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放弃锡金，今天我们终于感到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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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持续了两个月的中印边界对峙，让人们频繁地听到一个似曾熟悉的名字：锡金。如果站在2005年以前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前，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可是，在2005年以后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这个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小国已不复存在，因为中国已于2003年承认锡金是印度领土，更准确地说，承认了印度于1975年对锡金的吞并。如今的锡金已是印度的锡金帮。
从前中国版世界地图上的锡金版图
锡金从一个独立的世袭王国，到沦为印度的保护国，再到成为印度的“联系邦”，直至成为印度的第22个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脉络：印度从1947年独立后，就处心积虑要把锡金纳入自己的版图，28年里步步为营，不断蚕食，最终在1975年完成了吞并计划。又经过28年时间，得到了中国对锡金归属的正式承认，扫除了国际承认上的最后一个障碍。至此，印度大功告成。
印度版印度地图，箭头所指为“锡金邦”
回顾这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锡金一直笼罩在悲哀之中。这个小国就像夹在龙象之间的一只松鼠，它与龙更亲近，可是龙出于种种原因，不拉，也不放弃；而象却是极为贪心，极力地要卷走它，最后松鼠成了象的附属物。龙始终不愿意承认，坚持说，松鼠是自由的。直到有一天，龙终于开口了，对象说，这只松鼠是你的。
锡金古称哲孟雄，原属吐番（西藏）的一部分，9世纪成为独立部落，但境内寺院仍隶属于西藏各大寺。19世纪中叶，锡金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890年3月17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加尔各答签署《中英藏印条约》，清政府承认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并划定了西藏和锡金的边界。这是锡金游离出中国的第一步。可是，1918年情况发生了转机，英国把政权还给了锡金第11任却嘉（国王）扎西南嘉，锡金又成了自由身。
锡金王国第11任却嘉扎西南嘉
锡金命运的真正逆转发生在印度独立之后。英国人走了，印度认为机会来了。1947年，印度与锡金签订《维持现状协定》，继续往锡金派驻专员，此时，印度人俨然取得了英国人当年的地位。与此同时，扶持锡金国大党发起不合作运动，要求国王进行改革。1950年12月，通过签订《印度锡金和平条约》，印度将锡金变为自己的保护国，攫取了锡金的国防、外交和经济大权。1968年8月，锡金首都甘托克爆发反印示威，要求废除《印度锡金和平条约》，争取独立。印度急忙调派大批军警前去镇压，成千上万名锡金民众被打死打伤，数千人遭到逮捕。1973年4月，印度强行对锡金实行军事接管。两个月后，印度操控的国大党在议会强行通过宪法修正案，使锡金成为印度的“联系邦”。锡金民族党及其支持者被迫进行武力对抗，但随后遭印军镇压。1975年4月9日，印度军队解除了国王卫队武装，软禁了国王顿珠南嘉。随后，由印度操控的锡金议会宣布废黜国王，几天后通过“公投”宣布并入印度，5月16日，印度议会宣布锡金正式成为印度的一个邦。
1975年5月16日，
伦达多杰（右）宣誓就任锡金邦首位首席部长
在中国，想找到佩服印度人的人是件很难的事。很多中国人瞧不起印度人，可是回溯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就蚕食和控制邻国来说，印度的确是个高手，也是黑手，只要出手必定是狠招儿。印度人很清楚锡金民族党和国王都想摆脱印度人控制，情感上亲中国，所以他们就竭力支持锡金国大党在议会里做局，当发现民族党已经不想继续议会斗争后，就立即宣布其抗议活动为骚乱，并出动军警镇压，随后让国大党以独角戏的方式在议会强行修改宪法，举行了一个在大批军警监控下的全民投票，然后向全世界宣告，锡金人民要求锡金并入印度。
1975年5月16日，
锡金王国第12任却嘉顿珠南嘉（左二）被废黜
与印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锡金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印度在1971年底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胜利后，就做出了吞并锡金的决定，此后两年时间里一直在为这一目标做准备。而1971年9月中国刚刚发生了林彪叛逃的913事件，中国连巴基斯坦都无暇支持，就更谈不上顾及锡金了。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沙漠里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试验成功让印度人信心爆棚。锡金民族党为阻止国大党的修宪阴谋，从时年5月29日到6月20日，向中国驻南亚各国以及联合国机构发出求援电报达149封之多，要求“政治调停”或“武装干预”。在最危急时刻，民族党在本党党部大楼顶层悬挂起五星红旗，同时致函世界各主要国家外交机构，宣布锡金一切外交事务自当日起交付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忙着搞批林批孔运动，除了发布几分谴责声明外，并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提供支持。结果，亲中国的民族党及其支持者被血腥镇压，次年，一直想摆脱印度控制的顿珠南嘉被逐出王宫，从此，古老的喜马拉雅山王国锡金不复存在。如果说把锡金看成是一个拳击台、中印是两个拳击手的话，那么可以说印度连连出拳，而中国却几乎没有出招，印度获得完胜。
美丽的锡金首都甘托克
印度虽然吞并了锡金，但是内心并没有完全踏实，因为锡金还有很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被废黜的锡金国王顿珠南嘉。顿珠南嘉于1963年12月5日继承王位，是前国王扎西南嘉的次子，他一直试图摆脱印度的控制，1968年爆发的大规模反印示威活动就得到了他的支持。所以，印度人早就把他视为眼中钉，处心积虑，终于在他在位12年后将其废黜。不久，顿住南嘉流亡美国，但他明确表示，印度吞并锡金是非法行为，拒绝放弃王位，认为自己仍是锡金第12任却嘉。所以，虽然印度已控制了锡金，但锡金末代国王的存在却长久以来是印度的一块心病。
坦率说，顿珠南嘉的存在以及他坚决反对印度吞并锡金的态度，对于中国来说是牵制印度的一张好牌，但是，这副牌中国并没有打好。
很多人并不清楚，顿珠南嘉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第一任妻子桑颇·桑吉德西是西藏人，二人于1950年结婚，桑吉德西来自西藏最显赫的桑颇家族，其父亲桑颇·才旺仁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曾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其姐姐唐麦·贡觉白姆是西藏妇女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曾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桑颇·桑西德吉
桑颇·才旺仁增
然而，对于锡金国王的这位西藏岳父，中国却没有好好对待，文革开始后，才旺仁增被诬陷参与1959年西藏叛乱，随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在印度人策划吞并锡金之时，红卫兵抄了才旺仁增的家，对这位与锡金王室有着姻亲关系的人大肆批斗。1973年6月，才旺仁增在拉萨抑郁而死，而就在两个月前，印度对锡金实行了军管。试想，如果才旺仁增不遭到诬陷、罢免、批斗和虐待，将是中国与锡金交往多好的纽带，对于印度试图吞并锡金也或将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可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历史就像我们的故乡，只有回望它时，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在乎它，但时过境迁，再多的感慨和遗憾都只能湮没在岁月的云烟之中。
1918年，当英国人把政权还给锡金王室后，锡金似乎又回到从前的状态，不过英国的影响还在，因为英国人仍在统治印度，锡金似乎和印度有了某种意义上的联系。此时，距离大清与英国签订《中印藏印条约》的1890年已过去28年，大清早已被民国取代，但中国正处于混乱之中，自顾不暇。
1947年8月，印度获得独立，便立刻盯上北部的锡金，很快与锡金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印度的动作为何如此迅速？为何迫不及待地要维持现状？锡金是英国从大清强占去的，后来重新获得政权的锡金如何处理与中国西藏的关系，都没有印度人插手的份儿，可是印度非常狡黠，它意识到这是吞并锡金的绝好机会，于是强迫锡金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以作为其日后吞并锡金的理由。而此时，中国再次爆发内战，国共双方都没有精力去顾及边疆。
到了1950年12月，印度通过《印度锡金和平条约》正式将锡金作为自己的“保护国”，而此时抗美援朝爆发，中国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朝鲜半岛，锡金完全不在中国的视线之内。而后来印度对锡金实行军管、策划所谓宪法修正案以及废黜锡金王室，都是趁70年代中国文革混乱之际，以卑劣手段完成，实为趁火打劫，而这个“火”是烧在中国这边，是中国内部的乱局给了印度机会，在锡金需要帮助时，中国无力伸出援手，以至于眼睁睁看着印度吞并了锡金。否则，即便锡金不回归中国西藏，也可以以一个独立的喜马拉雅山国横在中印之间，成为一个缓冲地带，甚至中国可以借助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牵制印度。可是，在印度独立后，锡金不但失去了和西藏融合的可能，最终连自己的国家身份也失去了。
顿珠南嘉（左三）一直想摆脱印度的控制
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令我们自身颇感难堪的问题：我们真的有理由嘲笑印度吗？当我们在博弈中明显技不如人的时候，我们的满满自信从何而来？我们到底有没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锡金是个内陆小国，在过去的世界地图上要仔细辨认才能找到它，其面积只有7千平方公里，人口仅60多万，可是如果仔细观察锡金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它的存在——如果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存在——对印度意味着什么，而当它成为印度的锡金邦后，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在印度吞并锡金之前，尼泊尔、锡金、不丹自西向东横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印度在中段染指西藏的可能。尼锡不三国历史上都不断受印度挤压，三国如果有私下协同，可以有一定力量抵御印度的蚕食野心。印度对此心知肚明，不仅如此，印度本土仅以长约22公里的西里古里走廊与印东北部的7个邦（包括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之为藏南）相连，西里古里走廊最狭窄处仅22.5公里宽，俗称印度的“鸡脖子”，意味着一旦此处被切断，印度本土与东北部各邦将处于分离状态。尽管有人认为在发生重大战事时，西里古里走廊被切断并不能实质性阻挡印度军队保卫其东北部国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西里古里走廊对印度保持国土成为一个统一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可是，西里古里走廊的回旋余地有限，因此，拓展西里古里走廊的战略空间对印度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印度坚信吞并锡金可以给印度带来三大好处：
其一，西里古里走廊的回旋余地将大大增加，因“鸡脖子”被斩断而使印度头身不能相连的威胁大大减小；
其二，可打破尼泊尔、锡金、不丹三国互相协作，共同抵御被印度蚕食的能力。在锡金变成印度的锡金邦后，尼泊尔和不丹已成隔印相望的状态，三国合力不复存在；
其三，有了锡金邦，本来只有东西与中国接壤的印度，在中部地区也有了染指中国西藏的机会，这就是近来新闻报道中反复提到的“中印边界锡金段”。
试想，如果当年中国施以援手，阻止印度吞并锡金的图谋，现在何来“中印边界锡金段对峙”？过去中国与锡金的边界，如今变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当年忽略过去的事件，现在造成如此巨大的反弹。反过来说，印度只踢了一脚，却踹开了三道门。
英迪拉·甘地任印度总理期间，锡金被印度吞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吞并锡金没有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也没有受到联合国的制裁。当时世界处于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为了争夺全球霸权的需要，很想借助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影响，因此都比较注重和印度的关系，结果，印度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印度传统上和西方国家关系良好；再加上印度又是不结盟运动的倡议国，这让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很吃得开。如此一来，虽然各国都知道印度对锡金馋涎已久，并且所使用手段很不地道，但是，由于锡金国小势微，许多国家不愿意为了这么一个弹丸小国得罪印度，结果，印度轻而易举地把锡金纳入自己的版图。
海拔8586米的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
原位于尼泊尔与锡金边界，如今是印度最高峰
在锡金成为印度的锡金邦后，流亡美国的顿珠南嘉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王国，对外仍坚称自己是锡金国王，指责印度非法吞并自己的国家，并为恢复锡金的独立四处奔走。可是国际社会没有任何反应，大家都接受了既成事实，只有中国拒绝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依然支持这位锡金末代国王，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依旧把锡金标注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顿珠南嘉出生于1923年，在锡金做了12年国王，在美国做了7年流亡国王，1982年1月29日，带着未能恢复国家独立的遗憾在纽约病逝。当日，顿珠南嘉次子丹增南嘉宣布继承父亲的锡金王位，拒绝印度对锡金的吞并。应该说，此时的丹增南嘉还有些许希望，尽管国际社会早已忘却了他的王室，可是中国依然拒绝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继续视锡金为一个国家。过去，基于印度对西藏的主权问题采取模糊立场，中国一直不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直到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中印达成一致，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则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2005年后，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已不再有锡金版图，至此，世界上已再没有任何国家承认锡金王室。
失去国家的锡金王国第13任却嘉丹增南嘉
看起来，2003年的这场“承认”是各取所需，其实面对印度这个从不吃亏的主，中国并没占到便宜。
首先，西藏是中国领土，不管印度承认不承认，西藏都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中国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实际上不仅放弃了一个国家，更严重的是让印度在中段也与中国接壤了；
其次，印度只表了一个态，但是众所周知，那些图谋不轨的藏独分子就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印度实际上是他们的庇护所；
最重要的一点是，印度野心很大，独立后对周边国家一直采取侵略、蚕食、吞并的手法，不断扩大领土，即便在1962年的短暂边境战争中败给中国后，依然重新占据多达9万平方公里的富庶的藏南地区，对这样一个没有信誉的国家而言，一句文件上的承认有何意义？能束缚住印度扩张的野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同现在中印边界锡金段洞朗地区的对峙，就是印度企图再次渗透中国西藏的一个例证。如果我们能收拾起自大的心态，以直面现实的心态审视这次对峙，就不难发现这样一条历史轨迹：从前因为有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相隔，中印只有东段和西段两条边界线；在印度吞并锡金后，一条中印边界中段线被人为制造出来；中国人心宽，一直认为这段边界线没有争议，但是，这次印度人却偏偏就在这里向中国发难，迄今已长达两个月。如果这次对峙能尽快解决还好，若久拖不决，结果只能出现印度所希望的结果，即原本没有争议的中段边界线也存在了争议，这才是印度人想要的。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外交和国防早已操控在印度手中的不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步锡金后尘，成为印度的不丹邦，因为这次印度与中国对峙，就是打出为不丹出头的旗号，在心理上已经把不丹视为自己的附属国。如果不丹邦将来真的成为现实，它将和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连为一体，若是，中印中段和东段边界线将彻底连通，到那时中印边境的形势将更加严峻。
中印军人在中印边界锡金段对峙
印度是个有野心的国家，虽然自己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90多年，但独立后却拾起英国人的衣钵，以殖民主义思想对邻国实行蚕食、侵略和扩张，成为令南亚各国惧怕的地区霸权。从尼赫鲁时代开始，印度人心里就有大印度联邦思想，所以也就有了后来的吞并锡金，从政治、经济、军事甚至心理层面控制不丹，尼泊尔因为经济体量比锡金和不丹大，境况比这两者稍好，但是，印度对尼泊尔也无时无刻不在保持挤压，目的就是在未来也能对尼泊尔实行完全控制。印度在三个喜马拉雅山国变着花样搞手段，手段和其前宗主国英国一样，都是利用对尼锡不三国的控制，觊觎中国西藏辽阔的土地。印度把中国的藏南地区变成了自己的阿鲁纳恰尔邦还不满足，还想攫取更多的土地和资源，可以这样说，印度在其北部国家不断做手脚，就是为了碰瓷儿中国西藏，为它进一步的领土野心创造便利条件。
印度士兵在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巡逻
现在回看锡金事件，就会发现锡金虽小，但却是微型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它的消失如同一个触发点，会引起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连锁反应。如果中国这次在洞朗对峙中不能拿出坚定有效的应对方案，那么印度势必将得寸进尺，同时使不丹更加屈从于印度的所谓保护，而其下一个整治目标必定是尼泊尔，从而对西藏形成包围之势。
对于锡金，中国本来可以有更大作为，这种作为对锡金好，对尼泊尔和不丹好，对中国更好，唯独对印度的扩张野心不利，可是我们没有坚持，在不该放弃的东西上选择了放弃。为了印度一句文件上的“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把锡金从世界地图上抹去了，把一个流亡在海外却依然坚持反对印度吞并锡金的国王给放弃了，这都不是很高明的做法。其实，民心可用。不但流亡的锡金第13任却嘉旺丹增南嘉仍自认为自己的国家被印度强占，大多数锡金人也都知道，他们并不是印度人，他们的国家是在1975年在印度的卑劣手段运作下才失去了独立，印度曾经只是他们的邻国，即使在今天，如果你问那些从甘托克前往西里古里的锡金人，你要去哪里？他们还是会回答：“去印度。”就连某些当初支持锡金并入印度的上层人士，现在内心也略感失意，只是他们从印度那里得到了好处，所以没有太多抱怨，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短暂出任过锡金邦首席部长的巴杜固伦还是曾发出这样一句感慨：“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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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金姑娘表演的民族舞蹈
如同一些学者所言，锡金人普遍有一种复杂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觉得中国人比较亲切，有些人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我想投入你的怀抱，但我目前没有这个能力。的确，从各方面来说，锡金人与印度人差别很大，而与西藏却有着密切的人文渊源上的联系，如同上面这段印度人在锡金拍摄的旅游风光视频，其中优美的背景旋律、翩翩起舞的姑娘以及天真烂漫的孩子，都让人情不自禁联想起天高地阔的西藏和能歌善舞的藏族同胞，可是，在原视频结尾我们却看到这样一行字：印度最遥远地方的自然与文化。
惜哉，锡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希望今后中国能走好国境线上的每一步，唯有如此，多年以后，我们自己才不会后悔，后世子孙才不至唏嘘、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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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枫叶君
前新华社记者，现定居加拿大
著有长篇小说《移民》（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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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英雄和暴君之间
作者：沥泉； 来源： 思想酷
1815年的8月17日，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6年后去世于此。临终前，他写下了如下遗言：“我一生四十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从历史中抹去了，但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透过拿破仑对自己的评价，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位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军事天才，还是战争狂魔？改革家，还是独裁者？
某种程度而言，拿破仑成功了。当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时，深知将为欧洲的神授君主所不容，一再担忧自己的平民身份，竭力以天主教的支持、大革命的荣光和战无不胜的英雄经历，为自己抹上一层神圣的色彩。
然而在之后的两百年间，他却几乎成了皇帝的象征，欧洲人提到这一名词，首先想到的不是奥地利帝国的君主，不是身兼印度皇帝的英国女王，而是英国人口中的科西嘉矮子。尽管拿破仑并不矮小。
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的军队蹂躏了整个欧洲大陆，然而其身份究竟是征服者还是解放者，却为欧洲的知识分子争论不休。
在一些人眼里，在圣赫勒拿岛饱受苦难而英年早逝的拿破仑，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盗来革命之火，照亮了欧洲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之路，就像托克维尔所说，“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个世纪以来的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拿破仑是大革命的怪诞产物，他的对外征服源自其政治野心和独裁欲望，给欧洲乃至法国带来难以弥补的苦难和创伤。2005年，法国发起活动让民众选出自己历史上的十大伟人，结果拿破仑落选，不仅败给戴高乐、皮埃尔和居里夫人，甚至输给了喜剧演员和歌手。
从解放者到征服者
在19世纪的欧洲军事学界，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认为战争是艺术的声音最后占据了上风。如果将战争史作为一场宏大壮观的舞台剧，拿破仑无疑是敌我双方都承认的天才艺术家。大革命前夕，法国的军事思想空前活跃，军事文献数量激增，哲学和科学两大思潮同时影响着当时的军事理论，包括启蒙主义和百科全书派的自然法信仰、经典模型与体系，以及源于牛顿科学的数学精确性的理性主义思潮。一些专业人士已经预感到变革时代即将到来，并呼唤“新的亚历山大”的出现。
回答这种祈求的是拿破仑，他是了解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可能性的第一个人。
此时的欧洲军队，采用的战役形式和过去数千年并无不同，十万人规模的军队进入战场，进行一场互有攻防的会战。而从拿破仑开始，战争进入了现代层面，战术上，他将散兵战术和纵队战术结合起来，以适应法军大规模征兵带来的缺乏经验的新兵，崇尚袭击和快速突击，来和欧洲职业军队的崇尚火力的线性战术对抗。战略上，他坚决贯彻分进合击思想，让军队在宽大的正面上分散成多个梯队行军，从而有效的从沿途收集补给并高速实施运动。拿破仑从战略和战术上都开始了魔术般的表演，他采用部署分散的军队张开一张疏松的网，让敌人无法判断其目的，迷惑敌人并使之瘫痪。另一方面，他迅速对准备不足的敌人集中兵力并实施包围，迫使敌人接受会战。从土伦战役、耶拿战役到三皇会战，采用传统作战模式的欧洲军队几乎无法有效应对，在拿破仑的攻击面前溃不成军。在后来的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可以看到军队是在极其宽大的战线上展开，作战线延及整个地图，和古代战争截然不同，这一趋势无疑是拿破仑开创的。
但是，和二战开创闪电战的纳粹德国一样，他的对手也学会了这套游戏规则，以同样的曲调开始跳舞。在其革命性的创新被饱受模仿后，拿破仑行动模式日益困难。
更为严重的是，拿破仑的作战体系在政治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弊病：为了保持机动性，避免被庞大辎重所累，拿破仑崇尚运动战，这意味着军队必须要从其经过的地方征集补给。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他带着革命的光环而来，受到被征服地区民众的欢迎，随后却将巨额账单回报给他们，通过征税和直接抢劫，掠夺他们的财富，镇压他们的反抗，拿破仑美好的解放者形象逐渐被征服者的恶魔形象所代替。火烧莫斯科是拿破仑军队掠夺成性的最终结果，并导致了其大溃败。随后，被法兰西帝国征服的欧洲开始了全面反抗，莱比锡民族大会战和滑铁卢会战成为拿破仑的两次挽歌，法国的资源最终不足以支持拿破仑的野心，战争的荣光终究掩盖不了战争的灾难。
从改革家到独裁者
尽管拿破仑的一系列胜利随着滑铁卢烟消云散，但他深为寄望的民法典还是为他带来了荣誉，在拿破仑成为督政府第一执政后，认为自己“不但能做像恺撒、亚历山大和汉尼拔一样伟大的军事家，也能成为像斯巴达法典制定者莱克格斯、巴比伦法典制定者汉穆拉比和雅典法律变革家梭伦那样伟大的立法者。”于是，在他的主导下，1804年民法典颁布，被称为《法国民法典》，到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改名为《拿破仑法典》，随着波旁王朝复辟和拿破仑三世上台，法典又先后两次更名。拿破仑本人对立法的讨论极其认真，参与了一半的讨论会，发表了许多意见，在法典中留下了自己的个人痕迹。
颁布200多年后，《拿破仑法典》最初的2281个条文仍有1200个在沿用，至今仍是法国民事立法的重要依据，不仅在法学中有重要意义，其内在逻辑结构和细腻文笔也得到不少文学家的赞美，经典小说《红与黑》作者司汤达，每晚都要看几条《拿破仑法典》以完善自己的文笔和语言结构。
《拿破仑法典》继承了《人权宣言》的思想，明确了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私法自治原则和自己责任原则，取消了过去的土地赋税制度，遗产分配遵循子女平等原则，缔结婚姻时不再受教会法控制而完全世俗化。尽管意义重大，并开创了后来的大陆法系，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但拿破仑是用专制而非民主的手段制定民法典的。当草案提交评审委员会讨论时，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认为民法典草案只不过是“对罗马法奴隶般的模仿和枯燥无味的交集物”，使得立法团未能通过草案。而拿破仑干脆清洗了法律评议委员会中五十人的反对派，并削弱了评议会的职权，草案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通过，这让人想起拿破仑称帝时的民选过程，375万人中只有2569人投了反对票。作为一部卢梭主义式的法律，这无疑是对卢梭式的主权在民和约法思想的巨大讽刺。
《拿破仑法典》作为示范，带动了后来《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这两部法典最终成为大陆法系的象征。然而，保守主义者对此提出了警告，雷贝格在《论〈拿破仑法典〉及其在德国的引进》中，明确反对引入其中卢梭主义式的“哲学狂热”，认为《法国民法典》与德国国情不符。在他看来，在德国，企图依照理性法原则制定法典，无异于在市民生活关系领域人为发动一场革命，因而是“荒唐的”。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不仅是源于其哲学判断，也是因为《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和德国政府激发民族主义热情、促进民族统一的心态有关的，这种政治动机引起了法学界普遍警惕。萨维尼在《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明确指出，真正的法只能存在于民族信念之中，“法在任何地方都是通过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而不是通过立法者的专断意志形成的。”立法和法学是民族信念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前者是法的“政治因素”，后者是法的“技术因素”，不能互相僭越。
然而，《拿破仑法典》的继承者最终在德意志民族的复兴渴望中通过了，德国也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从横扫欧洲到最终覆灭，几乎将拿破仑帝国的经历重演了一遍。也难怪克劳利在《剑桥世界近代史》中说：“拿破仑是《拿破仑法典》的热忱宣传者。这部法典是一只船，它把法国革命的行政和社会原则输送出去。但拿破仑并没有预见到：扫除旧制度的垃圾，只会促使潜伏着的民族主义种子勃然萌发。"
如何正确看待拿破仑的遗产？这也许是人类还需要用更长久的时间来回答的问题。但拿破仑的政治生命，其实在1804年《拿破仑法典》颁布时，就已经完成了。这以后他的称帝和征战，除了给诗人们留下一些浪漫的咏叹，给民众留下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太多正面历史意义，这是毫无疑义的，他自己对此应该也非常明白，这才有了其临终前的遗言：
“我一生四十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从历史中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