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兄弟会的起源、成效和影响范围
穆兄会标识与创始人哈桑·班纳
作者雷蒙德·易卜拉欣（Raymond Ibrahim），原标题为The Muslim Brotherhood: Origins, Efficacy, and Reach ，副标题为A detailed look at the vast Islamist syndicate-- and its objectives for the world. 2013年8月27日发表于World Watch Monitor。
李文庭 译；宋宗澳 校。
原标题：穆斯林兄弟会：起源、成效和影响范围
——关于该伊斯兰组织及其世界目标的详细考察
【按：笔者近一年前受委托撰写该文章，但直到最近才发表。根据6月30日革命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被废黜的情况，以附加括号的方式对部分段落稍作修改。】
穆尔西
穆斯林兄弟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伊斯兰组织。无论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在西方世界，其影响力无处不在；无论在何处，其目的——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哈里发国家——都可以实现。该组织的成效(efficacy)可见于如下事实：不到百年以前，其成立之初只有极少数成员；它是暴力的，最终又被粉碎和取缔；今天在埃及，一名穆兄会的领导人穆罕默德•穆尔西(Muhammad Morsi)坐在中东最具战略地位国家的领袖宝座上，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民主的名义下，尽管有许多抵制，但他仍然试图在埃及全面实现伊斯兰教法。
历史与途径
穆兄会的故事，就像许多其他涉及到伊斯兰重要性的故事一样，始于埃及——这仍然是该组织总体策略方针的范本。哈桑•班纳 (Hassan al-Banna，1906-1949)——一个清真寺伊玛目和罕百里教法学派教长的儿子——创办了穆斯林兄弟会。哈桑吸收了苏菲派的观点。这些观点倾向于更温和一些，而在其他事情上则倡导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忍耐（patience）。当然，在伊斯兰语境中，实用主义和忍耐可以很容易地采取塔基亚（taqiyya，指穆斯林在受迫害时，出于保护自己的缘故而暂时隐暪信仰的行为,例如假装为非穆斯林或是另一宗派的穆斯林。——译者注）和淘瑞亚（tawriya，该原则允许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说谎，包括对穆斯林同胞和对安拉起誓时，只要说谎者有足够的创造力能以一种对他来说真实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欺骗。——译者注）形式——它们都是伊斯兰教的教义，教导穆斯林在被认为符合伊斯兰利益时可以去欺骗；并且，这便解释了班纳是如何形成穆兄会的运作方式的，留待下文讨论。
作为一名学校教师和伊玛目的班纳，据说非常有魅力。他对后来的运动发展至关重要。在1922年运动初起时只有少数几个成员，但在10年内，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0万。班纳做的事情，不但使穆斯林兄弟会崛起和获得声望，也使所有的伊斯兰组织崛起并获得声望——包括目前由前穆兄会成员艾曼•扎瓦赫里领导的基地组织。班纳在人们把伊斯兰教顶多视为个人问题的时候，帮助将伊斯兰教政治化。这和现代西方人看待宗教的方式几乎一样。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中东的历史。在伊斯兰征服的混乱时代以后的几个世纪，伊斯兰法律（Islamic law）或者伊斯兰教法(Sharia，从词源上讲这个词意思与“道”和“路”相关)，在伊斯兰土地上发展和统治，这种情况在埃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一种历史的视角来看，伊斯兰教实际上已经完全渗透到伊斯兰法律的政治活动中。例如，法院都按照伊斯兰教法的规定进行裁决；根据伊斯兰教法，哈里发有义务向他的非穆斯林邻居发动战争或圣战；等等。
然而，在1798年发生了一个新事件：一个异教徒的法国人拿破仑，入侵并征服了埃及。这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模式，即异教徒的西方(后来和现在常被视为是基督教世界)比伊斯兰世界更强大，也更好。要充分理解这个观点，首先要明白的是，自从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以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的真实性与它的世俗成功联系在一起，它有能力通过土地和战利品来壮大和充实其追随者，包括奴隶。
当穆罕默德只是一个向阿拉伯人布道的“先知”时，他花了十年时间却只有一小撮追随者。但是，后来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军阀，并攻击和掠夺那些不接受他为先知的人，从而获得了许多胜利甚至更多的战利品；他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阿拉伯人默许了他的先知身份和他的启示。因此，从一开始，先知的真实性就与他的军事和世俗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伊斯兰的征服，通过伊斯兰教的侵略军队征服了许多旧世界——从东方的印度到西方的西班牙——是伊斯兰教道路的特殊证明：伊斯兰教法是正确的道路。西方的征服和随后的殖民统治动摇了该模式的核心，导致大多数名义上的穆斯林转向西方，基本上西化。
因此，在殖民时代甚至当穆斯林统治埃及时，进行了许多改革，废除了人头税，而政治伊斯兰也失去了其影响力。即使伊斯兰教得到了正式的尊重，也没有任何有自尊心的埃及人会把伊斯兰教法作为一种管理人民的方式；他们在治理、政治，甚至服装和文化上都采用并提倡西方的形式。在20世纪早期的埃及，尤其是在城市里，头巾或女性面纱是一种罕见的奇怪现象。今天它是无处不在的。
纳赛尔
要想体会这种巨大的变化，可以看看下面的轶事。一段罕见的视频显示，纳赛尔总统在一个大型集会上讲话，并向他们解释早在1953年他就想要与穆兄会合作，并与他们的领导人会面。根据纳赛尔的说法，穆兄会领导人的第一个要求是让头巾重返埃及，“每个在街上走的女人都戴着头巾。”观众爆发出一阵大笑，这是可笑的要求；有人大声喊：“让他戴吧！”这引起了更多的笑声和掌声。纳赛尔继续说，他告诉穆兄会领导人，如果他们实施了头巾政策，人们会说埃及已经回到了黑暗时代(引来更多的笑声)。并补充说，埃及人应该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做这些私事。
这就是班纳和其他人继承的埃及。为了克服近两个世纪的西化——其中大多数埃及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也只是五功(fivepillars，或译五大支柱，即念、礼、斋、课和朝。——译者注)，班纳把伊斯兰教政治化了，使之像从前一样。然而, 他和他的追随者最终意识到他们的使命只会在下述情形下产生共鸣：1) 他们采取了动员基层穆斯林的方式——这一做法不可避免地花了更长的时间，数十年，近乎一个世纪。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他们发起了积极行动和宣传，最终造就了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组织，其成员包括从农民到专业人士的各行各业的人们。穆兄会利用已有的伊斯兰组织，政治化他们，伊斯兰化他们，动员他们。因此，许多企业、学校和其他组织成为兄弟会的附属机构，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就像他们今天继续做的那样。几十年来，该组织对一般信徒的人道主义工作的进一步推动，使人们对该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忠诚感，并一直吸引着新成员。
无论人道主义的或是社会性的，班纳及兄弟会的信息，总是以伊斯兰的术语来措辞。无论是谈论殖民主义、有关健康的问题、教育还是民族主义，一切都是通过一个伊斯兰框架来表达的，巧妙地重新伊斯兰化了埃及人的世界观。经常被强调的主要主题包括：哈里发国的覆灭、支离破碎的伊斯兰世界的软弱以及复兴哈里发国和执行伊斯兰教法的必要性——伊斯兰“道路”，一直被描绘为正义和公平事业的最高指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自班纳以来，穆兄会的一些总体指导方针定了又废。但是，班纳的总体战略和战术通常仍然不变，这取决于时代的变迁以及穆兄会相对于对手的能力和地位。可以肯定或许不可避免的是，一旦它变得相对强大，它就会参与恐怖袭击，特别是反对纳赛尔政府，并造成最终被取缔。班纳本人则在1949年被政府军杀害。
由于它的流行，穆兄会又一度被重新合法化，但只是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并在1954年再次被禁止，原因是它不断地坚持要求埃及按照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埃及官员被暗杀，也试图暗杀纳赛尔。政府迅速采取了报复行动，取缔了该组织，监禁和折磨了数千名成员，而其他人则逃到了同情的国家，尤其是瓦哈比派的沙特阿拉伯。
库特布
一些最重要的穆兄会的领导人和鼓动者也在此时被处死。1966年，在纳赛尔统治下被处决的一名成员特别值得注意，他就是今天被称为现代伊斯兰主义“教父”的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也许，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影响现代伊斯兰运动，他写有大量的著作，尤其是在入狱期间曾写了两本今天仍是任何坚定的伊斯兰主义者或圣战分子所必读的“经典”：《在〈古兰经〉凉荫下》（ 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多卷注释)和《路标》（SignPosts），这是一部简明的入门读物，也很好地抓住了穆兄会的阶段性方法——需要谨慎和根据现实与成功机会来行事。虽然库特布强调了需要分阶段实施，但他也宣扬了圣战运动。他认为伊斯兰世界不够伊斯兰，因此需要一个圣战先锋来推翻穆斯林世界当前所处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即前伊斯兰教时期的无知状态。
根据《9/11委员会报告》，“库特布的著作具有三个基本主题。首先，他声称世界上充斥着野蛮、放荡和不皈依的困扰 (他称之为蒙昧时代的那种情况，这是对先知穆罕默德出现以前的无知时期的宗教术语)。库特布认为，人类只能从伊斯兰教和蒙昧时代之间做出选择。其次，他警告说，包括穆斯林在内更多的人，都被蒙昧时代及其物质享受所吸引，而不是被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看法所吸引；因此，蒙昧时代可能战胜伊斯兰。第三，库特布设想在上帝和撒旦之间的斗争中没有任何中间地带的存在。所有的穆斯林——正如他所定义的那样——因此必须在这场战斗中拿起武器。任何拒绝接受其想法的穆斯林，都是一个应该被毁灭的异教徒(nonbeliever)。”
穆兄会成员库特布的著作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因为它们经常被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引用。甚至连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也经常在他的著作中引用库特布。由于库特布在恐怖分子中的声望，穆兄会领导层最终疏远了他，转而公开鼓吹一种非暴力的、从内部改革的策略，此后就一直如此。[直到2013年6月30日，大众革命推翻了总统穆尔西，这促使兄弟会公然参与暴力和恐怖。人们看到他们已经暴露，但却并没有任何损失。]
萨达特
由于穆兄会的流行——那些数十年来培育埃及社会的组织并非无所企图，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从监狱中释放了许多他们的成员，并承诺在埃及建立伊斯兰教教法，从而写入了埃及宪法的第二条，使伊斯兰法律(伊斯兰教法)成为法学的主要来源。(具有讽刺意味的，该事件涉及宪法以及伊斯兰将如何在今天的埃及社会造成了重大裂痕，穆兄会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和所有伊斯兰派别——推动了伊斯兰教作用的扩大，并将所有想抵制者描绘成“异教徒”和“叛教者”。)
即便如此，萨达特对伊斯兰教法的姿态还不够：在他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后，兄弟会和其他伊斯兰组织不断对他进行煽动。此后不久，他于1981年被暗杀。在穆巴拉克时代，即使独立成员被允许进入议会，但该组织也再次被正式取缔。但遏制和绥靖都为时已晚：复兴的伊斯兰精神如火如荼；禁止或者逮捕个人是不够的。
因此，在经历了近百年的穆兄会伊斯兰行动和宣传之后，数代埃及人一直以效仿西方作为通往成功道路的世界观逐渐削弱。几十年之后，将会慢慢变得越来越伊斯兰化。2011年的埃及起义始于温和派和世俗主义者寻求真正的民主，所有的伊斯兰主义者都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其中包括埃及现任总统（现已被废黜），他们现在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是第一次，兄弟会不仅从基层做起，而且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社会。
目标、目的以及其他伊斯兰主义者
穆兄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虽然许多伊斯兰组织自穆兄会形成后已经发展起来，但其中许多组织都是从穆兄会派生出来的。同样重要的是，大体而言，包括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在内的所有逊尼派伊斯兰组织都希望得到与穆兄会一样的东西：一个实施教法的哈里发政权。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看一下穆兄会的口号：“真主是我们的目的；《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典；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真主光荣献身是我们的最高愿望。”
这种信条代表了一种声明，即使是最激进的穆斯林圣战分子也会欣然接受，因为它抓住了激进分子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所有基本要素——恐怖组织所实行的那种伊斯兰教。同样，兄弟会的英语网站描述的“穆兄会”原则，包括首先引入伊斯兰教法作为“控制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基础”；第二，努力团结“伊斯兰地区和国家，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并将他们从外国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努力将穆斯林世界团结在一个仍然公开坚持的哈里发的领导之下，是其终极目标。事实上，不久前，现任兄弟会的总指导穆罕默德•巴迪(Muhammad Badie，2013年8月19日被捕)公开宣称，“伊玛目(班纳)曾经划定了过渡目标和详细的方法来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从改革个人开始，其次是构建家庭、社会、政府，然后是正确地引导哈里发国最终掌控世界。”
这种“过渡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想法，都很好地被兄弟会的远见所把握，并且很容易被在穆兄会旗帜(即古兰经上两把相互交叉的剑)下出现的一个词“准备”所抓住——这个词取自《古兰经》8:60:“你们应当为他们而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你们借此威胁真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以及他们以外的别的敌人，你们不认识那些敌人，真主却认识他们。凡你们为主道而花费的，无论是什么，都将得到完全的报酬，你们不会吃亏。”
简言之，穆兄会致力于为哈里发帝国的到来做准备——如果历史是某种指标，它比任何一个单一的伊斯兰国家或恐怖主义组织都更有问题：所有对非穆斯林的征服，大多数是发生在哈里发帝国包括倭马亚、阿拔斯，当然，也包括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土地上。
在探索了穆兄会的一些历史和教义后，一些相关的问题就会得到梳理。首先，理解穆兄会的动机对西方人来说仍然是困难的，他们的认识论数百年来已经把宗教领域从政治领域分离开了。穆兄会是一个政治组织，还是一个宗教组织？这些问题困扰着西方。事实是，二者兼有——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从历史和教义上看，伊斯兰教就是政治。“伊斯兰教法”一词仅仅是指“方式”，即伊斯兰教的办事方式。它支配着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伊斯兰教中，所有可能的行为都按照五种类别进行分类：强制性的，推荐的，允许的，不推荐的，禁止的)。穆斯林当局是否被认为合法，主要看他们是否在社会上执行伊斯兰教法。事实上，从历史上来看，这一直是各种伊斯兰派和圣战组织——从穆兄会开始——他们对各自国家的统治政府和政权的不满——他们并没有在社会上执行伊斯兰教法。
艾曼·扎瓦赫里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全世界所有伊斯兰主义者和圣战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在地球上建立“真主的统治”。从成立之初，这也是穆兄会的目标——因此，它在政治上大量参与。穆兄会与更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圣战分子的主要分歧是与战术有关，而不是他们所共有的总体愿景：建立、执行和传播伊斯兰教法。圣战分子一直认为，通过(至少是形式上的)否认暴力——即圣战——并参与政治以实现权力和实施伊斯兰教法，穆兄会背叛了对圣战的号召。例如，基地组织现任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在其15岁时也曾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然而，他很快被圣战号召所吸引，放弃了这个组织，并在埃及加入了更激进的组织，包括Al-Gam’a Al-Islamiyya(“伊斯兰集团”) 和伊斯兰圣战组织。
对于穆兄会及其批评者的策略，艾曼•扎瓦赫里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1960年代末他十几岁的时候，他退出了兄弟会，许多年后他写了一整本书批评穆斯林兄弟会。在题为Al Hissad Al Murr(TheBitter Harvest，《苦果》)的书中，他认为兄弟会“利用穆斯林青年的热情，把他们收起并冷却起来。然后，他们将他们一度狂热的伊斯兰圣战热情引导到会议和选举中……而且，兄弟们不仅没有履行他们的战斗至死的职责，而且他们还尽可能地将异教徒的政府描述为合法的，并加入到他们行列以践行无知的统治方式，即民主、选举和议会。”
然而，讽刺的是，对于他对他们的所有尖刻言论，时间已经显示，穆兄会通过基层方式缓慢渗透社会的策略比扎瓦赫里和基地组织的圣战恐怖更为有效[确切的说，最近埃及同胞和穆斯林看清了他们的本质并推翻他们；然而，在西方，微妙的渗透仍然比恐怖主义更有效，仍然是首选策略]。通过玩政治游戏，选择西方语言和范式，正式否定暴力和圣战，兄弟会的耐心和毅力使其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合法玩家，尽管它曾被禁止，但美国政府已经支持它。然而，这并不能使兄弟会的目标更加令人不安。例如，2012年7月，一个受欢迎的传教士和兄弟会成员萨夫瓦特•赫加齐[Safwat Hegazy，因为煽动恐怖主义而被捕]，吹嘘说兄弟会“总有一天是世界的主人”，同样地，根据已离开穆斯林兄弟会、目前正处于死亡威胁的卡米尔•纳扎(Kamil al-Najjar)说，“他们试图欺骗人民，并设法欺骗了很多西方政客以信任他们。他们唯一的目标是用伊斯兰教来控制世界。他们知道他们不能用武力来改变西方，所以他们使用欺骗手段。”即使是穆兄会创始人之兄弟伽玛尔•班纳(Gamal al-Banna)对他兄弟所发起的运动也有严厉批评，说这完全反对自由。
埃及的萨拉菲（Salafis）——与基地组织和其他激进的穆斯林完全相同，因为他们寻求模仿7世纪的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和最早的穆斯林，而后者是相当暴力和不宽容的——这是另一个例子。从监狱被释放，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议会中，在“阿拉伯之春”后，萨拉菲代表了基地组织类型的穆斯林，他们起初蔑视兄弟会的耐心政治游戏，但却看到了兄弟会所获得的成绩，因此也试图“缓和”他们的做法，导致一些不协调的时刻。因此，虽然萨拉菲努尔(“光明”)党在埃及的选举中，参与民主和其他政治博弈，但他们很少隐瞒这一事实：即他们认为民主和选举是达成一个最终的伊斯兰教法目的的一个卑鄙手段。因此，一个萨拉菲的神职人员出现在视频上，告诉穆斯林：如果他们能看到伊斯兰候选人获胜，他们必定进行了选民欺诈；另一人则将选举描绘成圣战，说无论谁在投票中死去都将成为烈士。不像兄弟会，他们的成员已经学会在几十年的历程中掌握塔基亚的艺术(掩饰已经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与基地组织有着相同意识形态的萨拉菲(即现在必须实行开放的伊斯兰，必要时用武力)还没有完全学会玩这个游戏，而且对他们的阴谋过于诚实。
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兄弟会最大的反对者不是西方政府或人权组织，而是埃及人，其中包括许多穆斯林。西方分析人士——我说的是那些了解穆斯林兄弟会威胁的人——有时会忘记，不管穆兄会的目标是什么，对许多支持该组织的埃及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是善良的，伊斯兰教法是正义的——那么，像兄弟会长久以来一直坚持实行伊斯兰教法有什么坏处呢？这就是为什么穆罕默德·穆尔西获得了埃及50%以上的选票(也就是普遍的选民欺诈指控)。许多埃及人习惯了穆斯林兄弟会的人道主义的一面——正如所提到的，就像哈马斯的分支一样，兄弟会通过其社会项目赢得了许多民众——没有想到明显的伊斯兰目的；或者，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头脑中的伊斯兰目的意味着善良和正义不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 (当然，许多穆斯林仍然受到影响)。
然而，就在穆尔西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他开始用穆兄会成员取代许多重要的政府和媒体职位。更糟糕的是，他引入了一项新的宪法，该宪法具有强大的伊斯兰主义元素。许多批评人士指出，措辞总是模棱两可，但在所有情况下，伊斯兰教法在几个方面被描绘成最终的仲裁者。因此，埃及人反对穆尔西，不断抗议——声称埃及不是一个“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有一次，抗议的强烈声势使他在夜色的掩护下从总统府逃离。观看一些在街上的普通民众的视频是大开眼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说：“我投票给你穆尔西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还有更多的不适合公布的贬损言论。埃及人对穆尔西感到厌恶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与伊斯兰教有关，还不如说与埃及人在经济和社会上受苦有关，事实上甚至比穆巴拉克时代更糟糕。因此，穆尔西越来越被视为对他的组织和伊斯兰议程的夺权，比在改善埃及方面更有兴趣——被捕的曾宣称“不管埃及”的前穆兄会成员，指出相比伊斯兰教的利益，埃及的利益是第二位的。[后两段是在几个月前写的，止于6月30日的革命和穆兄会的垮台。]
阿拉伯之春
这就引出了阿拉伯之春的问题——这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赋权至关重要：它是什么？幕后是谁？穆斯林兄弟会如何以及为什么会从中受益？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穆斯林兄弟会与2011年1月25日埃及革命的爆发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埃及革命见证了掌权长达30年的统治者胡斯尼•穆巴拉克的下台。事实上，在早期阶段，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曾禁止年轻成员参与到这场革命中来——尽管很多人还是这样做了。甚至还有一段关于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在革命早期的视频，嘲笑它，说“你认为你会取得什么成就？”
穆巴拉克
当然，这种沉默的原因不是出于对穆巴拉克的任何伟大的热爱，而是因为兄弟会可能认为穆巴拉克最终会获胜，镇压革命，然后悄悄地瞄准所有参与的领导人。奥巴马政府似乎也认同这一观点，因为它在抗议活动初期起初表示支持穆巴拉克，尽管后来又抛弃了他。
在突尼斯革命后，埃及革命基本上是一般埃及人的巨大挫败感的产物，尤其是在经济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许多大学毕业生无法得到一份简单的工作。当然，没能让他们安顿下来并成家——在埃及社会，这是一种常态。然而，政府以外的唯一一个组织有序和准备充分利用这一情况的组织是穆斯林兄弟会——该组织是政府数十年来主要的反对派。例如，许多相对较新的埃及世俗党派抱怨说，穆巴拉克垮台后，总统和议会选举进行地太快了，以致于不能充分地动员和竞选。但兄弟会准备好了。此外，如前所述，伊斯兰作为埃及所有困境的直接解决办法的想法变得非常流行，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埃及人——他们占全国大多数。美国国务院也没有插手干预。就像安德鲁•麦卡锡所说的那样，希拉里•克林顿在“帮助穆斯林兄弟会”中扮演了“她的角色”，通过迫使军方交出权力，并将其推迟宣布获胜者是“明显令人不安”的——这是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反民主策略所保留的。
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力和存在
无论是正式的或者尤其非正式的，穆兄会的影响力都是巨大的。原因有两个：1) 作为资历最深和组织性最强的穆斯林组织，它有充足的时间和经验来扩大网络，并在世界各地传播它的信息，2) 它传播的信息通常不会被穆斯林视为“兄弟会”的信息，而是一个伊斯兰的信息，因此它很有知名度和吸引力。
当我们探索穆兄会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一些地区时，我们需要牢记这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的目标和其他伊斯兰主义者一样，都是哈里发帝国的恢复和伊斯兰法律的施行，所以它经常与其他伊斯兰组织合作，这使得很难确定一个组织何时是一个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何时只是一个类似的盟友。这个现象也发生在圣战组织上：个人圣战者在西方被与基地组织混为一谈，被假定所有从事圣战组织活动的人都是基地组织成员。然而，现实情况是，除了意识形态和战术之外，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同样，虽然许多伊斯兰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保持着密切的象征性和意识形态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是自治的。
世界穆斯林人口数量分布
穆斯林兄弟会的核心也就是它诞生的地区：埃及，它代表了这个运动的中心。第二层的存在和影响是最靠近埃及、中东的地区，尤其是黎巴嫩、叙利亚、苏丹、约旦、伊拉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甚至整个阿拉伯半岛。第三层也是最近期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地区是西方，欧洲和北美。总而言之，据说穆斯林兄弟会在世界上大约70个国家中存在。
我们已经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仔细考察。中东，尤其是那些与埃及最靠近的国家，是其存在和影响的第二层，接着就是已知的兄弟会存在和运作的一些更重要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在埃及一样，许多兄弟会的附属机构都是直接反对他们各自国家的统治政权的，这被描述为“道德的”、“伊斯兰的”代替“世俗的”、“西方化的”，即腐败的统治政权：
阿拉伯半岛：在1950年代及其被驱逐出埃及之后，许多穆兄会成员在海湾国家找到了同情者和避难所。他们中的许多人定居在那里，影响着这些社会，尤其是煽动反对当局的行为。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穆兄会成员组成了觉醒(觉醒运动)组织，该组织挑战沙特王室的合法性。在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穆兄会成员利用媒体在那里的影响力，尤其是半岛电视台，利用穆兄会的叙事和宣传，影响该地区内外的穆斯林。[这已被证明尤其如此，2013年6月30日革命后，半岛电视台却毫不掩饰地证实它是兄弟会的喉舌，为该组织的利益而歪曲和操纵新闻。]与埃及一样，穆兄会成员也在整个海湾地区议会中获得了许多席位。例如，在科威特，通过Hadas运动；在也门，通过革新运动；在巴林，通过自2002年以来一直是巴林最大的选举政党的敏拜尔党。沙特内政部长纳耶夫谴责穆兄会，称其犯有“背叛承诺和忘恩负义”的罪行，是“伊斯兰世界所有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许多在半岛定居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他们的后代被沙特极端伊斯兰、瓦哈比世界观进一步激进化，将其带回了埃及和他们的原籍国家。萨拉菲派似乎是埃及兄弟会思想与沙特瓦哈比主义混合的产物。同样，这也指向了所有伊斯兰团体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因为它们最终都根植于同样不可变的来源：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教义，在圣训中被体现，在逊奈中传递。
萨达姆
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伊拉克伊斯兰政党——最大的逊尼派伊斯兰政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在1960年代被禁止，并因宗教风波而被迫转入地下。在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不久，它又重新出现，此后一直在严厉批评美国，同时也参与了政府和过渡进程。
伊朗：尽管是什叶派穆斯林国家，而穆斯林兄弟会在教义上是逊尼派。但很明显，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现代政治伊斯兰教的先驱——已经影响了伊朗的什叶派。例如，建立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活跃在伊朗的伊朗伊斯兰组织“伊斯兰虔信者“的Nava Safari，深受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从1945年到 1951年，Fadain暗杀了几名他们认为是非伊斯兰教的伊朗知名人士和官员，包括反教权作家Ahmad Kasravi、总理Haj Ali Razmara、前总理AbdolhosseinHazhir和教育和文化部长Ahmad Zangeneh。同样，必须强调的是，即使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真实存在的分裂中，也有很多合作存在，特别是在恢复哈里发帝国和执行教法的背景下。普遍的逻辑是，更大的敌人是异教徒 (美国、以色列等)，并认为这有利于所有的穆斯林共同努力去征服他们。然后，他们为全面统治而可能会恢复他们的内部斗争。
约旦：兄弟会的代表是伊斯兰行动阵线，它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通过慈善、宣传和灌输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领导人领导下，在与哈希姆统治者合作时，经常在巴勒斯坦因素影响的好战情绪和穆斯林兄弟会的耐心和坚持不懈之间摇摆不定。可以肯定的是，在2011年起义中，这个组织变得更加自信了。失败后，它现在又回到外交进程中，呼吁进行内部和平改革。
卡扎菲
埃及西部的北非：兄弟会的存在再次被定位在抵制世俗/腐败统治者——这次是殖民势力本身。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兄弟会成员参加了抵抗法国的独立战争。由于他们呼吁伊斯兰教法，他们最终被世俗的民族解放阵线党边缘化了。在突尼斯，兄弟会对这个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在1989年成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兄弟会启发的复兴党。自从突尼斯革命以来，复兴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是新政府最有影响力的声音。在利比亚，兄弟会成员至少自1940年代就一直存在了，当时国王伊德里斯向他们提供从埃及来避难的机会。卡扎菲上校夺取政权后，他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一样，看到了兄弟会的威胁，努力消灭他们。然而，他们在那里保持了存在，并且高调地参与了推翻卡扎菲的反对派。
哈马斯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土：维持着好战分子、圣战羽翼的哈马斯，是在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中建立的一个穆斯林兄弟会分支组织。像它的母体组织一样，它很快就在巴勒斯坦人民中流行起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慈善服务。就像它的母体组织一样，多年来，它通过宣传向普通的巴勒斯坦穆斯林灌输思想。尽管哈马斯致力于消灭以色列，但事实上，这一目标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整体目标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哈里发帝国的全球复兴。毕竟，任何数量的穆斯林——包括许多有影响力的埃及兄弟会成员——都认为哈里发帝国的所在地必须是耶路撒冷。因此，尽管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似乎在致力于“不同的”努力去消除以色列——事实上，这个目标与穆斯林兄弟会的目标非常吻合，并且被认为是一个更有必要的阶段。
哈菲兹•阿萨德
叙利亚：兄弟会在那里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在1963年复兴党(theBa’th party)接管政权后，它成为了反对阿拉维派阿萨德家族的主要逊尼派反对派力量。在叙利亚逊尼派占多数的情况下，穆兄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对当时的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ssad)总统的暴力反抗。然而，它在1982年哈马起义中被粉碎。后来，该组织在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政治活动，尽管它维持了强大的支持网络——这是这一困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决定谁是正式的穆斯林联盟的成员，以及谁只是分享他们的确切世界观，因而是一个天然的盟友和附属机构。持续的反对阿萨德的起义有强大的穆斯林兄弟会因素，特别是在伊斯兰主义者/萨拉菲派系之间。《华盛顿邮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穆兄会扮演着“主导”角色。
哈桑·图拉比
苏丹：兄弟会保持着一个重要的、虽然是非正式的存在，并且在喀土穆政权进行的大规模伊斯兰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常是在种族灭绝的背景下进行的。在1989年奥马尔•哈桑•巴希尔将军(General Omar Hassan al-Bashir)发动政变之后，穆兄会成员占据了目前喀土穆政权中很大一部分。1960年代全国伊斯兰阵线(TheNational Islamic Front，或译伊斯兰民族阵线，最初是伊斯兰指导阵线)成长起来，伊斯兰学者哈桑•图拉比(Hasan al-Turabi)于1964年成为其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该组织是兄弟会的一个分支。
至于第三层的穆斯林兄弟会——它的最新的、也许最重要的一层——西方，即在欧洲、以前的基督教世界和原异教徒突出的地区，近年来，随着欧洲不断增长的大量涌入的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兄弟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经常在其他穆斯林组织的保护伞下运作，这些组织似乎是无害的，例如欧洲伊斯兰组织联合会、欧洲穆斯林青年和学生组织论坛, 以及欧洲教法和研究理事会。该组织还参与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清真寺、学校和伊斯兰慈善组织网络。
俄罗斯：穆斯林兄弟会在此被禁止。
美国：兄弟会也在美国。在那里，根据一份截获的文件，兄弟会“默认他们在美国的工作是一种伟大的圣战，旨在从内部消灭和摧毁西方文明，用他们的手去破坏西方悲惨之家，这样就能使安拉的宗教(伊斯兰教)战胜所有的宗教。”因此，穆斯林兄弟会在美国一些著名的穆斯林组织的掩护下成立和/或运作，这些组织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穆斯林学生协会(MSA)、北美伊斯兰协会(ISNA)、北美伊斯兰圈(ICNA)和穆斯林美国协会(MAS)。
不但拥有大量的资金和组织，而且西方愿意与穆斯林对话，穆斯林兄弟会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从欧洲政府那里获得了很多合法性。欧洲政府深信，通过给予举足轻重的穆斯林组织以更多的代表，西方人正在展示他们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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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兄弟会是最组织有序的穆斯林组织；其最终目标——建立哈里发帝国和执行伊斯兰教法——是与所有伊斯兰主义者共享的；它的耐心和坚持不懈的策略——当然还有欺骗——证明了自己比暴力圣战策略更有效；它现在被广泛地描述为一个“温和”的组织(事实上，一个美国官员荒谬地把它称为一个“基本上是世俗的”组织)，因此它被许多西方政府视为合法的参与者。毫无疑问，穆兄会将继续领导世界各地的伊斯兰运动，获得越来越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新成员，同时它也更接近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
延伸阅读：
七个著名帝师的结局
作者：酷哥； 来源： 思想酷
做老师的最高境界，据说是帝师。修、齐、治、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如果能当上皇帝的老师，那就等于实现了大跃进。
康有为就是这么想的。但他头脑混乱，戊戌变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连他的弟弟康广仁都讽刺他“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王照劝他先办教育再搞变法，康答：局势严重，来不及了。他的底气在于，“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一反掌间，而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
文人涉政并不新鲜，但喜欢上天入地的文人，其浪漫主义往往容易转化为巫婆神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啥。看不到光绪缺乏实权，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忽视或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最终，康有为弄得战友丢命、自己逃亡、光绪囚禁、帝国搁浅，中国一场大好的翻身机会，被活活葬送！
但康有为还算逃过一条命去，比他惨的帝师，比比皆是。
商鞅
商鞅（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强国
商鞅两次变法垂20年，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税收、度量衡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使秦国迅速从落后变得强大。
商鞅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的？“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用严刑峻法整治、控制和管理人民，就是商鞅的改革内涵。商鞅的改革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立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真正的底蕴是“弱民强国”。当然，得罪人民，对商鞅自身来说并不足惧，但问题是，“刑无等级”制得罪了官僚阶层。
有人会说，革命就不能怕“得罪人”，革命就难免要有牺牲，但商鞅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其“刑无等级”思想存在一个致命伤---他虽主张刑必上大夫，却又认为刑不上君主。跳不过君主专制这道门槛，他的法治体制仍是人治，导致孝公死后，秦惠王听信受过商鞅刑罚的公子虔等人诬陷时，商鞅根本无能为力，最后被车裂示众，举家被灭。然而，商鞅死，秦法未败，考虑到“国家利益”，秦惠王报了私仇后，政策还是商鞅这一套。惨死的商鞅，岂非一个货色十足的牺牲品？
商鞅遭到的祸殃，百姓遭到的祸殃，大秦遭到的祸殃，源自他所建立的政法体制中的君主专权。刘军宁先生在其作品《天堂茶话》中言道，“为天下不必为帝王，为帝王不等于为天下”，而在商鞅的理念中，帝王就等于天下，所谓的大公无私，其实是集天下之公于一人之私。当法治成为人治或法制，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东西，其悲剧下场已经注定！
柏拉图
《天堂茶话》中的孔子劝老子进入体制，以便更“直接有效”地报效国家，老子答道：“为天下之学忠于道，为帝王之学忠于君。帝师首先要忠君，而我是忠道不忠君。因此，我不可能把我的政治哲学奉献给那些独霸天下的帝王。”但是，直至今日，孔子的观点受众更多：“把您的主张写成折子，直达天庭，然后由君王落实为政策法律，这样于国于民岂不都是幸事？”
今人如此，何论古人？公元前368年，与商鞅同时期的柏拉图，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叙拉古之行。上一次，他的哲学王的梦想，受到暴君老狄奥尼修斯的无情践踏，所幸捡回一条老命。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小狄奥尼修斯身上。小狄奥尼修斯具有老暴君不同的潜质，他喜欢思辨，爱好哲学，时常举行各种学习活动。但事后证明，暴君永远是暴君，无论他爱好文学还是哲学。小狄奥尼修斯很快就对柏拉图表示了厌倦，派兵欲取柏拉图性命，幸好一场突如其来的叙拉古内战让柏拉图侥幸存活。
柏拉图被允许暂时回到雅典，但是要保证在战争平息之后回到叙拉古。公元前361年，白发苍苍的柏拉图再赴叙拉古践约，希望通过他的政治抱负，改变小狄奥尼修斯的野心。这次的狄二世，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青涩，益发傲慢无礼。柏拉图教给他的哲学，没有让他贤明起来，反而让他朝着僭主方向大踏一步。他还同哲人般写起了书，空洞无物，充斥着独断和专制。柏拉图这一次的待遇是被卖为奴，老天垂怜，在一个肮脏的港口，他被他的学生斐多用金币赎回。
从第一次的口无遮拦到后两次的倍加小心，柏拉图竭尽智商，然而，正如《天堂茶话》中所言：历史上有许多怀揣帝师梦的人，都试过“策略”之路，即用帝王爱听的话把自己的主张包装起来，“但是，帝王不是傻瓜，定把糖衣全盘吃下，炮弹完整退回。”柏拉图的宏伟蓝图彻底流产。自此之后，叙拉古之行成为知识分子寄生的隐喻。
方孝孺
但有几人能如老子，觉出这其中的寄生味道？相反，在寄生实质的同时，儒家最喜欢标榜的就是风骨。风骨本是一件好东西，但帝师若讲风骨，就要了命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知道柏拉图，但了解商鞅，然而，商鞅之惨挡不住天下士子改天换地的雄心，商鞅的悲剧也因此注定不会最惨，只有更惨：
朱棣从北平出发时，心腹姚广孝说，“南京城攻下之日，有一个人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应承。
1402年7月，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被召到朝廷，哭声震彻大殿 。朱棣：“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方孝孺：“周成王在哪里？”朱棣：“他自焚而死。”方孝孺：“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方孝孺：“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这是我们朱家的事。”
早已不耐烦了的朱棣，示意侍者拿来纸笔，道：“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大怒，命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并说要株连九族，方孝孺大放厥词:“莫说九族，十族何妨!”株连十族本来没有，不过燕王正怒发冲冠，任何不可能都化为可能，就把朋友门生也列为一族，连同祖宗亲戚合为十族，共杀死873人，充军、流放的人超过千人。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帝师是为皇帝服务的，你效忠建文，不惜得罪朱棣，但江山是建文家还是朱棣家，又有何区别？这是方孝孺给帝师们的血的教训。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纳粹统治期间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公开宣誓支持纳粹政权
但是，征服了皇帝的帝师，也并不见得就飞黄腾达---得罪皇帝固然要不得，但当天下大势风起云涌之际，违逆正义，也是帝师躲不过去的宿命。
1934年，海德格尔结束他可耻的弗莱堡大学校长之旅，重返讲台。有同事忍不住问道：“君从叙拉古来？”
海德格尔当然明白这个书袋有多刻薄：柏拉图当年的难堪，就是他今天的处境。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被碰得头破血流，学者马克·里拉曾总结道：“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两者都被败坏。”海德格尔就是哲学被败坏的明证。在担任纳粹校长那一年，这位被时人视做思想世界“秘密国王”的哲人，干了太多让人跌破眼镜的事情：加入纳粹，与犹太籍导师胡塞尔断绝关系，写信秘密告发自己的同事与学生，在每一次讲座结束之际高呼“希特勒万岁！”
并非所有人都破鼓万人捶，雅斯贝尔斯就曾经为之辩护：海德格尔不谙政治，就像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小孩。让人瞠目的是，这个小孩也果然在私下里任性地宣称：除非希特勒来向他道歉，他才会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言下之意，他并非纳粹的同路人，而是受害者——他期待自己的哲学可以改造国家社会主义，但希特勒欺骗了他。
海德格尔真是小孩子吗？不得而知，但这不再重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人们不仅依靠真理生活，也需要谎言。”很多知识分子，就非常善于一方面制造真理，一方面制造谎言。而当代奔赴叙拉古的哲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既不信仰理念世界的澄澈透明，也不天真地希望教育僭主成为明君，在他们看来，既然政治必定会弄脏双手，那么就不该斤斤计较谁比谁更黑，而是要看这只乌鸦能帮助我们去向何方。
纳粹完了，海德格尔还在赌气：好像自己被蒙蔽了，本应有人拭泪才是。但在这之后，没人知道海德格尔怎样应对“君从叙拉古来”的讥讽，此后的岁月，海德格尔对纳粹问题永保缄默，直到死去。
希特勒无法向他道歉了，因为已早他而死。海德格尔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或继续表忠心了！
但大清帝师翁同龢有。
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历任清廷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同治、光绪两代帝师
翁同龢比海德格尔幸运就在于，一，他的学生光绪还在；二，光绪给他机会辩护。但他似乎亲手断送了这次机会。
光绪24年4月27日，翁同龢68岁生日。凌晨，京城下起了小雨，翁大人以为是个好兆头。早朝时，与各位大臣准备进入会议大厅，突然宫中主管宣布翁同龢不要进来。
一个小时后，一份上谕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戛然而止。新政第四天就被开缺，还是他的生日，曾待之如祖父的光绪，为何如今弃之如敝屣？
1898年5月26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光绪索要康有为的著作，翁同龢说自己不与康有为往来，光绪大为吃惊---须知，大力举荐康有为的正是翁同龢。第二天，光绪帝重新索要，翁同龢依然如昨：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老臣与他也没有什么往来。
这种回答让光绪非常愤怒。用人不当将会给大清带来怎样的危害？何况这位将要提拔的康有为将要负担怎样大的重任？光绪帝史无前例地对素来尊敬的师傅发了火。
奇怪？不奇怪。5月26日、27日，正是恭亲王奕䜣弥留之日，慈禧和光绪几次探视，恭亲王对清廷用人表达了担心，希望光绪能很好地尊重慈禧，不要受小人挑拨，更不要将权力交给翁同龢这样的人。大清确实应该改革，但只能是旧体制的完善，翁同龢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则是废我军机，另起炉灶。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康的傀儡。恭亲王最后强调，翁同龢“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其防制，将来一旦与康联手，祸及大清。
这话虽然只对慈禧和光绪说，但在当时算不上机密，作为当红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不会不知道---这就是答案。
可见，翁同龢被罢官，虽然有政敌的报复及自己的失误，但根本原因是慈禧与光绪为了大清根本利益作出的选择。此前，甲午海战的失败，已让光绪对他有了不同看法，《马关条约》签订，民族受辱，国家受损，光绪涕泗交流下了罪己诏，翁同龢也拟了一道折子请求处分，心情异常沉痛：“臣于敌势军情焉不谀，遂使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并自认“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
甲午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说，大清之所以败，不是君臣某一人的罪过，而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结果。光绪在开缺老师后“警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似乎也明白委屈了师傅。然而，翁同龢终究成了帝国失败的替罪羊，上谕中的口气毫无情面：“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
话说回来，开罪了天子，能有这样的结局，也算不错了。全家甚至全族被屠戮的案例，俯拾皆是，商鞅和方孝孺都是。同样悲惨但却耐人寻味的帝师遭遇，则是张居正。
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明万历朝内阁首辅，辅佐皇帝开创万历新政
万历10年6月20夜，北京大明相府哭声震天。张居正死了。
朝野流传，“在其位谋其政，为官当学张居正”。丞相死曰薨，内阁首辅张居正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刚薨不足月余，就成了言官口中的巨奸，一生作为被攻讦为“擅专独断，专横跋扈”。从股肱之臣到社稷毒瘤，变化的突然让人唏嘘。
谁不知道，从万历元年开始，张居正新政经万历帝下令实施，对巩固大明朝廷立下头功！然而，万历11年3月，同样是万历，下令追夺张居正一切荣衔和谥号，家产全部抄光，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饿死，惨状朝野惊悸。万历12年8月，万历下诏宣布张居正罪状，其活着的子弟统统发配边地。
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学生为何如此痛恨自己的老师？
时光倒流，因果不难寻觅。万历登基后，帝师张居正感觉到时机到来，改变积弊以延续国祚，在他看来是天授之命。为此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实施考成法、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二是精心培养接班人，这两件事，既让他名冠天下，也为明日埋下了祸根：
前者，撼动了官僚阶层与士大夫的利益，导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张居正一直处在群起而攻之的态势中；
后者中的“接班人”就是万历。张居正将政治理想寄予万历，甚至亲自编写图文并茂的教材给他。但除了爱，更多的是严厉，其最常强调的一句话是，你是皇上，一言一行都要有帝王风范，切不可自降于凡人。按理严师出高徒，但张居正忽略了，他教的不仅是一个学生，更是九五至尊。授课时是先生，更多时候你是臣子。严格的管束，使万历对他从尊敬到畏惧，近乎野蛮的强硬，更是伤了小皇帝的心，慢慢又从敬畏转变为怨恨。
两股仇恨交织对付一个张居正，张居正在劫难逃。万历12年，明神宗朱翊钧终于逃出老师给他的心理阴影，用实际行动交了一份答卷：这就叫说一不二的帝王风范。
但我们不妨再深入思考一层：正值可以有一番作为的年轻皇帝，要想巩固权力，掌握充足的话语权，必须走出张居正的阴影---任何一个政策的推出都是承上启下的，在别人看来都会是张居正的功劳。只有把张居正搞臭，聚光灯才会重回万历身上。反张派的嚣张声势、张居正的私德不堪，其实，无非是万历的借口。
清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明只一相，张居正。尽管张居正对千疮百孔的大明有再造之功，然而，最终用自家几十口人的生命来交换，这样的代价不是过于沉重，而是根本划不来。张居正如果真能看透，当初李太后让小万历去读《霍光传》时，他就应该能够预判到自己的明天！
也有人说，如果张居正是一个清官，万历就算想倒张，也没有借口了，那么，张居正必将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帝师---说穿了，还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清官就一定会善始善终？未必。比如陈布雷。
陈布雷
陈布雷（1890－1948），蒋介石的“文胆”，长期为蒋草拟文件，自杀身亡
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此前，三十几岁的陈布雷已誉满报界，其时评被称为“如椽巨笔，横扫千军”。此后，他开始追随蒋介石，官位虽不显赫，却始终是蒋的红人，号称领袖“文胆”，更是实际的国民党军机大臣。蒋介石对他向来尊重，他的进言多有采纳。
抗战时期，陈布雷起草的文告传颂一时，蒋介石那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民众皆有守卫国土之责”的著名演讲，就出自陈布雷，曾唤起亿万国人抗战激情。
然而，在为蒋介石捉刀的二十多年，有一种隐痛一直折磨着陈布雷。
1937年，为写《西安半月记》，陈布雷不知戳断多少毛笔，心情烦躁到无以复加。
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陈布雷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对儿子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
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但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观念，正如他在写给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
1948年，在他感叹“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之后，结局开始加速向陈布雷走来。
1948年11月2日，陈布雷建议国共之间应该停止战斗，和平谈判，被蒋介石在随后的中央党部会议上严厉斥责。陈布雷回来后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烟，来回踱步，长嘘短叹。
此时的蒋介石，对经济形势不满，对军事形势不满，对外交不满，对陈布雷的宣传舆论工作也极不满意。
此前，因为推荐翁文灏任职行政院长，而随后发生金圆券垮台，国民党经济体系整体崩溃，作为举荐人的陈布雷，心理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于深夜，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48年11月15日，陈布雷遗体在南京中国殡仪馆大殓，大堂四壁摆满鲜花，挂满高级官员送来的花圈和挽联，中央高悬蒋介石亲书匾额“当代完人”。
陈布雷一生清正廉洁，生活极其简单，1947年，国民党强迫民众把真金白银换成金圆券，他和夫人把仅有的一公斤真金白银全部兑换，不久就成了一堆只能买几公斤面粉的废纸。陈布雷死后，身边只有这样的金圆券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