禁、羞辱汉朝派去的使者,逐渐显示出其狼子野心。


汉元帝初元四年,郅支单于向汉朝上书,要求汉朝将其儿子送回,并表示愿意归附。元帝召集群臣廷议,准备安排卫司马谷吉作为使者,将其子送回。


然而,群臣在送到郅支单于王庭还是送到边境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认为送到边境即可,而谷吉本人却坚持送至王庭。他的话千载以下,读之仍令人动容:


臣有幸持大汉之符节,承圣明天子之诏书,前往宣谕,以示我天朝之厚恩,匈奴敬畏天朝威仪,应当不会乱来。如果对方怀禽兽之心对臣不利,则其身负重罪,畏罪之下必将远逃他方,不敢靠近我国边境。以臣一人之牺牲而换取百姓之安宁、这既是国家之大计,也是臣之心愿。臣愿意送其子至王庭。


元帝权衡再三,最终采纳了谷吉的方案。谷吉抱着必死之心出使,郅支单于果然出尔反尔,将其残忍杀害。


经过武帝时期的开疆辟土和昭帝、宣帝时期的休养生息,汉朝早已是国际社会上当之无愧的大哥级国家,以至于当时的汉人自豪地称自己为“强汉”;而匈奴却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元气大伤,不复往日的叱咤和荣光。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之下,汉朝派出的、代表着皇帝意志的使节被匈奴所杀,可以说是奇耻大辱。


由于自知背叛汉朝必将招致来自南方的怒火,加之此时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支持下实力逐渐增强,郅支单于干脆脚底抹油,带领部族西迁至康居。


西域三十六国图

西北角为康居


康居国在西域都护府管辖范围之外,国王对待郅支单于十分友善,二人相互以女儿嫁之,结成了紧密的翁婿政治同盟,对周围的西域诸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郅支单于数次借康居国兵攻击其西邻乌孙,烧杀抢掠,乌孙不敢反击,导致西域都护府西部地区千里无人居住。


但是,令康居国王也没有想到的是,狼狈为奸的结果竟然是引狼入室、鸠占鹊巢。不多久,翁婿(或者是婿翁)二人闹起矛盾来,郅支单于大怒之下,“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肢解投都赖水中”,并且驱使康居国民为其筑城,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江布尔附近,修建了郅支城。


汉朝三次派遣使节赴康居要求郅支单于归还谷吉等人遗体,郅支单于不仅对使节百般羞辱、拒绝归还,还调戏似的说:我在这里住得很不好,愿意再次投靠你们汉朝,把我儿子派去做人质!(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


郅支单于自以为远离汉廷万里之遥,有恃无恐。他不会想到,他的终结者,已经在路上了。



 

2. 西出阳关——陈汤的谋略



陈汤是山阳郡瑕丘县(今山东兖州附近)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喜欢读书,为人却有点无赖,经常欠钱不还。后来他去长安求官,于汉元帝初元二年被富平侯张勃举荐为茂才。


在等待安排职务期间,陈汤父亲病故,而功名之心太盛的他没有回家奔丧,这在以孝治天下的汉朝被认为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陈汤因而被司隶纠察下狱论罪。


不过没多久,又有人推荐他为郎官。郎官是侍卫之臣,在朝中有数千人之多,要脱颖而出绝非易事。陈汤出身低微,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是到边塞去建功立业,因此他数次请求出使外国。


直到元帝建昭三年,他终于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军事副长官),作为作为西域都护府最高长官骑都尉甘延寿的副手,与其一同赴西域任职。此时距离初元二年他被举荐为茂才,已过去十二年之久。


西域都护府遗址


史书评价陈汤,说他“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在赴任路上,他每过城邑山川,常常登高远望,熟悉地理形势。


到任以后,根据各方面的情报,他敏锐地感到,郅支单于势力的存在对整个西域地区的安全都是十分巨大的威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成为汉朝的心腹大患。再者,郅支单于多次羞辱汉朝使者,严重影响汉朝在整个西域地区的威望,如果不出手加以惩戒,则朝廷颜面何存?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陈汤本人有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对功名利禄的迫切追求。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正是这样的渴望和追求,形成了上古时代汉民族锐意进取的民族性格。


陈汤与甘延寿商议:“郅支单于虽然远在康居,但既无坚城,又无强弓,难以长期坚守。如果我们组织屯田军士,同时征发乌孙国的士兵,直扑其城下,其逃亡已无退路,守城则无力自保,千年功业,旦夕可成。”


甘延寿“亦以为然”,最高首长和副职统一了思想。不过,甘延寿循规蹈矩,要按照工作程序向朝廷汇报,陈汤劝阻他说:“朝廷里的那帮公卿们既不了解情况,又没有远见,一定不会同意。”言下之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必须临机决断,不能再按常规行事。


甘延寿还在犹豫,未经皇帝授权而擅自发兵是大罪,他自问无法承担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陈汤胆大包天,但毕竟是甘的副手,受其节制,不能违抗上级命令。然而无巧不成书,在这紧要关口,甘延寿居然生病了,陈汤临时代理职权,他马上行动起来,假传圣旨,发布战时动员令。


陈汤、甘延寿塑像


西域诸国苦郅支单于久矣,顿时应者云集,陈汤很快集结起一支包括汉朝在西域屯田的军士、西域诸国军队在内的四万大军。


甘延寿听说消息后又惊又怒,强支身体意欲阻止陈汤的冒失举动,陈汤此时也顾不得上下尊卑,按剑怒叱道:“大军已经集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将军您想让士气尽泄么?”


甘延寿无计可施,只得屈从。二人随即对联军进行编成,编制六支分队,统一指挥体系,分别设置扬威、白虎、合骑等部队番号,做好了战争准备。


出发之前,甘、陈二人联名向皇帝上奏,自劾矫诏之罪并陈说其间利害关系,而后率领大军向西进发。


这正是: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3. 虽远必诛——汉军的兵锋



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在今新疆库尔勒市和轮台县之间,距离郅支城的直线距离约一千六百公里,其间关山阻隔,中间还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道路艰险难行。


汉军联军出发地点,史书并未明确记载,只说明六支分队兵分南、北两路,南路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经大宛直指康居,北路从温宿国(今新疆温宿县)过乌孙国首都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伊什提克)至阗池(伊塞克湖)西。


北路军在赤谷城附近与康居国副王抱阗率领的劫掠部队相遇,陈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初步展示了联军威力,安抚了乌孙国民。


进入康居国东界后,甘延寿、陈汤约束部队,严肃军纪,不得劫掠百姓。此时,由于郅支单于倒行逆施,十分不得人心,招致康居国部分贵族的怨恨,这部分贵族将国内情形悉数告知联军,使甘、陈掌握了大量宝贵的情报。在康居向导指引下,联军顺利抵达郅支城外三十里扎营。


郅支单于做梦也没有想到,汉军联军会长途奔袭,突然出现在他的眼皮底下。在最初的慌乱过去以后,他派使者来到汉军驻地,问汉兵来这里做什么,甘、陈不无嘲讽地回答:“单于您先前上书,说自己过得很不好,请求归附强汉,只身入朝觐见天子。天子怜悯单于放弃广袤的国土屈居康居,因此特派都护将军前来迎接。”


郅支单于


几轮交涉之后,甘延寿和陈汤再也不客气了,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我们为了单于远道而来,单于居然一点客主的礼数都没有!如今我军人困马乏,粮食也快要吃光,恐怕难以回去,你们快快拿个主意!”


第二天,汉军联军继续推进至都赖水畔(今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河),距离郅支城三里时扎营结阵。遥望郅支城城头,只见五色彩旗飘扬,数百人身披甲胄在城头守备,百余骑兵在城下往来驰骋,又有百余步兵在城门口结成鱼鳞阵、操练演习。看来,郅支单于是要据城固守。


匈奴长于骑射野战,城池攻防并不是其强项,摆出守城的架势,一方面确实已是没有退路,另一方面可能也存了轻敌之心。


那百余骑兵驰骋一阵,突然调转马头,直往汉军营地冲来。汉军弓弩手满弓搭箭,引而不发,敌人骑兵见汉军早有准备,急忙退却。随后,汉军弓弩手瞄准城下地方骑兵和步兵开弓射击,敌人纷纷退入城中,紧闭城门。


紧接着,甘延寿、陈汤下令军中击鼓,汉军步兵方阵在鼓声的指挥下向前进逼,将郅支城四面团团围住。前排汉军手持大盾,后排弓弩手仰射城楼守军,箭矢疾去如雨。


郅支城是座土城,土城之外还有两层木城,匈奴弓箭手从木城栅栏的间隙中向外射箭,双方展开激烈的对射,郅支单于亲自披甲在城头督战,其几十位妻妾也登城作战。汉军以下攻上,又没有城墙保护,伤亡颇大,但匈奴在汉军的凶猛攻势下死伤也十分惨重,单于妻妾死伤大半,单于本人也被一箭射中鼻子,被迫退回城内。


对付木城,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火攻。汉军在盾牌手的保护下拼死将木柴堆在木城下点火引燃,火势四处蔓延,到了夜间,在熊熊烈火中,木城终于被烧塌,敌人向后退入土城。半夜,匈奴数百骑兵出城突围,被汉军以弓箭全部射杀。


此时,一万多康居国骑兵突然出现在城外。他们高声呼喝,与城内匈奴相应和,数次向汉军营地冲击,而汉军阵地不动如山。敌人进攻不利,被迫退却。


黎明时分,郅支城内四面火起,汉军士气高涨,呐喊声、钲鼓声响彻战场,惊天动地。汉军从郅支城四面向匈奴发起猛攻,最终突破城门,进入城中。郅支单于率百余男女退进王宫,汉军四处纵火,单于受伤力竭而死,首级被军候假丞杜勋割下。


这一战汉军大获全胜,斩杀阏氏(单于夫人)、太子、王公以下共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俘虏一百四十五人,主动投降的一千多人,可以说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辉煌战果。


“单于天降”瓦当


对于这一战的成果和甘延寿、陈汤(当然主要是陈汤)的功绩,宗室刘向评价道:


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大勋莫大焉。……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


诚哉斯言。


战后,甘延寿、陈汤向汉元帝上奏了那封著名的奏疏: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这封奏疏时,还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骄傲和荣光。在汉民族臻于成熟之际,我们的祖先迸发出蓬勃的朝气、昂扬的锐气,张扬着舍我其谁的血性和锋芒,确实是华夏文明可贵的精神财富。当事人陈汤虽然品格有缺陷,从这一点上来说也有足多者。


但是,拿完全没有的事来YY就免了。






延伸阅读:



其实,不必高估中国网民的战争热情


作者:王陶陶


随着中印在边境线上对峙的加剧,中国网络要求对印开战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诸如“必须打,不打就会被人看不起!”,"软啦",“不能忍啊,气死我啦!”等激情澎湃的论调不绝于耳。一时间,任何认可government稳妥政策的主张,都会被抨击为卖国zei和汉奸,网民们似乎战意盎然,颇有为国请战的派头。


一战爆发时,欧洲各国民众纷纷鼓动国家参战的原因,不是因为民众多么爱国,也不是因为民众多么勇敢,而是民众认为战争只是军队之间的事情,持续时间也很短,不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更不会逼迫他们走向战场(1914年,德国民众向开赴战场的军队献花)——这是一种不付出的美德

四年后的1918年11月,德国人民因物价暴涨而发动叛乱,声称“让爱国见鬼去吧”,要求德国军队向英法求和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不过是一种假象,一种政治欺骗性极强的虚幻假象。

1914年,德国人曾经高呼“战争万岁”,要求德皇对俄国、法国宣战,德皇威廉二世也算是顺应了民意,把德国带向了战争;同样是1914年,俄国老百姓和奥匈帝国的老百姓都进行了精彩的好战演出,让两国皇帝以为民心可用,于是投入了战争的冒险;1940年6月,意大利报纸不停地展现自己战争的勇气,使得墨索里尼误认为意大利人民是一个时时刻刻准备投入大规模战争的民族。

然而,欧洲的君主和意大利的领袖,显然不了解自己的人民。实际上,人民之所以会如此激烈地推崇战争,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勇敢好战,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是政府和军队的责任,与自己无关,他们并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特别是很大的代价。

可惜,这显然是一种虚幻的错觉。自1914年一战以后,随着运输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政府对民众的管理体系愈来愈完善,大国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军队较量了,还包括了民众的牺牲。大国间的现代战争不仅仅需要调拨军队的士兵和政府的财政,还需要榨取民众的财富和物力,才能形成最大的战争力量,才有机会在战争中取得先机甚至胜利。

"随着民族主义理念和动员机制的完善的深入,战争已不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调拨……战争的本质已变成一个民族潜力的展现"(鲁登道夫《总体战》)

冻结石油、粮食等战略物资,管制交通和言论,通货膨胀和强制认债征集军费都是最稀松平常的战争举措。而企业的大规模破产,失业潮的蔓延,物价的暴涨,民众财富的萎缩,在战争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持续的越久,战争对民众财富的榨取程度就越惊人。。

一次大战中,德国工薪阶层的财富损失了十分之九,俄国工薪阶层家产也不足战前的七分之一;抗日战争中,法币贬值了2000倍,大多数有产阶级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

实际上,在现代大国战争中(特别是两个国家动员机制都很完善的情况下),民众为战争付出的牺牲,绝不可能仅仅是一张战狼电影票,而是一座房产或者一份工作。

“如果爱国需要加税,那么爱国者将屈指可数。”——阿道夫希特勒《第二本书》

令人遗憾的是,一旦民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的战争激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在1917年3月,曾经要求沙皇参战的俄国老百姓,因为面包涨价而把沙皇政权掀翻在地;1918年11月,曾经要求德皇宣战的德国民众,发动叛乱解散了政府,要求德军投降西方;同样,1943年7月,墨索里尼因为战争引发的粮价暴涨也被他的国民所抛弃。

从某种程度上看,对于政治家们来说,好战的民众很可能只是个诈骗犯。那么,一个问题就摆在了政治家面前:怎样的民众才能适应大国战争,并在战争中做出持之以恒的牺牲呢?

从现代大国间战争的历史经验来看,唯有仇恨的力量才能达到这一效果。那些能够投入战争中的民众,必然是心中怀有对敌国刻骨仇恨的人群,只有仇恨才能转移他们在战争中因财富损失而必然滋生的可怕怨愤,使这种不满牢牢锁定在敌国身上,这种转移不但加强了战争动员的道德基础,还能够消解民众对政府的潜在威胁(摘自王陶陶之《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伟大的革命可以没有上帝,但绝不能没有魔鬼。”——希特勒《第二本书》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向德国民众疯狂灌输对犹太人的仇恨,并将德国的战争描述为对犹太人的复仇;日本宣传机构将英美列强打造成无恶不作、杀戮日本人的魔鬼。这些知识分子眼里看似愚昧不堪的阴谋论宣传,实际上透露出高深的政治算计和驾驭群众的杰出技巧。即“战争并非理性的产物,亦不需要理性的动员,非仇恨不能维持”,只有仇恨才能让参战的民众和士兵,在战争带给自己的痛苦中构建出敌人的罪恶,并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

反之,若没有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这些战争带来的无穷痛苦,就必然会投射到本国government身上,并由此引发真正的政治灾难——而大革命家列宁之所以看到俄国士兵不断与德军在前线联谊,就知道临时政府命不久矣,即是基于对仇恨政治的真正理解。


今天,部分网民尽管高呼战争,但大陆民众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战争,而网民的战争意愿仅仅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短暂激情,而非对印度人的刻骨仇恨,这种心态绝对不可能承受战争带来的巨大牺牲之考验。就像舆情所观察到的那样,一方面,中印对峙发生这么久,其消息竟很少出现在微博热搜榜,这某种程度上表明大众并没有真正关注此事;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大陆好战网民在言辞之间,不满government者多,责难印度者少,且在所有的好战舆论中,亦看不到对印度的刻骨仇恨。

所以,这样的好战氛围是虚假的,也经不起真正的考验,政府切不可为其欺骗。实际上,政府在边境对峙中的举措,是稳重的,也是负责任的,她保护的恰恰是老百姓的财富和安宁,只可惜,很多民众并不能了解自己的利益,而这也是蛊惑者屡屡得势的原因。

毕竟,将道德的演出视为真正的奉献是极其危险的,政治家应该时刻警惕人民的虚伪: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难民危机的不幸已经见证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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