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后与96名死刑犯同监共囚

来源：新三届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知名律师、法学者邱兴隆，2017年9月20日因肺癌去世，享年54岁。1963年出生的邱兴隆本科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79级，属于新三届中的小字辈。    

        在中国法学界，堪称“人才”“英才”的学者不计其数，但可谓“鬼才”“怪才”的，学界却近乎一致地认为非邱兴隆莫属。

        邱兴隆人生经历曲折，曾经两度身系囹圄。他在刑罚基础理论、特别是死刑等领域的研究为业内所知。这些年来，更以公开倡导“立即废除死刑论”而引起关注。

原题：30年争议者 · 死刑存与废

        邱兴隆办公室里遍是卷宗，这些卷宗，都和著名的大案——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有关。邱兴隆是曾的辩护律师，“他找的我，他担心会被判死刑。”

　　邱兴隆的名字，很多时候都和“死刑”联系在一起：他公开呼吁立即废止死刑，发表和死刑有关的论文，组织关于死刑的国际研讨会，还与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中国死辩同盟网站，为死囚辩护，“去年我们还救了两个人。”

　　在他的记忆里，有着许多让他无法忘怀的死囚倒影。

　　“当我看到他走出铁门、前往刑场时的眼神，心里非常难受，感觉好像是我杀了他一样。”邱兴隆坐在位于长沙的律师事务所里说这句话时，按了好几次打火机，才点着了手上的烟。

　　邱兴隆说的是一个姓苏的小伙子。1996年，在河北石家庄看守所，这个小伙子因为主动坦白偷了两万七千块钱而被判了死刑。

　　“当时的法律规定，盗窃两到三万就可以判死刑，一审判下来时，连看守所的所长都不敢相信他会被判死刑。”看守所所长看不过去了，把邱兴隆叫来，让他代写上诉状。他们都认为这个案子一定可以改判，但最后是——维持原判。

　　邱兴隆彼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但看守所长不必出门恭迎，因为，邱兴隆自己就和这个苏姓死刑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正等待着似乎遥遥无期的审判。

　　当1998年春节的热闹已过，邱兴隆被判无罪的时候，他已经在收审站和看守所里待了四年零八个月。这四年零八个月里，他一共看到了96个死囚走向死刑。

　　法学之路

　　30年前的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5岁的邱兴隆高中毕业。此时，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火已经烧了起来，这个来自湖南湘乡的少年希望能够成为士兵置身战场。他的士兵之梦没能成真。他不得不重返学校，补习了半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

　　“当时说是读法律系，但整个国家其实没什么法，也就是《宪法》、《刑法》、《婚姻法》，而且《刑法》用得多，自然而然就对《刑法》感兴趣。”邱兴隆回忆。

　　在邱兴隆考上大学的1979年，国家颁布了《刑法》。“1979年之前，死刑被滥用了，任意性太大，没个准。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案子，死刑起到的是反动作用，被扼杀的是真理。”邱兴隆说。

　　1979年之后，尽管死刑是作为法律手段存在，但和政治的结合依然紧密。《刑法》颁布之后不久，全国性的严打开始。

　　“严打时期，死刑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比如说盗窃罪，1979年最多是无期徒刑，到了1981年，就可以判死刑了，盗窃罪一下成为死刑大户。”邱兴隆说了一个案例，当时有人偷了一批纽扣电池，受害人报案是价值四千多元，但当时公安局搞了个界定，定成三万多元，这就判成了死刑。这起案件后来被认为是一起错案。“因为后来发现那些电池是假冒伪劣产品，不值这么多钱。”

　　邱兴隆的办公桌上置放着一本他所著之书《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为此书作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高铭暄。

　　1986年，23岁的邱兴隆成为了高铭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一年之后，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邱兴隆本打算以死刑为研究方向，但高教授否定了。高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死刑是不便于拿出来谈论的，这是个政治问题。

　　如今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陈兴良曾回忆与邱兴隆那段在北京的日子，“当时的邱兴隆桀骜不驯而玩世不恭，尤其是他性格上的易变和情绪上的急躁，多少为他后来的变故埋下了伏笔。他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创新冲动与冒险心理主宰着他。”

　　彼时，正值海南建省前夕，原本平静的岛屿一片喧嚣。在和朋友到海南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邱兴隆被校方开出的优渥条件所吸引，答应毕业之后到该校工作，并以教学实习的名义留在海南，办起了一家书店。

　　1989年，匆忙回京完成博士论文的邱兴隆，7月份办理了分配到海南大学的手续，并准备在8月份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看起来，他的学业之门马上就可以关上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属于他的“传奇”之门才刚刚打开。

　　1989年7月20日，邱兴隆被警察带走了。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警察在他那里发现了几部书稿。当晚，邱兴隆便被以“涉嫌非法出版”之名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站。

　　“收容审查的最长期限本应为3个月，但等事情查清，我被整整关押了185天，收审结束时，还留下一个尾巴——取保候审。”邱兴隆回忆。

　　陈兴良记得，从收审站出来之后，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邱兴隆找到了他，他安排邱洗澡、吃饭，并陪着他买了全套的新衣服换上。

　　在邱兴隆被收容审查期间，海南大学已经致函中国人民大学，表示不再接收他。

　　1990年，虽然邱兴隆获得了自由，但当时北京市收容审查站只是口头宣布事情已经查清，其不存在违法行为。当邱兴隆提出要书面结论时，遭到了拒绝。“从承办人员那里了解到，之所以不给书面结论，是因为当时行政诉讼法已经出台，我属于被错误收容审查，而且超期，出具书面结论等于给我提供诉讼的证据。”邱兴隆说。

　　当时，他的老师高铭暄、王作富教授曾在多种场合以他的遭遇为例，呼吁制止滥用收审、侵犯人权的现象。

　　“收审释放”的影响巨大，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遇到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又要他出具收审他属于司法错误的法律文本。邱兴隆感到了心灰意冷，与中国人民大学不辞而别，“失踪”了。

　　和死囚在一起的日子

　　他下海做了一个书贩。“当时觉得，读了博士又有什么用呢？我感到了一种自卑。”邱兴隆还在不停地吸着烟。

　　在他回忆里，1993年，他在河北石家庄向一位书商追款，没钱给他的书商给了他一批盗版的《读者文摘》精华本，他接受了。这些书后来被查了出来。

　　“当时正值全国扫黄打非，而石家庄又是盗版书的重灾区，甚至因为我是法学博士生的原因，我被某些地方领导刻意树立成了反面典型。”

　　1993年3月，邱兴隆被石家庄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出版”为名收容审查。1994年8月，已经被收审近一年半的邱被以“投机倒把”罪名逮捕。他从收审站转到了看守所。

　　由于一直没有终审判决，邱兴隆就一直呆在看守所里。这种厄运意外地给邱兴隆研究死刑提供了便利。

　　邱兴隆觉得看守所里的“亚文化”对他是有帮助的。每个刚来的“新人”都要对号子里的人讲自己的入狱起因，不说实话就挨揍。作为法学博士生的邱兴隆在看守所里很有名，囚徒们往往把他当成救命稻草，将自己的经历和犯罪过程详述给他听。

　　“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邱兴隆见识了各式死刑犯，有刚进来的时候大无畏的，但临到上刑场时，屎尿弄了一裤子。执行死刑的人都有经验了，把犯人的裤腿都扎好；也有不怕的，笑着走的，还开玩笑说，哥几个再见啊，上路了。

　　邱兴隆思考，为什么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的人，就非把他杀了不可？还有那么多人，即使按照并不合理的法律规定，他也不该判死刑，为什么就判了死刑？“如果我是法官，在判死刑的时候，我会受到煎熬，但有的人也许不会。”

　　看守所里的一次经历让邱兴隆深感触动。

　　1996年的冬天，他和两个死囚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邱兴隆当时胃出血，拉出来的全是一块一块的血，往盆子里吐的也全都是血。“吐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邱兴隆说他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没有死，也没有人把他带走。他听到牢里的人都在大声地给他报号——这里有人生病了。

　　好不容易，有个干警过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邱兴隆，踢了他一脚，以为他是装病，走了。那两个和邱兴隆同号的死囚用手铐使劲砸着铁门，大声叫道，你们还管不管啊，人都要死了！

　　“他们是死囚啊，但他们在想着救我，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杀人的时候也许很凶残，但这个时候的他们又怎么解释？我觉得人性本来是善良的。”邱兴隆认为这样的经历影响了他日后主张废除死刑。

　　邱兴隆早期做学生的时候是主张保留死刑的。“做学生的时候，从学校到学校，没什么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守所的经历是一种财富，从素材的收集到思想的积累，都是在书斋里找不到的。在看守所里，抬头见刑法，低头见罪犯，想不思考都不行。”

　　邱兴隆开始有意地研究看守所里的死囚。为了了解他们，他故意让干警给他调号，因为“一个号子里最多只有两个死囚”，他想接触更多将要赴死之人。

　　对于死刑，彼时出现了一些变化。1996年的冬天，职务侵占罪出台之后，看守所里有个信用社的主任原本因为贪污被判死刑，后改判为职务侵占罪，获刑15年。“我清楚地记得，当他的镣铐被打开之后，他大喊一声：活——了！整个看守所都听得到。能听得出来，那种求生的欲望是多么地强烈。”

　　邱兴隆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死刑的滥用开始刹车了。

　　死刑的反对者

　　邱兴隆留着一头长发，黑且瘦，这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流露着颓废感的摇滚歌手，而不像是律师和教授。他曾开玩笑地说，要把失去的头发补回来。在看守所里，他留了近5年光头。

　　1993年到1998年之间，看守所里的邱兴隆不知道作为囚徒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他曾经因病出去就医过一次，外边的街道他都不认识了，“变化太快了，这让我感到心慌。”他甚至认真地打算过，放出去之后，回湖南老家种两亩地，平平淡淡过一辈子。

　　1997年12月，在被羁押近5年后，邱兴隆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由于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所判刑期近一倍，他不服判决，继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998年12月20日，邱兴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无罪。

　　这个终获无罪的法学博士生，带着在看守所里用糊包装盒的纸写就的几百万字论著、手记以及九麻袋的书，南下重庆，回到母校西南政法大学任教。

　　1999年，曾经“很不听话”的学生邱兴隆向导师高铭暄教授提出重新申请博士学位。199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邱兴隆的博士论文答辩开始，刚准备说话，他已泪流满面。23岁就考上博士研究生的邱兴隆在36岁时拿到了博士学位。

　　对于死刑，学界已经沉默很久了。1980年代严打的时候，曾有学者对滥用死刑提出异议，当时被当作政治事件来处理，这些学者还被全国通报批评。

　　2002年，邱兴隆在湘潭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结果他发现，在那次会议上，除开国外法学者，主张立即废止死刑的中国法学者只有他一个。“目前，从国内法学界来看，大多是限制派和将来废除派，几乎没有人主张死刑要永远存在，但什么时候废除则意见不一，立即废止死刑的声音是少数派。”

　　邱兴隆做过民意测验，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一左右，大部分人主张保留死刑。

　　“很多人质疑过我，老百姓都不主张废除死刑，你为什么要违反民意？”邱兴隆认为，做事情是要考虑民意，但绝不能只考虑民意，如果民意第一，“我们都不要上大学，种田就行了，上大学就要培养精英意识，常人想不到的东西你能想到。”

　　在颇受争议地辗转西南政法、湘潭大学之后，邱兴隆做起了律师，但他无法完全适应远离学校的生活，2006年，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到厦大任教。“我在厦大领的工资基本上都花在长沙和厦门之间的路上了，在厦大就是精神寄托，证明自己作为学者和老师的存在。”

　　邱兴隆会给学生们说起他的经历。他非常认同费孝通说过的一句话——监狱是社会的窗口。有什么样的监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监狱可以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

　　“一个不重视罪犯待遇、不重视生命的国度，文明程度肯定不行。你在杀一个人的时候，就已做出了判断，人是可以被杀的。” 邱兴隆说，“宽容是一种美德，爱罪犯就是爱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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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印度会崛起吗？

作者：晨枫；来源： 中美学者智库

印度会崛起吗？印度是中国最大的威胁吗？这些问题萦绕在人们心头已久，洞朗冲突使得这些疑问具有了新的紧迫性。

崛起的印度不一定成为中国的威胁，就像崛起的中国不一定成为美国的威胁一样，但不崛起的印度是断然威胁不了中国的，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问题：印度会崛起吗？如果把时间尺度放到下一个5000年，印度崛起或许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但这样的预测没有现实意义。如果把尺度放到下50年，这依然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回想一下50年前的中国吧，在1967年，要是有人预测2017年的中国在经济总量达到英国、德国、日本的总和，成为世界上的绝对第二，并且坐二望一，大概要被人当作说胡话了。那么在未来5-10年里有可能吗，而且把崛起的标准修改为经济总量“翻两番”之类的相对指标，而不是“世界第几”，并且在科技水平上达到第二梯队到第一梯队的门槛？这才是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曾几何时，“小日本”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说法。“小日本”不仅指日本人矮小，国土狭小，更包含了中国人对日本的复杂心情：凭什么小小的日本（尤其在历史上以中国为师、连文字都是从中国“借”过去的）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上超到堂堂大中华的前面去？八年抗战之痛更是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永久记忆之中，“小日本”包含了中国对日本的羡慕嫉妒恨，和对自身弱势的无奈。

不知道印度是否有与“小日本”对应的对中国的称呼，但印度朝野不乏当年中国人通过“小日本”所凝聚的羡慕嫉妒恨和无奈。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人不大用“小日本”这个说法了。中国在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上早已决定性地超过了日本，心态不一样了。羡慕嫉妒恨还是存在，只是已经和当年有了质的不同。但人们对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和动力缺乏分析，似乎也在“向前看”，不屑于这种分析，“分析来，分析去，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如何使明天更加好吗？”

但对印度（还有很多期待崛起的国家和民族）来说，中国崛起的深层原因和动力远比当前的耀眼数字更重要，这才是他们直接思考和借鉴（或者破坏）的东西。

在不小的程度上，印度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国家大（印度的幅员大大小于中国，但可耕地的比例大大高于中国），人口多（印度人口已经接近中国，有望在未来十来年内超过中国），注重教育（欧美中国家长对子女在学校里与印度孩子的竞争不会缺乏体验），注重个人打拼（欧美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成功较少依靠家庭背景，以自我打拼为主），注重家庭和亲情（欧美大学的印度教授和中国教授一样，都喜欢招来自本国的海外学生，在职场上，印度人的任人唯亲比中国人还要明显）。

但印度也与中国有很多显著的不同：民族成分复杂，大头就有印度人、穆斯林和锡克人，但这也是很不科学的划分，把民族、文化、宗教一锅煮了，比如同在旁遮普的锡克人和穆斯林在生理意义上的种族差别肯定比同样信奉印度教的拉贾斯坦人和海得拉巴人的差别要小。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差别。英语虽然是外来的，但反而是共同的。据说印度政府不划分民族，只划分部落（各邦加起来超过上百个），大概就是要避免民族问题。

由于英属印度时代开始的传统，印度精英接受欧美教育、融入欧美社会开始的时间更早，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在欧美商界和学界，海外印度人的影响显著超过海外华人。

还有一个就是民主体制。不管印度有什么样的问题，从独立开始，印度领导人就是选举产生的，而且一般认为，选举舞弊并不是大问题。也就是说，印度选举大体上可以看作公开、公平的，符合程序民主的标准。

印度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年轻，英语好，教育好，国际上“人缘”好，按理说，中国都能崛起，印度崛起应该是无悬念事件，那么，“凭什么印度会被中国拉下了呢？”这是萦绕在无数印度人心头的巨大问号，对世界上很多希望有谁“治治中国人”的人也是同样的问题。要知道，印度独立和中国解放在时间上差不多，那时印度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还比中国更好，两国的经济水平相近。70年后，中国经济总量5倍于印度，要不是因为印度人口还没有赶上来，中国的人均也要5倍于印度了。两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势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海外印度人不乏在科技方面卓有成就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扩大了来问：除了英语这一条，历史上的中国曾经与现实中的印度一样。为什么中国在现在崛起了，而不是历史上的其他时间段？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理解印度能不能崛起。

我没有各国的历史人口数据，但如果说鸦片战争时代，中国人口就是世界最多，应该不会离事实太远。人口构成年轻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出生率高，平均寿命低，人口构成自然就年轻。今日中国是近代史上（如果不是整个历史上）老龄化最严重的时代，但今日中国也是崛起势头最旺盛的时代。即使在中国国内，经济发达的地区分布通常也与人口年轻化成逆相关，也就是说，经济越发达，人口越是老龄化。这说明了年轻化不导致崛起，甚至可能是“不崛起”才导致人口的年轻化。这样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和老龄化是一致的，越是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是忙碌，没有功夫养一大堆孩子，也没有养儿防老的必要，加上医卫条件好，自然推高老龄化。至于劳动力成本，且不说今日中国，世界上比印度劳动力成本还要低的地方都多的是，如果劳动力成本低就能导致崛起，那印度怎么办？

中国人的英语教育普及水平现在大概是历史上最高的，但依然达不到全民能说流利英语的程度，也没有这个必要，但印度人英语好是一个迷思。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基本上都具有较好的英语能力，尽管印度口音的英语不仅对非英语人士是巨大挑战，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也是不小的困扰（我在不同场合听说过，印度人对此的解释是，“你的英语不正宗”，尽管对方属于祖居加拿大的N代英语族群）。但对于广大非精英印度人来说，会说英语的人并不多。

印度教育是另一个迷思。不同的联合国、兰德（兰德的业务早已超过军事，现在涉足教育、经济、环保、就业等）报告都指出，印度的精英教育发达，但印度的普及教育远远落后于中国，文盲率显著高于中国，将成为印度现代化的重大障碍。但印度精英教育发达也局限于IIT（印度理工学院，而不是误传的帝国理工学院，那在英国伦敦，拥有孟买、马德拉斯、德里、海得拉巴、焦德普儿、果阿等二十来个分校）等极少数院校。IIT是印度总统亲任总督（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正式称呼是Visitor，与常用词访问者相同，但这是教会、慈善机构的最高掌门）的精英学府，地位上相当于中国的清华，甚至985中理工科的总和。说一句大实话，985对中国崛起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靠985实现的。同理，单靠IIT是拉不动印度崛起的，但这反应了印度的精英治国思想，尽管印度标榜民主国家。

诚然，海外印度人学术有成和管理有方的比比皆是，这与印度人“出道早”有关。印度人聪明勤奋，给予合适的土壤，没有理由不出成果。这与早年中国人其实一样，人们对学术有成的老一辈的海外华人学者如数家珍，以至于有了“钱学森之问”的说法。但无可争议的是，今日海内外华人学者的总体成就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否则中国（和海外华人）的科技、产业成就是不可能的。但这又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学术有成、管理有方的个人并不导致崛起，但崛起导致更多学术有成、管理有方的个人。这是一个简单的“时势造人而不是人造时势”的问题。

印度的国际人缘确实比中国好，从独立后就一直是这样。英国的政治智慧是令人赞叹的。在英国必须“丢失”印度的时候，英国决定好合好散，事实证明这是在印度独立不可避免时维持对印度影响的最好途径，英国对很多前殖民地都是这样的，至今维持着与英国国立不相符合的影响。在这一点上，英国甩出法国两条街，更是甩出俄罗斯两个世纪。部分由于英国的作用，部分由于尼赫鲁的高潮政治技巧，印度从一开始就左右逢源。打出不结盟旗号后，印度与“帝修反”统统打得一团火热，与四面为敌的中国恰恰相反。即使在中国崛起而印度呆滞已成大势的今天，西方依然不乏唱好印度而唱衰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乏到中国要糖、到印度送抱的。

中国崛起了，时势成形了，那印度的时势能不能、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形呢？

根据中国经验，落后国家要崛起，需要三个要素：

1、 朝野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

3、 需要一场文化深层的大革命

落后国家一般都不缺危机感，但是否强烈到“穷则思变”的程度，就不一定了。尤其重要的是，危机感和变革要求不能只存在于高瞻远瞩的精英阶层，而普通民众继续浑浑噩噩。指点江山、慷慨激昂的精英和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民众之间的脱节是很多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大问题，中国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落后不是一时一事导致的，而是经年累月形成的，要改变也异常困难，有时候外界的强刺激是必须的。鸦片战争把中国的落后本质打出了原形，但八年抗战才真正把中国人打醒了，再不发奋自强，就要亡国灭种了。

印度缺乏这样的外界强刺激。印度人不把英国殖民地时代看作亡国灭种，事实上英国才是“塑造”现代印度的推手，在英属印度之前，现在版图的印度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完整国家，不管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印度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血腥的道路，但惨烈程度还是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中国不能比。独立后的印度四处逢源，这是印度的福音，也是祸水，因为这极大地降低了印度的危机感和改革愿望，从英属印度全盘接过的适合工业文明的法制、政制与农业甚至半奴隶时代的社会现实脱节，原本为保护弱小而设计的法制体系反过来保护了落后，滋长法律上的“死磕主义”，影响了印度的发展。

就印度现实而言，经济、社会改造的负担繁重，但印度继续把宝贵资源投入军备竞赛，浪费时间，浪费资源。实际上，印度太需要中国在80年代实行的“军队为经济建设让路”了。印度的军力足够抵御来自巴基斯坦的一切可能的威胁，只要印度放下陈腐心态，与中国在边境问题上寻求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坚持不切实际的要求，印度是有条件缩减军备的。中国无意入侵印度，如果不是印度在边境上搞事，再打一场1962年的自卫反击战都没有可能，中国在西藏边境只有少量部队就是证明。相比之下，邓小平“百万大裁军”的时候，中美正打得火热，美国要“联中抗苏”，而苏军还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国依然在对未来和战大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毅然决然地大裁军。中国在80年代的“军队为经济建设让路”在很多具体方面（尤其是研发了一半的军工项目）上造成很多损失，影响至今还在，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得益远远超过损失。这提供了启动中国经济改革的部分经济基础，也使得日后重新启动、加速发展包括军工在内的研发项目有了条件。当年硬撑下去的话，结果不是鸡飞蛋打的话，就是继续温水煮青蛙，慢性自杀。

印度教主导对印度的民族心态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印度教强调转世和永恒、宇宙和无穷，作为宗教，这当然有其哲理和魅力。印度教作为佛教的源泉，甚至影响中国。但作为社会主流心态，不免过于消极。种姓制度的核心更是强调安心现实、努力修行、等待来世。不光低种姓的人有“升级”问题，高种姓的人也有升入天界的问题。这在心态上就阻断了上升通道。愿望都没有了，何来行动？时间对于印度教来说是相对的，不存在紧迫感这样的事情。LCA到“光辉”战斗机可以30年研发还不能爽快量产，“阿琼”坦克可以30年搞不定Mk1而直接跳到Mk2接着搞30年，不能说没有受到这样的印度版相对论的影响。但世界不等人，你不紧迫，不等于别人也不紧迫。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从搞不定歼8II到推出歼20，从还在59坦的圈子里打转转到俄罗斯坦克竞赛不许99A参加（“不公平优势”），且不说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高铁和各种碾压行业。

印度的种姓制度在理论上早已废除了，在实际上影响犹存。精英阶层以高种姓为主，普罗大众中则低种姓居多，这还不算大量“不入流”的贱民。印度版的“两少一宽”政策实行多年，成效有限，但导致不少高种姓阶层流向海外，美英加的印度裔精英中不乏这样的。比如说，我女儿医学院班上的印度同学至少一半是婆罗门，这之下还有三个种姓阶层呢，外加贱民。

高种姓的印度人习惯于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他们受教育好，有远见，早就看到印度需要改革了。从尼赫鲁的有声有色，到拉吉夫?甘地的科技兴邦，到瓦杰帕伊的“印度闪光”，到莫迪的“印度制造”，各人的重点不同，但振兴印度的意图是一样的。应该说，很多设想不乏道理，问题是政府或者执政党的执行力。

任何理念或者构想都需要执行力才能实现。比如说，在课堂上，老师不仅要讲授有益有趣的内容，使用正确的方法，还要有足够的课堂控制能力才行，要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要保持足够的课堂纪律，否则什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是空的。工业发展、项目推进、政策实施，无不如此。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尤其重要。政策鲜有完美的，但即使不完美，只要大方向正确，有效的执行总还是能把国家向前推进的。最怕就是完美的政策遇到低效的执行，甚至被大量无用功而彻底抵消，那就原地踏步了。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政府政策的执行力来自政府机构的公信力和效率。西方国家的政府理念是：公务员只效忠国家，超越党派。西方国家如何形成这样的政府和公务员队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政府的公信力和效率不能保证，执行力常来自具有高度纪律、高度凝聚力的政党，或者军队（对于军政府的情况），政府机构只是执行力的壳。在中国，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起到这个作用。不管党内腐败、任人唯亲问题有多大（这些正在反腐和整党中得到纠正），完整、有效的党组织依然是中国政府执政力最可靠的保证，也是党政分离、党军分离的困难所在。

印度的情况则是：既缺乏超越党派而具有高度公信力和效率的政府机构和公务员队伍，又缺乏能起到执政力核心作用的政党架构。多党竞选实际上在根本上否决了以政党为核心的执政力结构，但在某种意义上，精干、高效、以共同理念、目标和行为方式为凝聚力的政党才是散漫、落后的国家所需要的政治架构，但这不仅是一个大话题，也是高度敏感甚至政治不正确的话题。

印度的种姓制度加剧了执政力的挑战。印度经营或许不乏高瞻远瞩之辈，但他们习惯于指点方向，并不屑于身体力行。印度精英的这个特点在欧美也很显著。学术界本来就是坐而论道的，无所谓身体力行，成功的印度教授比比皆是，实际上，民国时代成功的海外华人也大多是这样的。在实业界，成功的印度人士大多投身管理，不管是中管、高管、项目管理，这些“领导岗位”是印度人最孜孜以求的，而潜心“搞技术”、安于当“技术大拿”的并不多。即使在R&D机构里，也喜欢追求团队领导的位置。他们善于、乐于滔滔不绝地用PPT阐述远大构想和时间点，但对于具体的事情，则乐于、善于“交给具体专家去做”。相比之下，中国人或许有不少抱怨玻璃天花板挡住升迁道路的，但也有不少安心于搞技术的，对于具体事情乐此不疲。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可能反而促成了知识分子“技不压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科技救国”、“医卫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空军救国”等很具体的思路，而远离政治。当然，欧美公司里，技术等级较高的专家在待遇上接近中管，硅谷等地方的顶级技术专家在待遇上甚至堪比不小的公司的高管，这也是 62 42074 62 26267 0 0 11109 0 0:00:03 0:00:02 0:00:01 11106些专家安心搞技术的客观保障。

然而，欧美印度精英与欧美现实倒是吻合得不错。印度精英的特点是善思辨、有远见，提出的见解和构思很高大上。发达的欧美具有完整的科技基础和工业体系，具有运转有效的官僚机制作为社会保障，所以执行力不是问题。但把他们空降到印度，执行力问题立刻爆发，所以欧美印度精英回到印度就可以使得印度如何如何是一个想当然的说法。

回到印度，印度的空降政治架构与印度社会实际不相符合，但又不具备以政党为核心的执政架构的条件。尼赫鲁和莫迪的厉害之处就是利用某种共同政治理念，打造了一个超越政党组织的虚拟政党（或者说统一战线），形成较强的执政力。尼赫鲁是世俗主义，莫迪是印度教，前者试图遍及最大的人口基础，后者试图集中在最可靠的人口基础，各有好处，也各有局限。尼赫鲁主义的成功取决于印度的文化革命，要成功消除族群、宗教差异，这是最符合西方政治理念的“进步政治”，但事实证明这很难。莫迪主义的成功取决于打造“印度教的印度”，这在占大多数的印度教人口中相对较容易实现，问题是印度的非印度教人口巨大，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族群割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遍及所有人的时候，矛盾还容易压下去，到发展不均衡暴露出来的时候，矛盾就容易爆发。印度政治将在尼赫鲁主义和莫迪主义之间摇摆，加上超党派但高效的公务员队伍的缺失，印度政府的政策执政力将成为长期挑战。

人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积贫积弱，必有深层的文化原因。鸦片战争打掉了中国人的自我陶醉，抗日战争则打出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打碎了种种传统和思维定势，改革开放和中国起飞在80-90年代得以启动不是偶然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到了帝国主义的大炮轰上门来的时候，无疑也已经积弊深重。五四运动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但十年文革才完成了五四运动开始的文化层面的革命（历史事件名称和政治概念近似重名，或许老毛当年是有意的）。文革评价是一个巨大的话题，文革是惨烈的，在个人层面上造成了非常多的悲剧。文革本身也只做到打碎旧世界，没有做到建立新世界。但文革使得背满包袱的中国文化归零重启，使得对中国文化大浪淘沙成为可能，使中国有一个打碎陈规、重新检视、继往开来的机会，这是按部就班的渐进改革不容易做到的。与此相似的还有土地改革、工商改革等，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文化层面的革命打破了阶级固化和思维定势，在民族心态上解放思想，建立积极而不莽撞、乐观而不乏紧迫感、进取同时追求公平、自强而不傲慢的文化，打通上升通道，调动全民的积极性，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历史上的中国与印度有很多相似之处，民国时代留洋人士功成名就的比例可能比现在还高，但“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坐而论道”使得他们的学识与中国现实脱节，老毛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打破中国精英与现实脱节的死结的有效做法，这一传统延续到现在，使得人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不忘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不是食洋不化。

对于印度来说，缺乏外来的强刺激，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缺乏文化的深层革命，在政制上食洋不化，这一切使得印度崛起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这与“小看”印度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印度“错过了xx革命所以永世不得翻身”，类似的说法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就很流行，当然那时说的是中国，而赶上末班车的是日本和四小龙。

那么，印度会崛起吗？解决了紧迫感、执行力和文化革命的问题后，会的。但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