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精神结构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ID：ohistory
1940年3月31日，主持对日“和谈”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中国近代史上最具规模的汉奸集团粉墨登场。在这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中，若论才行风格，其实不乏当代佼佼之士。李宗仁曾经说：“汪兆铭仪表堂堂，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而早年在银锭桥边刺杀摄政王的壮举和狱中几首慷慨决绝的“被逮口占”，更使汪精卫成为无数革命青年心中当之无愧的偶像。不止汪精卫，1928年曾在上海主编《革命评论》，创办大陆大学的陈公博，也算得上一时的风流人物。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在谈及早年受到陈公博的影响时说：“我还是要感谢陈公博的。我当时信仰他，他的话，他的思想，我最能接受。”陈公博出身于一个卸任的广西提督家庭，自幼喜读各种武侠志怪小说，九岁时家中还专门为他请了拳师教习棍棒拳脚。陈公博曾说自己“好侠仗义，慕朱家郭解为人”。观其在1930年扩大会议失败后，坚决跟随汪精卫“共甘苦”，并写下“险阻艰辛不肯辞，轻生重诺寸心知，拼将肝胆酬朋友，珍重东城判袂时”的诗句，可证其确为一性情中人。待其以“汉奸罪”下狱之后，既不上诉，行刑之时亦能泰然从容，也算差强人意，可见内心仍有所安顿，并非一贪生怕死之徒。
怎样理解这些在宦海中沉浮的人，是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时至今日，我们并未能在各种相互冲突的感情和理论中妥善安置这些有善始而无善终的人。在这里，卖国求荣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梁鸿志在狱中有“十方昏暗灯何用，留取心光伴月明”的诗句，周佛海听到陈公博被枪毙的消息时，写下“地下相逢应共笑，成仁毕竟是成功”，可见汉奸们也有道德上的自信。1945年－1947年之间，国民党各级法院先后审理过2.5万个汉奸。今天，当我们试着拨开时间的迷雾，将目光投向六十多年前聚集在南京的那批所谓“汪伪巨奸”，并再次“旁听”他们在审判席上进行最后一翻“自我诠释”的时候，一些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具体而鲜活的意志、情感与性格，渐渐在“汉奸”的符号之下浮现了出来。在这些自我辩护中，自然不乏避重就轻、颠倒黑白、推托抵赖之词，但是，透过这些汉奸的“自我诠释”，我们还是不难体会到一些国民党政治的诡谲复杂，和末世畸形政权下的事态人情。在“汉奸”的复杂性中，既包含着历史的复杂，也包含着人性的复杂，对于这个复杂性的审视，或许能够为我们打开另一个进入历史的通道。
陈公博在他的“自白书”中说，当年汪精卫曾对他说，“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汪精卫反对抗战，主持和谈，打出的是保护民生、保存元气的旗号。对“民生”的重视，也是汪精卫1932-1937年主持行政院期间一个显著的执政特点。他一贯认为，民生的充实，国力的振兴，是解除国难的唯一途径。1933年“热河事变”发生之后，汪精卫与军事领袖蒋介石在扩充军备的问题上就曾发生过争执。他反对蒋介石关于扩充军备的要求，而是提出了一个旨在遏制官吏贪污和严申军事纪律的同时，全力进行农工商业建设的方针。1933年8月21日，汪精卫在国府纪念周上演讲时说：“兄弟最近几次报告，第一句说充实民力，第二句也说充实民力，有人说道，这是迂远之论，其实这是哀痛迫切之呼吁……解除国难，还是充实民力一句老话”。在这种“民生决定论”的前提之下，汪精卫自然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希望。在他离开重庆之前，抗战正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而党国的官僚和奸商们却层层勾结，大发国难财，整个上层颓靡之风充斥，这更加重了汪精卫的悲观。在汪看来，中国不仅国力衰弱，不能对外，而且内部的腐败黑暗，不能立国。这是促使他叛国离渝的重要原因。
“充实民力、发达国力”虽然反映了汪精卫一贯的立场，但是在对日战争的严重局面下，还透出了汪精卫心中一个更深的“忧患”，这就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汪精卫反对全面抗战，与其反共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汪精卫在政治上与中共积怨颇深，然而对中共的认识却并不深入，不能准确的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和中共在抗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但是他仍然清楚的意识到了抗战为中共的发展所提供的历史契机。1932 年1月，汪精卫在南京会见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Wilden)时就曾说过，中国一旦对日本以武力抵抗, 中共必然立即乘机行动。1933年5月1日汪精卫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中说：“日本单独侵略中国，为祸固烈，然若共匪得意，蔓延长江，势必至于各国共管，为祸尤烈。”甚至认为：“现在共匪无异是日本的别动队，若以不祥之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今日主张抗日不必剿共的，恰与当日主张用兵用辽东不必征剿李自成张献忠诸贼的，同一误国。”1935年11月汪精卫致函胡适讨论对日战争问题时，更明白的指出：“如今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军队，若无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进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换句话说：绝不能做到比利时（注：指战败而复兴）。……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对于汪精卫来说，“化作苏维埃”与瓜分或共管同样是丧失主权的表现，这种恐惧也是促成汪精卫对日求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汪精卫的投敌，从消极的一面说，是在错误预见中国必败的情况下，为中国复兴“保存元气”，从积极的一面说，也希望借助日本入侵带来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重组，在政治上另有一番作为，是为了政治路线和最高领导权而拼上性命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搏。汪精卫确信他的求和行为是有利于国家的。在决定离开重庆的那一刻，汪精卫以为，他“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又一条路，……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誉毁，而徘徊瞻顾，不敢显然有所取舍吗？”
汪精卫早年借广东省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机会，考取了日本法政速成科官费留学生。在日俄战争的背景下，形成最初的政治理想，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开始了其一生的党政生涯。对于中日两国政治一衣带水的关联和互动形势，汪精卫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民报》时期与保皇党的论战中，汪精卫就在一篇《申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中指出，日本国内对于清国之方针，亦分“保全”与“侵略”二派，“此二派皆有势力”，而“欲问何派得以实行，则纯视中国之现状如何以为断。”三十年后，汪精卫本着同样的对日本国内“理性”政治势力的妄信，发表“艳电”，响应近卫文麿的诱降声明，在承认“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在中国所有经济特权的情况下，以战败议和，谋求一个“战后之休养”的时机。他深信，日本人最终也会明白和则共存，战则两伤的道理，现在他提出的和谈，有助于日本国内“理性”的政治势力站上风，最终达到共同发达，这不但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
对日本国内的“理性”势力寄予过度期望，是汪伪汉奸一种普遍的心态。在1940年5月的一次日本招待宴会上，周佛海说：重庆的人自认为是民族英雄，视余等为汉奸，而余等亦自命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如余等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事实上，对于如何才能“救国”，周佛海也没有全盘的计划。起初他与汪精卫一样，幻想着日本人能够有理智冷静的思想，看清战争的后果，“否则中国固亡，日本亦不能独存。”接触后才知道“日本意见分歧，机关复杂，而且气量狭小，至今尚无觉悟，将来前途未可乐观”，而伪组织中人却各谋私利，“鲜有为国家打算者”，国际局势又是千变万化，不可测料，此时周佛海才发现自己已陷入了“和平终不可期，而吾辈又无立足之地”的尴尬境地。
在汪精卫对中日战争形势的错误判断之下，重庆的特务政治无疑也推动了汉奸政权的产生。曾亲身参与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金雄白，流亡到香港之后，写过《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等文章，将河内高朗街的枪声血痕，认作汪伪政权最终成立的直接原因。据说，当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后，除了中枢要人不断有函电劝挽之外，中央也两度派人到河内劝说，希望汪仍回渝供职。但汪表示他在抗战政策上与当局是不相容的，决定携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五人赴法。然而紧接着发生的河内暗杀事件，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计划。替汪而死的曾仲鸣，是汪精卫最亲近的部下，他的夫人方君璧、姐姐曾醒，与汪精卫一家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场显然是精心策划的暗杀行为导致的曾仲鸣惨死，方君壁重伤，带给汪精卫无限的悲愤，激起他对重庆极大的反感。河内暗杀行为所造成的汪精卫的冲动情绪，也被日本人在诱降过程中充分利用。据高宗武回忆说，当日本的犬养健和陆军少将影佐探知汪宅被刺的消息后，不等他们同意就直接从东京来到河内，要求与汪精卫晤面。“这三位日本人见了汪便号啕大哭，汪氏亦流泪。所以这一场见面，除彼此相对而哭，并无任何说话，但日本人的这一场大哭，就把汪氏哭走了。”
无论事实是否如高宗武所言：河内事件使个性冲动的汪精卫忘记了一切，把救国的动机变做个人复仇的工具。河内刺杀确实加速了汪精卫的投敌活动，并为他批判重庆的独裁和特务统治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暗杀事件之后，如惊弓之鸟的汪精卫来到日本占领的上海虹口，提出“实现和平，实施宪政”的口号，说在民主国家的议会里，即使在战争中，依然可以提出反战意见，但是“我呢，在重庆不能哼一声，离开重庆才能哼得一声，立刻便要杀以灭口了。……杀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哼不出声来。一个副总裁，一个外交部长，尚且如此，其它可想。”并借机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誓当竭其心力，以民主集权之精神团结党内，以实行宪政之约束与全国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有志之士携手合作……”
在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政治斗争中，诉诸“民主”理念是一个惯用而有效的策略。从武汉时期的提升党权运动到扩大会议时期标举的民主政治，再到抗战时期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汪精卫始终站在“民主”一边。对于叛国投敌的行为，汪精卫也诉诸反对独裁和民主宪政的理念。无论汪精卫对“民主”的理解达到何种程度，事实上民主论在伪政权的建设上并没有发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它的意义只存在于对重庆独裁统治的批判中。不过，与蒋介石统治的独裁性格不能兼容，也是汪精卫集团中人叛国的原因之一。1943年1月，当汪伪政权已经走到日暮穷途之时，周佛海曾在日记中沉痛的写下：“汪先生为汪夫人所支配，宵小所包围，私心自用，渐自失去全体领袖之身份，而变为一派系之领袖，事业、前途，颇为悲观。然退一步想，较之渝方派系之复杂，人事之纠纷，门户之倾轧，以及蒋先生不顾舆论，不纳忠言之独裁，犹觉此胜一筹耳。”
如果没有河内暗杀事件，是否就不会有汪政权的产生？这一点很难判断。汪并非一个深谋远虑的人，虽然他因公开“主和”而叛离重庆，但对于如何进行他的“和平运动”其实并无主张。汪逃到上海之后，比在河内更加彷徨。在他周围的人则明显分为两派，以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是坚决主张组织政府的，而陈公博一派的何炳贤则力陈“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坚决反对。最终周佛海的意见占了上风。然而，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突然刊出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汪精卫与日本人签订的《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全文揭露了汪日谈判和签订密约的经过及条款内容。此即所谓“高陶事件”。高陶二人本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所倚靠的核心人物。“高陶事件”无疑给了“和平”运动一个沉重的打击。周佛海当时“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曾在日记中写下，“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一直对汪精卫投敌行为进行劝阻的陈公博，竟然来到上海，投入到所谓“和平运动”当中。1940年3月21日，陈公博来到上海的这一天，周佛海在日记中写下：“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渠谓高陶实非人类，吾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从未对蒋先生有一恶语相加，未宣布其秘密。高、陶如此，实人类所不能作之事也。”1945年11月，狱中的陈公博在他的自白书中写下“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又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算作是对自己汉奸之行的最后诠释。不止陈公博，汪精卫之对曾仲鸣，金雄白之为周佛海，都曾表达过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金雄白在回忆中说，1940年的农历正月初八，他曾向周佛海表明，他“决议不干了”。因为几个月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日本人的蛮横狡猾，也证明了许多“和运”中人之利欲熏心，甘为虎伥，他“不甘同归于尽”。周佛海流着泪拉着他的手说，正因为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太少，所以死也要死在一起。当时，“士为知己者死”的话就浮上金的心头，他也紧紧握着周的手，“凄然的点了点头” 。事实上，“士为知己者死”是汉奸们的一种典型的自我诠释。然而，在一个国家命运危急的时刻，在历史的方向有可能由政治家的胆识和智慧来决定的关头，对人民、对国家的道德才是最高的道德。这种一死酬知己的行为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不但是非常无力的，而且是不负责任的。
高陶的走，陈公博的来，政治命运的生死成败，就在这一走一来之间有了判然的分别。事实上，到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出台时，任何“和运”中人都已明白“和平”的虚伪和日本“和平”灭亡中国的野心，汪精卫又怎么会不知道呢？据说汪在1939年12月30日签署《纲要》时潸然泪下，说：“他们要我签，我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陶希圣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同样的形势之下，高陶悬崖勒马，汪陈自暴自弃，周佛海将计就计，截然相反的政治选择提醒我们重视个人的伦理和性情在政治选择中的分量。傅斯年曾写过一篇《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用“罪犯心理”分析汪精卫这样一个上有严父、继之有严兄、自幼受“女儿式”教育的大家庭中的庶子。汪精卫的精神结构中是否有傅斯年所说的“卑贱疙瘩”姑且不论，但在其与日本人周旋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从一开始，汪精卫就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对复杂时局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而时常表现出某种近于妄想的自恋与偏执。1939年12月，当“和平运动”已经进行到讨论中日基本条约草约的阶段时，有一次陈公博曾对影佐祯昭说：“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答复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立刻把此话报告给汪，望其慎重考虑，汪却忿然说到：“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那个时候的汪精卫，相信事在人为，他说“忧在己不力，岂在忧时穷”，他自信“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但是，一旦投入到凶险阴鹜的对日交涉中，汪就变得毫无谋略，完全无力实现其念兹在兹的和平理想。褚民宜在他的“自白书”中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汪先生……既为救民而来，而又不能有强过临时、维新两政府之表现，有时受日人迫胁，竟至闭门痛哭。”
自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心情是悲苦的，经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将桌上散置的公文抛在地上，或用双手猛抓自己的头发，并对身边的人发火。1941年6月14日是旧友方君瑛的忌辰，汪于舟中“独坐怆然”，又想起为他而死的曾仲鸣弟，写下“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的诗句。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汪精卫在新愁旧痛中，客死东瀛。在生前的最后一首《金缕曲》中他写道，“故人落落心相照，叹而今生离死别，总寻常了。马革裹尸仍未返，空向墓门凭吊。只破碎山河难料。我亦疮痍今满体，忍须臾、一见欃枪扫。逢地下，两含笑。”不知此时在他的心中，是否还深藏着早年绚烂的革命记忆？在1934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汪精卫曾发表过一篇《自述》，其中详述了自己庚戌被逮的情景，说警察从他的夹衣里搜出《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等文章，问他为什么将它们藏在身上，他说，“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革命对于汪精卫，曾经是成就生命意义的媒介，最终却变成权力斗争的手段；政治对于汪精卫，曾经是一个救国的梦想，最终却走向叛国的下场。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在何应钦的命令下，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炸开了汪精卫的坟墓，并将其尸体焚化。精卫填海，恨海难填。汪精卫的《百字令·春暮郊行》中有“堪叹古往今来，无穷人事，幻此沧桑局。得似大江流日夜，波浪重重相逐。劫后残灰，战余弃骨，一例青青覆。鹃啼血尽，花开还照空谷。”大自然的生生不息掩盖了人间的血肉横飞，恩恩怨怨，在这种莽莽苍苍的“天道”面前，一切的权力争夺和政治上的成败得失都被相对化了。汪精卫一生在政治的漩涡中沉浮，欲罢不能，然而在这首“百字令”中，我们只看到了他在政治中所感受到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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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为何引来杀身之祸
作者：王凡
来源：《聆听历史细节》
田家英
2016年5月23日是田家英逝世50周年。他是继邓拓之后，在标志“文革”全面发动的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以死抗争的第二名中共高级干部。
“秀才”们的政治嗅觉还不够灵敏
包产到户事件，客观上造成了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裂痕。在此后整整半年里，毛泽东既不理也不用田家英。田家英心里非常郁闷，有时甚至流露出消极情绪。他曾对董边说过：“搞政治风险大，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旋涡里。”他还曾几次同董边认真地商量，提出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性情耿直的董边，虽然并不认为丈夫在大的路线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田家英的为人和他的出发点，相信他即便犯了错误，也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她完全赞同支持田家英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他一起下去。她对他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情况和同志。”
田家英的要求没有被批准，毛泽东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田家英，又向毛泽东表露了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毛泽东说：“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仍然没有同意。按逄先知的分析：毛泽东对田家英“虽然已不那么信任，但工作上还需要他”。
196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谈话。当时，毛主席提议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选择几本出版，出版时每本均应由中国人为之作个序。这实际是一次打招呼，要“秀才”们考虑一下先选择哪几本，如何作序。谈完后他说过几天还要商谈一次。
可在此之后毛泽东突然前往上海，在那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的“错误”进行批判。但在杭州的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人，并没感到政治空气的骤然变幻，在等待毛泽东再谈的一个月里，甚至有些优哉游哉。田家英还带秘书逄先知重游了1961年搞调查去过的嘉兴等地，为那里喜人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直到毛泽东重返杭州，于12月21日再次谈话，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这次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话题还是从选书和写序始，但谈得海阔天空，谈到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中美关系，谈哲学，谈当时的思想界，其中还插入了《海瑞罢官》。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他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等人谈话，再次重申了21日与秀才们谈的看法：《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
原本毛泽东就写序同几位“秀才”讲的话，几个人知晓，依照毛泽东的思路完成交代的任务就行了。可一向尊重毛泽东的田家英听了如此丰富的宏论后，感到这个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谈话非常重要，加之作为中办副主任的传统工作习惯，遂提议整理成纪要送给中央其他同志。
具体参加整理纪要的有田家英、胡绳和关锋，由关锋执笔。当整理到关于罢官一段言谈时，田家英认为谈话的主题是马列主义经典的学习，而《海瑞罢官》寥寥数语，是附带提及的，同其他附带言及的话一样，不必放在纪要中。胡绳支持，艾思奇也同意田家英的见解，执笔的关锋就按照他们的决定，搞了一份没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
在叶永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中，是这样叙述此事的：“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仿佛田家英是被动的，并不情愿搞纪要。
“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
很显然，这样的叙述是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艾思奇并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整理工作，他从杭州返京不久即因病逝世了。关锋最初整理出的纪要，原本就没有言及《海瑞罢官》的话，根本不存在从纪要中删除的问题。关锋在完成纪要稿后，曾提出毛泽东有关《海瑞罢官》的言论不写进纪要“行不行”的疑问，但田家英、胡绳对此没有理会。
回京后，关锋将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等语写入纪要传了出去，引起了江青的愤怒。因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最初，她在北京组织人写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执笔。
文章写成后，江青只给毛泽东一人看，当毛泽东提议让中央其他领导人过目时，江青极力说服他：不要送周恩来了，因为一送周，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他们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些情况，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锁得很严密，连中央的核心领导都被她瞒过了。
十多年后，董边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关锋后来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加进去了。我们在此事的处理上，的确缺乏政治敏感性，关于《海瑞罢官》的话虽然是附带的枝蔓，但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我们不主张放进的那段话。原先的主题，倒不再被提起了。
胡绳告诉董边，以他同田家英的接触了解，能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那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在失去毛泽东信任后，田家英仍然敢于在有人反复强调之后，把毛泽东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置于纪要之外，他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讲话的“要害”，但这仍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最终使他陷于“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万劫不复罪责。
田家英反对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
1966年初，田家英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风’既已起于‘青萍之末’，必然要‘浸淫溪谷’，以至‘盛怒于土囊之上’”，他对一位朋友作了如是分析。江青、陈伯达等人在政治舞台上日趋走红，那么正直的实事求是的党的干部们能安然履过风涛吗？处于被毛泽东日渐疏远的他隐忧重重。
“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罗瑞卿问。“这个提法是错误的。”田家英斩钉截铁。“错在哪里？错在‘顶峰’二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真理；而科学、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发展和丰富的。顶峰的观点，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就到头了，不再发展了。这是违反科学、违反辩证法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田家英的分析，赢得了罗瑞卿的赞叹。
不久，江青也对田家英施以颜色。1966年3月，哲学家、中共“秀才”之一艾思奇病逝。由于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方面作出了十分杰出的贡献，故而他的治丧活动超出了其所任职务的通常规格，组建了相当庞大的治丧委员会。但据说由于江青的阻挠，使得与艾思奇关系颇密切，并同为中共“秀才”的田家英被排斥在外，受到故意贬损。
就在那些日子里，田家英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他拿着图章给董边看时，解释了何以起这么个斋号的说头：“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也是在那一时期，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吴冷西说：你吴冷西还算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还批评批评你。田家英一贯右倾，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够，我连批评都不批评他了。
此时，田家英已经被取消了参加中央会议的资格，这话是一位与会的秀才朋友传过来的。毛泽东对他的定论在他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同毛泽东相处18年，并经历了建国后几次所谓“党内斗争”的田家英，稔知毛泽东的脾气秉性：
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不会忘记，并会以行动表示感谢。但谁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分歧，要想依旧得到他的信任，则非常困难，而且他也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党内的干部，如若被毛泽东视为在路线问题上对立的话，他在政治上便很难再有作为。
而田家英，恰恰是那类在意念中视政治生命与肉体生命之比如泰山与鸿毛的共产党人。如若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活在世上而于国于民无益，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多么希望仍像庐山会议一样，他再次成为一个例外，哪怕在无我的状态下继续“有为”。他没有向董边提及毛泽东的评断，或许他正是以新的斋号吐露了此刻悲凉的心态。可惜的是，田家英虽肯“忘我”，然而面对日益拧紧的阶级斗争之弦，他又能做什么“有为”之举呢？
这年4月，他的一位朋友随陈伯达到“大三线”看视归来，特意去看望田家英。因为他与陈伯达分手时，陈曾当他的面对田家英肆意攻击，说田家英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懂，应该下放到人民公社劳动改造。所以他请田家英注意提防陈伯达动手整人。
但田家英对朋友的劝告不以为意，他告诉朋友他与陈伯达打交道二十余年，深知陈的为人，且从不掩饰对 65 40058 65 26032 0 0 2827 0 0:00:14 0:00:09 0:00:05 5254他的批判态度。显然，他并不惧怕来自陈伯达的报复。
但5月22日，中央三人小组突然宣布的关于他的问题的决定，令他感到震惊。他最不能承受的，就是反对毛泽东的这顶大帽子会扣到他的头上；江、陈会以这样的罪名陷害他，这是出乎他的预料的。
“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政治上宣判他死刑的罪状；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把他正式划入了“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交出工作，搬离中南海，这说明毛泽东真的不再需要他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党的主席划到对立面去了，他还能为党做些什么呢？田家英是以善于思索、善于逻辑推理、善于辩论出了名的，可他此刻感到他再也没有机会在毛泽东面前为自己辩白了，同时他又怎能和他追随、爱戴、仰慕了几十年的领袖，去辩个孰对孰错呢……？？田家英选择了他的亲人和朋友都意想不到，也绝不希望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今天，当许多人谈论起此事，都不免惋惜。然而经历苦苦的思索之后，我们感到如果他当时选择了生，无疑会承受更加难以承受的折磨和痛苦，也可能会扭曲如今他在我们眼中的形象。一个勇士的死，或许比他的生，能引起人们的更多的思索。他的死，是有价值的！
注：本文系与田家英女儿曾自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