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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明斯基

2017-11-01 戴老板 一溪寒冷自生烟

来源: 饭统戴老板



小浪底水库放水,河南,2013年



北京冬季多雾霾,是这些年才有的事儿,但夏季多暴雨,却是自古以来。根据历史统计,元朝时北京发了48次大水,明朝时发了104次,清朝时发了128次,平均两年一次水患,每次都积水盈尺,满城皆涝。建国之后,水患虽有所减少,但每逢天降暴雨,从东城西城到通州大兴,各区都会严防死守,如临大敌。全城唯一没压力的地方,就是故宫。


2016年7月20日,帝都再次大雨倾城,大部分城区严重内涝。躲在家里的人们发现,建成六百年的紫禁城,居然极少有雨潦致灾记录,即使暴雨如注,地面也极少有积水。于是,故宫的那些明沟暗渠、蓄池洞眼、吐水螭龙,再次登上头条热搜,人们一边称颂着老祖宗的智慧,一边发表着对现代城市的不满。


但真实的原因却非如此。故宫古老的排水系统,并不比雨污分流管道纵横的现代排水系统先进,历年不涝,其根本在于地势高。整个紫禁城,地基全都用粘土和碎砖垫高夯实,三大殿底下更是加垫了十五层城砖,使得故宫区域的海拔比周边整整高了两米。每逢下雨,积水排入内外金水河,而一旦水涨过限,河内的积水便向其他区域泄洪,尤以地势低的南城最甚。


明清时的北京,南城居住的多是市井草民,贩夫走卒,而北城多是深宅大院,皇亲权贵,这是因为整个北京城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走势,北城一向被认为是“上风上水”,而中间皇城又被垫高,所以每当水患,皇城的地面仅能湿鞋,南城水位却常没膝过腰,贫苦百姓的那点儿家当,被雨浸水泡,苦不堪言。 


所以,老祖宗在几百年前就试图告诉我们:一旦天上发大水,显贵巨富们通常居于高处安然无恙,穷人家的财产则只有被水淹贬值的份儿。这个规律历经改朝换代,依然适用。





01





故宫南门—午门正西3.5公里处,便是坐落于金融街的建设银行总部大厦。建行总部的西面紧贴着西二环,西北面便是西二环跨越广宁伯街的月坛南桥,繁忙的十字路口车流如梭。据说在风水学上,这叫做“路冲煞”和“天桥煞“,是财气的死地。1993年北京金融街开始建设,建行分到这块地,并没有抱怨牢骚,而是在建筑方案上做文章,以图绝地逢生。


94年设计方案定稿,95年开工建设。据风水圈分析,大楼仿照商周时代的四足方鼎而建,楼顶四个方向形如葛洲坝水闸,意为财源滚滚而来;西北角呈两把尖刀之状,以应对西北方位的煞气;外立面通体玄黑,黑色五行属水,有得水催财之意;门口放置了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更是化煞旺财。于是,煞地被转化为宝地,而时任建行老大的王姓行长,之后更是奔赴大江南北多次救火,化解过无数的“死局“。


四年之后的1998年4月,大楼正式交付使用,而在这之前的两个月,王行长却临危受命,远赴南方处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之事,待他再次回到北京,已经是战功显赫厚望在身。而接替他的新行长,便成了这座转煞为宝的大厦的第一任主人,他就是日后从建行行长直升证监会主席,并最终主政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行长十五年之久的周小川。 


周小川早年留学美国,国际视野开阔,身上具有很多国内官员没有的特质。通过媒体的捕捉,他的很多个性都展现在公众面前,使央行形象褪去了不少刻板僵硬的色彩,比如“只需国家队让四个球“的羽毛球水平、跨界出版的《音乐剧之旅》、两会上佩戴的Nike+表带苹果手表、以及达沃斯论坛上露出的条纹秋裤。


但央行行长的位置毕竟十分微妙,一举一动都会掀起滔天巨浪,所以滴水不漏和不动神色,是全球央行行长们共同的自我修养。格林斯潘是此中翘楚,他曾说过:”如果你觉得听懂了我说的话,那你一定是想错了。“这让他长期处于薛定谔状态。1996年,已经做了9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向小他21岁的女友求婚,但他那模棱两可充满暗示的语言,让女友误以为老头儿要跟她分手。


中国国情却是不同,人民群众更喜欢坦诚和说大白话的领导。2015年3月,周小川表示:“资金进入股市,也是支持了实体经济。”于是股市烈火烹油,越烧越旺。2016年2月,周小川表示:”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于是,老乡们纷纷入场,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涨价去库存“运动。到了2017年10月,却拐了个弯儿,又说了最后一句让全民热议的话:”中国要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


媒体对这句话的解读连篇累牍,带动了Hyman Minsky的书在京东上又多卖了几百本,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人搞清楚这句话背后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些擅于撰写债务危机的经济评论家,并没有跳出来接茬,因为他们早就在一轮又一轮的打脸中销声匿迹。当前,“成熟”的投资者对债务发表看法时,两句时髦的话经常挂在嘴边:”不要过于注重长期问题,这样不利于短期赚钱”和“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


不过在几年前,舆论对明斯基时刻的关注可比现在大的多。2013年底,外媒和经济学家们就一阵喧嚣,认为中国债务进入庞氏阶段,国内更是风声鹤唳。2014年3月,摩根斯坦利的两位经济学家Cyril Moullé-Berteaux和Sergei Parmenov则直接宣告了明斯基时刻即将降临中国,将这场讨论推上了高潮。近4年过去了,国内经济波澜不惊,GDP增速甚至有望重新回到7%,几乎没人相信中国面临Minsky Moment。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2




Hyman Minsky在20世纪80年代,结合凯恩斯和费雪的理论,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并将投资/债务的关系做了三个阶段划分:①Hedge Finance(套期融资)②Speculative Finance(投机融资)③Ponzi Finance(庞氏融资)。其中现金流可以覆盖债务本息是①,现金利只能覆盖利息的是②,只能靠借新还旧的是③。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进入到②和③的阶段,则意味着金融体系极不稳定,随时会爆发危机,并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周期。


明斯基于1996年去世,生前他只能算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名气并不大。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爆发,PIMCO的Paul McCulley用“明斯基时刻“这个词来形容这场危机,这才使他的理论名扬天下。之后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使Minsky Moment这个词更加深入人心。


债务比例不断攀高的中国,自然是明斯基信徒最好的观察标本。每隔几年,就有人拿它往中国身上套。2013年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符合明斯基理论中Ponzi Finance阶段的特点,比如高企的非金融企业负债水平、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寅吃卯粮的地方融资平台等。


6月份,在央行有意无意的驱动下,市场爆发第一次钱荒,上证指数砸到1849点,到了12月,第二次钱荒爆发,长期持有“中国崩溃论”观点的人,借着对Minsky Moment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做了最后一次系统性批判,再加上积重难返的产能过剩和“虚高“的地产价格,国内外对宏观经济一片悲观。


上述问题在中国都切实存在,也非讨论的禁区,稍有经济常识的人就会充分了解。但世人不太了解的是,中国财政决策“工具箱”里的工具之丰富,回旋余地之大,执行能力之强,是其他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这些工具的使用,西方经济学体系通常无法理解,因此经常招来广泛的批评。


但洋人的批评是一回事,道路自信是另外一回事,就如周小川有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央行行长Mervyn King打完网球后吃晚饭,两人聊起中国向西方学到了哪些东西,周想了想说: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用竞争和市场发展经济,但我觉得,你们至今仍没掌握货币和银行业的窍门。


2014年下半年,在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两年之际,内部障碍逐步清除,中财办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扮演财税中枢的角色,那些工具和窍门,也到了该拿出来用的时候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枢机构牵头发起了两场战役,在这两场战役中,无数人的命运为之改变。




03



2014年对于孙宏斌来说,似乎是个高开低走的年份。5月份,融创以63亿元入主陷入困境的绿城中国,在发布会现场,宋卫平脸色低沉颇具悲情主义,孙宏斌满脸通红但神情谦卑,努力压抑自己的兴奋之情。但到了12月,绿城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宋卫平却在这时候反悔,交易被迫分手,孙宏斌在内部讲话上挥别绿城,居然数度哽咽。


但收购绿城的失利,并没有打乱孙宏斌加速杠杆式扩张的脚步。彼时的房地产市场,远远谈不上景气,一线城市已经沉寂两年,二三线库存高企,在2014年6月23日,差不多正好是“钱荒”后的一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万科总裁郁亮的文章:《我国楼市进入“白银时代”》,明确了万科采取降杠杆去库存的保守态度,这与孙宏斌的高举高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激进的孙宏斌们和保守的王石郁亮们,自此分道扬镳。站在融创这一边的,还有许家印的恒大和杨国强的碧桂园。在2014-2016年这三年期间,三家公司疯狂加杠杆扩张,以恒大为例,2013年总负债只有2688亿,到了2016年底,总负债已经达到了11583亿。所有人都在疑问:他们究竟在赌什么?


孙宏斌们豪赌的东西,并没有让他们等待很久。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进入了降息通道,一深圳率先开涨,并逐步蔓延到北京和上海。2015年9月30号,央行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4个月后,首付比例进一步被降低到20%,更是烈火烹油。到了2017年,被驱赶出来的资金,与棚改货币化安置的资金一道,疯狂地涌入二三四线城市,全国范围的暴涨终成燎原之势。


在价格暴涨的同时,各地房地产库存纷纷告急,各大地产商资金全面盘活,产业链上下游十几个环节的在手现金、销售回款、债务水平等数据大幅改善。与此相比,居民部门的住房贷款按揭余额在2014年突破10万亿,15年达到14万亿,16年更是直接达到19万亿,第一场战役“完胜”。


第二场战役启动的时间稍晚一些,一直到2015年10月,“供给侧改革”才成了高层讲话频繁提及的一个词,这时的南华商品指数已经跌倒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2016年新年后的首个工作日,总理调研了山西焦煤集团和太钢集团,并主持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座谈会,打响了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枪


战役的策略很简单:限产。2016年3月,煤炭全行业开始中强制执行每周5天工作制以削减过剩产能。以往,这种限产不会被商品期货交易者认真对待,因为总会有小煤矿偷偷开工,产能很容易死灰复燃。但这次的确不一样,强大的行政命令以雷霆之势压下来,煤炭价格开始了超级V型的反转。一批又一批的看空者试图挑战“供给侧改革”的权威,他们留下了满地尸体。


钢铁行业紧随其后,战斗檄文是1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了6号文,其中明确5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1.5亿吨。15年底,唐山地区150普碳方坯最低价格仅1460元/吨,到了2017年6月,价格已经涨到了3160元/吨。2015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650亿,2016年变成实现盈利330亿,到了2017年,前4个月的盈利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第二场战役完胜。


中国特殊的体制,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从改开初期的工农业剪刀差,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到央地财税分流,犯过拍脑袋式的错误,也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成绩。这几年,随着“制度自信”的确立,以及反腐整肃带来的执行力提高,“资源调配”的思路和手段,逐渐有重剑无锋大开大阖的架势。


中枢机构发起的这两场战役,本质上也是“调配”: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两场战役的胜利,将明斯基时刻的争论,打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战役对胜利者的奖赏是丰厚的。恒大融创碧桂园在2017年开始兑现利润,股价一日千里,前两者年内涨幅都在500%以上,许家印以2900亿身价登顶胡润百富榜,孙宏斌的身价也在一年内增加了7倍。赌国运成功的人,有曾被亏待过吗?




04




今天,如果没有两场战役的胜利做后盾,恐怕没人敢大大方方地把“明斯基时刻”这个词儿说出来。即使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去库存和供给侧改革,经济数据和银行坏账率恐怕难以想象,届时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尤未可知。当然,因为利益的“调配”,本来的埋单者变成得益者,本来的得益者变成埋单者,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想不明白的,不妨参照本文开头故宫的故事。


再进一步讲,现在普遍忧虑的经济“死结”,恐怕也会被那些你见过的没见过的、想过的没想过的手段来化解。这些手段积累的众多副作用,未来又会被新的“创新”来裱糊。明斯基的理论虽妙,但却跟道德文章一样令人生厌。在庙堂中枢看来,锦衣卫的绣春官刀,永远比东林党的道德文章更有实效,也更令人上瘾。   


2016年7月20日的北京的暴风骤雨,紫禁城依旧岿然不动,但全城却已内涝。央行所在的金融街也严重积水,其大门附近的一棵大树,更是被大风吹倒,横在路边。于是,有好事者便做了一首诗:


北国千里海龙啸, 帝都风来雨亦急; 

央府衙前树横倒, 户部幕后玩 Q E。  

京城虽涝金山远, 神州水漫早没膝; 

东坝溃来西坝补, 世间已无明斯基。


所以,哪里有什么明斯基,即使有,恐怕一时半会也翻不进来。




延伸阅读:


蒋公的面子


作者: 梁文道    来源: 看理想



前面的话

 

130年前的今天,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


今天,我们不谈蒋介石,谈一部与他有关的话剧——《蒋公的面子》。


相信不少人都曾看过、或听过这部话剧。2012年,《蒋公的面子》红遍大陆,那时也正是大陆“民国热”之时,一时间这部剧成为文化界热议的话题。


2014年,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中也介绍了这部剧的剧本。


今天与你分享这篇介绍的文稿,时隔3年,读来似乎别有一番滋味(文末附有视频)。




2012年的时候,有一部学生写的话剧,非常神奇地红遍了全国文化界,很多人排着队想要去看。其实这个剧原来只是个学生功课而已,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火呢?我们先讲讲这个剧本,就是这本《蒋公的面子》。

 

蒋公是谁呢,当然是指蒋介石。这个剧本描述的就是抗战期间的时候,当时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的前身——有三个教授在讨论一个问题。

 

他们都收到了蒋介石的请帖,说要请他们去吃年夜饭。该不该去呢,该不该给蒋公这个面子呢?这是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有着很复杂的意涵,就被呈现在这个剧本里面。

 

这个剧本的作者是温方伊,温方伊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还是个学生,这是学生的作业,布置这个作业的,就是吕效平老师。



南京大学教授吕效平


南京大学的中文系很特别,她保留了很好的戏剧传统。今天剧本这个东西今天很少人拿来独立出版,就算独立出版也是作为一个剧场工作者的参考,戏剧爱好者的一个辅助。

 

今天我们都觉得戏剧是该到剧场看的,没有人再像过去一样,会那么傻乎乎地坐在家里面读剧本了。

   

所以现在的中文系里面,同样也很少强调剧本的实际创作写作,甚至戏剧这个东西,今天都是在戏剧学院或者戏剧系教的。

 

但是南大中文系不一样,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很好的戏剧传统,而吕效平老师在里面,一直担任很多的戏剧指导的工作,教学生写剧本,然后也导戏,这个戏其实就最初他布置了一个题目,让学生们去各自做功课,然后温方伊这位学生教上来的作品,看来是最好的作品,于是他选了这部作品。

 

《蒋公的面子》首先在学校里公演,由他自己去导演,然后学生们参演、其他一些不是那么响当当有名的一些人物、舞美,大家搀和进来了,一演演了十场,之后名声传出去,慢慢火起来。

 

火到什么程度,火到一座城市她平常经常的戏剧观众都还不如来看这个戏的观众那么多。

   

为什么这个剧本会火成这样呢,其实一开始介绍这个剧本的故事的梗概的时候,大家大概就已经能够心里面有个底了。

 

过去十年来,我们看到一个热潮,越来越多人谈到民国,有一股民国热,而民国热里面,大家尤其热衷,或者说读书人、文化人、知识分子尤其热衷去谈的,是民国的文人,民国的知识分子。

 

我们一想到民国知识分子,想到的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师那种人物,穿着长袍,斯斯文文的,戴着一个圆框眼镜,坐在那里,安安稳稳,学问非常大,人品很高尚,就算不高尚,就算有一点怪,他们也都有点特殊的气质,这些气质可能是很狂狷,可能是很谦逊,又或者有一点逍遥事外的一个老三公那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还听说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地独立自主,这里面有名的当然就比如说像刘文典,能够拍案去呵骂蒋介石,哪怕蒋介石拥兵百万,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一个独裁者。

 

于是我们这时候对民国知识分子那种想像,多多少少包含了我们对我们的现在的情况的一些不满,或者一些感慨,这几年越来越多人来谈学术界或者我们的大学我们的高等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常常就要回到过去,来找回一些对照。

   

而《蒋公的面子》这么受到欢迎,首先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在,但是你如果真的进了剧场看了这部戏,或者读过这个剧本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要比我们原来想像中的更加复杂。



首先我们来谈蒋公的面子,刚刚我已经讲过这个故事梗概,听起来就是三个知识分子收到了蒋介石的请帖,在讨论该不该去。

 

我们想想看,抗战的时候,那时候叫“蒋委员长”的时候,蒋介石自己兼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的职位,这三个教授都是这个学校里面的教授。

 

一个校长请你来吃饭,你总该去吧,不一定,这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争论,就说他是个独裁者,说他不够资格当校长,我不承认他,等等,就此议论了半天。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很难理解。

   

这部剧的作者温方伊本来只是一个学生,但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的研究,去看所谓的民国知识分子,那个时代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他们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传说中他们像神话人物一般高大,但是在她的阅读里,她慢慢发现其实他们也是人,而这些人其实跟我们今天我们自己都非常相近。



温方伊


所以问题 56 37681 56 21156 0 0 2891 0 0:00:13 0:00:07 0:00:06 4140并不在于这些过去的民国知识分子当年多么有风骨、多么独立,精神多么高昂,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堕落了。

 

其实他们跟我们是一样人,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环境而已,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了,后来让很多知识分子变得不像知识分子,变成真的像臭老九一样的这个环境,也是那些之前民国知识分子缔造的环境,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于是温方伊就写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剧本,在这个剧本里面,她做了一个时空交错。首先主要的剧情,是发生在1943年冬天的重庆,三位教授他们在争论要不要去赴蒋介石的宴。

 

交错的时空则发生在1967年的夏天,这三人在南京大学,他们在“文革”中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被红卫兵关在文革楼里面要批斗,要他们检讨。

 

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时空的对照来看其中的一些变化,这个对照表面上看,有些时候从技术上来讲,好像处理得不够完美。


比如说1967年“文革”这一段,篇幅有一点轻得不太像样子了,不太均衡了,又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唯一的作用就只是好像做一个单纯的映衬,而主要的内容其实还放在1943那一段,再看下去,你觉得还是有些特殊的韵味在里面。


首先我们能够看到是什么呢,里面三个重要的主角:夏小山是一个视吃如命的人,对他来讲,去不去蒋介石请吃饭这个局,给不给这个面子,居然其中一个关键是,能不能够吃到一道从来没吃过的一个名厨做的名菜。他爱吃,爱玩,性格上面有些不问世事,想退隐山林,室外高人的感觉。

   

另外一个,时任道这个教授,是个很西化的,喜欢谈科学的,思想上当时已经有点左倾的一个学者,他愤世嫉俗,尤其不能够接受蒋介石,更不能接受的是蒋介石的部队曾经枪杀过自己上街示威的学生。

 

他没办法承认这个人当他校长,他坚决不给面子,但是最后是什么使得他差点要动摇或者已经动摇了呢,主要是因为他爱书如命,他有批很珍贵的藏书,在桂林,他想运到重庆来,谁能帮他这个忙呢,蒋介石可以,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

   

最后一个人物就是卞从周,你看这个人,有点官迷的感觉,跟蒋介石关系特别好,甚至还很可能是蒋介石的公子的老师。他觉得知识分子,就该为国效忠,就该承认现在暂时“蒋委员长”是我们的民族领袖,等等。


于是他在这里面好像当个说客,劝另外两个人还是跟我一块去吃这顿饭吧。




“文革”这段背景的映衬作用,就在于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

 

首先民国那个年代,三个学者收到蒋公的邀请,可以这么争论:我承不承认他是校长,我去不去,给不给这个面子;但在“文革”的年代,那时候是武斗期间,守着他们的这帮红小将退走了,因为有另一帮红卫兵要打过来了。

 

他们三个教授看四下都无人了,是不是表示我们也可以回家了呢,他们说恐怕还不行:因为红小将没说让我们走,虽然他们自己先逃了,但他们没叫我们走,我们怎么敢走呢?

 

这么一些满腹经纶的,有学问、有资历、有声望的老教授,在这个期间变成这个样子,蒋公的面子倒是可以不给,但是一个红卫兵小将的面子是绝对要给的。

 

但是再看下去你会发现,这个对比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回头再看看,原来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比我们原本所想像的要复杂。

 

例如时任道,一个看起来最该有守有为,符合我们心目中民国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这个学者,他当时很有可能要去蒋介石那个宴会,因为想要回他的书。

 

他不只是这么做,他还有一些甚至你看来是很卑下的行为,用计谋让其他人代替他去吃饭,帮他求情,请蒋介石帮他的忙,但是又不想给蒋介石这个脸。

 

他觉得卞从周你帮我去跟蒋介石说,这有什么关系?卞从周就说:你要清高,难道我就不能清高吗?时任道就说,你反正已经跟他吃过饭了。那个逻辑有点像你反正都已经下海卖过身了,你继续卖又有什么所谓呢。

   

我们再看夏小山,看起来也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高人形象,但是你会发现他如何的左摇右摆。

 

而卞从周,你越来越对他会多一些同情心,他不是那种一味媚上的人,而是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政治理念,他真的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参与某些国事的筹作。

 

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文革”这一段里面,他们三个人被批斗,要写检讨,都要回忆当年到底有没有去吃蒋公那顿饭,而三个人在这个记忆里面发生了很多问题:他们三个人到底有没有去过吃过蒋公的年夜饭。

 

这个争论为整个历史上的记忆抹上了一团疑云,而这样的一个疑云其实某程度上也是一个今天我们看待过去的态度,或者说作者他表达了态度:


那样的一段历史是真的吗?真的发生过吗?它会不会只是一个传说?那个东西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又离我们有多近呢?就包裹在这样的一个记忆的存在与失落之间。


视频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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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八分钟 | 蒋公的面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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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八分钟 | 蒋公的面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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