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勒旮弃，一个北京知青在草原上的命运
来源： 永远的新三届
作者按：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至今日，这个知青的老婆孩子还因没工作，没住房，为生存而挣扎。
原题：火勒旮弃
1970年冬季，知青们都回了北京，我一人住在大队唯一的一排房子里，里面是会计室，平时没人，锁着门。草原上滴水成冰，清晨，我蜷缩在冰冷的被窝里还未起床，窗外人声鼎沸，“火勒旮弃（小偷）！火勒旮弃！”牧民们用蒙话喊叫着，有人发现会计室窗户被撬。
大队领导闻讯赶来，门没坏，贼是从玻璃窗钻进去的，查来查去，唯一值钱的半导体收音机没了。这是台上海产九个管海燕牌半导体收音机，全公社绝无仅有，当时几乎是最好的。没有任何线索，一年后，人们把这事快要忘光了，忽然，北京市公安局的长途电话打到公社，问大队是否丢过一台这样的收音机。
兴安大队北京知青陈文生与我队不少人是同学，两个队部相隔四十里，没想到他半夜走单骑撬了会计室，一年后回京探亲，他把收音机拿到委托行去卖，由于手续不全，警察没费力就破了案。火勒旮弃的恶名不胫而走。
同包的战友提起过这个人，原上草J博客中的《包长相亲》说的就是这位仁兄：“从别人家借来一对红色的木头箱子，放在屋子里最显眼的位置。还找来点煤堆在外边。陈文生对此很满意，他笑呵呵地对我说：‘我先把她骗来再说，办完事就把箱子还人家。’陈文生的家当是一无所有，就连下乡时从家里带来的被子都没了。白天穿什么晚上就盖什么。每天离不开的就是那个烟袋锅子。吃啥都不讲究，不饿即可。晚上睡觉说梦话都是蒙语。”
陈文生一无所有，与我当年的窘迫如出一辙，要说骗，与我的邻居北京知青L某有一拼，他到坝前农区相一位北京女知青，脚上的马靴、身上的蒙古袍都是从大队会计那里借来的，却生生把人领了回来。
插队11年后熬到了1979年，牧区分产到户，连最穷的牧主都分到了数额均等的牲畜，在草原上，饲养牲畜几乎是唯一的来钱途径。陈文生有了老婆、孩子，贫穷却如影相随，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养家糊口。
这一年落实知青政策，西乌旗没工作的北京知青几乎全部分配到东部最偏僻的宝日格斯台牧场各个分场，穷归穷，每月毕竟有三四十元工资。1979年以前没牲畜，改革开放包产到户，该分牲畜又把人赶到牧场，走不了的知青何其命苦。
陈文生的心理彻底失衡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老婆是哈日根台农业队的农民，穷是不必说，人家嫁给你知青图什么？陈故伎重演，在一个刮着白毛风的黑夜，他认为暴风雪和黑暗会把一切痕迹都掩盖，冒险把牧民家的几十只羊赶回自己的家。因此被判蹲大狱十五年。
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在白音花粮站，有位穿黑棉袄的妇女正往牛车上装粮食，那身打扮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别人告诉我，她是陈文生的媳妇。我问卖粮的，大老远的她为什么从哈日根台跑到这儿来买粮。卖粮人说他们一家的户口还在白音花。那女人长的不难看，除了一身脏兮兮的棉袄与草原风情格格不入，脸上看不出什么悲苦的神情，她一个人在哈日根台农业队养活着三个孩子，一直等到数年后陈文生出狱。
原上草J说：“他非常适应牧区的生活环境。老乡们都对他的套马技术赞不绝口。”陈文生能放马，蒙话也不错，绝非等闲之辈，人们有所不知，他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他心仪的姑娘是同来的一位北京女知青。
女知青的罗曼史是从陈文生的追求开始的，初恋让人怦然心动，他约她在沙窝子里见面，也曾在彦吉嘎河畔徜徉，她最终拒绝了他，不是因为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也不是因为他声名狼藉，而是寒冷、空旷、荒凉、度日如年的大草原。
同包的一个姐妹，回不了北京，在寒冷的冬季百般无奈，与丑陋的年纪与她父亲相仿的干爹同居一室，结下了孽种，干爹被打成反革命，轰回了农村老家，女知青却因此沉沦堕落，后来嫁给了外来的大车老板，孤苦伶仃在草原上生活了二十多年。
一河之隔的敖日淘队有位女知青，也因回不了北京，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大队部过冬，好心的有家室的大队保管员照顾她，让她有吃有喝有烧的，可一男一女单独在一起就是干柴、烈火，就是发了情的母马、追逐的儿马，结果也把肚子搞大了。回家的路上，姑娘住进西乌旗朋友家，左思右想交不了差，清晨，人们叫不开门，闯进去掀开被子一看，姑娘躺在血泊里，昏迷不醒，手腕割得血肉模糊，幸亏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
逃离草原是所有知青的心愿，陈文生的初恋女友慌不择路，曲线救国，先回河北老家，再择机回京。
陈文生在狱中表现良好，监狱的领导也同情他的遭遇，大约十年后提前释放。哈日根台农业队聚居了一群农村来的汉人，改革开放后保护草原，禁止开荒种地，他既没牲畜也没有土地，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里，当年的帅小伙儿变得粗俗难看，在外人眼里，他是劳改释放犯、一贫如洗的北京知青。夫妻二人相依为命，他决心抛弃已往的生活和过失，静下心来赎罪，再难也没去偷。
回城知青经过一番奋斗，大都在北京站住了脚，有些老三届成绩斐然，教授、研究员、医生、老师，小日子蒸蒸日上，1990年代初，大家纷纷结伴回第二故乡探望父老乡亲，在几间小土房里，陈文生悲惨的命运令人震惊，以锦达夫妇为首的兴安队知青纷纷慷慨解囊，战友们的情义让陈文生感动，出乎意料的是，最大的一笔善款竟来自当初弃他而去的初恋情人。
这位女知青不但为他捐款，还把他的一双儿女接到北京，舍着老脸，到处托朋友帮他们找工作。草原来的孩子文化不高，将就把他们安排在一家超市打工。可惜，时间不长，没文化，没修养，从小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两个孩子，与城市格格不入，只好打道回府。
陈文生用大家资助的钱买了些羊，殊不知，靠养牲畜挣钱极不容易。牲畜要慢慢地繁殖，慢慢地长大，由十只变成二十，三五年后也许就是一片。牲畜不能病，不能丢，人要寸步不离，冬天的草料贵的出奇，饲养牲畜的成本大大提高，一年熬到头，只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何况这些年草场退化，自然灾害频发，夏天干旱，冬天暴风雪，盖牲口棚，买草料，钱从何来？知青们的好心没能挽救陈文生，牲畜不成展，孩子们一事无成，贫病交加，生活无着，绝望中陈的生命戛然而止。
陈文生的初恋女生回到河北农村老家，一来离北京近多了，回家方便，二来有亲戚照顾，少受不少罪。塝地除草割麦子，农村又是另一个世界。她一个姑娘家，哪受得了这许多苦，年轻人躲着她，干农活知青不是好手，只能拖累人。
好歹住在亲娘舅家，虽然每天累得臭死，土屋子暖炕，不愁吃不愁烧，也算丰衣足食，可无法排解的寂寞接踵而来 41 34452 41 14439 0 0 3773 0 0:00:09 0:00:03 0:00:06 3773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正是情窦初开时节，哪个女孩不思春，在牧区看到儿马母马交配也禁不住想入非非，舅舅是小队长，对她体贴入微，依仗权势给她派了不少轻活，什么计个工分，看看场院，舅舅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一来二去与外甥女有了关系。
男女私情，什么都能瞒，唯独这肚子瞒不了，当她挺着个大肚子回家，在父母的逼问下，不得不招了实情。一家人气疯了，通奸也就罢了，可这是自家的亲舅舅啊！这不是人啊！丢了大脸了啊！
父亲一怒之下，跑到县城告状，舅舅强奸外甥女，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闹得整个县城沸沸扬扬，法院把小队长从严论处，判了几年徒刑。闺女丢了人，在家乡呆不下去，母亲早早地回家，把工作岗位腾给了自己的女儿。
城是回了，在北京也有了工作，可她心灵的创伤却从此无法愈合。三十大好几，好歹找了个二婚草草结了婚，硬着头皮入了洞房，却从来不与夫君过夫妻生活。也怪不得男人，一来二去，就在外面有了相好的。过不下去可以离婚，可这男人也是没能耐的主，玩的起，养不起，关键是没房。一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个是同床异梦终其一生闷闷不乐。
没有爱情的滋润女人易老，易病，绝非危言耸听，恰似一朵美丽的花，失去了阳光雨露就会枯萎一样。女知青终日忧心忡忡，郁郁寡欢，没有爱情，没有性生活，不满五十癌肿缠身。
她受尽了肿瘤的折磨，瘦得皮包骨头，她蜷缩在病床上，临终前，弥留之际，神志稍有清醒，向看望她的知青闺蜜吐露心扉：如果我跟了陈文生就不会这个样子，就不会这个样子……
她一个工人，并不富裕，对自己十分吝啬，却把大把的钱给了他，她心里一直装着陈兄，一生都在懊悔，有生之年想方设法弥补当初拒他于千里之外的缺憾，在生命之火将要熄灭的时候，她至死没能说出，我们爱过，永不后悔。
一百多年前法国贼种冉阿让幡然悔悟，当上了市长，一生行善赎罪，为女儿创造了享受不尽的钱财和真挚的爱情，陈文生的梦想破灭了，他躺在荒凉凄冷的旷野上，与白音花东部六十九名知青烈士墓隔山相望，没人知道他是谁。他的老婆、孩子时至今日依旧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居无定所，老无所依，几十年靠打零工过生活。
“火勒旮弃”，是陈文生一生洗不掉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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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对和亲生母亲 46 34452 46 15887 0 0 3927 0 0:00:08 0:00:04 0:00:04 3928朱旦华
作者：卸甲一书生；来源： 老衲读史
最近，读了《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马社香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作者所说的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女革命者叫朱旦华，曾担任过江西省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诚如作者所言，如果不是读了这部书，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确实连名字都是第一次听说。但朱旦华又太特殊了！她与中共党史上两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她的丈夫，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毛泽民——毛泽东的亲弟弟；另一个是她的儿子，文革期间曾担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联络员”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亲侄子。这又是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注定要让人深感兴趣的地方。
在个人政治生涯中，这位在抗日烽火中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南弱女子可谓历经磨难：20世纪40年代，她带着年仅两岁的儿子毛远新蹲过盛世才的监狱，文革期间又因为所谓新疆监狱“马明方叛徒集团案”被查了8年，在农场“劳改”，在工厂劳动。这方面的情况在《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一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
我更感兴趣的是朱旦华的家庭生活。1940年5月，朱旦华和毛泽民结婚，后来生下儿子毛远新。1943年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1946年主政新疆的张治中释放了包括朱旦华、毛远新在内的被关押人员。1949年，朱旦华与方志敏的弟弟、当年一同被关押在新疆监狱中的难友方志纯结婚。两人婚后没有生育子女。1951年9月，为了儿子的远大前程，朱旦华把毛远新送到北京的“新中国第一家庭”毛泽东家里读书。
从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材料看，从小在毛泽东家中长大的毛远新很受老人家器重，他与家中女主人江青的关系也很不错，称她为“妈妈”，《毛泽东传》甚至说二人“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但毛远新在这段时间里与生母见面却并不多。1966年1月，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后，到空军某高炮师当兵，毛泽东说：“到连队当兵，应该让你妈妈也知道。”于是毛远新在前往部队报到之前，十分难得地回到南昌亲生母亲家过年。朱旦华很高兴，问过他的恋爱情况。当时已担任江西省长的方志纯也很高兴，派人带他到井岗山参观，又把他送到毛泽东当时在武汉东湖的住处。
接下的情形就颇令人感慨了：
1967年1月，方志纯因为是“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揪斗，是年冬被隔离审查；1968年初秋，朱旦华也因所谓“马明方案”被隔离审查；10月21日朱旦华到向阳农场“劳改”；1969年3月8日，朱旦华到向塘农场交待问题和学习养猪；10月28日，朱旦华被移至长头继续劳动；1971年11月27日，朱旦华被合并到高安伍桥集训队；1972年7月26日，被“解放”了的朱旦华被下放在安福县针织厂劳动。1974年4月11日，因方志纯病危，朱旦华回南昌照顾方，被安排住在省革委第一招待所一间紧靠厕所、潮湿的小房间里。
上面这段说明比较长，也比较琐碎。但这样说只是为了与下面的情况做一下对比。因为朱旦华的亲生儿子毛远新此时正是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与他在造反派的管教下艰难渡日，被罚跪，被审讯，被劳教的母亲的处境云泥两端！
毛远新在这一时期的情况，据江青当时的机要秘书阎长贵说：“1966年9月，他从云南部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好几个月了，他对要打倒刘少奇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毛主席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至于去哪个单位由他自己定。毛远新考虑了一下，他是101中学毕业的，但离开6年多了；离开哈军工才一年多，那里还比较熟，于是他决定去哈尔滨。毛主席同意。毛远新到哈尔滨时，对立的两派早形成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造反派的一个领袖(毛远新回到哈军工后，组织了红色造反团；1967年1月，任黑龙江省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引者注)。他说，当时很威风，很神气，连省委书记潘复生，都经常找他联系，或‘请示’工作。后来，他又到延边造反，还参加过那里的武斗。1967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住的楼)”。“1967年春夏，毛远新正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不同民族终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边了，也不回哈尔滨了，留下来，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阎长贵《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
1968年5月8日，中央同意成立辽宁省革委会，毛远新为副主任之一，排名第七。1974年1月20日，毛远新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2月12日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后增补为军区第三书记。1975年9月，新疆庆祝建区20周年，特邀毛远新去参加庆祝活动。后来，毛远新留在北京，成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在此期间，毛远新还迎来了他个人人生中的第三件大事(前两件分别是上大学，毛泽东过问；大学毕业后下连队当兵，毛泽东过问，向朱旦华汇报)——结婚。1972年12月，经沈阳军区参谋长叶迪的夫人介绍，他与上海女工全秀凤结婚(山岚《红墙内的子女们》上册第76页)。
但他自从1966年过年回家探望过母亲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朱旦华。
对于始终身处地方或中央权力中枢的毛远新来说，朱旦华和方志纯因所谓“新疆叛徒案”被审查一事，他是很清楚的。如果他想了解、关心一下母亲，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自己前去探望。鉴于毛远新当时的政治地位，“巡抚出朝，地动山摇”，一位耀眼的政治新星去探望尚处在被隔离审查的“叛徒”母亲，简直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所以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换个人还是可以的。1971年9月10日，方志纯的小儿子就到朱旦华“劳改”的集训队与她见过面。这说明朱旦华是可以被探望的。二是托人捎话、捎信或送些东西。朱旦华在“劳改”期间，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其余工资被扣押，生活自然窘迫，同时十分想念自己的亲生儿子。此时毛远新如果委托方志纯的女儿(与他共同渡过新疆监狱岁月的囹子)、儿子或其他值得依赖的人捎去问候，送些东西，足慰慈母之心。但曾经采访过朱旦华本人的作者马社香并没有提及这类情形。《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曾用大量笔墨描写朱旦华与毛远新在新疆，在1966年过年，在1989年以后的母子亲情。试想，如果毛远新在此期间有过过问，打听乃至捎话、捎信给母亲一类情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只能被人们赞颂为孝慈母，重亲情的义举，而不会被视为“无产阶级立场动摇”的政治变节行为，自然也就没有隐瞒不说的必要了。
顺便说一句，当时在江西主管朱旦华等人审查工作的正是陈昌奉——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员，与“新中国第一家庭”关系十分密切。他先是担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保卫组组长，程世清下台后继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1975年4月，正是他到医院宣布“解放”方志纯的。如果风头正劲的毛远新与陈打个招呼，哪怕是暗示一下，虽然未必会对解决朱旦华的案子有什么大的帮助，改善一下朱旦华的生活环境还是可以的。
1975年7月31日，中办10号文件为所谓“新疆监狱叛徒案”平反；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为朱旦华做出审查结论，恢复名誉；同时，对方志纯也做出审查结论，恢复名誉。
1975年9月下旬，因父亲毛泽民在新疆牺牲的缘故，毛远新受邀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返回时被毛泽东留了下来，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36岁的毛远新一下子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口含“天宪”，威权极大。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说：“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1975年的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说过，那时，像他那样党中央的副主席见不到毛主席。去年12月10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大概是毛远新太繁忙了，在朱旦华“叛徒罪”嫌疑全然消除之后，仍然没有任何材料说明毛远新曾写信或打电话给母亲。
但朱旦华总是记挂着儿子。
1976年10月6日，毛远新被“保护审查”，1986年被判刑。第二年，朱旦华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专程到秦城监狱去看望毛远新。两年后，朱旦华亲笔给杨尚昆写信，提出让毛远新“保外就医”，得到批准。3月17日，毛远新来到南昌，住进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朱旦华一听到消息就跑去看儿子，她连一天都不能等。这是10多年来，继上次在秦城监狱看望儿子后，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
在远离了失去亲情、友情和人情的混乱年代之后，在喧嚣的政治斗争漩涡已不再决定个人情感之后，在神奇的血缘光环骤然褪色之后，作为一个普通人，毛远新终于回归了久违的母子亲情。这很好。
(作者说明：本文无意进行道德上的指责。毕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父母子女、夫妻、恋人、兄弟姐妹、亲属之间相互告密、揭发、决裂的事例举不胜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文革史，是目前许多学者正在努力的方向。对毛远新与朱旦华亲情的关注仅是其中一例。所不同的只是它发生在“新中国第一家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