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父子谈为啥要去美国读书
来源： 美国一号通
爸爸：董郁玉，资深媒体人
儿子：董一夫，北京四中学生，即将升入高三年级。
董郁玉：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在这篇以众多人名开始，又以众多人名结束的文章里，弗里德曼讲述了他参加女儿高中毕业典礼的感想。他从毕业生的名单中发现，叫“Smith”的只有5个人，而当他自己从明尼苏达州的一所高中毕业时，他回忆道，“好像只有5个人不叫‘Smith’”。
托马斯·弗里德曼
这篇文章发表后的20多天，我领儿子去了美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儿子姓名的汉语拼音也在“稀释”“Smith”的名单中占据了一行。
有意思的是，就在上个星期，《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Erik Eckholm在Facebook上“晒”出了一张他参加儿子高中毕业典礼时的毕业生名单的照片。这张照片，显然是全部名单的最后一页，只罗列了姓氏以U到Z开头的毕业生姓名。在这份有120多人的名单中，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的姓氏，竟有近70人。而弗里德曼在2006年的专栏文章中前后罗列了30多个姓名，可用大陆汉语拼音辨认的名字只有3个。
在我领儿子回国四年后，去年12月和今年6月，我儿子参加了SAT（美国本科入学考试）Ⅰ和SAT Ⅱ的考试。我虽然清楚此道不孤，也听说过大陆参加SAT考试的考生在把香港的考位占满后，又开始去占据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考位。但是，当我领着儿子赴港，在机场、酒店和考场，看到黑压压的来自大陆的考生时，还是被这样的庞大阵势所震撼。
不知怎么回事，在两次赴港的途中，有句话反复萦绕在脑际：“我也到了该领儿子朝它跪去的时候啦”。这句话，出自苏晓康和张敏的《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一书。许多年前，我为这本书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不过，也正是这句话，似乎在警告所有要成家生子的人，在未来都要面对一段因孩子踏入教育的“神殿”而出现在脚下的畏途。这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我过目不忘。20多年过去，现在，轮到我了。我领着儿子，但没有在中国的教育“神殿”前跪下，以拜上最后一拜——我们用脚选择了逃避。
现时中国，少有人再“纪实”“危境”。相反，在盛世的景象中，就连弗里德曼也在其发自中国的专栏文章中对中国伸出了大拇指。当然，也正是在中外交口说盛世的过程中，被Erikr Eckholm领回美国上学的儿子，有了越来越多可以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名字的同学。而这些人中，也有我儿子的同学。
还在初二，我儿子班级中就开始有人出国去读中学了。刚升入高中，儿子所在学校曾借开家长会之机，统计有多少学生想在三年后弃考中国大学而直赴国外读大学，结果当时有100多名家长表达了这种意向，大体占整个年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我儿子在上初中时，成绩稳定在其班级前列的头四名男生，全部以出色的成绩升入本校高中。这四个人全部选择了出国读大学本科，其中一人已在高一学年结束后，申请进入了美国一所著名私立高中。这四人之外，还有一位同样升入本校高中的特长明显的学生，也被新泽西一所私立高中录取。
我儿子所在的北京四中，今年有70多人直接投考国外大学。据学校负责老师介绍，在这70多人中，有90%多的学生被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录取，这还不包括那些在高一或高二出国就读高中，在国外参加考试的学生。我儿子的高中班级中，一名当年崇文区的中考“状元”，也是在高一学年一结束，就出国读高中去了。
很难单纯用躲避高考来形容这些出国读高中和大学的中学生们。这些选择出国读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中，不敢说全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升入北大、清华的学习实力，并非夸张。而问题在于，北大和清华还值不值得那么多人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
一个曾在《纽约时报》负责报道教育新闻的记者，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某大公司谋得了一个驻中国的职位。一次，在与我谈起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与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的工作表现后，感慨地说，那些在工作中更有创意的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当年在中国参加高考，那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北大、清华的。
当然，在中学生出国的潮流中，无论以中国的眼光还是以美国的标准，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是可造之材。我一个同事的儿子去年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中部的一所非常不错的大学就读。第一个学期过去，我同事向我转述了他儿子告诉他的一件趣闻：同级学生中，有一位陪读的中国母亲重金央求其儿子说，“儿呀，如果你能考过一门，妈就给你买一辆玛莎拉蒂”，结果可想而知。
每年海量涌出国门去读大学的中学生，和上述能够把陪读母亲的儿子办到美国进入知名大学的中介机构，正在同时改变着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生态。
在香港亚洲会展中心SAT Ⅰ考场，当我听到国内几家中介组织在考场举办的推介会上，声称其可以在一周内“包装”一个学生，达到美国名校申请要求时；当我看到有考生家长把大陆中介组织按照国外惯例提供给听众的免费咖啡、饮料，咕咚咕咚地倒进自带的硕大水杯带出会场时，我忽然想起了弗里德曼2006年那篇专栏的观点和结论。
弗里德曼在那篇文章中说，美国的对手永远赢得不了未来，因为当他们的油井干涸时，他们的社会就会如贫瘠的沙漠一样荒芜；而吸纳了全世界人才的美国之井却仍将汩汩涌动。弗里德曼还断言，美国仍是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最大磁石，因此，这边的中国人将战胜大洋那边的中国人。
真是这样吗？这，恐怕得问我儿子他们那代人了。
董一夫：我要去美国读大学
我老爸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一篇文章：《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我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儿子。
文章我读了一遍，感觉惊异。已经开始丢三忘四的老爸，絮叨起我同学的事情，记忆准确，如数家珍，其中有的同学出国的事情，我好像只在吃饭的时候提过一句。看来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不管怎样，我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文中提到过的已经在国外读高中的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同学（我中考那年的崇文区状元）回信给我，说经过一年的国外学习，她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想着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现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她观念发生的变化，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像我在美国读书的那段时间（2006－2007年，小学六年级）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样。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对将来要在哪里读大学的问题，我并没有确定的想法。尽管我的“忘年之友”、几位来自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的哈佛博士生不止一次地劝我，“一定要出来读大学”，并告诉我说“出来之后才知道大学的时间浪费太多了”……但是，我对当时看来还很遥远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概念。
那时，我主要忙于应付美国学校的功课。都说美国的学校课业负担轻，功课不紧张。但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讲。数学课，一学年下来也没有几次作业，确实不具太高挑战性。但是，我在的学校有一个作业天天都有，那就是读书笔记。这个作业要天天写，老师每周都要检查。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可以用国内语文课上的“读后感”模板来应付读书笔记，也就是一般先把书中内容梗概写一下，再写几句心得便可。哪知道，老师的“朱笔御批”（书法直逼英文狂草，极难辨认）总是问题一大堆。这些问题对我而言，简直“太伤自尊了”。我实在弄不懂，他的那些问题和我读过的书有什么关系。大概在头几十篇读书笔记中，老师几乎在每一篇批语中，都写着“我需要你的reaction”，“你的thought呢”，“你的idea是什么”，“给我你的viewpoint”……你的，你的，你的；我的，我的，我的。书读到这个份上，才知道看别人的书，为的是生产自己的想法。
我老爸在和批改我读书笔记的老师面谈时（类似中国家长会，但谈学生情况都是一对一面谈），曾委婉地请老师对我读书笔记的用词、句式和语法等“多加指点”。老爸事后说，老师对他说的一番话，让他觉得“不好意思”（我理解那其实就是无地自容的意思哈）。老师对老爸说，不要担心一夫的英语（语法），书看多了，错误自然就少了；不会说话的人少，不会思想的人多……
这些话让我明白了，我每天的作业，其实就是在教我思考，启发我思考，“逼迫”我思考。为了完成这种要有自己的reaction、thought、idea和viewpoint的作业，我不得不看更多的书，上网找更多的资料。慢慢地，“朱笔御批”中的内容变成了“商榷”和探讨，而有时则干脆是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两个英文单词：“Great job（非常好）”。天天读书“写作”的结果，就是我在插班的第一个学期末，不仅在数学和科学，而且在戏剧等全部八门功课上，都得到了A。
那种每天都需要你用创意去完成作业的生活在回国之后中断了。先是我发现在美国我一天登陆无数次、几乎所有学生都离不开的维基百科网上不了。这个严酷的事实，令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维基百科，我将怎样面对今后的作业。我曾听老爸在和别人聊天时说，回国后不长时间，他遇到了一个已经当了部长的北大校友，问他，该怎么向一个孩子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封锁维基百科网？
大概就是在这次谈话过后不久，维基解封了。这件事，肯定与我老爸的牢骚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也敢肯定，那个与负责此事有关的“校友”，在决定解封维基时，不会投反对票。谢谢您啦，那位伯伯！
维基解封了。但我发现维基也用不着了。因为我每天的作业都是有“标答”的，根本不用劳维基的大驾。我的作业中，也让你看“四大名著”，但这些阅读，与其说是让你从阅读中发现什么，创造什么，还不如说是为了让你记住某些“别人”希望“教化”你的几点结论性教条。对这样的阅读，我从来也不勉强，宁可在此失分。
在主动“失分”方面，还有更生猛的同学。进入初中三年级，中考的压力日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初三”。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老爸文章中说被新泽西一所中学录取的那位），“勇敢地”以此为题描述了他在大年“初三”那天的快乐生活。当然，在老师进行讲评的时候，他可没从他这个另类创意中得到什么快乐。
我们的考题中，也有看似需要“创意”的题目。一次，高一政治考试中，一个题目需要“谈谈你的看法”。在试卷讲评时，老师“爱怜”地对在这个题目上汪洋恣肆却没得分的同学说：“孩子，你真的以为要你谈什么看法呀？！”在同学们心领神会的暗笑中，这些将来几乎肯定都会进入中国重点大学的“精英”，自然而然地给“标答”和“自己的看法”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来看这道题目：“请对比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再看这个：“请分析18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危机是怎样影响美国1787宪法中的条款的”。这两个题目，是我准备AP(Advanced Placement)美国历史科目考试时需要思考的几百个类似题目中的两个。这种题目，在教科书中是无法找到“标答”的，仅罗列史实也是不行的。
我知道，如果要回答“对比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外交政策”的问题，尤其是要对政策和人物作出“谈谈你的看法”的评价时，那是需要一定资格的。但是，试想，一个从中学时代起，就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断发表看法的人，和一个进入外交部门才知道外交为何物的人，在对世界大势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上，哪一个更有可能把握得恰当一些？
需要创意的思考，在国内学校属非主流。为SAT备考，为AP备考，我都是利用高一和高二期间免修英语课的时间。即便如此，你也必须时刻警惕着，不能让那些激荡你大脑的问题闯入“标答”的地盘。在学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项目还只有2个必修的学分。而类似（引自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局的）SDP（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培养批判性思维、激发创意的课程，在我们学校也只是被列为选修课，而在其他学校，类似这样的课程，可能都没有被列入选修课表。好在当我和几位同学参加完在田纳西大学举行的DI（Destination Imagination）全球总决赛后，我知道了一个地方的非主流，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主流。
上次出国前，一个“海归”姐姐对我说：“千万别以为到了美国就自然会说英语。”这句话，我记住了。同样，我知道，到美国读大学，也并不一定就会用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我老爸把我送出国门，修行当在我个人啦！
延伸阅读：
关于邓小平与上海《青年报》的点滴记忆
作者：冯兰瑞；来源：作者博客
在上海《青年报》贵宾室里，悬挂着一幅《青年报》的报名拓本——熟悉青年报的人们都知道，这一拓本已经悬挂了20多年了。岁月流逝，而拓本却崭新依旧。它静静地见证着《青年报》的成长，没有一丝张扬。青年报人以新闻人特有的方式守护着她，从无丝毫懈怠。
因为，她代表了小平同志对青年报的关怀和爱护，也代表着小平同志对青年一代成长的殷殷之情。
这份拓本为小平所写，也是小平同志唯一的一次为青年报系统题写报名。
作为全国创办的第一家青年报，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都给予了《青年报》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并亲笔为报纸题词或书写报名。
青年报人清楚地知道，《青年报》能在上海解放后二周时间内得以顺利创刊，这是与当时任总前委书记兼华东局第一书记的小平同志分不开的，他亲自批准了《青年报》的成立。并在1984年，这个改革开放的新形式下，为《青年报》题写了报名，从而激励着一代代青年报人高举服务、引导青年的旗帜，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昨天，84岁高龄，曾任《青年报》首任社长、总编辑的冯兰瑞，在北京家中和本报记者一道，共同回顾了小平同志关心《青年报》创刊的那段历程。
一、 创办《青年报》，团中央在我准备南下上海前就已定了。
“那是1949年三四月间，我老伴李昌已遵中央决定隨大军南下解放上海，
我则滞留北京，待安排好孩子入托（儿所）之后去赶部队。在此期间，团中央对我到上海的工作已有安排。
“在我动身南下之前的一天，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杨述让他部里的秦式同志来接我去谈话。杨述是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在重庆做秘密工作时我的老领导。当年，周恩来任书记的党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南方局下面是川东特委，杨述是特委的青委书记，我是青委委员，曾在他的领导下搞过几年青年救亡运动。这次见面，主要是谈我去上海的工作问题。杨述先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近几年我曾在《晋察冀日报》、《冀晋子弟兵》等报社工作过；去上海，还是想办报。杨述微笑着说，组织决定你去主持团市工委的宣传部，是要管新闻工作的。”
冯兰瑞对她未来的工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次日，她就乘上南下的火车，经南京到丹阳，赶上了大部队。
1949年4月28日上海解放。
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夜晚，不滿29岁的她和时任党中央青委委员、华东局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兼上海市青委书记的李昌一起，同解放大军进入全国第一大都市——上海。那天晚上，领队安排青委临时驻宿上海交通大学。他们到了交大后，男同志都睡在交大体育馆的地板上。这个体育馆里唯一的一张球台，让给了书记的爱人冯兰瑞。大伙就这样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4月29日一大早，冯兰瑞同上海市青委负责接管的同志一起，来到富民路原属三青团的一个机关的院子里。这儿有一片草坪和大小两栋楼房，环境还算幽静。第二天就成立了团市工委，市青委书记李昌任工委书记，工委副书记叫张本
，是上海地下党学委的一位女同志。团市工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青工部、学生部……等部门，都在东边大楼里办公，宣传部因为下面还有宣传、教育等科室，大楼容不下，就在西边小楼里办公。
上海刚解放，情况异常复杂，各方面秩序很乱。
团市工委领导对工作抓得很紧，一建立就让各方面、市郊各区、各学校的党、团组织来汇报青年的情况和工作问题。
当时，团中央任命的团上海市工委宣传部部长陈绪宗还没到任，宣传部的日常工作由副部长冯兰瑞主持。冯又是市工委常委，工作很忙碌、紧张，一方面要建立宣传部的机构，一方面要开展日常宣传工作，还要每天听取全市青年的思想动向及青年工作的情况（汇报），参加常委研讨各项工作的会议，同时根据常委的决定，筹备出版团市工委的机关报《青年报》。
常委很重视出版《青年报》的工作，专门开会研究，确定了办报方针、读者对象、发行范围……；明确这是一张以青年为主要对象的报纸，在全国发行。它的读者远比原地下的《学生报》更为广泛，不仅学生，还包括青年工人、青年农民、职业青年以及社会青年在内的全部青年。在宣传部下设立专门的《青年报》社，由冯兰瑞兼任社长和总编辑，钟沛璋任副总编辑；常委还决定《青年报》的发刊词由冯兰瑞撰写，要求必须在6月10日创刊。……在冯兰瑞亲自参与下，报纸的筹备工作积极展开，并在中央华东局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青年报即将创刊的消息，公开征订。《青年报》创刊的信息，使青年群众特别是上海青年，为有了自己的报纸而欢欣鼓舞，不断来信、来电话表示欢迎，讯问出版日期、价格、预订。短短几天里，订户已达100多。
为了保证《青年报》按时创刊，冯兰瑞以《上海青年的当前任务》为题，撰写了发刊词，市青委派李湜正式接管了《时事新报》的印刷厂。（上海解放后，党中央华东局批准市青委和市工会出版机关报，并诀定将前《时事新报》的印刷厂拨给这两家共同使用。）方方面面的筹备工作也已全面开展。
二、小平一语改变《青年报》可能夭折的命运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即将创刊之际，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本來，上海团市工委出版《青年报》是请示过党的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同意的。然而在5月下旬，离创刊日期只有十几天了，发刊词也已写好，第一期已编排就绪，只差付印了。这时，团市工委宣传部忽然接到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的通知，说上海已经有了《解放日报》，要集中力量办好华东局的机关报，《青年报》和《劳动报》（上海总工会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办了。
这个突来的通知，对团市工委尤其是宣传部，无异于当头泼下一盆冷水，许多同志都表示接受不了这个意见。团市工委常委为此专门开会认真研究讨论，与会同志坚持认为，上海有100多万青年，办一张以青年为对象的党报，对青年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常委将讨论的结果书面汇报给华东局宣传部，说明办报的理由，希望获得理解，收回原议。但没有获得同意。团市工委常委再次专题讨论，会上一致认为必须坚持争取出报。主持会议的团市工委书记李昌提出，此事看来非找华东局最高领导解决不了。
当时，党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由解放上海的第二、三野两个野战军的政委邓小平兼任，会议就决定由负责筹创《青年报》的冯兰瑞去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会后（我们）得知，上海总工会也想找邓小平汇报关于出版《劳动报》遇到的问题，但是，邓小平在什么地方办公？上哪去找？他们不知道。当他们听说我们要去拜见邓小平时，遂提出同我们一道去。
五月底的一天，冯兰瑞和上海总工会的同志一起，按约定的时间，乘车来到邓小平办公所在地（原国民党励志社总部，现瑞金宾馆），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在一楼接待了冯兰瑞一行。
“小平同志看起来很精神，话不多，一直认真地听着汇报。”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冯兰瑞还记忆犹新。冯兰瑞把团市工委创办《青年报》的设想和筹备经过，上海青年知道出版《青年报》的消息时的热切反映，以及开始征订后已有许多读者前来订阅等等，一一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当冯兰瑞说到上海有一百多万青年，广大青年群众对《青年报》的出版热烈欢迎和支持，已有几百个订户。而华东局宣传部通知不要出报，团工委不同意，坚持要出报，请示华东局领导，没有得到批准。不知怎么办，究竟出不出的时候，小平同志立刻十分爽快、十分干脆地说：“出”。
就这样，小平同志拍板决定了新中国第一张面向青年的报纸在上海的诞生。上海总工会的《劳动报》也同时得以出版了。《青年报》面世后，很快受到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发行量很快就达到一万多份。
三、小平同志为青年报题写报名的由来
除了亲自批准《青年报》创刊，小平同志还于1984年应我们的请求为《青年报》题写了报名。
1984年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发展时期，报纸发行量已高达七八十万份。而，《青年报》在自身发展过展中，也不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毛泽东同志曾在1950年和1964年底分别为青年报题词和题写报名。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为《青年报》题过词。在文革后新的发展下，报社认为广大青年也需要进一步得到鼓舞。因此，萌发了请小平题写报头的想法。
由于有冯兰瑞向小平同志汇报得以创刊这段历史， 当时主持《青年报》的李智平，通过在北京工作的冯兰瑞，帮助联系到邓小平，请邓小平同志为报纸亲笔题词。
冯兰瑞还记得，当《青年报》的同志来到她家，向她谈起了请邓小平题词的事时，64岁的冯兰瑞还有些顾虑，主要是，冯虽然此后也和小平同志见过面，但直接的接触也就1949年那一次。顾虑的是事隔多年，邓小平同志可能已经不记得她了。但毕竟自己是青年工作者出身，和青年团还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她就决定试一试。于是，她给邓办写了一封大约两页纸的信。信中，回顾了邓小平亲口批准《青年报》创刊的过程，并向小平同志汇报了这些年《青年报》的发展，最后，提出了报社同志希望得到小平同志亲笔题词的请求。
让冯兰瑞没有想到的是，回复相当快，仅两周，就收到了回信。里面的一张8开宣纸上，小平同志用毛笔亲自题写了“青年报”三个字。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邓办还特地给冯兰瑞写了封回信，转达小平同志的嘱托：题字不要作为报头（原来的报头是舒同同志写的）。
冯兰瑞收到题字及回函，非常高兴，立刻将小平同志题写的报名和邓办的回复，一并寄给了上海。报社遵从小平的指示，没有换报头，只在1984年7月20日的《青年报》第一版显著的位置，发表小平为本报题写的报名。
四、小平题字激励着一代代青年报人继续前进
收到小平同志题写的报名后，青年报社全社沸腾，青年报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原《青年报》总编辑李智平回忆，起初，大家只是希望能够获得小平同志的题词，没有想到，小平同志居然为青年报亲笔题写了报名。由于小平同志题写的报名很少，这份题名就显得相当珍贵。而当时，小平只为深圳特区报题写过报名，青年系统题写报名的，只有《青年报》一家。
随后，报社领导将小平同志题写报名的原件收藏了起来，并加印了复印版装裱后悬挂在青年社贵宾室内。小平同志的题名，表达了他对《青年报》的鼓励，对青年人和新闻工作的重视、关心和爱护。
（冯兰瑞自注：本篇采访，记者：高玲，刊于《青年报》2004年8月22日版，冯兰瑞2013年9月11日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