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危机中国的观念误区
来源：中美学者智库
邓曦泽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朝核危机，一直是近年舆论界的热点，近期尤甚。关于朝核危机，不少人存在一些观念误区。这些误区作为一种舆论力量和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高层决策和危机的解决。
误区一：以朝核危机牵制美国。有人认为，美国是中国的头号对手，中国应利用朝核危机牵制美国。“如果朝鲜核武威胁到日韩，那么着急的是他们，而不是中国，美日韩军事联盟不也是中国的威胁吗？敌人的敌人，我们何必去反对？威胁美日韩不就是策应中国吗？”“我们为什么要替美国维护那种于我不利的地区秩序？”“朝核问题，不能是美国犯错，中国背锅。”“中国不需要对朝鲜拥核忧心忡忡，也不需要跳到博弈场上，只需拿着哨子当好裁判就行。”（这是一位大学老师的话。）
朝核危机中，究竟是谁牵制谁？关键需要明白：朝鲜拥核，究竟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对朝有利；对美俄威胁很小；对中韩日威胁很大。朝鲜拥核，将改变东北亚军事格局，增加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且对中日韩的经济交往也大为不利。
可以说，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并未真想解决朝核危机。因为朝核对它威胁不大，且它可以利用朝核问题来牵制中日韩朝关系，主导东北亚格局，甚至阻碍中日韩在经济上更加亲近。朴槿惠从亲中到坚决部署“萨德”，导致中韩关系迅速恶化，便是例证。显然，这对美国更有利。
若因美国对朝绥靖而导致核灾难，对于美国，损失的只是老大的公信力和面子，但对中韩日都是实质性的巨大灾难。中国可以拿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跟美国的面子下赌注么？因此，真正被牵制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误区二：朝核问题是美国的责任。有人认为，解决朝核危机的责任主要在美国，因为美国仍是世界老大。
解决朝核危机，各方应积极合作。第一，如果将美国视作头号对手，对手不想做的事，中国也跟着消极对待吗？中国不但不应该借朝核危机制约韩日，反而应切实推进朝核危机的解决。若此，不但自身安全更有保障，并且可以大大拉近中国与韩日关系，从而间接削弱美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何乐而不为？
第二，美国不解决问题，对谁更不利？虽然不只对中国不利，对韩日也很不利，但中国非要把韩日绑架到同一条灾难之船吗？这是不求共赢却求共输的心态。第三，如果美国不切实解决朝核危机，中国又能奈其何？如前所论，真正受损的是中韩日。
这个误区其实是把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务的主导权拱手让出，不但可能使中国的核心利益受损，且会丧失本应赢得的国际影响力。
误区三：朝鲜亲美对中国最不利。有人认为，如果朝鲜政权垮台，倒向美国，这将对中国最不利。因此，中国应该稳住朝鲜政权，以朝核危机牵制美韩日。
朝核危机对中国的利弊，按照最不利到最有利排序则是：一、核战争，且朝鲜用核弹攻击中国。二、核战争，朝鲜对他国攻击，美国还以核弹，核弹在朝鲜本土爆炸，殃及中国。三、核事故，殃及中国。四、核讹诈，即无论是否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朝鲜事实拥核，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索要各种利益。五、维持现状不变，核威胁未解除。六、无论半岛是否统一，也无论金氏政权是否垮台，朝鲜改变立场，亲美。七、朝鲜中立。八、朝鲜亲中。
由此可知，朝鲜亲美，固然对中国不利，但远非最坏的结局。可将朝韩对比，朝鲜反美，却是中国的巨大包袱；韩国亲美，中韩却互惠互利。所以，两害相权，当取其轻。
误区四：弱国拥核不可怕。有人认为朝鲜是小国，即便拥核，危害也不大。恰恰相反，越是小国、弱国，拥核的危害越大。道理很简单，穷鬼和富人都拥有置人于死地的利器，首先选择铤而走险，甚至同归于尽的，几乎只可能是穷鬼。越穷越不怕死，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是常识。
由于大国拥有更多常规手段，即便拥核，也不会轻易铤而走险，同归于尽。冷战期间，美苏争霸，但两国都非常理智和克制，没有任何擦枪走火。但是，朝鲜这种“极权+贫弱+核武”国家，使用核武的可能性大很多。即便不发生核战，以其低级的核技术，发生核事故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会严重祸及中韩。
误区五：中国无法解决难民问题。有人认为，如果用军事手段解决朝核危机，会导致严重的难民问题，中国无法承受。难民的确是个问题，但短期内安置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难民，对于中韩来说，并非不可能。一旦解决了朝核危机，便可着力恢复朝鲜正常的经济政治秩序，然后逐步遣返难民。难民问题跟核灾难的区别在于：难民问题即便发生了，也是可缓冲和可逆的；核灾难一旦发生了，就不可缓冲，也不可逆。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当不难辨之。
误区六：朝鲜可以构成中国安全的地缘屏障。有人认为，朝鲜可以构成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缓冲地带，防范美国的军事威胁。在30年前，此种观念不无道理，但在当今高科技条件下，朝鲜的地缘价值几乎为零。
误区七：中朝传统友谊必须维护。有人认为，不能破坏中朝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此种天真，很多人驳斥过了。父子夫妻兄弟都可能反目，何况国家之间？
误区八：意识形态绑架国家利益。有人认为，中朝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相互为敌。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交恶的现象并不鲜见。中越交恶、中苏交恶、越南与柬埔寨交恶、苏联与南斯拉夫交恶，等等。同样，资本主义国家间也有不少冲突。另外，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人应该明白，如果朝鲜算社会主义，那它是对社会主义的羞辱。
上述观念误区在舆论场中都存在。后三误区完全是作茧自缚、刻舟求剑，本不值一驳，但就有人仍陷其中。不过，前五个误区隐蔽更深，还有不少人尚未认识到。澄清这些观念误区，有助于形成更加理性、冷静的舆论力量和导向，促进朝核危机的解决。
延伸阅读：
一群中共领导人子女在苏联不寻常的经历
来源：老衲精选
一部电影《红樱桃》，让人们了解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在前苏联国际儿童院度过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不寻常的经历。他们中有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孩子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孩子朱敏；林伯渠、张闻天的孩子；烈士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等。王凡、东平所著的《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一书中，作为曾前往苏联的陈祖涛讲述了在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特殊的年代、非常的环境下所发生的不该遗诸史册的往事。
陈昌浩与陈祖涛在莫斯科
毛泽东首肯，他们飞去苏联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医少药的延安延误下去，将落下严重残疾，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恰好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于正常工作，中央决定也让他到苏联诊疗。
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临行前夕，陈昌浩突然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你就乘汽车、火车去苏联。”当时经历过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那里，当然令他喜悦。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儿子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记得，毛泽东当时还找出几枚银元，给了父亲。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由于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办理各种手续，6人团延宕到11月才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后不久，就集体转到了在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是苏联的纺织工业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两个国际儿童院，都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的，收养的都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个民族，各种肤色的都有。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的构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
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儿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几批到苏联学习的干部在苏联生儿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以及与苏联人结为夫妻后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这些孩子一点中文都不懂，更没有受过中国文化习俗的熏陶。
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行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我们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命。”
刚到儿童院的外国孩子，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俄语，这是在苏联生活和学习的基础。一年后陈祖涛入学读书，学校离儿童院不远，大约几里路。在学校里，各国的孩子与苏联本国的孩子要求是一样的，学校方面并不因为你是外国人，在学习课程和学习的成绩上对你有什么迁就和照顾。
不久，陈祖涛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苏联小学中学是一体的，从一年级到十年级。陈祖涛直接上的五年级，后来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和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成为同班同学。
每天放学回到儿童院，孩子们按年级分班，由儿童院的老师组织辅导学习，并监督完成学校的功课。担任中国班老师的是韩铁生夫妇两人。在中国班里，老师由浅入深地讲授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传统习俗，教汉语汉字，并讲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这样的课一个星期有两三次。爱祖国，要追随父辈置身的革命事业等理念，就是这样一点点注入孩子们脑海中的。
比之父辈们正在奋斗的国内根据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是太安逸了。然而刚幸福了不到两年，希特勒就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陈祖涛他们很快就尝到了硝烟笼罩下的残酷。
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了，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能力有限，只要能维持孩子们的生命，还能继续使他们受教育，就已经是竭尽所能了。配给食品对正在发育期的孩子明显不足，一些生活必须品的采集，只能靠孩子们自己的双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们在《列宁在1918》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六三。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地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我们的命。”陈祖涛说。
许多年后，陈祖涛回忆起来，觉得经历过这样的环境和磨练，从中获取的收益在一生都享用不尽。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孩子们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除了生存自救、学习知识以外，孩子们还进行了军事战备方面的训练。他们学习了战斗行进、挖战壕、使用武器、射击，防空和如何处理没有爆炸的炸弹，伤员的抢救和受伤后的自救等等。孩子们还参加了献血，女孩子则在课余时间从事军用被服的缝纫。
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当时，多数孩子的想法是能进一个速成的军事学校，学一门军事技术，马上应召上前线参加战斗，在战场上与法西斯一决高低。陈祖涛说：“我和几个同学当时特别想上海军学校，学完了就当海军。”
然而战时的苏联政府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保护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领袖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
但儿童院里年纪稍大的孩子，并没因这一纸规定而熄灭参战热情，特别想参军的毛岸英，就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坚决请求从军。他毕竟身份比较特殊，居然被破例批准了。
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叫纳努伊尔斯基的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了。毛岸英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很高级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毛岸英从速成班毕业后，穿着军装到国际儿童院来。陈祖涛他们看见毛岸英穿着漂亮的苏联军装，佩戴着中尉的军衔，简直羡慕得要死。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战斗。
当年除了毛岸英这种极个别的情况外，别人都没捞到上军事学院、到前方观战的机会，只有郭亮的儿子郭志诚差一点成为例外。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做出一个规定，男性苏联公民只要超过了16岁，就必须参军。郭志诚当时已经超过了16岁，报名后被编进了后备役部队。
他穿上了军装，头发也剃光了，进行了几个月的新兵训练。孩子们都觉得他真幸运，可还没等上前线，他就让苏联方面查出来是中共的子弟，把他从部队中“清理”了出来。毕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正规训练，所以回到儿童院后，他就成了年纪稍大的中国孩子们的军训教官。
贺子珍被玛尕洛夫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
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大加训斥。
陈祖涛说：“虽然我们当时还是孩子，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敏感，因此我们对他很有意见，尤其是我担任儿童委员会主席，和他接触要比别的孩子多一些，感受就更深一些。我们经常组织起来和他们交涉，给他们提意见，或者跟他们暗斗。”
不久，中国孩子们又发现了玛尕洛夫的贪占行为。玛尕洛夫夫妇吃小灶，孩子们吃的清汤挂水的时候，却看到院长夫妇的餐桌上总不乏肉和蔬菜，汤盆上漂着厚厚一层油，这全靠刮孩子的油水。
让中国孩子对玛尕洛夫忿忿的还不止这些。战争开始以后，国际儿童院里又来了两位中国的成年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一位是林彪的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原名刘新民，陕北米脂人，长得很漂亮，1938年她陪林彪到苏联医治枪伤，他们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林小琳。然而也就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感情破裂，1942年林彪只身回国，张梅则留在了苏联。
贺子珍、张梅来到国际儿童院也没有工作可做，在苏联也没什么认识的人，也不会俄语，时常陪伴她们的，就是她们在苏联的孩子。陈祖涛记得总看见李敏和母亲贺子珍在一起，林小琳也常和母亲张梅在一起。她们的生活和孩子们差不多，每天就是几百克的面包，没有其他的食品，吃不饱，营养不良，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贺子珍常常变卖自己的衣服，或者就在住所外面摆小摊，变卖点钱购买食品。
陈祖涛印象里，贺子珍那时的脾气很不好，有时不知因为什么生气或碰上不顺心的事，就会打李敏。“我们特别同情贺子珍、张梅她们。当时感到最可怜的就是李敏，她年纪还很小，有时还挨打。”
也许就是由于贺子珍老发脾气和打孩子，负责照管贺子珍生活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玛尕洛夫，竟然把贺子珍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让她和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看到她受到这样的待遇，陈祖涛他们非常生气，他说：“我们就觉得玛尕洛夫是个混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看病，从陈祖涛他们口中得知贺子珍被送进疯人院的情况。他们随即向国内做了报告，经过交涉才把贺子珍接回莫斯科，又于1947年送她回国到了东北的解放区。
《红樱桃》与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遇
电影《红樱桃》是由也曾留苏的叶挺之子叶正明的儿子拍摄的，传说电影主人公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但和朱敏的实际经历相差很大。
朱敏在卫国战争前，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三个人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他们到达以后，国际儿童院对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身体检查。当时发现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医生建议把她送到苏联最好的肺病疗养院进行治疗。然而，朱敏刚到那里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德军的闪击战一下就把那所疗养院占领了，朱敏瞬间成了德国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尔半岛的劳动营当童工。
当被俘之际和在劳动营当劳工的岁月里，朱敏表现得很机警，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领袖后代的身份。朱敏后来回忆说：“尽管当时表现得挺有主见，一直没有暴露自己，但确实吓坏了。”在国外沦落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魔掌，这突如其来的险恶遭遇，还真没有几个人经历过，更何况朱敏当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
当时，在战争中失踪的中共领袖的孩子：一个是朱敏，一个是张闻天和他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疗养院被德军掳走的。陈祖涛回忆说：后来由联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级军官，在德占领区把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都找到了。因和军队和地方管理当局搭不上联系，找不着接待部门，他们自己也挤不上顺道的火车，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他们在行进中遇到了德国飞机轰炸，人群为躲避轰炸四处逃散。待飞机飞走后，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张闻天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带着朱敏一人回到儿童院，张闻天的孩子从此下落不明。
1951年，张闻天继王稼祥出任驻苏联大使后，陈祖涛曾在他身边当过翻译。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张闻天将自己苏联前妻的名字告诉了陈祖涛，并提供了一些线索，希望陈祖涛帮助他寻找自己的孩子。
后来陈祖涛找到了张闻天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时，她当时是军医，被授予大校军衔。她对陈祖涛说：“我从1944年到现在，在国外所有战争期间有苏联被关押人员的地方，都托人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估计可能是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了。”陈祖涛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张闻天，他叹息一声，流露出非常遗憾的神情。
苏军谍报部门需要一个懂中俄文的中国人
1945年2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定了《雅尔塔协定》。协定的积极促成者美国，为了减少美军百万伤亡的代价，以承诺维持蒙古现状、将日本占领的库页岛及临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和一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作为交换，要求苏联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协定签署后，苏联遂对出兵中国东北进行准备，其中一项就是对日搞谍报工作。因为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布下了很大的谍报网，苏军需要在进入东北后，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谍报机构。在这个谍报机构里，需要一个俄文中文都懂的中国人。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只能做短期的谍报工作培训，这个青年应该是个有一定无线电知识的人。
当时联共中央就派了一个人，陈组涛印象中是联共中央联络部门的中国科科长，名叫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到了国际儿童院，在中国孩子中进行挑选。
当时陈祖涛等大一些的中国孩子都希望自己能被选中，尼古拉耶夫先选了3个大致符合条件的人，刘允斌、罗西北、陈祖涛，同他们谈了话。
在3个人中，刘允斌、陈祖涛的俄语好；罗西北来苏联晚一点，中文要比他俩好一点。更关键的是罗西北对无线电一直有兴趣，而儿童院又对有各种兴趣的儿童给予过指导和培养，所以他在无线电知识方面，就比刘允斌、陈祖涛强多了。苏军谍报部门当时只需要一名中国人，所以最后选中了罗西北。
罗西北被选中走的时候是很得意的，刘允斌和陈祖涛则有些悻悻然。不久后，陈祖涛从10年制学校毕业，考大学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和罗西北相遇，问他在干啥，罗西北说上级不让讲。陈祖涛后来知道，他在接受苏军谍报机构格帕乌的训练。在苏军对日作战期间，他被派到了中国东北，从事情报工作，他是在苏联的中国孩子中真正参加了二战，并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人。
可后来“文革”中罗西北苦头就吃大了，他是正规的苏联谍报人员啊!“苏修特务”的罪名使他被整得精神失常。后来还是周恩来出面，说罗西北的父母亲我了解，他本人的历史我也清楚，他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有功人员，这才使他从批斗中得以解脱。
“我被苏联安全部门抓了”
1945年5月，陈祖涛读完苏联的10年制学校，正赶上苏联战后推行新的考试制度，毕业的考试被称作成年人教育毕业证考试，考得非常严格。陈祖涛不仅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毕业证，还考上了苏联鲍曼技术最高学院。
鲍曼高级技术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前身是俄罗斯皇家技术学院，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鲍曼高级技术学院是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大学，设有坦克专业、火箭专业、精密仪器专业等等，后来苏联的很多军工权威都是从这所学院毕业的。
陈祖涛说，他当时最渴望读的是坦克专业，但那时苏联对学这些现代军工专业有非常严格要求，必须是俄罗斯族人才行。陈祖涛虽然到苏联后就加入了苏联国籍，但中国裔在苏联属于少数民族，而这些专业不录取少数民族学生，他只好选择在机械系就读。陈祖涛入学后，学院里又成立了原子能系，这个系继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但也不收少数民族学生。
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至1946年，苏联又遇上了罕见的严重灾荒，直到1947年以后才逐渐好转，这就是陈祖涛迈进大学门槛时的大环境。他和苏联人民一同体味着战后恢复的艰难，并加入了联共，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正式党员。
艰苦地度日，依旧是这批中国孩子们的必修课。1947年，蔡畅出国开会路过莫斯科，她惦记着这些在苏联生活学习的中共领导人的后辈们，便特意去看望孩子们。她自己的女儿李特特也在其间，她们母女也是多年不见了。
当她发现中国孩子们衣衫褴褛，皮鞋早都开了口，露着脚指头，面容透露着明显的营养不良印迹时，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人忍不住心疼地流下了眼泪。
翌年，蔡畅又到苏联参加国际妇联大会，随身夹带了一些金首饰，到莫斯科后，她把这些金首饰交给了陈祖涛他们。她告诉孩子们，这是从党的经费中拨出的，你们可以用它在苏联设法兑换成卢布，改善一下生活。
苏联官方对金银珠宝的典当监控是相当严的，尽管陈祖涛第一次去典当行典当物品时十分谨慎，还是被苏联安全部门的人盯上了。过了些日子，当他再去的时候，就被抓了起来。
苏联安全部门的人把陈祖涛带到了莫斯科的公安总局审问，问他金首饰是从哪里来的。陈祖涛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富春、蔡畅转送来的。陈祖涛说出了联络人员的名字，让苏联安全部门的人员去联共中央核实。安全部门的人员立即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一询问，情况和陈祖涛讲的一点不差，就马上把他放了。从这以后，陈祖涛去典当行兑换卢布，就再也不必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了。
毛泽东题字：“前途光明，同志们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就和苏联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互派了大使。王稼祥等到苏联后，新中国驻苏使馆就有人兼管起在苏留学生的事务，他就是20年代曾经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过的曾涌泉，时任使馆的政治参赞，后来当了外交部副部长。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到苏联访问。一则是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庆祝活动；一则是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再就是商谈和签署两国间的有关协定和条约。
在一系列商谈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议定和签署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大项目。跟随周恩来一起来到苏联，负责机械项目方面谈判的是沈宏。为了更好的沟通，沈宏就到留苏的中国大学生中找翻译，他一下就找到了陈祖涛。
陈祖涛回忆说：“我的俄语还行，可我的中文并不怎么样。但我毕竟是学机械的，专业还是比较熟悉，涉及到术语和专用名词，比一般的翻译可能要强一些。就这样，我参加了当时有关机械的主要项目的谈判。”
1950年2月，中苏友好条约签定了，其他谈判也都顺利展开，毛泽东和周恩来准备启程回国了。一天，陈祖涛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召见中国留学生。
陈祖涛和其他留学生们在预定的时间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留学生中间。毛泽东讲了话，主要是要大家好好学习，将来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等等。这是陈祖涛第一次近距离地亲耳聆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讲完了话，李鹏等那批“四八二一”(一九四八年到苏联，共21人)的学生，一下子把毛泽东围了起来，每个人都端着自己的笔记本，请毛泽东给他们题字。陈祖涛也掏出了笔记本，当他挤到毛泽东身边，递过笔记本时，毛泽东问了一句：“你是学什么的？”陈祖涛说：“我是学机械的。”毛泽东遂在他的笔记本上题道：“机械学很好，学好了有用。毛泽东”。
陈祖涛端着笔记本看了半天，心里很高兴。过了一会儿，他见许多留学生还围在毛泽东身边，就又凑到毛泽东跟前让他再给自己题一个。这次毛泽东什么话也没说，挥笔写下：“前途光明，同志们奋斗。毛泽东”。
周恩来连说：“好，好，好，你马上回苏联去。”
苏联的一般大学都是5年毕业，但陈祖涛就读的鲍曼高级技术学院的学制是6年。按正常情况，陈祖涛应该是1951年秋天毕业。但中苏建交后，中国留学生都迫切希望早一点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于是，陈祖涛在1951年初就提出希望将毕业答辩的时间提前，校方同意了他的请求。
1951年的2月，陈祖涛顺利通过了答辩，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办理好了各种回国的手续并打点好了行装。在他的行李中，有一些如今看来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由于毛岸英回国时走得很匆忙，有些东西就留在了原先所住的柳克斯国际旅馆的房间里，其中包括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信，以及他在苏联的日记等。毛岸青同意由陈祖涛代为保存。因此陈祖涛在回国时，把这些文字资料都放进自己的一个旧箱子里，一起带回了中国。遗憾的是，这些珍贵资料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陈祖涛回国后，关系转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由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管理。在她的安排下，陈祖涛、赵施格参加了在春耦斋的周末舞会，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有一天，陈祖涛和赵施格碰到了周恩来。在交谈中，周恩来问他俩：“你们是学什么的？你们想到哪里去工作呀？”赵施格先回答说：“我是学冶金的。”周恩来随即说：“好，那你就去鞍山钢铁公司。”当他把目光转过来时，陈祖涛说：“我是学机械的，但我对汽车很有兴趣，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我都去实习过。”
陈祖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在苏联参加了关于兴建汽车制造厂的谈判，已经萌发了投身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念头。周恩来听了，连说：“好，好，好，那你马上回苏联去。刚好我们正在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方案就在苏联搞，你去参加那里的工作。”
“我去苏联找谁呀？在苏联我和谁也没关系呀。”陈祖涛说。周恩来说：“你就去找张闻天大使。”此时第一任大使王稼祥因病不能返任，由张闻天接替他到了苏联。周恩来随即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亲笔信，并对陈祖涛说：“回苏联的手续可以去找马列，到苏联就先住在中国大使馆里。”
马列是当时周恩来的秘书，陈祖涛去找他时，他对陈祖涛说：“你呀，还是拿着你的苏联护照，以苏联公民的身份先回去吧。否则你要先改了中国国籍再申请去苏联，手续太复杂，按苏联的程序打报告办手续要拖很长时间，咱们等不起。”
于是，陈祖涛就到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办理了“回国”的手续。他带着周恩来的信回到苏联，当时的驻苏大使馆在莫斯科城东克鲁泡特金巷13号。陈祖涛见到了张闻天，张闻天对他说：“你到刘英那里去报到。”
就这样，陈祖涛在前苏联开始了他投身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