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教仁案|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谁阻断民国宪政之路
来源： 历史启慧
看待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是应该根据史料说话,而不是立场先行。至于小编个人，不是孙（中山）粉，也不是章（太炎）粉，更不是袁（世凯）粉，当然也不是宋（教仁）粉。客观叙述历史的最高境界是如某位法国历史学家所述：“这不是我在说话，这是历史在说话！”
当然，事实上任何人也做不到，因为任何人所叙述的历史，必然都只是自己所“读到”过的历史，以及自己所“理解”的历史，而并非全然是历史本身。
作为历史的叙述者，相比历史的当事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知道结果。但是，这也很有可能成为理解历史的障碍。我们常常忽略了一点：在后人眼中再伟大或者厉害人物，同样要受到他所处的时代大潮所左右。
导语——寒蝉凄切，对长亭晚，无语凝噎
在今天的上海闸北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个人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有学者把他称之为中国宪政之父。岁月匆匆，白驹过隙，100多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原处乡间的宋氏墓园如今早已栖身闹市，在今天的闸北公园，宋教仁墓顶上塑有鹰斗蛇的青铜雕塑和宋本人的全身西服坐像依然矗立，从南北高架上路过这座不起眼的小公园时，那只展翅的飞鹰仍旧依稀可见，但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和他的事迹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之中，正如他和那他寂寞的墓园，如今已是少有人知。
在1913年那场举国震惊的暗杀事件中，宋教仁究竟死于何种阴谋及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严格说来，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是单独产生与存在的，每一事件必然是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前因所造成的结果。假如仅以独立事件来观察，甚至论断某一时候的历史现象，便会失之偏颇，因为断章取义的结果将会模糊了整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想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不能只从宋教仁遇害说起，也不能只从辛亥革命说起，因为事件的源头事实上可以远溯到公元1908年华兴会成立。现在国内有关资料比较稀缺，小编们费了很大力气，翻阅了很多民国时期的资料和同盟会元老的回忆录整理而成，文章较长，且与平日所闻的民国历史有些差别，如果感兴趣，请耐心读完。
一、华兴会——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清朝末年，铁马金戈，乱舞春秋，如画江山被列强铁蹄踩踏，中华大地上狼烟滚滚，百姓苦不堪言。古老的东方孤独的栉风沐雨，黑暗中孕育着惊雷。
1908年11月的某一天，清王朝统治之下的长沙城，一场秘密的“生日宴会”正在举行，寿星就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的黄兴，远道而来为他祝寿的朋友有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等，大家在宴会上，商量成立了反清组织，取名华兴会。当时的黄兴30岁，宋教仁22岁，章士钊29岁。
历朝历代，造反都是刀头舐血的买卖，必须掩人耳目，要么披着社团的外衣，要么打着宗教的旗号。所以华兴会这个组织对外宣称它是一家兴办矿业的“华兴公司”，只是这家公司的目标是准备“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以达到“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远大目标。
1904年10月下旬，因为华兴会起义事发，“华兴公司”诸位领导的名字也上了湖南巡抚的通缉名单，黄兴、宋教仁等人别无选择，只能出逃，在友人的帮助下，宋教仁从上海登轮出发，流亡日本。
在当时朝廷权臣的眼里，“华兴会”不过是几个乳臭未干的狂悖书生，不值一提。这个时候，革命党人还完全没有成气候，入不了朝廷的法眼。而且当时的“华兴会”在全国的影响还很小，年轻的宋教仁也不具有广泛的人脉，他在全国的革命党人中还很难算得上是个人物。
来到东京后，宋教仁的才华得以施展，他不但广泛结交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还主编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刊物，虽然只出了两期，但是在革命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确定为不久之后成立的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后改名《民报》），宋教仁的影响和地位也因此水涨船高，从东京革命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次于黄兴的领导人物。
在此期间，两粤革命党人首领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头子内田良平的介绍下，来到东京，联络黄兴、宋教仁等人，商讨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革命组织。
在约见宋教仁等人之前，孙中山首先拜会了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中声望最高的黄兴，而且黄兴也对孙中山提出的组建联合革命组织的建议表示支持。
宋教仁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初识孙中山的情况，并对孙中山的发言做了相对详细的记载。整个过程中，基本上是孙中山在演说，大谈革命党人联合的必要性，及其两粤革命的光荣历史和主张。孙中山的许多观点，或许在才气过人的宋教仁看来，其实也不过如此。这或许也是宋教仁的短处，文人大都恃才傲物。
孙、宋的第一次见面，也基本上确定了今后二人共事的模式：宋教仁对于年长于自己的孙中山有相当的尊重，但也仅此而已；孙中山对于“恃才傲物”的宋教仁，一方面相当欣赏，但另一方面内心中难免有疙瘩，毕竟有才华的人不好管啊。
二、同盟会——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一个星期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的一家民宅——黑龙会大佬头山满提供的房子里，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成立。可以看到，同盟会从成立之初，背后就有日本人的身影，如此介入中国的革命，日本自然另有所图。如何应对日本人，也给后来的革命党人带来很大的分歧。
刚刚成立的同盟会骨干主要以两湖革命党人——也就是原华兴会成员为主。成立大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后世不少人认为，孙中山是因此才得以担任同盟会头目，否则第一任同盟会总理的“宝座”，很有可能就要落到黄兴手里。而孙中山出任同盟会总理，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确实最为有利。后来有一句口号“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对此作出了最好的阐释。
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前者成功了叫大师，后者成功了叫老板。而孙中山恰恰就具备前者的能力。
孙中山的确有世界眼光，识见远大，是一流的宣传家，兼具海外声望，当时的同盟会总理的不二人选。但是他的短板也很明显：在中国内地基本毫无根基；是“理想家”（或曰“口号家”），不是实行家，气度也不够宽宏。相比于孙中山，黄兴的眼光和见识的确要差一些，但是，孙文之所短，却正是黄兴之所长。
所以，正如黄兴的女婿历史学者薛君度所言：“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黄兴与中国革命》）
除了参与反清的革命活动，宋教仁在日本的这段时间，大部分都用在了学习之上。宋教仁语言天分也很高，到日本不足一年，已能颇为流畅地与日人交流。他先后进入政法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习，初步学到了法律和宪政方面的知识，甚至还独立翻译了大量的宪法制度类日文资料，如《英国制度要览》和《美国制度概要》。
这段经历使得日后宋教仁在民主和宪政方面的认识远超过同时代的孙中山、袁世凯和黄兴等人，也使得他在日后的革命党人中偶尔会处于孤立，也为他日后被害埋下了伏笔。在当时的多数革命党人中，虽然口口声声谈及民主与自由，但是更多的是作为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如何具体操作，几乎没人知道。
三、“国旗”之争——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1907年，成立了一年多的同盟会，随着以章太炎为首的江浙革命党人入会，影响遍及大江南北，成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同盟会起义的各方面部署大都已经做好，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没确定，就是起义之时该打出什么样的旗帜。如无意外，这也就是革命胜利后的“国旗”。
为了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同盟会各路豪杰大小头目，来到东京开神仙会，商讨此事。一号人物孙中山建议采用兴中会第一次起义时用过的青天白日旗；二号人物黄兴则认为青天白日旗太接近于日本国旗，应当采用井字旗，含有平均地权之意。
当时在场的大多数同盟会骨干并没有当回事儿，开会就是为了讨论，都没意见大家还跑到东京开会干嘛？一面小小的旗帜，完全可以商量。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让在场的绝大多数人大跌眼镜，争执当中，孙中山突然恶声相向，让黄兴十分尴尬，完全下不来台，以致于黄兴恼羞成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
会场上发生的那一幕，当时的见证者许多人事后都留下了文字记录，其中以章太炎的叙述最为传神：“逸仙……作青天白日旗，张之壁上。克强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之意。见逸仙壁上物，争之曰：‘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逸仙厉声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
平心而论，演戏这一出“变脸”，孙中山其实也是出于无奈，中国传统政治就是这个“玩法”，把全国各地一盘散沙的革命组织统一起来干掉脑袋的革命工作，难度极大，对错不重要，关键是树立自己的权威。
同盟会成立之初，虽然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革命团体组成，都有部分会员入盟，然而此时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的原兴中会员，包括孙中山在内，也只有三人，其他二人是梁慕光与冯自由。其他重要骨干基本上清一色都是黄兴的“小弟”。孙中山也知道黄兴没有“问鼎”之心，更没有抢班夺权的计划，但是这种局面让他这个同盟会的“晁天王”，难免有些尴尬。
有鉴于此，同盟会“正统”这一杀手锏，孙中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要感慨：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国旗”问题，表面只是枝节问题，实际上则涉及到“孰为正统”之争，是“器与名”的问题，是孙中山借此给黄兴的下马威。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竟然还不如这些受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小青年有民主精神，确实有些“讽刺”。
而此时的宋教仁也对孙中山的印象大打折扣，此人是否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成为了宋教仁心中的一个疑问。
四、第一次倒孙——粉壁朱门事甚繁，高强大户内如山
“国旗”之争的风波后不久，孙中山被日本按清政府要求驱逐出境。离开日本前，孙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送的5000元，以及日商铃木久五郎馈赠的1万元。就是这笔“意外横财”，引发了同盟会第一次“倒孙”风潮。
当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上极为困难，章太炎几次致电孙中山，请求接济，却都没有得到回应。因为孙中山正在准备购买起义所用的枪械弹药。
于是章太炎认定孙中山是滥用捐款，不配坐同盟会的第一把交椅，就起而要在党内革孙中山的命。章太炎的意见得到了东京同盟会本部多数骨干的支持，包括刚从东北回到日本的宋教仁。他们用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购械计划由此搁浅。
这件事令孙中山非常气恼，因为他和黄兴二人，都认为革命经费有限，购械时“但求其多而价廉”，“械多可张大声势”，章太炎等人的意见真是“书生之见”。
因此，孙中山不但让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接着，他还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再干预军事。
然而，出乎孙中山的意料，东京本部的多数“革命同志”此时已不打算再奉他的号令。他们要求时任同盟会代理庶务的刘揆一（也是原华兴会骨干，黄兴的“小弟”之一），立即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选黄兴为总理。
关键时刻，是黄兴对东京同盟会的劝阻，让此次风潮得以暂时平息，东京的章大师、宋教仁以及其他小弟们，也就此偃旗息鼓。
客观的说，在当时革命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孙中山把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无可非议，章太炎、宋教仁等人似乎对此事有些吹毛求疵。但是经费之争其实是表面，更多的是东京同盟会对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和孙中山本人的领导风格的不满，同盟会其实已经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五、二次倒孙与共进会——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受第一次“倒孙”风潮的影响，孙中山开始对东京本部，尤其是《民报》社，不闻不问，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南洋方面。与此同时，《民报》社遭遇了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为了筹措经费，时任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不得不亲自前往南洋寻找赞助经费。在新加坡，陶成章见到了孙中山，请求拨3000元给《民报》作印刷费。孙中山表示无款可拨，并将自己的手表和一些衣物当场交给陶成章去变卖，算是支持。
于是陶成章、章太炎对孙中山极度不满，发动了第二次“倒孙”行动，双方因为经费争执不休。就在革命党的“大佬”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底下的诸多“小弟”早就心怀不满，不但对大哥孙中山有意见，就是黄二哥，也渐渐“冷了弟兄们的心”。
于是，一个后来在导致清朝崩溃的武昌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组织——共进会，横空出世。
1907年8月，在东京的长江流域各省籍同盟会员，不满孙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谭人凤语），且黄兴也附和孙中山，只重视在华南发动，而不重视在长江流域起义，因而，他们决定抛开“行动舒缓”的同盟会，另起炉灶。此即后来彪炳史册的“共进会”。
1908年冬，共进会的重要骨干，焦达峰、刘公、孙武等人都相继回到了国内，由会党而参加新军，渐渐在内地，扎下了根基。
六、改组同盟会——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的是，在日本的很多时间里，宋教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阅读和写作上面，他后来的民 主、宪 政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真正成熟。
当时的革命党人中英才辈出，许多人的才华，或许就在宋教仁之下，但是有一点的不同，就让宋教仁远远超出他人。也让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同盟会中的另类。
这不同的一点就是，当“革命同志们”都仅仅着眼于“破坏”，着眼于如何推翻满清的时候，宋教仁的目光已经放得更为长远，花了更多的心血在考虑清朝垮台之后的“建设”上面。
两次倒孙之后，同盟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盘散沙，1910年初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又屡受挫折。2月，黄兴在广州运动新军失败，消息传回东京，使得革命党人们一片悲观，同盟会事务几乎无人参与，实际负责东京本部事务的宋教仁，觉得已经到了必须改革同盟会的时候了。4月，汪精卫在京城刺杀摄政王未遂而被捕下狱，消息传来，也令人沮丧。乘此机会，宋教仁主动拜晤孙中山，商量改组党务事宜。
孙中山这么回答：“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要和我一起玩，就得听我的！）
听了孙中山的一席话，宋教仁十分失望：孙总理的心胸，为何如此狭隘啊！
谭人凤听后的反应，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很生气。”就拉着宋教仁，到孙文寓所去“兴师问罪”。
一开始，孙中山还是坚持前一天的说法。谭“老先生”十分恼火，直接驳斥道：“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
同盟会是大家的，凭什么经费使用情况不能过？不是说好了，天下为公吗？
孙中山无言以对。谭、宋两人并未气馁，在他们看来，虽然孙中山放弃了总理的责任，但革命运动，并非离了谁就真的不行。此后，他们积极联络各省同盟会分会长，于1910年10月，在宋教仁寓所寒香园，正式召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事实上基本改变了今后同盟会的战略方向。
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攻占北京，号令全国；中策是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义，首义地点以湖北武汉最佳，先成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是边地革命，在云南、两广或东北等边远省份起事，占据一隅后，再向内地徐图进取。
上述三个方案，宋教仁本人自然属意“中策”。
此外，宋教仁还提出了“革命三原则”：革命地点宜居中，不宜偏僻（避免列强趁火打劫）；革命时期应缩短，不可延长；战争地域应狭小，不可扩大。
大家讨论后，认为：“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
只有孙中山的亲信胡汉民（时任同盟会南洋支部长），不以为然，并且出语嘲笑。胡汉民此举，使得谭人凤“老先生”本来就对孙中山有怨气，马上又添新仇。他立即站起来大声批评孙总理行踪不定，从不过问同盟会总部的事，是“总于何有？理于何有？”
他又当面斥责胡汉民：“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办，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发生了这一插曲后，宋教仁的建议再无人阻挠。
随着形势的发展，1910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东京同盟会总部实际负责人宋教仁离开东京，启程回国，于1911年1月上旬，抵达了阔别6年的上海。早已在上海扎下了根基的革命党人于右任、陈其美找上了门来，请他留在上海担任《民立报》的主笔。
与此同时，得到了上海革命党人的支持之后，宋教仁先前组建中部同盟会的设想，也逐渐能够付诸实行。但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不是原先同盟会的简单延续，同盟会采用的是总理大权独揽制。同盟会中部总会则规定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同时还宣称总理一职暂不设立，虚位以待。实际上此时的中部同盟会已经摆脱了孙中山的控制。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即在宋教仁的主持下，面对长江流域高涨的革命新形势，精心筹划大举。为此，宋教仁等人做了充分准备，在长江流域各省遍设分会。首先，由谭人凤亲自赴武汉，调解当地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的矛盾，促成了两派的联合，从而成立了湖北分会。接着，宋教仁又派曾杰赴长沙，与焦达峰会商，组成湖南分会。又派范洪仙等建立安徽分会。此外，还对四川、陕西、江西、福建、南京以及上海都做了周密布置，从而造成了整个长江流域首尾一贯、连通一气的有利形势。
在改组同盟会后，实际上宋教仁已经相当于把同盟会分裂为由他自己的控制的一部分，与孙中山控制的另外一部分在组织机构、革命策略方面已经出现本质的差别。但是同盟会只能有一个总理。
1911年10月10日，共进会和文学社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成立。接下来，湖南、陕西、江西九江等地，相继响应武昌，宣告了独立，革命已成燎原之势。
当黄兴率军与北洋劲旅在前线鏖战的时候，武昌城内的宋教仁则抓紧时间，起草了一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三权分立原则的宪法性草案，此即《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鄂州约法》于11月9日由湖北军政府公布，但实际上并未施行。虽然如此，这个约法草案还是间接对后续的历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数年直接关联着民国命数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基本以《鄂州约法》为蓝本制定的。
12月2日，南京光复，两江总督张人骏连夜弃城而走，江南提督张勋也率着残部仓皇逃窜。至此，稍有头脑者都能明白，清朝的彻底崩溃，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而此时的孙中山，由于黄花岗起义失败，心灰意冷，在美国一家餐馆里面正在洗盘子。
七、大总统之争——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此时主宰时局的主要是三个力量：革命党、立宪派与北洋系。
先说袁世凯。武昌“兵变”之前，朝廷对他“虎视眈眈”，只要他一有“异动”，没准就要他去阎罗王面前走一遭。
袁世凯对于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所以，当有人向朝廷奏请起复袁世凯的时候，他便极力辞谢。私下里，袁世凯与旧部的联系从未中断，北洋军上下，更是多数人只认“袁宫保”，不认朝廷。
果然，朝廷起初派出挂帅的太子党荫昌，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而且荫昌此人，不学无术，毫无魄力，领着大军到了河南信阳，就裹足不前。
朝廷没办法，只得请袁世凯出山。而摄政王载沣一开始只答应给袁世凯湖广总督的头衔，但老袁狮子大开口，给朝廷开出的六大条件：
1，明年即开国会；
2，组织责任内阁；
3，宽容参与各省起义的党人；
4，解除党禁；
5，需委以指挥全国水陆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
6，须有十分充足的军饷。
这六条真可谓面面俱到，既架空了皇权，又能向立宪派和革命党示好，可以看出老袁政治手腕段数之高。多年在官场摸爬滚打的人物，肯定比只会宣传和喊口号的革命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载沣也不是蠢人，一看这六大条件，就知道袁世凯来者不善。然而，此时他已经没有了拒绝的本钱。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带着他的姨太太和儿女们，在卫队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暌别了三年的北京城。三天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新内阁成立。
此时，仍被朝廷通缉的梁启超，也被袁世凯列入了内阁名单，担任司法部副大臣。可见袁世凯并非是保守派。
袁世凯出山之后，北洋军的战斗力立马和打了鸡血一样，革命军虽拼死阻击，且有黄二哥亲赴前线指挥，仍然很快失去了汉口、汉阳。
但是，袁世凯并无“赶尽杀绝”之心。且不说此时各省纷纷独立，他想做曾国藩也未必能做到；就算能做到，有了三年前头颅差点不保的那次经历，老袁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给清王朝卖命。因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调兵遣将连克汉口、汉阳之际，也派出了亲信幕僚，前往上海、武昌等地，与革命党谈判。
立宪派的头号大佬张謇等人，更是与袁世凯有着密切联系。当时多数的立宪派，所属意的未来民国的第一任首脑，非老袁莫属，毕竟清末新政，袁世凯的政绩在那摆着，有目共睹，他们对老袁也知根知底。而革命党的头目们，无论是孙中山、黄兴，还是宋教仁，此时虽然已经名传四海，誉满天下，但国内的各方势力，其实对他们都还不太熟，而且革命党以往给人的印象，也是能破坏，不能建设，要把政权交给他们，立宪派有很大的担忧。
此时在主战场上连遭败绩的革命党，在汉口、汉阳失陷之后，也被打得一时没了脾气。黎元洪、黄兴都给袁世凯写了回信。
就连宋教仁也对袁世凯派来的代表如此说道：“望二君将此意转达项城，乞速转戈北征，驱逐胡虏，立此奇勋，方不愧为汉族男儿。果尔，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被举为大统领，较诸现在之内阁总理，实有天渊之别。不然，吾辈一面当长驱北伐，一面当实行暗杀主义，后悔无及矣。”
然而，就在袁世凯踌躇满志、众望所归之际，突然杀出了一个“博尔特”——从海外远道而来的孙中山，“出人意料”地拔得了头筹：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先不说袁世凯，就是同盟会内部，对于是否由孙中山来“坐庄”，意见并不一致。某些资料上说，宋教仁起初就坚决反对以孙中山为首来组织临时政府，经黄兴的反复劝说，不得不改变态度。
章太炎说孙中山“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换句话说，怎么也轮不到孙中山。
1911年12月25日上午，蒙蒙细雨中，孙中山一行抵达上海，在此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次日晚间，在上海的同盟会所有重要头目，会聚于孙中山寓所，商讨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怪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可以由同盟会内部关起门来讨论？很简单，前面已经提到了，此时各省军政府派出来（注意，不是选出来）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同盟会员。既然如此，组织临时政府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同盟会的“家务事”。
此时的同盟会，在孙中山回来之后，又开始走向了“独裁”。章太炎提出反对意见，简单的说，就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盟会关起门来决定，算是什么？然而，黄兴等人并没有接受章太炎的意见。
会上关于政权的组织方案，孙中山和宋教仁，就持有着完全对立的看法。宋教仁主张采取内阁制，并当场陈述了总统制可能出现的多种弊端。他还指出，实行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
孙中山则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这个时候，孙文言下所指元首者自是非他本人莫属。
公平地说，总统制与内阁制确实各有长短，不可一概而论，而应该应时应地制宜，但却不能“应人制宜”，自己做总统就要大权在握，别人做总统就搞成“神圣赘疣”。所以，孙中山的理由是很成问题的。
遗憾地是，革命党的多数骨干，此时并未能如宋教仁般具有远见，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尽皆赞同总统制。投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总数2/3的票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顺便提一句，投黄兴那一票就是湖南代表谭人凤。
这次仓促的选举，这似乎也就是此后民主在中国的命运的缩影：徒有形式、橡皮图章。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临时政府的阁员名单，其实是由孙、黄两人内定，而非民主选举。在最初拟定的名单中，分量最重的两个席位，即陆军总长与内务总长两个席位，是黄兴和宋教仁。
但是，宋教仁内务总长这一条，遭到各省代表会（暂代参议院）坚决抵制。从侧面也说明，当时在革命党人内部，虽然口头上喊着民主平等，但是对如何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仍然是一无所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某个人从中作梗。
八、孙中山的财政困难——落魄江湖载就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便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国库空空如也。据胡汉民回忆，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孙中山大笔一挥：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孙、黄先是企图向欧美银行协商借款，但欧美诸国以严守中立的借口，拒绝借钱，于是打算通过陈其美，说服轮船招商局，以招商局名义向日本借款1000万两，以该局全部财产作抵押。
为此，孙中山、黄兴与日本政界、财界进行了频繁的秘密联系。而日方代表则趁此机会要挟，向孙文提出了“出租”满洲问题：要求割让满洲给日本接管，方借款支持中国革命。
1912年2月3日，日本财界、政界代表森恪与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到南京拜访孙中山。会谈中，森恪单刀直入地提出转让“满洲”问题，森恪表示：日本认为满州最终难由中国独力保全，为抵制白种人先锋俄国之南下，希望孙先生将满州“完全委托给日本之势力”，以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援助。他还建议由孙文或黄兴其中一人，秘密赴日与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商定此事。
孙中山当场一口答应，在场的胡汉民（黄兴因恰好生病没有出场）也无异议。会议过后，孙中山在2月5日、6日两次急电森恪，催促力成此事。但借款之事很快被英美所知晓，英驻日公使马上拜会日本外相，压迫日本停止借款谈判。这一段历史，一直罕为人知。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日本三井财团档案《井上侯爵家交附的文件》的解密而曝光。
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同盟会内部对待日本的态度也分成截然相反的两个阵营，宋教仁与孙中山观点差异巨大。因为同盟会内部除了“孙系”少数人员，其他人对此事并不知情，且非常反对日本干涉中国革命。
九、无“让”无“窃”——黄晨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当时的中国，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拥有超然的实力。要想推翻清朝，没有北洋系的配合，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不但立宪派人士明白，就是革命党的大佬们也洞若观火。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的大佬，虽然私下里都对袁世凯评价极差，但在大势面前却不得不低头。
在当选临时大总统不久，孙中山即去电北京，“诚惶诚恐”地向袁世凯做出解释。就在发出上述那封电报几天之后，他又密电广东都督陈炯明准备北伐。后来更一度打算“租借”满洲予日本以借款1000万元（前文已经提到），即可与袁中止和议，挥师北伐。但是，第二手的谋划尽皆落空。
而且，对孙中山最为忠心的汪精卫、胡汉民二人，也都劝他尽快与袁世凯达成和议，以实现南北统一，避免日俄等列强趁火打劫。同盟会内部讨论期间孙中山一度表现犹疑的时候，汪精卫甚至脱口而出：先生你不退位，难道是先生留恋总统的职位吗？
2月12日，清帝退位，此后南北很快实现统一。2月14日孙中山辞职，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为继任临时大总统，又于一年多后被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从上述过程也可以看出，后世过度渲染的所谓孙文“让”位，袁世凯“窃”位，实在于史无据，完全说不通。
虽然，袁世凯由于后来的称帝之举，很难让后世头脑正常的史家对他有好感，但单从民元之年立言，袁之地位，不是来自于孙中山之“让”位，而是源自于此时国内三大势力的政治博弈，源自于老袁本人几十年辛辛苦苦一手建立起来的强大实力。
在这一过程中，北洋系也并非赢者通吃，而是实现了共赢的局面，革命党、立宪派，也互有所获。
因此，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民国是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而且清帝逊位诏书里面有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仍和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也就是把整个清朝的疆域传给了中华民国，北洋系可谓功不可没，就凭这一点，我们后来也不可完全否定袁世凯。
几乎兵不血刃而成就共 和，在当时可谓民国之幸！
十、定都之争——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让袁世凯这样一个满清遗臣来领导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革命党人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完全没有把握，刚刚停火的双方也互相不太信任。
因此，孙中山在改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日，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孙中山想用套路来限制袁世凯，并将实际权力保留在同盟会手中，自己做影子内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立宪派、北洋系的坚决反对，就是同盟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宋教仁控制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发表了《建都私议》的社论，提出八大理由来论证首都宜建于北京。由于定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最后只能由临时参议院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出乎孙黄的预料，同盟会员占绝对多数的临时参议院以二十票的压倒多数否决了孙中山定都南京的主张（总票数28票，北京20票，南京5票，武昌2票，天津1票）。
接下来，孙中山和黄兴所作所为，绝对能让真正崇奉三民主义或者民主制度的后辈，大跌眼镜。他们非常震怒，召集同盟会议员痛骂，又发出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的威胁，临时参议院不得不再次投票。
投票当天的情况，另一位亲临现场的同盟会骨干吴玉章如此说道：“15日晨，秘书处把提请复议的咨文作好后，需要总统盖印，而这时总统已动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12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只好找胡汉
民去。好容易才把他找到，拿来了钥匙，开了总统的抽屉，取出他的图章盖了印，把咨文发了出去。同时，并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天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14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临时参议院以19票的绝对多数推翻前议，通过了定都南京的决议。
这一幕，也就多少预示了民国未来的命运。好多研究历史的学者读到此处也在发问，孙中山和袁世凯到底有什么区别？连身为革命党大头目的孙、黄，都丝毫不尊重最能象征民主共和精神的国会（临时参议院），还怎能寄希望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旧势力，去守护风雨飘摇中的民国呢？
可是就在参议院代表团赴北京接袁大总统回南京就职的当天，北京发生了兵变，这场兵变虽然最后平息了下去，但孙文迎袁南下的计策，自此彻底流产。其他各省都督及将领如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也都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
“调虎离山”之计不成，又来了一计“请君入瓮”，也就是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名义，起草了一部旨在限制袁世凯权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仅仅一个多月，中华民族的法律就由孙中山提议的集权总统制，改成了限制总统权力的内阁制。
如此“儿戏”的做法，不管理由为何，其必然的结果就是造成宪法的威信缺失，沦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工具，手握实权的人物，则视法律为具文，权大于法，而非法大于权的痼疾，也就于焉而成。
身在北京的袁世凯，此时也不知道作何感想。同盟会套路深，老袁我要回农村！
十一、步入核心——他日尘尽生辉，照破山河万朵
参议院刚刚从南京迁到北京，北洋系、革命党、立宪派之间，至少表面上是一团和气。
随着历史进入到1912年3、4月间，孙大总统的戏份开始减少，此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颇受排挤的同盟会核心人物宋教仁，则因政党政治的展开，重新走到舞台中央。
然而宋教仁也并非“安分”之人，他一到北京，对记者发表的谈话，除了谈到本职工作，还侧重谈及军事、财政、外交等“热点”问题。而时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对他也非常器重，则使得他在国务会议上，常常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
早在流亡日本时，宋教仁已经充分地显示出了他的善交际的本领。抵京之后，宋教仁广泛交往各派系、各政党的人物，他的才华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因而他的声望日益增加，不少政治人物都围拢到他周围，一个所谓的“宋系”逐渐形成，并大有取代“孙系”的趋势，让有的人感觉到了一丝威胁。
唐绍仪内阁夭折之后，继之的是短命的陆征祥内阁。此后直至宋案发生前后，是为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的时期。期间，宋教仁虽年仅30左右，且以在野之身，却日益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彩，在民初政坛上，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在当时的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共有议席120席，同盟会和共和党各占40席，统一共和党握有25席，其他小党共占剩下的15席。其中，梁启超牵头的共和党，事实上是在老袁的支持下，要与同盟会打擂台。因此，同盟会要想掌握参议院，势必就要改组合并统一共和党以及其他几个小党派。
这一工作在宋教仁的奔走、努力下，终于告成。
“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
1912年8月25日，即孙中山抵达北京次日，下午1时，国民党成立大会，正式在湖广会馆召开。而在此前的数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等五个政团早已达成合并的协议，并于13日发表宣言称：“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宋教仁也由此跃过孙、黄，成为了此时国内第一大党——国民党实际上的党魁。
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的名义领袖孙中山却对此十分冷淡，他没有就组阁问题发表意见，甚至有意与宋教仁避而不见。
宋教仁改组国民党，虽然孙中山依然被公推为理事长，但是实际上已经被架空。首先，由一言九鼎、大权在握的同盟会总理，“递降”而为国民党新鲜出炉的徒有其名的理事长，依孙中山本人的性格，难免不爽。好多人不懂政治的学者在此表示很难理解，套用宋美龄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品尝过权力的滋味！
也因此，国民党从成立伊始，外间舆论界便纷纷议论国民党的内部分裂，国内喧嚣的各种猜测、议论，可以说已经预示着，宋教仁即将踏上的必然是一条满布荆棘之路！
在此之前，袁世凯是总统、和宋教仁之间是同事关系，彼此之间关系算是融洽。最初阶段的袁世凯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是和同盟会之间的关系。袁世凯力邀孙中山、黄兴北上，对他们的态度格外友好，并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作为新组建的国民党的负责人，宋教仁在很多问题上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包括善后大借款，也是在国民党议员的支持下很顺利地获得通过。
但是，宋教仁追求是一党责任内阁，对于赵秉钧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内阁是不满的。此外，如果真由国民党组阁的话，自己最有希望出任总理。按照临时约法的设计，总理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实际上，宋教仁对总理的位置充满期待，可是袁世凯并不愿意让国民党组阁。
也就是说，孙中山、袁世凯两个人都不希望宋教仁出任总理这一职位。宋教仁要革命，但是孙中山、袁世凯都不愿意看到他成功，于是就有人要革了宋教仁的命。
十二、离奇遇刺——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
在国会大选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宋教仁忙里偷闲地返回了阔别八年之久的故乡桃源，见到了久别的母亲、妻子和孩子。
在家中休息了两个月后，宋教仁于1912年12月27日起开始顺江而下，四处发表演讲，鼓舞国民党地方支部士气，领导大选。
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胜，若无意外，31岁的党魁宋教仁就是即将成立的新内阁总理。时在杭州的宋教仁一时间踌躇满志，面对美景诗兴大发：“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村市沉云底，江湖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此时，乐观的宋教仁并未能发觉，阳光底下早已悄然布满了阴影。不久之后发生的一段故事，今天看来真是意味无穷。宋教仁到上海后，与于右任、陈其美等聚会，陈其美道：“钝初，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宋教仁听后大笑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1913年3月20日晚约10时45分，上海火车站，一辆准备开往北京的列车即将出发。月台上拥挤如潮的旅客中，应大总统袁世凯邀请“速赴北京，商讨国是”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
突然，连续几声枪响，宋教仁中枪倒地，虽然送行的人们很快把他送进了医院，并组织医术高明的医生立即实施手术，取出枪弹，然而伤势严重，回天乏术，宋教仁遂于22日凌晨不治身亡。
案发当晚，上海火车站值班的警察身在何处？据3月23日沪宁铁路悬赏海报中称，“当时铁路巡警，有4人值班照料车客，二人在行李房内照料北上议员行李”，唯独国民党领袖剪票进站却无巡警照料，而“刺客乘间逸去”。而上海是属孙中山幕僚国民党人上海督军陈其美的辖区，接下来凶犯武士英在上海监狱突然暴毙，而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也都是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
十三、谁是真凶？——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小编认为在此有必要先强调一下，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不是小编能够提供，环顾国内学界，此时恐怕也还无力解决。
在民初政坛上，与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黄兴等一时显赫的大人物相比，宋教仁和梁启超的思想和主张最适合于民主宪政，虽然他们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二人身后，被嘲笑为“天真幼稚”、“书生气”，被讽刺为脱离群众、不懂国情，被斥责为“议会迷”、“想当总理”。
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别人满脑子只想着如何破坏旧国家、推翻旧政府，他则把如何建设新国家、组织新政府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为建设而破坏，非为革命而革命。在他看来，若没有做好建设新制度的准备，即使革命侥幸成功，亦将徒劳无益。这种建设重于破坏的想法，在当年革命党中并不为众人所乐闻，也为孙中山、袁世凯所讨厌。
当时中国多数的主要政治家都主张实行两 党 政 治。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宋教仁是把同盟会从革命团体改造为议会政党（国民党）的主要推动和实践者。他主张“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辛亥革命后，他在民国政体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上与孙中山意见相左。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对孙中山的一些印象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
孙和宋二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如果国民党内的激进派刺杀宋教仁，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可以除掉这个党内最大的对手，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而在袁世凯眼里，孙中山不过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理想主义者，对他的权力根本造成不了真正的威胁。而宋教仁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精通法律与宪政。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时宋即担任法制院院长，并亲自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当然，袁世凯要杀宋教仁的理由还是宋教仁超强的组织力、号召力及治国能力。
宋教仁为了能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获得选举人的支持，宋教仁采取了一系列的选举对策。此外，在选举中开始猛烈地攻击袁世凯及其政府，并表示自己才可以领导国家走出危难中，这导致了宋袁之间关系的恶化。袁世凯还得知，宋教仁企图拉拢黎元洪，拥黎元洪为大总统，他自己则为掌握实权的内阁总理。袁世凯于是开始采取行动对付宋教仁。所以说袁世凯也有杀人的动机。
宋教仁到底死于何人之手？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但是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或许当时的双方谁也不想把这件事情认真查下去，因为双方可能都不希望看到一个主张民主宪政的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与其说是一个武士英刺杀了宋教仁，倒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的专制主义记集体杀害了宋教仁，因为宋教仁的民主宪政约束了他们手中的权力。
其实，百年之后的今天，谁是主谋，已显得不那么重要，此一事件的影响，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一声沉闷的枪响，一颗罪恶的子弹，不仅中断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中断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希望纳入世界民主规范与轨道的进程，打碎了无数仁人志士美好的民主梦想。”
《南方人物周刊》刊发的宋公遇刺百年祭文所论亦极为精辟：“宋教仁之死令人痛惜。诚然即使他就任总理，中国当时的诸多问题与危机也未必迎刃而解；然而这些问题与危机，或许会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承担；议会民主、或许会有机会在宪政框架内试验、成熟。他的被刺，使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长久地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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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子弟沈志华：我们的时代真相太少
作者：莫言；来源： 财经小白菜
高干子弟沈志华再没有打算为儿子的前途做一点管理。他的独子，已经30岁了，卖“兵器”——在网上玩游戏挣来的武器装备——为生。虚拟世界里的武装与虚荣，基本上能为他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生计问题。他精于数字江湖的搏杀，那里面同样有政治和人性的博弈，利益的纠葛与制衡，但他从不与父亲交流有关战争的问题。
关于战争，沈志华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儿子交流的知识，他已经对冷战时期的国家关系做了14年的研究：中国和苏联之间，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中国和朝鲜之间……他飙出“朝鲜战争是毛泽东最大的败笔”这种言论，被一些人骂为“中国汉奸教授”。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孩子，对人很仗义！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是我拖累了他。”沈志华突然有些慨叹，他进监狱，离婚，发大财……等等事情无一不在扭转儿子的人生轨迹。
一
磨难本身之于人，绝不可能是愉快的。即便多年之后回头，称赞它让人生厚重，但大部分时候，你不得不用“倒霉”和“莫名其妙”来解释它。沈志华的倒霉经历或可看作那个时期若干案例中有特色的一笔。
沈志华的父亲在1937年投身延安参加革命的时候，高中还未毕业，他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好好学习，但沈志华，以及沈志华的儿子都没有超过他的这个学历。
沈志华可算作是高干子弟，父亲在革命成功之后，官至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母亲也曾是公安部的处长，后来在反“右倾”的时候被调到中央工艺美院当系总支部书记。父亲因为书法与文章均好，被看作是公安部的文笔师爷。沈志华则因年年满分，小学、中学都考上北京最好的学校，上学期间不离不弃的评语是“骄傲自满”和“不守纪律”，颇有一点“命运的宠儿”的意思。还有一条不能忽略的优势，“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帅了，好多姑娘说我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18岁是人生的转折点，果然如此。“幸运”从那一年开始弃他于不顾，尽管他从不气馁，凭着所谓“顽强拼搏”的劲头，接二连三的挫折还是跌得他鼻青脸肿，人生经历忽明忽暗如同一场追求强烈戏剧性效果的演出。
起先还是很自豪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的旗帜挂两边”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最高的人生梦想，尽管在报名的时候，母亲因为她弟弟的政治问题被关了起来，沈志华还是考上了海军航空兵。刚入伍两个月，哥哥打电话给他：“父亲被抓起来了，既不告诉家属是什么罪名，也不准探望。”
从此，沈志华只有低着头拼命学技术，不久便被任命为机械员，负责轰炸机的维护保养工作。他维护的飞机安全性强，经常受到部队首长的光顾。有一次，师长走下飞机之后满意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这么一来，他当上了代理机械师。三年之后，领导找他单独谈话，一是准备发展他入党，二是准备提拔他当干部。美好前途就在不远处招手，突然有一天，中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指导员对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没有前途了……”
那几天他天天喝酒，喝醉了一个人到机场去扑在飞机上痛哭，他不能理解的是，那么多人留在部队不过是为了脱离农村艰苦的环境，而自己这么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技术，怎么就没有前途了？但他不敢追问。离开部队的时候，他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记下的两本技术笔记送给了他的继任者。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遭受这么重大的打击，其实现在想想，不过就是让你复员而已。”现在的沈志华说。
几年之后，原先部队的领导出差到北京才告诉他，让他复员是因为他的档案里存进了一份致命的文件，说他是“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文革”中的“联动分子”，都是高中级干部子女。沈志华哥哥的同学被抓进监狱之后，为求立功，便向上级举报了他。沈志华听此一言，怒不可遏地冲到那个人的家里：“你认识我吗？”那人对他端详半天：“不认识。”“不认识我你说我杀人？你这家伙，害死我了！”
从部队复员回京之后，沈志华通过武装部分配工作，成了石景山发电锅炉车间的检修钳工，情绪十分低沉。父亲见此，便关照儿子：“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但将来会走上正轨。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
1973年，沈志华报考清华大学，在京津唐电力系统各门功课都考了第一名，却在厂里挨批：“你考得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听说你还学英语？崇洋媚外！”结果，沈志华没能跨进大学校门，厂里送了一位四门功课总共考了15分（是百分制的考卷）的人去上大学。
沈志华气得一把火把数理化课本和做过的习题选烧了，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千百万个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今天，让一个四门功课总共才考15分的人上大学？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个社会将来怎么发展啊？”他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在这之前，他对政治生活并没有多少感兴趣。父亲自从“三反五反”被误抓进监狱之后，变成了一个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的谨慎的人。从小，父亲就向他们灌输这样的观点——“真正救国靠的是科技，踏踏实实作出一份成绩对国家就是一份贡献。如果是搞政治，你以为你做的事是对的，很有可能历史证明你走的是错误的路线。”所以多年之后，沈志华的两个哥哥都是搞物理研究的科学家。
带着“国家早晚需要科学技术”的心态，有两年多的时间，沈志华每天坚持学习4个小时——这是在结束白天八个小时的工作以及一个多小时的政治学习之后，“我的工作是修理磨煤机，非常累，非常脏。煤粉是88微米一个颗粒，88微米什么概念？比白面还要细，所以每天你不管穿几层衣裳，它都能渗到皮肤里去，就跟水一样。每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一口一口吐黑痰。都到这份上了……”
所以，不能上大学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也使他更加想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1978年，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公开招考，沈志华同时考上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日报》把他当作自学成才的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父亲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做点儿学问吧。”
过了几个月，他又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但不发录取通知书给他，原来是因为他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论及其他》被到处转载，文章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中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左倾。
当时的副院长邓力群在会上说：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沈志华急了，直接上门去找他，邓力群说：“我倒要问你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搞了四十多年，不是搞的社会主义，那我们搞的是什么呢？按照你这个结论，那中国要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就全都不是啦？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有多恶劣啊，你知道吗？”
聊着聊着，聊到了沈志华的家庭背景，邓力群脸色一下子缓和下来：“自家的娃嘛。”第二天，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到了沈志华手里。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沈志华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是父亲和导师都一致反对他从政。
1982年初，沈志华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拨儿警察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原来，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交往过几次的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就抓了7、8个跟他有交往的中国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被限令48小时离境，沈志华他们照说也该被放出来了。不想，美国当局抓住此事不放，攻击中国政府恶意破坏中美关系，中国自然不会让步。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沈志华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出狱之后，因为蹲过监狱而连图书馆都不能进去，只能找朋友帮忙去核实引用材料。他找到一家出版社，即将要出版书稿的时候，责任编辑带着稿子回家去编，她的家人无意中看到了，问：“这是公安部大院里的沈志华吗？他坐过牢的，你还是别惹麻烦了。”
这本书直到1994年才出版。出狱之后，沈志华受邀到一家报社工作，没多久又因蹲过监狱这一“不光彩”的历史而失业，被介绍投奔禹作敏，协助他开发生态农场，又因禹作敏出事而以失败告终。他还在大街上卖过水果，又拉不下面子，听说深圳刚开放，去那儿的什么人都有，就直奔深圳赚钱去了。
从南方回来，沈志华发现儿子成绩差，也不愿意读书，便遂了他的心愿，送他去五台山写武侠小说。沈渊待了8个月，天天在那儿采访老和尚，写出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回北京被出版社看中并出版了，一时间小有名气，更得了全家人的宠溺，他再也不想上学了。
二
从1994年起，沈志华开始了他“有钱又有病”的生活，至今不休。
“我的一个朋友章百家说，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喝糠吃菜他愿意。他说，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
沈志华在深圳赚了钱之后回北京，受朋友邀请投资出版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没想到“赚了大钱了”。这骤然的致富遭小人嫉妒，告他贪污2000万，尽管后来被证明是诬陷，但原本在部队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儿子沈渊便因此不能再留在部队了。
接着，沈志华碰上了他后半辈子人生的机会——俄罗斯解密了前苏联的档案。回忆史料的可信度远远比不上档案，为什么中苏关系破裂？为什么苏联解体？若无档案做依据，如何能还原历史真相？
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说：“中国急需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但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沈志华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在莫斯科，事情远非意料中那么顺利。俄罗斯开放档案最繁荣的时间是1992年到1993年，等沈志华去时已经开始收紧，价格比过去贵了许多，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照这样的进度，每天只能工作3个小时，开销可承受不起。
沈志华从商的时候，从来都羞于“灵活变动”，还被禹作敏说成是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但为了做学问，他又显出商人似的精明。大家在莫斯科发愁的时候，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于是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再到农户家地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己动手，准备了一桌盛宴。
他自己则到处公关，到处拜访，盯准有利用价值的人便生拉活扯地拽来赴宴，不仅打开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茅台，席间还掏出美金，塞给每个人800元的劳务费，这顿饭吃得皆大欢喜。俄国学者积极建议：“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俄国人办，我们出面复印，便宜多了。”
此行总共花费了沈志华140多万元。沈志华大为庆幸的是，就在这之后没多久，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重新下令封存所有档案。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水到渠成的“坐冷板凳”，出书，成名，被大学聘任为博导，继续出书，开研讨会，做课题。与其他学者不太一样的是，他为做学术掏出了若干私人财产。比如他从1994年就开始资助青年学者出版专著，花了2、300万，迄今已经出了80多本书。他还在自己的别墅里腾出两个房间，存放他们夫妇从俄罗斯、美国等地花了许多钱查来的2万多件档案，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学者或者学生使用，给他们提供食住，还购来复印机，方便他们复印。后来因为来查档案的人太多，他干脆把档案复印了两份，一份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份放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他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制作成光盘提供给香港大学，要求只有一个：必须供人自由查阅。
沈志华的人生再不需要其它的乐趣，他说以前上厕所时还看看闲书，现在看的都是回忆录，与同样做冷战研究的妻子之间的对话，也有70%是在聊他们研究的内容。
访谈：我们的时代真相太少
问：中国传统里，文人历来有当谏臣的心理，希望参与制度改革，实现人生的抱负。您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沈志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在传承文化，什么叫文化？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历史的积淀，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有将近半个多世纪，中国学术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有一次听人说，翦伯赞解放前写的版本比解放后修改的那个要好，这就很说明问题。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一个腔调，一个立场，一个观点，很少有能提出什么疑义或见解的地方。那么，你要从根本上推翻它，不是说你改变了政治观点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从根儿上做起，弄明白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问：研究大历史的黄仁宇批评中国学者，越研究越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沈志华：国外的学者，跟中国的处境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刻，还不具备那个条件，为什么呢？现在首先是要颠覆过去的历史，很多基本史实都还没搞清楚，你搞什么大历史啊？
问：按照你的本性，你自觉是适合搞思辨型的历史研究，还是探寻基础史实？
沈志华：照我四十岁之前，我就是想搞那种思辨型的大历史。但是现在我觉得搞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靠环境，靠积累的，如果原来就顺着那个路走下去，就会是研究大历史那么一种思路。但是现在我已经走到基础史实这条路上了，我的功底就是要把1940—1960年代这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搞清楚。我现在做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别人没有搞清楚的事情。
问：我注意到你的经历里有好几次进入权力机构的机会，你为什么放弃？
沈志华：我年轻的时候很积极，尤其是我从1973年转向文科学习以后，就一直有一股劲，老想为国为民，精忠报国，投身那种火热的政治斗争当中去，但后来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挫折，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喜欢官场，并非因为人生中遭受了太多打击。被打击有两种，一种是你自己失败，你做错事情了，所以遭到打击，你吸取教训就完了，还有一种我认为根本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另外，现在95%的老师都浮在表面，真正对学术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经历投入到里面有多少人？我愿意做最基础的工作，了解历史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把自己搞清楚的事实转化成一种大众能接受的东西。
问：研究历史不是为了以史为鉴吗？
沈志华：这是历史的功能，历史学的功能，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因为以史为鉴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史，这“史”究竟是什么，你要是弄错了，那历史你以什么为鉴，你不越弄越糊涂吗？所以这是一部分，这部分的责任主要由历史学家去承担。鉴，什么叫鉴？资治通鉴，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搞政治，怎么去治理国家。这靠政治家自己，我把历史经验教训都摆在这儿，至于它怎么指导你，我不能替你想，是你自己去想。假如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你搞什么社会问题，你搞什么政治？所以你本身就应该具备这个素质，你应该到真实的历史中去寻找你所需要的那种资源，丰富你的头脑，来开创你的自己的政绩。
问：你通过研究这段历史，个人怎么评价毛泽东？
沈志华：我觉得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就他的才智，真是几百年中国才出那么一个，不得了。但是他生不逢时，能够施展他才华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时间倒退五十年，恐怕他要比蒋介石干得漂亮的多。那个时候军阀混战，要推翻清朝，推翻封建社会，重新进入一个新社会，革命是很吃得开的，毛泽东赶了个尾巴，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赶上个尾巴。但是你成功以后，你还要用革命那套方法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就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相背离了。时代不同了，你越聪明你犯的错误就越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错误到了极端。所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应该站在历史环境当中来看，不能说谁好谁坏。
问：您现在最想解开的历史谜团是什么？
沈志华：我现在最想解决的事,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组织，同样是两个同盟，但西方阵营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内部从来发生过战争，而且冷战都结束了，到现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英同盟依然这么稳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一致，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从同盟结成的第一天起，苏联和南斯拉夫就分裂，跟着是苏联打匈牙利，然后中苏之间又打仗。曾经多好的兄弟关系，好到不分你我，到最后还是刀兵相见。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不稳定性的根源哪儿？
问：我觉得从哲学上面来解释，能够解释清楚吧。
沈志华：当然最后可能会归结到哲学，但是你不能先用哲学的一个定理来说，就是这么回事。你要分析、探讨，拿出一个定理来，它能解释每一个现象，这才能成为定理，只要有一个现象解释不了，那就不能成为定理，科学上是这样的。
问：你初步的推断是什么？
沈志华：我现在初步的一个判断是它的结构问题,就是形成这种关系的结构，和它内部运行的规则有冲突、有矛盾。我还没有想得非常透彻,这就是我现在最关心的,也是我下一步想要组织一个课题组进行讨论的问题。现在的同盟理论都是解释西方现代国家的关系，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同盟的理论还没有。
问：您觉得现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作用是什么？
沈志华：总的来讲，一个国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是靠知识分子，这个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同样的。现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功能或者贡献就是探索真相，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赋予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真相太少了。
问：不见得与当代的政策发生关系？
沈志华：最好还是脱离。
问：现在大部分人关心的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你研究中苏，不会觉得冷门吗？
沈志华：任何一个关系都不可能是单边关系，都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在冷战的背景下。
问：你认为现在世界格局还是在冷战思维的延续之下吗？
沈志华：看你在什么意义上运用这个概念,每个人脑子里的冷战概念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冷战指的是两个国家之间以意识形态为动力那种对抗。我是这么理解——其实冷战时代还是结束了，它有些因素延伸到现在，冷战时代人们的一些思维习惯延续到现在。
问：你现在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沈志华：差不多三、四钟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八点。所以一般人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8个小时，干完了别人一天要干的活。为什么？就觉得责任重大，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去写，要去研究。我现在设计了很多课题，我想带着这些学生，年轻学者一起做。这些东西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
问：你说责任重大，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还是觉得现在没有人愿意坐冷板凳？
沈志华：首先是我自己有兴趣，如果自己没兴趣那就太苦了，什么叫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把你的工作和你的兴趣能够比较圆满地融合在一块。我天天坐这儿写东西，腰酸背疼的，肌肉都劳损了，不但不觉得苦，反而很有满足感。我现在创作激情极其旺盛，一会儿就写一篇论文出来了。现在半成品，未完成品很多，都在那儿堆着。只要我有时间，抓一个我就写一篇。
问：为什么不专注做一个或几个呢？
沈志华：历史学有个特点，它不像哲学或者经济学，有时候一个扣解开，整个就可以写了，不行。你想通了一些事情，只是在很多无穷的史实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你要想把一个问题搞清楚，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这些材料你都得看，你不看你就找不到中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所以是非常需要下工夫的，有想法你要赶紧记录下来，然后做充分的准备才能完成。越下工夫，越让我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其实搞历史研究，有点像……
问：破案？
沈志华：像公安局破案一样。有些事你就感觉从逻辑上认为原来那结论不对，所以展开调查……我很多研究都是从感觉出发的，比如说朝鲜战争，我们从小就受的教育是，因为美国侵略所以朝鲜展开反击。可是我就觉得这一个很没有逻辑的情况，如果人家进攻你，怎么三天就把人家打败了。按说你是被进攻的一方，你应该是首先败退才对，这肯定有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你要自己真的下去看当时的那些材料，这些看书上是没有的。
问：你破案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很多事情长远看来都是有逻辑性的，但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看过去是有很多偶发性？
沈志华：这就涉及到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真正搞历史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差不多每一个环节都是偶然的，但它有一个必然的大趋势。
问：但是看你把哪几个细节串联在一起，又是不同的解读了。
沈志华：这个取决于两点，一是自己在当中的体会，一是你掌握尽量多的材料。然后你才能决定取舍，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哪些是次要的、没用的。
问：如果材料不全，很容易被引入歧途？
沈志华：真的是很容易引入歧途。我给你举我深有体会的一个例子，我原来研究中国出兵朝鲜战争的问题，我在1997年、1998年、1999年写了很多文章，后来我在国际上出名也是因为发表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弄得很清楚，但有些史料没有披露出来。起先我看到的是，毛泽东很早就想出兵朝鲜，但金日成不同意，我分析他是担心中国派驻几十万大军来不走了怎么办？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他请苏联来，苏联不愿意帮它，或者不愿意自己出面，所以让中国出兵，这么一个过程。
问：这在逻辑上很合乎情理。
沈志华：直到最近我看了俄罗斯新披露的档案，才知道7月份美国轰炸得很厉害的时候，金日成已经很动摇了，希望毛泽东派兵来，但斯大林不同意，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你就得找材料，找证据了。斯大林没有说不允许，但是他不答复金日成，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呢？他要给自己保留一个回旋的余地。他很担心，中国替换了苏联控制朝鲜。所以，历史研究有这么一个档案公开早晚的问题。
问：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沈志华：历史研究为什么要有很多人不断地做，其实人的一生，你说你真正能做的也就那么二、三十年，我觉得我现在处在最黄金的时候，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特别是是历史学是靠积累，积累的材料越多、知识越多，你对事物的判断就越接近于真实。但是你太老了，精力又不行了，你只能做自己的一小块领域，能研究多少东西？
问：您的研究范畴是？
沈志华：我基本上做的是40年代到60年代这段历史，就这样我还觉得做不过来。为什么？因为当代历史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基本上材料都是现成的了，反正越往古的就越不会出太多的新东西，除非地下又挖出点竹简了什么的。但是当代的不一样，当代的很多材料都不解密，只能是大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去突破，把这段历史大白于天下。我做这个工作十来年，应该是取得成果了，现在谁还敢说，朝鲜战争是美国先打过来的。现在除了朝鲜人这么说，没人再这么说了，因为这个事实都摆这儿了，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