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自由主义与“穆斯林问题”
来源：中东观察员；人间思想
奈保尔在试图解决“伊斯兰”问题时，曾到访过四个穆斯林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这些国家中，他见识了狂暴、恐惧和仇恨，并把这些都写进了《信徒的国度：一场伊斯兰之旅》。
本文选自《伊斯兰评论》第一期，作者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海库•帕瑞克。
王立秋 译； 丁科 校。
图片为2006年，西方媒体曾以漫画讽刺先知穆罕穆德，法国的穆斯林聚集走上巴黎街头，高举一张手写的标语：“不要碰我的穆罕穆德”。这条标语借用了八十年代的一个反种族主义口号，“不要碰我的伴侣”。
本文据原译文网站补全了所删节内容。
1. 前面的话
和穆斯林人口可观的美国不一样，欧盟中许多有影响力的集团普遍认为，欧盟超过一千五百万的穆斯林人口，构成了严重的文化和政治威胁，而这说明的问题之一，是多元文化社会不起作用。有时，这一观点得到明确的陈述；但它更经常表现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攻击，一般认为，穆斯林应该为多元文化主义负责，而后者（多元文化注意），则是用来指涉穆斯林的代名词。这一见解跨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野，并为——尽管程度和理由有所不同——右翼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共享。在本次讲座中我将批判地考察这一观点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我特别关注的是，在这些年里，穆斯林的认同是怎样演化的，以及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少数族裔之权利、文化多样性和与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相对的公民民族主义的拥护者，会感到为之所威胁。
2. 穆斯林认同的出现
尽管穆斯林移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开始来到欧洲填充其饥渴的工业，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们才在文化上变得可见，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他们在政治上都还是不可见的。他们大多数一个人来，意图在几年内攒一笔钱然后回家，为生活提供一个更好的起点。他们不熟悉他们移居的国家的语言，也不习惯城市环境，怀有很深的自卑感——特别是那些来自前殖民地的穆斯林。他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一般来说也只在自己人中间生活，不把他们自己看作移民，也不担心（如何）维持他们基于故土的认同。因为面临种族歧视，所以，他们和其他类似处境的群体联合起来与之斗争，并获得了一种额外的、外部强加的，以及在一些情况下自愿接受的，“黑人”的种族认同。
在穆斯林放弃回家的计划甚至是希望的时候，他们便结婚并开始供养家庭。（于是）他们（就开始）为如何养育他们的子女，确保世代的延续，传播他们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对抗更广泛的社会的同化的压力而操心。这增加了他们对迄今为止一直冷漠待之的社会的文化、制度和实践的兴趣，他们开始形成关于它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的见解。大体上说，他们是从宗教-民族方面来界定他们的认同的。他们是巴基斯坦的、印度的、阿尔及利亚的或摩洛哥的穆斯林，不纯然（simpliciter）是穆斯林，相反，他们扎根于自己故土的文化。我们不能把他们如今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简单地定义为基督教的社会；因为，尽管是基督教的，但宗教在其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把它看作基本世俗的社会，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在一个世俗的环境中维持他们的宗教-民族认同。
于是穆斯林移民沿着宗教-民族的思路建立福利性的和文化性的社团。他们建造清真寺——清真寺的数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急剧增长——并开始要求公立学校给他们的子女提供适当的条件，包括清真的肉，礼拜的便利，使女孩免于运动、游泳和其他要求她们穿着短装的活动，以及给孩子们教授他们的历史和文化。除非他们给它们的子女树立合适的榜样，并提供适宜的家庭环境，否则他们也不能预期他们的子女会获得并珍重他们的认同。相应地，穆斯林移民重新组织他们的个人生活并开始为敦促工作场所、医院等地方给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女性提供适当的条件而施加压力。
马格南图片社摄影师Abbas2004年摄影作品，巴黎街头身披希甲布面纱的穆斯林妇女要求政府给予受教育权
由于欧洲国家传统上自视为基于一种同质性的民族文化的民族-国家，也因为它们的更早的移民不曾有过这样的要求，学校、工作场所和其他公共机构经常抵抗穆斯林的要求。这导致张力、法院案件、公共的辩论和抗议的出现。结果，如今，穆斯林成了一个无可置疑的文化存在和公众焦虑的来源。在欧洲发生的更加痛苦的讨论，是关于如何在文化上融合穆斯林。不同的欧洲国家搞出了不同 20 57261 20 11637 0 0 4258 0 0:00:13 0:00:02 0:00:11 4257的模式，法国选择同化，英国选择融合，荷兰选择多元文化主义，其他国家则选择这三种解决方案的一种或多种。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情况在政治方面发生了变化。尽管对文化要求的追求和遭遇的抵抗已经开始使第一代穆斯林移民政治化并急造了一些政治组织，但第二代移民（现在才刚刚成年）现在才开始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在欧洲社会中成长的年轻穆斯林，并不共享他们的父母的心障和自惭形秽，他们清楚地知道如何在（现存的）政治体系找到出路。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仅从宗教的角度来定义自身，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认为自己是巴基斯坦或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而仅仅把自己定义为穆斯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有几个原因。因为他们与他们母国接触有限，它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意义，至多只是他们的自我定义中的一个次要的元素。为在政治上产生影响，他们需要超越种族和文化的分野，并建造全国性的组织，而此类组织，只能以他们共享的宗教为基础。他们许多人，特别是女孩子们，也对父母的限制感到恼火，并发现通过研究和适当地阐释《古兰》来反抗他们是一种有效的策略。许多穆斯林对他们父母的文化的一些方面感到尴尬这一事实，强化了他们回到伊斯兰的“真正的原则”的欲望。由于更广泛的社会，也开始把他们称作穆斯林并把他们和关于这个术语的一些负面的观念联系起来，穆斯林青年也秉持着“黑是美的”的精诚，自豪地维护他们的伊斯兰认同。
国际事件在强化伊斯兰认同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本非暴力的伊朗革命——在革命中几乎所有的暴力都来自于国王，这场革命对穆斯林意识的影响，泛泛地说可以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对欧洲左派的影响相提并论——给穆斯林以这样的自信，即，他们可以颠覆西方支持的政权并提供一种西方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阿富汗对苏联占领的抵抗，把不同国籍的穆斯林带到了一起，在他们之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同，并使全世界的穆斯林相信，他们可以打败一个确然的霸权国家。西方对石油的依赖暴露了它的弱点并唤醒了穆斯林对他们巨大的经济潜力的意识。持续的阿以冲突，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反对不义和压迫的斗争给他们共同的全球事业并强化了乌玛(umma)或全球穆斯林共同体，一个之前仅在穆斯林历史上扮演了边缘性的角色的概念的意识。对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如何为欧洲列强所瓦解的历史记忆不断被复活，被用来强化穆斯林的羞耻感和光复其荣耀的欲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自豪，权力，受害感（受害者意识），关于人口超过十亿、在五十五个国家构成人口的多数，并在许多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家中显著存在的他们，如果想做，就能做到的事情的诱人的梦想，和对内部的分化和西方的操纵轻而易举就能使他们失去一切的深刻焦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越来越趋于全球化的伊斯兰认同。欧洲穆斯林共享并维护那种认同并感觉（自己）属于一个世界性的共同体。他们被富油的穆斯林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拉拢，他们的宗教机构和活动得到他们的慷慨资助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个潮流。
宗教在穆斯林的自我定义和其他人对伊斯兰的感知中的重要性的不断上升，使欧洲穆斯林对他们在宗教在西方得到怎样的表征极为敏感。拉什迪1989年出版的《撒旦诗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阅读并被广泛地是为一个偏离正道的、西化的印度穆斯林为吸引、讨好主要是西方人的读者而写作的，一部反伊斯兰的作品。它引起的抗议既反映又强化了伊斯兰的认同。在法国人们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即其穆斯林人口只“在一纸公文上是法国的”，只在他们的护照上——没有更多——是法国的，并需要被融合。1987年受指派的民族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Nationality)在一年后，于1987年出版了两卷本的报告《在今天和明天之为法国》(Being FrenchToday and Tomorrow)。报告坚称，穆斯林应该被“纳”入主流文化，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差异应当仅限于私人领域。头巾事件(l’affaire du foulard)也就是在这个气候中爆发的。从这样一个事实，即19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却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认同的进攻性陈述，这一事件获得了它特别的意义。英国的穆斯林青年——几乎全部是男性——和法国的穆斯林女孩则领导了一场为伊斯兰而进行的，经常是反对他们的父母希望的，要求国家应该承认、尊重并为之而设立公共场所的斗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伊斯兰在欧洲成为一种有力量的政治性存在，而它的力量，则源自它的数量、战斗精神、坚定的认同感，和全球性的关联。
萨尔曼•拉迪什的第四本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被伊斯兰原教主义者视为恶意诽谤和公然挑衅。该书的多国翻译者和出版人已有多人遇袭甚至身亡
波斯尼亚是穆斯林意识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有两个独特的特征。它是欧洲的后院，并当然地对它来说有着特别的利害关系，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公民，“在种族上”与其他欧洲人没有任何差别。尽管他们在地缘上临近，“在种族上”相似，且有开明的自利的思虑，但是欧洲政府不仅不保护他们，反而还阻止他们从别的地方得到武器。对许多穆斯林来说，这表明欧洲对穆斯林的漠不关心，甚至是嫌忌，以及它是多么地不关心他们的生活。一些人甚至唤起了这样可怕的梦魇：即如果他们疏于防备，那么欧洲人就会对他们进行另一场大屠杀。2005年四月刊登在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上的十二幅漫画——其中先知默罕穆德没有留白——以及漫画旁的评注，使穆斯林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仅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他们，而且，他们的宗教本身，也被认为是落后而不适宜成为文明的欧洲的一部分的。
3. 欧洲的焦虑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开始，在政治上可见的穆斯林开始从宗教方面来定义他们的认同的同时，欧洲也开始思索，如何融合他们，把他们变成忠诚的公民。一部分数目可观、有影响力的人对此持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或至少是极其艰难的。像德国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英国的罗伊·詹金斯那样杰出的自由主义领袖甚至认为大规模地承认他们的存在是一个错误。他们认为，伊斯兰，是天生不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以及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人，都顽固地抵抗引进民主的内外压力的原因。不能指望欧洲穆斯林会尊重民主制度，他们至多只会报之以谨慎的、工具性的忠诚。因为穆斯林人认为乌玛高于民族-国家，所以他们对全球穆斯林事业，要比对他们的公民同胞在乎得多，并且也不能相信他们会成为好的公民。在他们看来，伊斯兰也是深刻地不自由（非自由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它反对言论自由、世俗主义、批判的思想、个人的自治和个体的选择，嘲弄诸如对同性恋、同居和男女同性恋伙伴关系的承认此类的，来之不易的少数的自由。一些自由主义者担心穆斯林会和基督教徒结成反世俗的联盟，以及，宗教可能支配公共生活。另一些人则认为，对伊斯兰的恐惧，会导致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复兴。乌德勒支的西蒙尼斯枢机主教的讲话确证了此类恐惧，他说：“政治领袖们问，穆斯林会不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我要问，这些价值观是什么？同性婚姻？安乐死？我们在伊斯兰的威胁面前解除了武装：我们必须恢复我们的认同”。
甚至那些同情穆斯林的欧洲人也认为他们的要求太多了。在对清真肉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有要求工作场所给他们礼拜的时间。在后者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又要求封禁渎神的书籍。而在那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又想要人们认可一夫多妻。在那之后，他们又催索无偿借贷，伊斯兰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等等等。说到底，他们想在欧洲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表面上无害的要求——即，国家应该尊重并适应他们的认同——是更广泛的，同一种伊斯兰的文明，来取代“不信教的”和“堕落的”欧洲的目标的一部分。出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据论证，他们（穆斯林）是内部的敌人，是一种不可同化的文化和政治的存在，必须加以阻遏和压制。在就涉及适当地使用武力，进攻性地同化（积极进取地对他们加以同化），促进对伊斯兰的自由主义的阐释，并否定他们从他们的母国接受文化资助的权利。许多主要的政客，包括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将严重地混杂这一问题，（对此要求）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抵制。
2003年聚集于纽约时代广场抗议美国征战伊拉克的穆斯林信众
纽约、马德里、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恐怖袭击给欧洲人留下了创伤性的影响。迄今为止，他们尚把穆斯林看作一个文化上有威胁，但可以控制的存在；现在他们产生了对他们的病态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转变为对作为一种宗教的伊斯兰的恐惧，人们相信，袭击是在伊斯兰的名义下进行的。所有穆斯林的身份来说就是可疑的，那些在欧洲的穆斯林被世界性的乌玛所同化并被视为乌玛的一个无差别的组成部分。人们期待甚至要求他们以最强烈的语言谴责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依然保持沉默或冷淡的人则被认为是同情恐怖分子的人。
因为有这种普遍的对穆斯林的不信任以及他们不希望或不能融合的信念，今天才会有如此巨大的道德恐慌。这在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导致了一种不断上升的不宽容的精神，和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应。2006年面纱一度主导了英国的公共辩论，政府部门拒绝资助和通过官方渠道与英国穆斯林协会(Muslim Council of Britain)打交道，因为据说，它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和对穆斯林青年的控制力不够。法国通过了一项禁止头巾，甚至锡克教的缠头巾的法律。在自由主义的、文化方面比较宽松的荷兰，一位出于文化原因拒绝与一位女性部长握手并自愿以其他方式问候她的穆斯林，受到了媒体的围攻。在希腊、西班牙和德国，有强烈的，反对建造“太多”的清真寺——特别是在显要地段——的势头，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会导致国家的“伊斯兰化”并改变它的“面貌”。在许多欧洲国家还存在这样的要求，即不应该允许双重国籍存在，所有的移民都应该毫不含糊地选择他们定居国的公民身份。作为融合和在其马格里布人口中促进爱国主义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法国国民议会在2005年2月23日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高校的历史课程和教科书”都必须强调“法国殖民时期的积极方面”。尽管这个不同寻常的法律被宪法法院宣告违宪，但令人震惊的是国民议会竟然通过了它，而且许多保守主义的甚至自由主义的议员不觉得这项法律有什么问题。
在一些欧洲社会，有许多蓄意妖魔化和助长反穆斯林的强烈情绪的尝试。以摘自丹尼·派普斯(Daniel Pipes)和拉斯·海德高(Lars Hedegaard)在丹麦卡通事件后发表在丹麦杂志《民族邮报》(National Post)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丹麦腐败了么？》的文章的选段为例，尽管这篇文章因为其事实性的错误和危言耸听的语气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但它还是得到了许多支持者。它能够发表这个事实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多年来，丹麦人一直称赞文化多元主义并坚称，他们对穆斯林的习俗没有意见——直到他们发现他们确实有意见的那天。一些重要的问题：靠施舍而生：第三世界的移民——他们大多是穆斯林——构成了人口的百分之五却消耗了福利支出的百分之四十。犯罪：穆斯林只占丹麦四百五十万人口的百分之四，却是整个国家的强奸犯的主体……自己强加的孤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穆斯林移民大量增长的同时，他们更不希望与本地人口混居。引进不可接受的习俗：强迫的婚姻……是一个问题。另一个，是杀死皈依其他宗教的穆斯林的威胁……酝酿反犹主义：穆斯林的暴力威胁到丹麦约六千名犹太人，他们越来越依赖于警察的保护……谋求伊斯兰教法：穆斯林的领袖们公开地宣称他们引进伊斯兰教法的目标，只要丹麦的穆斯林人口变得足够大——一个不那么遥远的前景。如果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的话，一位社会学家估计，四十年后，三分之一的丹麦居民将是穆斯林。“
荷兰首都鹿特丹的Spangen大街是穆斯林聚集区
对穆斯林的恐惧促使困惑非常的欧洲领导人们提出这个问题，即此外，为消除“伊斯兰的威胁”要做什么。在追求他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申出来的甚至更加严厉的策略之外，许多欧洲国家正在设计新的工具，如对穆斯林施加更多的管制，营造更好的线人网络，通过更强的反恐法律，拘留可疑人士，使“赞美”恐怖主义成为一项刑事罪名，监视清真寺，禁止伊玛目(Imam，意为伊斯兰领袖)出国，要求他们以当地的语言行使伊玛目权能，在更大程度上监管他们的训导和布道，要求穆斯林领袖为他们的宗教同胞的行为承担更大的责任，否定双重国籍并推行严厉的公民资格条件。尽管许多欧洲人意识到，这些措施严重地限制了不仅穆斯林，而且是其他的所有人的公民自由，并侵害了一些他们最为珍视的价值，除此之外，他们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处理“穆斯林问题”。
4. 一种批判
对欧洲社会的细致考察表明，尽管激发上述反映的焦虑有一定的基础，但焦虑被夸大了。夺走了近四百条生命的马德里和伦敦的恐怖袭击，都被认为是穆斯林干的。涉案人是约二十四个年轻人，其中的三分之一，既不是西班牙也不是英国公民，甚至也不是移民。据报道，在过去三年里，法国、德国和英国发生了数次恐怖袭击。如果这是真的话——当然也没有理由怀疑这点——它们当然会导致大量的伤亡。据估计，在英国存在两百个恐怖主义网络，它们涉及两千名以下的可辨识身份的受监控的个体的恐怖主义者，这些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策划着不同的计划。最近两次失败了的，预谋在伦敦和格拉斯哥进行的恐怖袭击是由约十二名穆斯林策划的，尽管他们没有一个是英国公民。据估计，有五百到三千名英国穆斯林曾经在阿富汗接受过基地组织的训练。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最近也发现了一些基地成员；此外还有多少恐怖分子，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他们可能造成的损失有多大，我们一无所知。英国的激进团体迁士(al Muhajirun)推出了最疯狂的，针对犹太人、印度教徒和普遍而言的西方人的吉哈德宣传，并在它的网站上说，它的目标是要做为“世界范围的伊斯兰革命”做准备的“第五纵队”。尽管这些大多是新近的现象，但暴力的激励，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1989年，它就被用来威胁拉什迪了。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迁士的奥马尔·巴克里（当时是解放党[Hizb ut-Tahrir]的领袖），就号召穆斯林刺杀首相约翰·梅杰，说他和其他许多人都“会欢庆他的死亡”。
尽管一个由心怀不满的年轻穆斯林组成，独自或与国外激进团体联合行动的小团体，已经主动表示对他们的定居国的不忠，并（因此而）应当受到谴责，但是，绝大多数欧洲穆斯林，作为一个守法的社群，却具有良好的记录。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与非洲-加勒比裔造成的八次与种族相关的暴乱相比，英国（只）发生了四次穆斯林暴乱。其中一次与拉什迪的《撒旦诗篇》相关，其他的几次，则与穆斯林区的警察的不灵敏(insensitivity，不能及时正确作为)和种族主义游行相关。所有这些暴乱都相对较小，且仅仅持续了两三天。在此期间，法国则发生了三次暴乱，几乎每一次都是由当地的冤屈和警察（对非穆斯林）的高度偏袒引发的。甚至2006年持续了一周之久的那几次暴乱，也是由（对穆斯林的）长期歧视、高失业率和警察的不灵敏引发的。它们（的参与者）仅限于年轻人，没有挑战国家的权威，既没有涉及宗教的要求，也没有牵扯到宗教领袖。英国军队中有三百名穆斯林，而参谋长尼古拉斯·沃克爵士，最近还赞美了他们的忠诚与奉献精神，并号召征收更多的穆斯林（士兵）。
甚至在露骨的歧视——如在意大利和希腊部分地区多年来不被允许建造清真寺，或在英国像基督教和犹太学校一样接受国家资助的资格遭到否定——下，穆斯林们要么平静地忍受要么和平地抗议，但很少用法律来武装自己。他们也相当地，为他们的定居国而感到自豪。年轻的和年老的穆斯林都欣赏他们在欧洲享受的权利和自由——许多这样的权利和自由，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是没有的——并珍视他们的公民同胞，在他们为平等和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中给他们的支持。在2004年英国的一次调查中，百分之六十七的穆斯林说，他们感到非常或者说完全爱国，百分之十一说他们是温和的爱国主义者，只有百分之十五，他们绝大多数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声称他们根本就不爱国。在恐怖主义袭击后BBC的一次民意调查中，百分之七十八的穆斯林和百分之七十三的非穆斯林说，移民应该首先忠诚于英国，百分之九十一的穆斯林和百分之九十三的非穆斯林说，移民应该尊重英国政府的权威。欧洲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抵类似。[7]
至于对乌玛的超领土的忠诚，它既不为穆斯林所特有，在实践上也经常并不是那么重要。犹太人强调以色列的事业，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对应（即在其他国家的来自他国的移民，因为犹太人的离散，这里作者把以色列类比为犹太人的母国，而犹太人指的则是在他国的犹太人“移民”——译注），则可能支持他们的母国，就像印度人、华人、巴基斯坦人和其他人那样。重要的是，庞大的欧洲穆斯林群体，是不是愿意对他们的国家不忠，以增进乌玛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否定的。只有二三十个英国穆斯林在和塔利班并肩作战，而他们也因为为他们的社群的绝大多数人所严厉谴责。尽管对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来说，我们没有精确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那里，参加塔利班的穆斯林的比例甚至更低。当恐怖主义袭击在西班牙和英国发生的时候，庞大的穆斯林社群严厉地谴责它们，展示了他们与受害者的团结，并共同努力恢复他们的共同的家园的秩序。在近来在伦敦和格拉斯哥发生的那几次不成功的恐怖袭击之后，他们还组织了和平的游行，并在国家的报纸上刊登了整页的，声明恐怖主义袭击与伊斯兰的原则不相容的陈述。在两名法国记者被伊拉克的伊斯兰武装绑架，以要挟法国政府废除近来对头巾强加的禁令的时候，法国穆斯林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并坚持伊斯兰武装力量没有权利以他们的名义说话，他们首先忠诚于他们的同胞。
和成百万上千万的公民同胞一样，数目巨大的欧洲穆斯林——尽管不是全部——都苦涩地反对第二场对伊战争，但他们也满足于加入反对的和平抗议。如果他们（真）那么介意的话，那么他们本可以发出更大的声音，尝试阻挠属于“意愿联盟”的国家中战争的努力，拒绝纳税，蓄意入狱，在伊拉克拉人墙（搭人体护盾），采用其他类似的战略。他们没有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事情这个事实本身就很重要。在英国，当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伊玛目，在传播对西方的仇恨并要求人们支持恐怖主义者的时候，他的清真寺被抄查而他本人被逮捕时，（穆斯林）有过一些义愤，但也有暗中的满足：终于有人对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行动了。
穆斯林们也经常表现出对民主制度的尊重。他们参与地方的和全国的选举，大量地作为候选人参选，加入主流的政党，并接受多数的决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个亲伊朗的团体在英国建立起一个穆斯林的议会，以讨论共同的利益问题，以及为穆斯林提供一种独特的政治声音的时候，它得到的支持极少，并很快就消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泛的穆斯林的敌意和党派主义。在欧洲，支持某个单独的穆斯林政党的号召没人理睬，在地方和全国的选举中，傲立在穆斯林的讲坛上的穆斯林候选人几乎都会遭遇失败。
有时，人们会说，穆斯林对民主制度的支持和对国家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政治上的权宜的结果，并且一直是不稳定的。这一论断有正确的地方，因为支持民主制度的原因确实重要，但它不适用于欧洲穆斯林的多数。因为他们之中的大量的辩论表明，他们正在探索他们与他们的定居国的关系的道德维度，并开始表达一种关于政治义务的神学-道德的理论。
尽管少数人把民主当作一种神化人民，在安拉的对立面建立他们（人民）的主权的多神主义(polytheism, shirk billah)的形式来谴责，但是，绝大多数穆斯林持不同的见解。民主，他们论证道，并没有神化人民，而是使他们的意志服从于包括基本的人权在内的，得到明确表达的宪政的限制。它表示了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保护基本的人类利益，确保权力的使用的责任，保障宗教的自由并使舒拉(shura)制度化，所有这些不仅与古兰是一致的而且经常也为古兰所共享。尽管一种开明的君主制可能有能力实现这些目标，但是，它严重地依赖于君主的性格并具有内在的风险。先知是这样的人，但想象所有的社会都会在常规的基础上产出像他（那般伟大）的人是天真的。因此，对大多数欧洲穆斯林来说，民主是一种比其他形式更好的统治形式，他们有支持民主的道德义务。这不是说他们赞同当前的自由主义形式的民主。他们许多人都想让民主更尊重宗教，在它的定位上不那么世俗，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它的基本制度结构，是值得支持的。
政治的参与，也逐渐获得类似的，神学-道德的基础。尽管一小部分像解放党(Hizb al-Tahrir)那样的少数认为政治参与是有罪的(haram, sinful)_因为它涉及与世俗的政党的合作，并接受世俗的政治机构的权威——但是，大多数穆斯林的看法截然不同。北美伊斯兰教法议会的主席，塔哈·贾米尔·阿拉瓦尼(Taha Jabir al-Alwani)的法特瓦(fatwa)，就要求穆斯林参与政治生活，因为它使穆斯林能够促进有价值的事业，保护基本的人权，确保负责任的统治，并改进关于伊斯兰和穆斯林利益的信息质量。对阿拉瓦尼来说，政治参与不仅仅是一项可让渡的“权利”，也不是可以忽视的“允许”，而是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
对国家的忠诚也在古兰的基础上得到了辩护。古兰给予契约的神圣性以崇高的价值，并告诫穆斯林，作为对国家的人身保护和对基本的自由的尊重的回报，要表示对国家的忠诚。这一论证通常是英国穆斯林做出的（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想要参加塔利班和英国军队斗争的时候）。这一论证后来在欧洲法特瓦与研究议会成员之一，谢赫阿卜杜拉·酋大(Abdullah al-Judai)发布的《对英国穆斯林的法特瓦》(Fatwa on British Muslims)。《法特瓦》坚持，穆斯林的“最高义务”之一，是尊重协定和契约，他们按契约与他们的定居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不能“武装”反抗定居国（政府），即便是为了保卫其他地方的穆斯林也不行。最后一点遭到了一些穆斯林的驳斥，但这些穆斯林大多是缺乏民众支持的伊斯兰主义团体的成员。
就欧洲基本的价值和实践而言，穆斯林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人类的尊严，人类平等的价值，种族的平等，文明，和平解决差异问题和互惠要么是伊斯兰本身就有的要么可以读进(read into)伊斯兰去。尽管一些穆斯林团体依然实践一夫多妻制和对女性进行割礼，但他们遭到了其他穆斯林的指责并且也正在衰落。不奇怪，禁止此类实践的法律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很少引起穆斯林的抗议。而事实证明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这两个领域，与性别的平等和言论自由的价值有关。
性别平等，尽管遭到一些穆斯林的抵抗，却正在越来越多地为欧洲穆斯林的主体所接受。（现在）女性（可以）在选举中投票，参选公职而不会太多地面对男性的反对。穆斯林少女们也可以继续完成她们的学校教育并且比男孩们做得还好。数目可观的女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尽管比例与男生相比较小，这通常是因为父母不鼓励。然而，情况正变得更好。穆斯林女孩们不被鼓励去从事特定的职业，但这方面情况也正在好转。她们享有的社交自由较少并有时会被包办婚姻，但她们对此进行反抗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许多家庭都在进行为性别平等而进行的斗争。尽管叛逆的年轻少女和女性遭到威胁和暴力的伤害——仅在伦敦，这就导致了十多起，有时相当恐怖的，为荣誉而进行的杀戮和更多的绑架案件——她们也开始在国家的法律援助下采取集体行动。年轻的女孩们也在她们的斗争中挑战了古兰的权威，认为性别歧视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是因袭下来的，缺乏宗教的基础。这要求她们精研古兰，直至能够阐释它的程度。尽管这种对宗教的刻苦钻研表面上看起来是保守的，但其意图和结果却经常是激进的，这点就信奉“伊斯兰女性主义”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事实而言是显而易见的。
与言论自由相关的问题最让穆斯林恼火，也最容易激起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同样激烈的反应。穆斯林并不质疑言论自由的价值，相反，他们强调的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和限度。毕竟，他们也用言论自由来批判西方，强调他们的不平，通过压力施加他们的要求，挑战他们自己的一些陋习，也是言论自由的受益者。许多穆斯林不仅仅在工具的层面上，更在道德的基础上珍视这一自由，并且也为它找到了神学方面的支持。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古兰不可能传播，古兰传递的信息也不可能流传开来。问题的症结在于言论自由与穆斯林的宗教敏感冲突的时候。
5. 容纳宗教
欧洲关于穆斯林移民的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和宗教有关。普遍而言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特定而言的欧洲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为宗教所困扰。对一些人来说，宗教拒斥自由主义的许多核心原则，如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批判的合理性、对科学探究的承诺、思想的自由和对进步的信仰，并代表一种反动、蒙昧的思想形式。另一些人则更加歧视宗教。他们欢迎作为对人类傲慢的必要的矫正，和一个有价值的道德源泉的宗教，只要它适当地改革和理性化，不企图主导公共生活。无论他们的世俗主义是全面的还是仅限于政治的，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坚信，应该按世俗主义来组织政治生活。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和物质的和道德的利益打交道，而不涉及人类灵魂的命运。由于国家处理的是为全体公民所共享的问题，国家事务也应当以他们都能理解，并可以依照公共的理性来批判地加以评估的，世俗的语言来进行。国家天生是强制性的，必须与宗教和其他强制在其中没有位置的领域划清界线。国家应该平等地对待它所有的公民，并尊重他们的良心的自由，如果国家与某种特定的宗教绑定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做到这点。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穆斯林挑战了这个历史的共识，并带来了重新开启早就解决了的争论的危险。他们不仅拒绝社会的全面的世俗化，也拒绝更为有限的政治形式的世俗化，并在多个层面上把宗教引入政治生活。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比如说特定的，宰杀动物的方式，工作期间给礼拜留出时间，以及免于特定的法律和实践。他们想让国家通过限制言论自由，并对其他人强加不公平的负担，来保护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和实践。他们用宗教的术语来理论公共问题，争论古兰是否允许他们忠于国家、尊重民主制度、政治参与、女性的平权或参与特定的战争。通过这样和那样的方式，穆斯林引进了一种神学形式的政治推理，其他人不可能参与这种推理，但这种推理的结果却深刻地影响到他们。这种推理排除了一切形式的，共享的公共话语——共同的公民资格的先决条件。自由主义者看不到有哪种世俗的政治体系可以对付这种来自宗教——特别是一个拒绝任何形式的，所有国家赖以为基础的公私分离的宗教——的突然的入侵。他们的焦虑更多地混合了这样的恐惧，即穆斯林的例子可能鼓励其他宗教团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导致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的解体。
尽管自由主义者有权去担心激进的伊斯兰带来的威胁，但他们在欧洲语境中的焦虑是夸大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一种对欧洲社会实际上如何构成，以及如何行事的误解。就自由主义者使用的世俗一词的意义而言，没有一个欧洲社会或欧洲的政治体系是世俗的。人类尊严、平等的人类价值、和人类的统一的观念，从基督教的遗产那里获得它们得到的能量，并且以世俗化了的形式在自由主义中重新出现。给许多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欧洲当前的法律和实践、甚至像礼拜天集会、把圣诞节和新年当作公共假日这样的琐事以活力的许多关于人类的本性和历史的见解，都是基督教在这方面的持续影响的进一步的例证。它们的历史根源经常被人们遗忘，以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幸存下来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宗教基础或它们所具有的宗教的言外之意不为非基督徒所注意。穆斯林以及在这个问题上，虔诚的基督徒并没有在一个否则（如果他们不引进外异的元素的话）就是世俗的社会中引入某种外异的元素。相反，他们用社会其余部分以一种安静的耳语的形式诉说的同一种语言来大声地说话。
使自由主义者感到不安的，那种关于政治问题的神学类型的推理，也不是穆斯林独有的。反堕胎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一些环境保护论者、全球正义的拥护者，以及礼拜天的反对者，则把理性放到了基督教的、犹太教的或其他一些宗教的传统之中。甚至一些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在用一种世俗的语言，再生产基本的基督教信仰而已——在他们被迫表达或保卫这些信仰的时候，这点就变得很清楚了。与自由主义者的想象相反，我们的公共生活不依赖于也不可能依赖于一种同质性的、公共的理性观点，因为后者并不是某种中性的或清洁无害的理性，而是——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理性一样——内嵌于无疑是可修正的特定的传统或哲学的框架之中。我们的公共生活本质上就是多元的，并且包含着数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如世俗的、宗教的、二者混合的，以及属于其中的一种的，数不胜数的多样的推理形式。自由主义者想知道公民如何能够跨越不同的道德和政治语言实现沟通。事实上，他们以合理的方式成功地做到了这点。
9月26日，一名法国人质在阿尔及利亚被圣战组织斩首，巴黎的穆斯林信众在周五的礼拜日后聚集大清真寺，用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写下“并不以我的名义”示威抗议
因为许多这样的语言，都是欧洲历史的积淀，并且构成了它的共同遗产的一部分，所以，欧洲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在相当程度上熟悉这样的语言，甚至对其中的一些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同时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社会的混合的话语。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自己有时也操着数种道德的语言。在他们不用某种语言来说话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所说的话的理解，往往对其说话者做出回应。无疑，沟通会有理解不足和崩溃的时候，而在那个时候，他们会试图增进他们关于其他语言的知识，寻找一种共同的语言，求助于译者和阐释者，暂时搁置那个问题，达成实验性的妥协，或做一些其他常见的事情。而就穆斯林的政治推理而言，麻烦的，不是它的宗教特征，而是人们对它不熟悉。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更大程度的互动性的、同情的对话，多元文化的教育，并让穆斯林发言人获得合理的，使用其他语言，特别是世俗语言的能力。
世俗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为宗教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很重要，而对宗教的攻击很容易引起公共的无序，所以，没有一个欧洲政治体系，会把宗教排除到政治生活之外。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允许宗教殖民政治生活并威胁到它的公民的自由。每一个现代欧洲国家的历史，都是一个关于如何最好地平衡这些要求的故事。在它们（现代欧洲国家）不把某种宗教强加到它们的公民头上，或使公民权利依赖于对那种宗教的同意，一般来说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方面不为宗教的考虑所引导，也不从宗教的源头那里获得它们的合法性的意义上，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世俗的。然而它们确实允许宗教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它合适的位置，包括基于宗教的正当和一种基于宗教的政治修辞。它们也有维持与主要的宗教组织的常规性的杰出的组织机制，许多宗教组织还得到了公共的资助，以进行世俗的活动。
英国资助国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学校，而英国政府，在处理与这些宗教相关的问题上，也会非正式地，但同时也是常规性地咨询相应的宗教机构。在法国，宗教（大多是天主教）学校，获得公共津贴，并且它的十九个区(departements)主教中，就有三个是联邦公务员，并且接受国家的任命。在德国，犹太社区，天主教的主教管区和区域性的清教教会享受得到公开承认的自治体(corporation)地位（这是一个德国特有的司法范畴）。国家代表它们从教会成员那里收税，然后在扣除协定的行政费用后，把钱交给教会。近百分之八十的公立幼儿园，是由它们代表国家来运营的，许多医院和其他的福利性机构也如此。而尽管世俗的法国拒绝理会任何团体差异，但它依然承认那些基于宗教的团体并经常咨询得到官方承认的，天主教的、清教的和犹太人的全国性组织的代表。欧洲国家这么做对不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这里我们关心的还不是这个问题。事实是，它们确实这么做了，而我们也应该从接受这个政治生活的事实开始（讨论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这个框架内部，穆斯林并没有提出任何重大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要求的，和欧洲国家应该做的，无非是为在不根本改变现存结构的情况下，容纳他们的方式。泛泛地说，这也正是在实践中发生，在一些情况下积极主动地发生，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在遭遇大量的抵抗之后发生的事情。法国建立了穆斯林信仰公会(Council of Muslim Faith)，一个全国性的，代议性机构，它有权代表法国穆斯林说话并享有咨询地位。在荷兰穆斯林是支柱(‘pillarisation’)的一部分，有国家资助的宗教学校和电视频道。在比利时伊斯兰自1974年起就是宗教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曾数世纪地服从伊斯兰的西班牙，多年来也在试图在伊斯兰的对立面上定义它的认同。1992年11月，它与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达成了一项类似于它与其他宗教共同体达成的协议的协定。这一协定处理了穆斯林的要求，如提供清真肉类和墓地，给予享受宗教节日的权利，在医院、监狱和军队中承认宗教的权利，减税，给予举行公民结婚仪式的权威，以及在公立学校中增加宗教教育。尽管协定的一些部分依然因为缺乏政治意愿和资金而没有得到贯彻，它依然表征了公众对公众作为一个和其他宗教群体平等的宗教共同体的穆斯林的接受。
欧洲社会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在不牺牲它们的世俗特征的情况下容纳穆斯林。穆斯林获得了定期参与权力的途径，他们的宗教利益也得到了考虑，他们的要求得到讨论并被承认、搁置或拒绝。同时，世俗的历史环境，也依然稳固，穆斯林一般不会要求或意愿或被允许在其中进行任何变革。确实，因为现存的安排尊重他们并给与他们完全而平等的，经常远远大于他们在宗派主义的穆斯林社会中享有的自由的宗教自由，这些安排正当地要求，一般来说也获得了他们在道义上的支持。这些安排还使穆斯林更易于挑战激进的少数对背教者的“无神”之土地的无脑的谴责。自由主义社会所有的知识的和制度的资源，以及它灵活性远甚于它的理论家们的想象。
6.保卫自由主义社会
另一个滋生自由主义者对穆斯林的焦虑的因素，与对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实践的保卫有关。自由主义者要求穆斯林给这些价值和实践以全心全意的道德忠诚。他们不想说“在这里我们就是这么干的”，因为尽管那种论证在当地的习俗和交通规则上是有效的，但是，它并不适用于道德价值（在那里这种论证就有道德强制的意思了）。自由主义者想说服他们（穆斯林），这些价值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要求他们（自由主义者）给出跨文化的，有说服力的理由。尽管这样的理由就一些诸如对人类生命、人道尊严和平等的人类价值的尊重此类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而言是存在的，但是对其他诸如个人主义、个人的自治、对配偶的（自由）选择和对言论自由的最低限制此类的价值来说，就无这样的理由可用了。支持后者的充足理由是存在的，但它们内在于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是跨文化的。尽管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理由是有说服力的，甚至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服许多不时地发现他们自己的传统内部不存在这样的支持的穆斯林。其他的移民群体也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一般来说，他们大多屈服了，他们之所以屈服，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传统中找到了支持（自由主义价值的）理由，或是出于对自己的怀疑、因为受到威胁、出于审慎的考虑。许多穆斯林毫不让步因为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一样确信他们的价值，并同样决绝地按这些价值来生活，且深刻地担忧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这些价值会受到侵蚀。
如此，便有了相互的敌意和怀疑。每一方都不仅在政治上，更是在道德和文化上恐惧对方，并真诚地相信，它不可能在不战胜另一方的情况下幸存下去。这种恐惧在自由主义者那里特别深刻并导致了确确实实的恐慌。和确信真主站在他们那边的穆斯林不一样，自由主义者没有这样的确信，必须靠自己来保卫他们的价值和生活方式。长期以来一致认为历史站在他们那边的自由主义者，现在却发现历史在任性行事并发出了他们在数个世纪以前成功摆脱的“黑暗时代”即将回归的信号。和大多数此类恐慌一样，自由主义的恐慌部分地为一种挥之不去的自我怀疑所加剧。尽管近年来一直在苦苦地思考，但是，更具自我批判意识的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为他们珍视的价值提供跨文化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强迫他人按照他们珍视的价值来生活让他们良心不安。因为穆斯林咄咄逼人，所以（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他们也就成了道德的刺激，恐惧和怨恨的对象。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遭遇这一困难，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要求，超过了合理的程度。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历史的偶然，并内嵌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或特定形式的，社会的自我理解。它不是为历史自然促成的（underwritten，直译即不是为历史所署名的），不是人性的必然，也并非基于普世的理性/理由。人们可以用很好的，内部的理由来支持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但是，像这样的理由，是基于社会的历史，经验，道德的传统，文化和宗教的遗产，环境，和发展的程度的。这些理由不能说服所有人，要求所有人忠诚，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们应该做到这点。如果它们是很好的理由，得到公共的辩论，并为所有或至少所有的自由主义社会的成员所坚信，那就够了。自由主义社会代表一种好的，组织人类生活的方式，这个道德基础，就足以支撑自由主义社会，足以为使用不可避免的、审慎的强制正名了。它（自由主义社会）不是最好的，最理性的，或唯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社会。如果自由主义者，像许多欧洲自由主义者那样，提出这样的主张的话，那么，他们不但不能挽回穆斯林，最终还会以谴责穆斯林非理性、在道德上愚钝、落后而告终：这种方法不会赢得他们的支持。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不应该是使穆斯林相信，这种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而相反，应该是使他们看到这点，即它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不是去断言这是唯一一种可接受的为人的方式，而毋宁是，他们和其他人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们的人性并有很好的理由忠于它，穆斯林也应该尊重它。这个目标，在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辩护，而不是规定一种普世的模式的意义上说，是有限的；在不声称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不会被它说服的情况下，论证支持它的意义上说，是节制的。如果说一些穆斯林依然没有被说服的话，那么，他们至少会看到，为什么其他人被说服了，以及为什么他们处于道义和审慎的原因应该同意他们（被说服的人）。
一旦文化得到明确的承认并作为要求的来源，被带入政治的话语，一种额外的推理形式就可同时为自由主义者和穆斯林所用了。后者可以合法地论证，在他们为他们的文化的信仰和实践提供良好的理由的时候，这些理由应该得到尊重和适当的包容。就前者而言，自由主义者也可以论证，在（他们）为通行的文化的信仰和实践给出良好理由的时候，穆斯林也应该尊重这些信仰和实践。这种文化的相互尊重的诉求有许多好处。它向穆斯林保证，他们的文化会受到更广泛的社会的珍视，他们无需恐慌或内向而寸步不让。它也向更大范围的社会保证，它的文化生活依然由它说了算，穆斯林不会用不负责任的要求来侵蚀它，二者之间的差异将通过一种秉持着对一种共同生活的承诺的精神进行的，理性的对话来解决。
对文化的互相尊重的呼吁，经常也能够避开，有时甚至解决否则（如果缺乏文化的相互尊重的话）将难以解决的分歧和争论。因为文化的论证两边都吃得开，这也就是完全有效地：即，双方都可以说，除非其中一方同样尊重另一方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的信仰和实践，否则不能期待另一方这么做。在头纱事件(l’affaire du foulard)引发的热力中，人们经常忘记这点，即，在法国的学校中，百分之九十五的穆斯林女孩之所以不带头巾，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法国文化，以及它为给政教分离或非宗教化(laicite)以崇高价值给出的理由的尊重，而不是因为它与法国的习俗或某种普世的价值冲突。
在双方都同样强烈地强调他们的规范的时候，艰难的情景就出现了。一些法国穆斯林女孩确实像费拉施塔·鲁丁(Fereshta Luden)——一位德国的穆斯林教师——那样，坚持佩戴头巾，这引起了公众巨大的愤怒。这样的冲突可能发生在两种重要的文化规范之间，可能发生在一种人权和一种文化规范之间，有时甚至可能发生在两种人权之间。双方都有良好的论证。法国的非宗教原则和德国的宗教中立原则应该调整以允许头巾和其他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穆斯林的信仰与实践。但同样，这些传统也是宝贵的历史成就，它们包含重要的价值，对它们采取例外的姿态（给穆斯林开例外的口子）会疏远多数，这也不符合穆斯林的利益，并且会造成长期来看可能带来不幸的后果的先例。在此类罗尔斯所谓的（合）理性的分歧的情景中，这种（即声称只有一个行动过程是真正理性的）说辞是错误的。双方的良好的理由，都要求一个相互包容和妥协的空间，并且也都为相互的包容和妥协创造了一个空间。它们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语境。
和世界其他地方处境相似的人一样，欧洲穆斯林在习惯多元文化的社会上也有一些困难，而这，又加剧了欧洲的焦虑。几乎没有一种宗教的信奉者不认为他们的宗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好的。这种优越感在穆斯林那里特别强烈。穆斯林相信，古兰，就作为神的意志的原原本本的、直接的、彻底的和最终的启示而言，是独一无二的。根据古兰，上帝的语言曾启示给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因此，这些人应该得到尊重，而他们的先知也应该得到敬重。然而，因为穆斯林相信，他们（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所受）的启示，由于人类的中介（译注：即经过人类的手，而不像古兰是真主逐字逐句直接启示给先知的），以及未能在生活中贯彻的缘故而遭到腐化，所以伊斯兰应该“确证”、“延续”和“完成”它们。尽管伊斯兰在对待它们上是多元主义的（而它们对伊斯兰则不然），它的多元主义，却是在一个绝对主义的框架内表达的。正如古兰经文所说的那样，“众人啊！使者确已昭示你们从你们的主降示的真理，故你们当确信他， 这对于你们是有益的”(4:170)。又及，“舍伊斯教寻求别的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3:85)。尽管犹太人和基督徒，“这些已受真主引导的人”(39:18)，应该得到尊重，留给他们实践他们的宗教的自由，但是，他们依然是“最完满的”宗教的改宗的合法目标。至于其他像印度教那样的宗教，则被认为是多神的和偶像崇拜的，不值得尊重，应该被拒绝。早期和中世纪时期伊斯兰引人瞩目的军事成功，在它的信奉者中生成了一种胜利的精神，并且在他们看来，这也确证了他们的信仰的绝对的优越性。在欧洲殖民的数个世纪里，这一信仰曾经，且在当前状况不佳的国家里依然，几乎是他们的集体骄傲的唯一的基础，并且吸引了绝大多数的穆斯林。
这种对伊斯兰的绝对优越性的信念，反映在温和的与激进的穆斯林对伊斯兰过去的光荣的持续的召唤中。它在它的许多信仰和实践中也很明显。尽管穆斯林有义务使信奉其他宗教的同胞皈依，但他们自己却不能自由地皈依其他宗教，那是叛教，是一种背叛行为，会受到今世和后世的惩罚。大多数穆斯林急切地渴望其他人学习、了解他们的宗教，但他们很少对其他人的宗教感兴趣。他们可以娶非穆斯林的女孩，并期待那些嫁入伊斯兰的人皈依伊斯兰，却不允许持其他信仰的人娶他们的女孩。这不能归因于当前穆斯林被围攻的感觉，和对丧失身份认同的恐惧；甚至在自信的奥斯曼帝国（在那里，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了相当的宽容），他们（犹太人和基督徒）也被当作缺乏完全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的二等公民来看待。尽管他们可以自由地皈依伊斯兰，但他们却严格地被禁止改变穆斯林的信仰或娶穆斯林女性。
多亏了所有这一切，许多欧洲穆斯林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采取一边倒的态度。他们从奥斯曼帝国的米勒(millet)模式的角度，来理解它，在米勒中，不同的共同体遵循他们自己的习俗并过着或多或少自足的生活。他们欢迎多元文化社会，因为它给他们以按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来生活，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自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为之而感到不安，因为它把他们放到了与其他宗教和世俗文化同等的水平上，并使他们暴露在后者的影响之下。正如沙比尔·阿卡塔(Shabbir Akhtar)——一位在拉什迪事件期间很有影响力的英国穆斯林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我们继承下来的（伊斯兰的）对宗教自由和宗教在社会中的本质和角色的理解，说到底，正在从根本上，遭到英国的新的宗教多元主义的挑战。”[14]在他以及其他许多人看来，宗教和文化的多元主义，把伊斯兰呈现为穆斯林的宗教，就像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印度教是印度教徒的宗教那样，而含蓄地拒绝了它对普世性和绝对的优越性的要求。
这样一种（理解）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的进路，使许多穆斯林对它采取一种工具性的看法，仅仅因为它给他们维持他们的身份认同的空间，也仅在这个程度上欢迎它。它也鼓励一种狭隘的、静止的多元文化主义观，不鼓励一种有改造能力的、心智开放的，隶属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民之间的对话，而鼓励一个分隔的，社会和文化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不同的群体过着他们隔都化的生活。结果，数目巨大的穆斯林群体倾向于放弃更大的社会或与之保持一个舒适的距离，并否定自己与他者互动、理解他们的见解和关注、批判地审视自身的机会。这部分地解释了他们当前过度防备他们的宗教和历史，杯弓蛇影（在人们无意冒犯的时候感到侮辱），为轻微的批判而诛心（认为轻微的批判也是出自于一套偏见），沦为被误导的右翼的挑衅的牺牲品，并对他们的挑衅反应过度，并大体上看起来想在欧洲过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倾向。
欧洲穆斯林无疑正在变化，但在能够充满激情地参与多元文化社会的创造性的张力和争论之前，并做出他们伟大的历史和文明使他们有资格做出的贡献之前，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次，在他们的历史上，他们大规模地生活在他们既非统治者亦非臣民——迄今为止，这一直使他们的历史处境（要么是统治者，要么是臣民）——而是在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同胞。这要求他们重新思考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他们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关系，他们对现代性的回应。一些像穆罕默德·阿尔昆(Mohammed Arkoun)和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那样的穆斯林思想家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他们的观念也在穆斯林——不仅是西方的穆斯林，也包括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那里得到了同情的注意。如果这一势头继续下去，而欧洲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们成功地发展出一种创造性的欧洲伊斯兰的话，他们就能在解决这场延误了很久的、早就应该解决的辩论，和为全球性的乌玛提供有价值的指导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7. 穆斯林青年
我已经论述过，尽管穆斯林在欧洲的存在并不构成政治和文化的威胁，并且能够充实欧洲人的生活，但是，如果双方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缺乏智慧的话，一小群异化的青年穆斯林，有理由成为忧虑的正当来源。在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中，青年穆斯林在教育方面均表现不佳，并且属于最贫困的社会成员。以英国为例。超过一半的英国穆斯林生活在那些住房条件与总共百分之二十的穆斯林人口相比最差的区域，他们的失业率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近百分之七十的穆斯林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接受国家的救济，约百分之三十六的穆斯林儿童中途辍学。这些社会-经济的劣势混入了文化的因素。青年穆斯林疏离他们父母的文化，他们要么不理解，要么认为后者是保守、落后、（对个体）构成束缚的，不值得为之而感到自豪。父母和子女之间情感的亲密（程度）经常是有限的，二者也很少进行有意义的谈话。与毒品、精神健康、个人关系和性相关的问题，被认为是禁忌，而很少在家庭中讨论。毫不奇怪，许多父母和年长的家庭成员承认对他们年幼的家庭成员的想法、感觉和行为无知，正如那些卷入2005年7月伦敦恐怖袭击的家庭所确证的那样。
尽管在英国长大，但许多青年穆斯林并没有在那里扎根，并且感到与国家疏离。个中原因在于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居住的集中意味着他们过着平行的生活，去穆斯林为主的学校，和他们的白人同胞们接触有限。失业使他们失去了参与生活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工作，以及认识和成为英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几会。那些成功地冲破障碍的人有时会发现广泛的社会恐惧并鄙视他们，而民族的认同又太过于狭隘和排外，以至于不能给他们一个受尊重的位置。
脱离他们父母的以及英国的文化，疏离的青年穆斯林倾向于在一种（为他们所）共享的，饱受挑衅，充满受害感的次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群体。一些人转而贩毒、卖淫、卷入帮派战争和轻微地犯罪。青年穆斯林构成了监狱人口的百分之九——这可是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比例的三倍——这是令人吃惊的。在青年穆斯林中有一种不断增长的，染上毒瘾的势头；而在伦敦，穆斯林单身母亲的数量大到令人不安。许多避免犯罪的人转向伊斯兰，以寻求一种尊严感和认同感，这在学院和大学学生中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趋势。
尽管在大多数穆斯林那里，宗教意识都很强，但这种意识，在疏离的青年中，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出现的。他们父母的伊斯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传统的，与他们母国的文化密切相关，并且也和他们的种族和其他认同捆绑在一起。他们尊重古兰，但他们的伊斯兰并不是狭隘地以古兰为中心，并且在本质上也不是文本性的。他们不懂阿拉伯语，并靠从他们母国请来的，传统主义的乌里玛，来为他们解释古兰。青年穆斯林的伊斯兰截然不同。他们许多人都能读阿拉伯语，能够直接进入文本，并且自行阐释，或依赖和他们一样的其他人来阐释古兰。他们的伊斯兰是“漂白了”地方文化的穆斯林的伊斯兰，并且在大方向上就是文本性的。它并不像他们父母的伊斯兰那样，作为一个自然而然地接受下来的方面，织入他们的生活，而是一个自觉地选择的，需要不断维护的认同，一种给他们提供一种清晰的行动计划的意识形态。由于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承诺的问题，因此，它（天然）就打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恐惧的阴影：即承诺可能会弱化或淡薄。因此他们在宗教上严格、不妥协，大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既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于他们可能会松懈的恐惧，也是为了要求其他人在需要的时候拉他们一把。不奇怪，年纪在十六岁到二十四岁之间的穆斯林，同他们的父母相比，支持伊斯兰国家的学派而不是世俗的，想让女性戴头巾，偏好沙里亚法胜过英国的法律，并相信皈依其他宗教的穆斯林该死的人是数量更多得多的多数。
青年穆斯林从种族的、民族/国家的和其他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以宗教为他们唯一的认同基础，这样，他们就很容易被有全球性议程的激进团体动员起来。这些团体通过把他们描述为有责任站出来维护乌玛的荣誉的“真正的精英”，来理想化、讨好他们。对全球性的事业的追求，给他们以一种权力感，一种目的，一种兴奋感，一种归属感，和一个现成的朋友的网络。偏袒性的西方外交政策，对伊拉克的入侵，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湾的丑闻，给他们的愤怒以一种道德的优势，并强化了他们的受害感。
这里起作用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加入在世界不同地区作战的穆斯林战士的队伍，并介入国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有（牺牲一个人的）生命的危险，而青年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都不喜欢这点。一种在思考人生之虚无的青年中越来越流行的，对伊斯兰的通俗的阐释，压倒了这种反感。为安拉的事业而死去是选民的标记，是一种召唤，是一个人对安拉的爱的表达。它也开启了通往天堂的大门，在那里，人们和他们已经死去的爱人重逢，并最终与他们身后留下的那些人团聚。尽管后者还在尘世，但安拉会照看他们——作为对他们的高贵的行为的回赐，而他们的团体的其他成员，也会关照他们的家人。死，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眨眼的事情，它标志着在尘世的短暂而痛苦的旅居的终结，和幸福的永生的开始。因此，实际上，放弃生命也就成为了一件不必付出什么代价的事情，并代表着一种完全理性的选择，尽管真正的信仰者当然会从更加宏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些因素与其他一些因素极其有趣而又高度复杂的复合，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青年穆斯林会为恐怖主义活动所吸引。失业和贫困本身并不会导致恐怖主义，但它们会生成广泛的怨恨，对目的的缺乏和对更广泛的社会的冷漠，并创造这样一种气候，其中，人们普遍对恐怖主义冷漠，或 69 57261 69 39951 0 0 9984 0 0:00:05 0:00:04 0:00:01 9985在弱的意义上，被动地默许恐怖主义。即便在一些英国恐怖主义者的一些家庭成员对前者的思想和作为不甚了解，并且确实也不喜欢他们的思想和作为的时候，他们也还是要么半信半疑地让自己相信，他们无意如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认为这个问题太过于复杂以至于没有必要去操心。为对父辈的，和更广泛的社会的文化的疏离所创造，并为执着的宗教认同所填充的认同的真空，是一个重要的激活因子，并解释了为什么青年，而不是其他群体，为恐怖主义活动所吸引。它把卷入全球化的伊斯兰的个体关联起来，并把他们带到激进团体的领域之中。这些团体宣传的对伊斯兰的解读不仅使死亡成为一件无需代价的事情，更使之成为一项智识精英所应该承担的，特别呼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完成的义务。
英国的情况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在欧洲其他地区得到复制。泛泛地说，青年穆斯林相对（较高）的失业率在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差不多是一样的，然而，在这些地方，反歧视的立法相对更弱。很少有穆斯林担任高级公职或在国外代表他们的国家，象征性地表现他们的融入。至于教育上的低表现、平均收入、儿童的贫困、居住的集中、监狱人口的百分比和跨种族的友谊，一些欧洲社会在一些指数上稍好，但同时在其他指数上又更糟。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个数目很小却又很显著的，失根的、深刻疏离和积怨的，仅从宗教方面来界定其认同的穆斯林组成的下层阶级。这个群体把自身看作在(in)欧洲的穆斯林，碰巧生活在欧洲，对它没有承诺的穆斯林，而不是欧洲的(of)穆斯林，也就是说，那些把欧洲视作他们的家园的穆斯林，更不用说欧化的穆斯林或那些共享欧洲的文化与价值的穆斯林了。伊斯兰是他们的个人和公共的认同的唯一的基础，并且免于其他认同的制约影响。由于这确切地说正是解放党、穆斯林兄弟会、原道主义者所鼓吹的，故而，他们也自然地倾向于这些组织。
矫正穆斯林青年，需要对之前讨论过的一些因素做出反应，并且，它是穆斯林共同体和更广泛的社会的共同的责任。全欧洲的资深政客和公共人物都说“要把他们的心灵和心智迎过来”，但关于他们的心灵和心智（这二者还不是一回事）如何运作以及把他们赢过来意味着什么和涉及什么，没有一个人有清晰的观念。它不可能意味着，疏离的青年应该爱他们的定居国——就像“把心灵赢过来”所暗示的那样——也不可能是，他们应该不加批判地接受定居国的所有政策或对他们的宗教持一种自由主义的或“温和”的看法——就像“把心智赢过来”所暗示的那样。这些事情不在外人的控制之下（是外人之力所不能及的），甚至也不是必要的。相反，我们应该以更加适度也更加现实的，确保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履行基本的公民义务，包括尊重法律，和随时间的发展而形成一种对其他人的归属感的目标为目标。
尽管这些泛泛而谈的提议（如要求父母报告他们子女的活动，建立广泛的情报网，要求大学打穆斯林学生的报告，偷听伊玛目在周五聚礼上说的话，和限制青年穆斯林出国）在所有环境下都不应该排除，但是，它们（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险，并经常会起到反作用。它们不仅疏远了穆斯林社群，还摧毁了他们为对他们的青年树立任何道德权威所必须的信任和内聚力。在穆斯林学校中教导公民资格没有多大价值，因为那并不是大多数吉哈德意识形态习得的地方。即便有时确实如此，关于道德价值的正式的课程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要求伊玛目在欧洲社会中受训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因为吉哈德的意识形态不仅是从伊玛目那里习得的，它还有其他多种来源，而且，认为当地培训出来的伊玛目就是“温和的”是没有道理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观念和激情通过无数的渠道在传播，解决方案不可能完全是地方性的。
个体是在他们关于社会如何看待他们的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他们对社会的承诺，并形成关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看法的，这，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欧洲社会需要给青年穆斯林一些社会中的好处（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担负社会的利害），给他们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以及发展和享有多元的、相互制约的认同的机会。它们（欧洲社会）应该发展出计划完善的教育的、经济的和其他的策略，来清除它们的劣势和疏离的根源，并应该通过咨询他们（穆斯林青年）来做到这点。它们应该尊重他们，并这样定义他们的认同，以使所有穆斯林（包括青年）感觉他们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有价值的一部分。在通过所有必要而合法的手段来防止杀戮的同时，它们应该停留在法律的限度之内，尊重人权并避免看起来以穆斯林为目标的嫌疑。没有穆斯林社群的合作和支持，没有一种政府措施会起作用，而政府，也必须避免失掉它们的合作和支持。外交政策必然会有其国内（层面）的含意，不可能在孤立中制订。在我们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更是如此，其中，公民群体乃是全球网络的一部分。虽然欧洲社会不能成为地方压力的人质（尽管它们有时确实是），（对）正义和民族共识（的考虑）都要求它们关于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政策比他们迄今为止一直的作为更公正。
穆斯林社群也有同等重要的角色。他们需要以一种长期的、迟到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身，并找出克服普遍的受害感，和把他们所有的灾难施加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头上的倾向的方法。他们需要修复他们正在解体的社会构造，建造强健的家庭和支持网络，更加关注并为他们的青年担负起责任，并改革那些使他们（穆斯林青年）窒息、疏离的社会和宗教的实践。在非洲-加勒比裔青年在英国因其毒品、暴力和轻视教育造就的亚文化而臭名昭著的时候，他们的社群领袖用所有可用来进行宣传的平台，包括黑人教堂和社区聚会来与之斗争。尽管他们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它们（问题）确实也不那么尖锐了，穆斯林社群可以有效地效仿他们的例子。他们（穆斯林）的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也需要把战场开辟到他们的青年那里去，并通过提供一种更好的替代性选择，来驳斥他们（穆斯林青年）对伊斯兰的反常的解读。
政府和穆斯林社区的密切合作，将引出关于政府行动的本质、角色和合法领域的难题，并将挑战当前自由主义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观念。我们一般假设政府不应干涉在宗教聚会上进行的事情和讲道者在那里的布道，它不应主动关心父母如何养育他们的子女以及和如何处理他们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人们去那里度假跟它无关，它应该和人们如何阐释他们的宗教文本以及提出进行何种辩论等等保持清晰的界限。这些和其他许多相关的限制正被打破，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是否以及为什么有权利这么做。这些问题就摆在我们的法律和政治思想家面前，看他们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会是件有趣的事情。
（全文完）
注释从略，详见伊斯兰评论网，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海库·帕瑞克（Bhikhu Parekh），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社会理论、古今印度政治思想，和与伦理关系相关的哲学。他于1998年至2000年主持拉尼梅德（Runnymede）调查文员会，研究多种族的英国的未来，代表著作为《重新思考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多样性与政治理论》(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 Cultural Diversity andPolitical Theory, 2000)。帕瑞克教授是英国贵族院共党成员，并担任社会科学学院主席，曾荣获BBC终身成就奖和以赛亚·伯林政治哲学终生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