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国，如何被印钞摧毁
来源： 路财主N
又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下台了。
下台原因，网民大都已经知晓——前些天，比穆加贝小40岁的妻子格蕾丝公开宣称要由自己来接班，而昏聩的老穆也废掉前接班人姆南加古瓦……
一群革命元老，无法容忍，及时出手阻止了津巴布韦版江青的阴谋与野心。
一脸黑象的穆加贝，2015年被中国的孔子和平奖评奖委员会吹上了天：
“穆加贝克服重重困难，始终致力于构建国家政治经济秩序，造福津巴布韦人民，并大力支持泛非主义和非洲独立，为复兴古老而璀璨的非洲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话实在太不全面了，穆加贝不仅在政治上和复兴非洲文明上很有建树，而且在货币经济学领域也创下人类历史纪录——传说，世界上有两种经济学：
一种叫做经济学；
另一种，叫穆加贝经济学。
一、有偶像的人生，就是不一样
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1924年生于非洲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一个天主教农民家庭，打小开始，就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在本国念了6年小学和2年师范后，穆加贝又到南非的赫尔堡大学念书，即便在后来繁忙的革命生涯中，他还通过函授完成了巴苏陀兰大学、伦敦大学的教育学、经济学、法学和行政管理学学士学位，是黑非洲领导人中学位最多的……
1950年代穆加贝来到加纳教书，恰逢加纳独立前后，由此穆加贝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偶像——加纳国父恩克鲁玛（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
恩克鲁玛
黑非洲优秀政治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和社会主义尝试的代表人物，也是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发起人，1957年领导加纳成为黑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
当时的加纳，是非洲首屈一指的富国，人均年收入高达50英镑（根据路财主估算，折合今天约4500美元），拥有2亿英镑（折合今天约1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要知道，当时加纳只有700万人口，你想想当时的加纳有多富裕？
虽然很富，但当时加纳整体仍然是一个落后农业国（80%的人从事农业）和初级资源输出国，然而，恩克鲁玛梦想好大好大呢——他想要让加纳迅速工业化，减少对外国资本、技术和物质的依赖，摆脱国际贸易中的弱势地位……
想来想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加纳，恩克鲁玛决定对工业企业、种植园和商店等，全部都实行国有化，并且在加纳实施免费医疗、义务教育，大规模福利……
恩克鲁玛的行动，当时身在加纳的穆加贝亲眼见证，他看到这一切，心潮澎湃：黑人翻身做主人的时代来临了！
1960年，穆加贝回到南罗得西亚，参与创建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PU），开始领导黑人进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
1978年，在英国人监督下，罗得西亚白人政权与最大的两支黑人反对势力ZAPU和ZANU（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签订协约，结束战争状态。
1980年该国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穆加贝与他领导的ZANU获得了国会大选的多数票，取得政权，将国名更改为津巴布韦。
刚刚独立的津巴布韦，因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政权稳定、民众富裕，其发展水平早已超越穆加贝偶像恩克鲁玛的加纳——可以称之为黑非洲的理想国。
话说加纳独立之后，恩克鲁玛被人奉若神明，众人崇拜之下，他开始以“救世主”自居，以个人好恶治理国家，修改宪法让自己的党派成为唯一执政党，而他自己则成为终身总统和终身党主席。可实际上，在他的“国有化”的折腾之下，不到10年时间，2亿英镑的外汇储备就变成了10亿美元的外汇赤字，政府贪污腐败丛生、权力倾轧不断，引发政局动荡和社会不安，整个加纳由富变穷……
面对民众不满，恩克鲁玛的应对，是用国家的钱高价聘请上千名外国保镖保护自身安全，并耗巨资修剪岗楼、暗堡和地下室——可惜的是，在他1966年从中国出发准备访问越南期间，加纳发生政变，恩克鲁玛只能滞留北京，后来又转道去了几内亚。
恩克鲁玛迷恋权力、老马恋栈，自认为永远英明伟大光辉正确，麻烦都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穆加贝后来自然也是有样学样……
津巴布韦土地肥沃、水热资源丰富，70%以上的耕地都采用现代机械化农业技术耕种，支撑农场运营的是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和泵站，以及柴油、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还有遍及世界的销售网络，其农业不仅自给有余，还为整个南部非洲源源不断地输出粮食，由此被誉为“非洲面包篮”……
若说矿产资源，以津国不到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黄金储量却在非洲仅次于南非和加纳，钻石产量占了全球9%，重要工业金属铬的储量非洲第一，而铂族金属（铂钯铑钌铱锇）储量非洲第二，煤炭几百亿吨……
条件真的是好到不要不要的……
二、我弱我有理，我弱你付钱
穆加贝及其所在的政党，独立之初实施宽容治国理念，促成了ZAPU与ZANU的合并，白人政治家也可以在国会当选议员——相比之下，同为盟友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因为独立之后内部争权夺利，都陷入长时间的残酷内战（27年和17年）。
199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授予穆加贝荣誉骑士的称号。
政治上可以得满分，但在国家经济治理上，穆加贝恐怕连及格都算不上。
无论独立前还是独立后，津巴布韦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集中问题——
因为历史殖民问题，占人口不到5%的白人，占有津国75%的良好耕地；
多达30%的无地黑人，被白人农场雇佣为廉价劳动力。
根据制宪会议的约定，津巴布韦独立后10年内土地制度不变，之后只能搞国家赎买式的渐进土改，要遵循自愿出售、公平买卖的原则——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用发展的理念解决问题，这思路很不错。
中国的台湾、非洲的肯尼亚，土地集中问题最终都是这么着和平解决的。
问题来了，国家赎买的时候，谁来出这个钱？
作为津巴布韦独立的协调方，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承诺给予援助，美国大使也做了类似保证。
接下来，考验穆加贝政府执政能力和其人品的时候到了。
作为前宗主国，英国的意思是愿意帮助津巴布韦和平过渡，但穆加贝及其执政党却认为，英美就应该给钱，而且，本来赎回1英亩地要1000美元的话，你至少要给2000美元，因为你们欠我们的……
大家知道穆加贝的逻辑了吧？
我们的问题都是你的责任，所以——
“我弱我有理，我弱你付钱！”
一开始英国人还真负起责任，支援大量资金让津国政府赎回土地安置无地黑人，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提供的年援助资金仍接近2亿英镑——这就是前宗主国对津巴布韦的“罪恶嘴脸”。
问题是，英国人慢慢发现这不对啊，我这10多年给你这么多钱，你才买了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部分是撂荒地不用花多少钱）安置了7万户农民（根据英国调查，1994年赎回的土地实际只分给了600户执政党高官家庭），大部分钱，都被你们干别的去了，最大比例的还是被你们执政党高官贪污腐败了！
照这样下来：
大英帝国全体纳税人，一直都在给腐败的津巴布韦政府打工呢！
1997年，布莱尔政府上台，决定大幅度削减对津援助……
穆加贝政府可不认为自己执政能力有问题，反而狮子大张口，说英国给我们的钱太少，我们需要赎买更多土地给黑人兄弟，所以国际社会及“负责任的大国”都应该给我们钱……
由此，穆加贝政府向4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要求援助。
按照这种神逻辑，一个人好吃懒做不工作没有钱花，全世界民众都还欠他二百黑豆钱呢！
三、暴力土改：不给我就抢
英国的援助少了，曾经对抗白人政权的退伍老兵及家属不满了——
当初我们浴血奋战为了啥？
你以为我们真为了什么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是为了未来能享受生活！
退伍老兵要求，除退休金之外，政府要一次性给他们补偿约3000美元！
你看，穆加贝这种“我弱你付钱”的套路，连退伍老兵都学会了……
虽然要求不合理，但退伍老兵及家属可是穆加贝执政的基础。
没办法，那只好直接印钱来打发了！
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胀之路自此开启。
实际上，自建国之初，印钞就已经成为穆加贝政府的不二法宝。
1980年，津巴布韦元与美元的汇率是0.68：1，津元比美元还值钱。
仅仅过了3年，津元兑美元官方汇率就变成了1，此时黑市汇率是3.2。
随着大量英国援助的到来，津元美元汇率稳定了近10年，但1990年以后，为了让人民越来越富裕，穆加贝政府的印钞机开始小步快炮跑——
1994年，津元美元汇率6.8；
1995年，津元美元汇率8.26；
1996年，津元美元汇率9.13；
1997年，津元美元汇率10.5。
1997年英国援助大削减，穆加贝政府开始直接印钞给退伍老兵，津元汇率就再也稳不住。
1998年，津元美元官方汇率达到18，而黑市汇率则是23.5；
1999年，官方汇率36，黑市汇率则是38.5。
……
下图为1980-2006年津元汇率变动图，注意纵轴是对数坐标。
工资贬值，物价飞涨，国内抗议声浪越来越响。
和朝鲜一样，领袖永远光辉伟大英明正确，人民的苦难，都是帝国主义不肯负责任的原因，而白人殖民者也一直欠着我们！
于是，穆加贝的执政党提出宪法修正案，说土地改革可以采用政府强制征收，至于补偿，因为英国政府削减援助，所以让白人们找英国政府要去（实际上就是不给钱）。
2000年2月，津国土改的修宪开展全民公投——万万没想到的是，黑人占人口95%以上的津巴布韦，居然以54%对46%的选票否决了执政党提出的强制土改提案。
显然，大多数民众并不傻，他们知道国家出问题不是帝国主义和白人的错，强制的土改引发动乱的话，对谁都不好！
然而，退伍老兵及后代可不干了，他们原来说好的一次性补偿被穆加贝的印钞给大大稀释，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特别是白人的土地。
公投不行，那我们只能自己动手抢了！
退伍老兵及其后代开始武装围困白人农场，进而演变为手持斧头和砍刀的纵火与抢劫，在这场动乱中，至少有7名白人农场主及24名黑人雇工被杀死。近24万户黑人农民抢占和瓜分了4000个白人农场主的近11万平方公里土地。
这种本应予以镇压的暴力抢劫，却得到了政府、军队和警方的默许、纵容和支持——穆加贝的执政党高层居然称之为“第三次解放战争”……
拥有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已经在津国生存超过3代的10多万白人——
要么。出逃南非或其他国家；要么，滞留下来沦为赤贫……
与津国白人同种同文的大英帝国后裔们，看到这种情况，内心自然愤懑不已。接下来，美、英、加、澳以及欧盟，全部对津巴布韦实施断绝援助、高层旅行禁令等制裁。
但在穆加贝及其执政党看来，津巴布韦黑人已经翻身做主人，岂能被你们帝国主义国家要挟？嗯，老子退出英联邦！
四、从面包篮到大饥荒
第三次解放战争，说得这么动听——
实际上，穆加贝们所谓的“土改”，其实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白人农场主实施抢劫，然后，执政党高层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大地主、大矿主，同时依然作为国家政治头面人物，把持着这个国家。
根据南非非国大消息：
在2000年的暴力土改中，穆加贝家族拿到15个农场，而当时的副总统西蒙-穆增达、乔伊斯-穆菊茹各拿到约13个，内阁部长们拿到了160个，执政党议员们拿到150个，而一群2500人的老兵们只分配了2个农场，4500名失地农民分配了3个农场……
曾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的袁南生也透漏：
国家安全部长穆塔萨农场居然有上百头野牛，外交官穆南加格瓦已有农场数千公顷，但总统穆加贝认为他的农场不够大，又给他增补了数千公顷……
换句话说，暴力土改之后，津巴布韦的土地集中反而变得更糟糕了！
白人的灾难且不说了，有本事抢土地的人，有本事经营也行啊！
可这又怎么可能？
抢劫的人，永远只会抢劫，不会也不可能去踏实劳动！
抢到农场面积最多的人，大都是政府高官，他们得到农场是绝对不可能自己来经营耕种的，宁愿将其用来出租、放牧或干脆撂荒。
抢劫到小块土地的无地农民或城镇游民（退伍老兵及后代），都是从来不愿意踏实工作的人，他们没干过农活，更不愿接受耕种的辛苦，接下来，农机设备要么被毁掉，要么不会用，如何购买化肥、农药等都是稀里糊涂，连最基本的种子从哪里来都全无头绪，最终，要么胡乱种点东西，要么也是将其撂荒。
与此同时，数百万在农场劳作而懂得种地技能的黑人雇工，却被抢劫的黑人们视为“黑奸”，排除在分配土地的行列之外……
就这样，2000年一年之间，津巴布韦就从一个现代农业出口国和“非洲粮仓”，变成了3/4的人都吃不饱饭的饥荒之国，大批民众饿死……
好吧，先不说什么现代农业，也不说权贵将最膏腴的农场据为己有，就说那些得到土地的普通农户，随便算一下人均也有十几亩到几十亩土地，这么大面积土地上种玉米，即使没有现代化设备和良种化肥，刨几个坑播下种子，产出也足以让津巴布韦那点儿人口吃到肚子滚圆……
然而，并没有！
直到今天，津巴布韦依然是一个饥馑之地，大部分粮食要依赖进口。
说说看，津巴布韦这种人均土地数据，让地狭人稠的东亚人、南亚人和东南亚人情何以堪？我们中国，人均耕地仅1.2亩，都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
由此可见穆加贝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如何的糟糕——政府从未真正去想过如何让黑人接手白人的农场，只知道张着嘴向国际社会要钱、要钱、要钱……
路财主可以肯定的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自然所造成的饥荒，所有的大饥荒都是人为的，所有的饥荒都是政治的结果，所有的大饥荒都是100%的人祸！
面对民众忍饥挨饿乃至饿死街头的现实，领袖本人依然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要大骂帝国主义的制裁造成灾难……
当然，领袖也决定要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解救办法？
当然是印钞了，只有印钞才能“帮助”人民！
在印钞的同时，穆加贝将津元的官方汇率确定为38（后来又变为55），但津元的黑市汇率却一路暴涨：
2001年1月，70；
2001年7月，250；
2002年1月，380；
2002年7月，710；
2003年1月，1400。
官方汇率始终固定在55，穆加贝该说了，民众收入提高了几十倍，这么富裕，肯定不会忍饥挨饿了，你看这小男孩笑得多灿烂……
五、暴力印钞，穆加贝经济学显神威
黑市汇率的数字越来越大。
纸包不住火。2003年2月，穆加贝将官方汇率从55瞬间调整到824，继续加大印钞规模拯救人民，黑市汇率到年中已经暴涨至3000，年底到达5500。
物价剧烈上涨，津巴布韦民众很不满意。
为了体现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2004年初穆加贝决定改革固定汇率制度，每周进行两次货币拍卖，并据此决定当时的汇率。
但无论如何，为了人民、特别是支持穆加贝的人民的利益，穆加贝从来没考虑放缓印钞步伐。
到了2005年8月份，津元美元官方汇率已达24500，而黑市汇率比此高一倍，成为当时全球价值最低的货币单位……
看到人民在数字上变得越来越富裕，穆加贝应该很欣慰：
1980年，津巴布韦人民“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下获得解放”时，由于战争影响，其人口预期寿命是56岁；
2006年，在伟大领袖穆加贝当政26年后，津巴布韦民众的预期寿命变为36岁！
到2006年7月底，津元的黑市汇率已达55万，鉴于数字太大，人民很不方便，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的穆加贝，决定实施货币改革。
2006年8月1日，新津元出来，以1比1000的兑换率取代旧津元，新官方汇率固定在250（相当于原来的250000）。
换了新钞票，当然要让人民更加富裕才好，穆加贝于是对拥护政权的政府人员大肆派发钞票，由此导致的结果：
2006年8月，黑市汇率550；
2006年10月，黑市汇率1500；
2006年12月，黑市汇率3000；
2007年2月，黑市汇率6600；
2007年3月，黑市汇率16000；
……
2007年4月，官方汇率依然250，为鼓励人民群众爱国爱政府，穆加贝决定设立“特殊汇率”15000，鼓励矿工、农民、旅游经营者、非政府组织、大使馆等所有持外汇者，积极把外币兑换成津元……
嗯，爱国，就要把外汇拿出来献给国家。
兑换之后，到2007年9月，穆加贝政府决定将官方汇率从250瞬间调整到30000，而此时的黑市汇率已经达到了34万。
2007年12月，津元黑市汇率已变为400万，由于交易所需钞票太多，出现钞票短缺现象，为此津巴布韦出台了神奇规定：
电子资金转帐系统汇率为400万比1；
现金交易的汇率约为200万比1。
接下来半年更是不得了，津元黑市汇率一天一个价，甚至一天N个价。
2008年5月，鉴于掩耳盗铃式的固定汇率已经毫无意义，穆加贝政府宣布实施浮动汇率制，津元兑美元汇率由3万瞬间贬值到1.9亿。
2008年7月底，官方汇率达到了695亿，而黑市汇率更是高达5100亿。
鉴于数字实在太大，数零数的头晕眼花，津巴布韦人不得不“创新”，规定10亿谓之A，比方说50亿津元，就称为5A，500亿，就是50A——
人民在数学上的进步，总算对得住拥有多个学位的伟大领袖对人民的教导……
下图是2006年发行的第二代津元的汇率变动趋势（对数坐标，1E+12的意思是1后面有12个0）。
随便买卖一下，动辄几十万亿元，人民太富裕了也不是好事。
于是，穆加贝在2008年8月发行第三代津元，1个“新新津元”等于100亿2006年版的新津元（简单说，就是删去10个0）！
人民群众富裕程度瞬间被缩水100亿倍，人民不满意，非常的不满意！
穆加贝说，不要紧，我会让你们再度变得富裕！
新新津元汇率在8月1日当天，被确定在7.58-8.11，黑市汇率则是40左右——
1个月之后，官方汇率变成了39.59，黑市汇率2000，现钞汇率2498；
2个月之后，官方汇率变成了138.14，黑市汇率79万，现钞汇率1万；
3个月之后，官方汇率变成了769.68，黑市汇率3000万，现钞汇率10万;
……
11月13日，因为数字太大，再加上没钱升级设备，津巴布韦储备银行暂停即时支付结算系统，接下来就只有现钞汇率——
到2008年底，新新津元与美元汇率突破20亿大关。
为了适应人民群众更加富裕的现实，穆加贝政府在2008年底决定发行100万亿面值的货币，由此创下人类有史以来纸币面额最大的历史记录……
2008年8月从万亿元富翁变回普通人的津巴布韦人，很快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再度变成万亿元富翁。
百万亿面值的津巴布韦币，可谓是数字上的“纸币之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范围内纸币通货膨胀的记录由魏玛共和国治下的德国马克所创造，1923年11月德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三百万倍；
2008年之前，纸币通货膨胀的记录由中国国民党政府法币系统所创造，1948年8月其通货膨胀率达到上千万倍；
2008-2009年，这个记录终于被伟大的津巴布韦领袖穆加贝打破了，几个月时间里，其通货膨胀率居然达到了几万亿倍！
到了2009年1月底，津元兑美元汇率达到40万亿的惊人水平。
下图为第三代新新津元的汇率变动情况（对数坐标，1E+15的意思是1后面有15个0）。
六、不要主权货币怎么样？
在津巴布韦通胀最严重的2009年初，恰逢穆加贝生日，执政党为穆加贝准备了“生日愿望清单”，其奢华菜单被媒体曝光：
二千瓶香槟、八千只龙虾、一百公斤虾、四千克鱼子酱、八千盒金莎朱古力、三千只鸭等，但谢绝收平民食品玉米；
当然，嘉宾们也可选择将四万五千美元至五万五千美元的礼金，存入一个美元银行户口。
与此同时，对绝大多数津巴布韦人来说，拥有5美元都显得无比奢侈……
2009年2月2日，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再度实施货币改革，1个新新新津元=1万亿个2008年版新新津元（简单说，就是删去12个0）。
新新新津元与美元的汇率一开始被设置在22，但仅仅20天过去之后，新新新津元就很快贬值到86的水平，到了3月份就又到了250的水平。
眼看着人民又要经历万亿富翁清零，然后再变万亿富翁清零的游戏，民众对津元彻底失去了信任。
无奈之下，穆加贝政府2009年4月宣布，津元实施“休克式退市”，美元、南非兰特、博茨瓦纳普拉等取而代之。随后几年，澳元、人民币、日元、印度卢比又相继加入津国法定货币体系。
创下人类历史玩弄货币数字极限记录的穆加贝经济学终于落下帷幕。
正是在穆加贝带领下，津巴布韦中央银行把数字玩弄得出神入化：
经济出了问题，那么印钞票就是了；
如果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把印钞机马力开大一些；
如果还是解决不了，那么干脆改改纸片片上的数字继续开足马力印……
津巴布韦实在很富裕，富裕得随便吃一个面包都要花费数十万亿元！
津巴布韦实在很穷，穷得只剩下纸币上的阿拉伯数字，国家一贫如洗，民众忍饥挨饿！在我们欢庆2009年元旦的时候，大部分没有土地、食物或金子、外汇的津巴布韦人，只能依赖于捕捉天上的昆虫和小鸟充饥，否则就只能饿肚子。
这是一个被印钞所摧毁的理想国。
2009年津巴布韦彻底放弃货币主权，你认为其经济将要一落千丈了……
现实与你认为的恰好相反——在使用其他国家货币之后，津巴布韦的经济从2008年的灾难中开始起步，矿业和农业都开始有所恢复，经济增长率一度超过10%，个人收入则维持上升势头（蓝线为津巴布韦GDP年增长率变动，而黑虚线为津巴布韦人均GDP变动情况）。
显然，更多的货币除了带来灾难之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的结果。
无论通胀还是货币主权丧失，穆加贝的总统职位一直稳如泰山，穆加贝在逼急的时候会诉诸武力，但也有足够的智慧去限制暴力。当遭遇反对派讽刺自己像希特勒的时候，穆加贝宣称：
“我是这个时代的希特勒，希特勒所献身的只有他的人民。如果为人民献身就是希特勒的话，那就让我变成希特勒10次吧！”
“人民”永远是政治流氓们最好的护身符，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领袖穆加贝，如果不是这一次政变，看样子要坚定的“服务”至死。
用凤凰新闻主笔唐驳虎的话说，“屠龙的勇士自身早已变身恶龙”。
2012年以来，尽管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巨量耕地资源，但无序的管理和落后的设备，使得为数不多的矿业开采难以挽救津巴布韦疲弱的经济——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屡次对“老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但穆加贝始终坚持着那种我弱你付钱的逻辑，谁也不可能将津巴布韦经济真正拖出泥潭。
政变发生之后，最新的消息是：
穆加贝将离开津巴布韦，而他的妻子格蕾丝将被逮捕和起诉。
曾出走他国的副总统姆南加古瓦，则已经返回津巴布韦，即将就任津巴布韦新一代领导人，而他承诺致力于发展经济。
姆南加古瓦在2014年就被任命为副总统，他上任之后积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触和沟通，希望能够再度为津国打开融资通道。更有传言说，姆南加古瓦曾策划让17年前被夺走土地的白人农民重新回到他们被赶走的地方，以此来振兴经济。
也许，穆加贝这只恶龙的离开，将是津国新希望的起点……
延伸阅读：
弱小者更容易被加害，韩国电影《熔炉》揭示了什么
作者： 杨希洁； 来源： 知识分子
撰文 | 杨希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
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韩国电影《熔炉》
这是2011年韩国电影《熔炉》中女主角的一句台词。《熔炉》讲述的是在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里，校长和教师长期对聋生进行性侵、施暴，一名新到校的教师发现了学校的异常，进而开展调查并带领学生开始诉讼的漫漫长路；最后，坏人受到微小的惩罚，学生有了好一些的环境。电影传达了即使希望再渺小，只要有一星火花，也值得真正是“人”的人们去奋战、去争取。然而，电影远比现实温情。电影取材于2000-2004年发生在韩国光州一所聋校的恶性事件，真实的学生和维权教师、律师的遭遇，更令人悲愤、伤感。
残疾人遭遇性侵害的比例很高
事实上，在电影之外、在学校之外、在韩国之外，无论是残疾成人还是残疾孩童，都在忍受着比普通人更多的因性侵害带来的伤痛。在美国，199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90%以上的发展障碍人士在其生涯过程中将会遭受不同形式的性侵害。此后，2000年的一项实证报告指出，10.1%的智力残疾儿童遭受过性虐待，普通儿童遭受性虐待的比例则为2.6%；2006年对11岁左右的孤独症儿童的调查显示，16%的孤独症儿童遭遇过性侵害；2007年，美国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指出，残疾人遭遇不同形式性侵害的比例是普通人的2-3倍。这样的比例不仅出现在美国，而且在所能查询到的不同国家或地区都有类似的发现。
身边的人可能就是加害者
遭受性侵害已是难过至极的事，但更可怕的是施暴者往往是身边的人，可能是亲戚、保姆、朋友、邻居、同学、教师、培训师等。不同研究报告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比如：47-50%的施暴者是亲戚、60%的施暴者是非常熟悉的人，等等。这些施暴者通常不易被人发觉，因为他们多以残疾人的“看护者”“教养者”“陪伴者”的形象出现，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此外，残疾人或者因为不得不依赖他们，或者因为担心遭受更大的报复而不敢反抗，使得“身边人”更容易侵害他们。正如《熔炉》里，伤害孩子的是本该成为他们人生引路者的教师，还有是本应成为他们安全港湾的家人。
性侵害带来的创伤
研究发现，在遭受过性侵害的残疾人中，智力残疾程度越重的比例越高；女性比例更高；各个年龄段都有，但7到16岁之间的青少年比例相对高一些；对性知识了解越少的、受性教育程度越低的，比例越高；所处环境越封闭的，比例越高。性侵害给他们带来身心巨大创伤，即使是最重度的残疾人，即使他们口不能言、手不能写，甚至在意识层面不知道自己受到伤害，但是他们的担忧、惊恐的状态会日益加重。在《熔炉》中，最令人难过的不是残虐的施暴镜头，而是画面中孩子悲苦的、愤懑的、绝望的脸，和那一双双失去神采的、好似吸入了无边黑暗的眼。
除了担忧和惊恐，性侵害也使得有些孩子变得暴虐，甚至从被害者转变为加害者。一份研究指出，在成年智力残疾罪犯中，32.6%的男性在儿童期遭遇过性侵害，女性比例更是高达59.3%。以暴制暴，或许是这些残疾人习得性无助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有人关注才有改变的可能
残疾人受性侵害的事件，在不同地方，每天都出现。只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关注这些事件的人太少了。查阅百度，报道残疾人性侵害事件的文章不多，其中居然不少是以猎奇口吻写成。查阅中国知网，以“残疾人”、“性侵”等相关的词作为关键词，竟然未曾查到有学术意义的研究成果。中国到底有多少残疾人，尤其是残疾儿童青少年，正在忍受性侵害？遭遇性侵害的残疾人，他们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具有什么特点？如果我们能发现引起恶性事件的因素，那么我们的教育、残联、民政、司法等相关部门，是不是可以多做一些努力，去阻止恶性事件的出现？但所有这些的发生，首先需要有人去关注。
《熔炉》播出后，在韩国社会引起震荡，在民众呼吁下，光州案件被重新审理，涉案人员被重新起诉、量刑。这部电影还促使韩国政府重新修订一系列法律，加大对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的惩罚力度，制定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称《熔炉法》。这部电影结尾传达的微弱希望，终在现实中引发了蝴蝶效应，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生而为人，无论贫穷富贵，无论性别种族，无论残疾健康，都在被这个世界改变，也都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决定，谁生下来就应该遭遇恶意满满的世界；同样，也没有人可以决定，谁生下来就注定不能为世界奉献一丝善意。《熔炉》最后的台词——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令人泪崩，但我宁愿相信，电影要说的潜台词是——我们一路奋战，不仅是为了改变世界，也是为了让世界改变我们。
延伸阅读：
女舞者江青：因为与江青重名成为天大的罪过
作者：佚名；来源： 老衲读史
女舞者江青，1946年生于北京，原籍广东普宁，后迁居于上海。原名江独青，1954年因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改名为江青。但和另一个江青同名，这是天大的罪名。本文摘自2013年第25期《时代周报》，原题为《红色少年，叛逃者，年轻影后，华人现代舞先驱……另一个江青传奇》。
在中国还有另一个人叫江青
一听到她自我介绍“江青”两个字，周围的人都要侧目，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对这名字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敏感。今年67岁的台湾舞蹈家江青已经习惯人们惊讶的表情，一一耐心解释：重名而已。
江青的传奇不仅在于她和毛泽东夫人江青的重名。这个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孩子，少年时是根正苗红的“红色少年”，不得已从内地“叛逃”到香港，年纪轻轻即是轰动一时的“金马奖影后”，声名鼎盛时她退隐到美国编排现代舞，转型成了华人现代舞的先驱。
江青的人生奇异地承载了政治史、电影史和艺术史，像是60多年来华人生活的一个小小标本。这个在港台和海外都知名的“另一个江青”，因为最近出版了简体字版的自传《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才真正被大陆读者所认识。
江青1946年生于北京，原籍广东普宁，后迁居上海。原名江独青，1954年改名为江青。10岁入北京舞蹈学校接受6年专业训练。1961年南至香港，1962年考入南国实验剧团，与邵氏签下8年基本演员合约。后随李翰祥到台湾，1963年主演《七仙女》一举成名成为国联当家花旦，与甄珍、钮方雨、李登惠、汪玲等人并称“国联五凤”。从影7年期间，主演影片29部，并担任4部影片的舞蹈编排。1967年凭借《几度夕阳红》中的表现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曾以《几度夕阳红》获得第五届（1966）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香港从事演员工作，主演电影有20余部，其演艺事业的巅峰基于《西施》、《几度夕阳红》两部电影。1966年与刘家昌结婚，1970年离婚，前往美国，回到其本行舞蹈。1973年在纽约创办江青舞蹈团。1982年出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位艺术总监。曾任教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纽约亨克大学、瑞典国立舞蹈学院及北京舞蹈学院。1985年起，江青以个人身份继续其在世界各地的舞蹈创作及演出活动。现居瑞典，与瑞典的生化教授比雷尔彭贝克结婚。
《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是江青的自传，但是信息量之大，远远不止“自传”那么简单。“文革”前的中国、“资本家家庭”的命运、台湾影坛的八卦和中国现代舞的发端，都在其中有所展现。当然，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还是：为什么非要叫“江青”？
她原本不会和毛夫人重名，父母给的名字是“江独青”。后来家人给她改名“江青”，是因为要“追求进步、拔掉毒草”。
江青小学时，学校里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提倡的是“好人好事”，自由、个人、独立，都是万万要不得的“毒草”。这样的气氛下，江独青的名字就显得“太落后”了。江青的母亲做主，把“独”自拿掉，将女儿改名为“江青”。
用“江青”的名字，她在上海上小学，又到北京学舞蹈，当时没多少人知道毛泽东夫人也叫这个名字。1962年江青移居香港，1963年她要去台湾，持香港身份证申请台湾签证，这时她才知道，毛泽东夫人也叫江青，而自己在北京做学生时只知道她本姓李，当年从影的艺名是“蓝苹”。
两个江青在同一时间赢得了众多的关注。1966年，电影演员江青主演了当时最大制作的国语电影《西施》，年仅20岁就达到事业巅峰，并和当时默默无闻的学生歌手刘家昌闪电结婚。1967年，江青主演琼瑶小说同名电影《几度夕阳红》，并因此赢得第五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天天要上报纸影视版。也就是这两年间，另一个在大陆的江青正登上政坛巅峰。
两个江青各自在政治和电影版上占着头条。但是当时台湾尚未解严，提“江青”就如洪水猛兽，让电影明星江青变得非常尴尬。报纸只能用特号字把“江青”两字在影剧版刊出，以示区分。媒体提到“江青”两个字只能也会说“这岸江青”、“对岸江青”，或者用称谓区分，政治人物江青是“江青同志”，电影明星江青是“江青小姐”。
上世纪70年代初，江青结束了自己的电影事业，投入现代舞学习。1973年在纽约成立了“江青舞蹈团”。尽管远走海外，“重名”带来的烦恼还在继续。
“文革”结束之后，江青立刻申请回大陆探亲，多次申请均被驳回。她一打听才知道，还是和江青重名引来的麻烦。这时江青和瑞典学者比雷尔·彭贝克在交往，比雷尔受邀去中国讲学，江青立刻和他领了结婚证书，在名字后加上夫姓，以“青·彭贝克”的身份，方得以顺利入境大陆。
回到大陆，江青才知道自己在“文革”期间早已是大罪人。和江青同名，这是天大的罪名。她的三姨因为“帮外甥女改名”受尽侮辱，曾经被人用满是秽物的痰盂扣在头上。
“江青”这个名字的忌讳不仅仅在大陆。1978年，江青舞蹈团到香港参加“亚洲艺术节”演出，主办单位坚持要她更改“江青舞蹈团”的名字。江青一看到回信就明白，还是“那个江青”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她认为主办方的要求“幼稚又无理”，几次沟通之后仍无法解决。之后她了解到香港也有自己的“政治嗅觉”，国际艺术活动中不得不对政治敏感，最后解决的方式是在演出场刊上写中文名字“纽约江上数峰青舞蹈团”，纽约两字还加大号字排列；英文还是“纽约江青舞蹈团”。
而“文革”刚结束回到大陆，总有人跟她说：“你不知道江青这个名字有多臭。”上世纪80年代末，人们已经可以相对平静地叫出“江青”两字，江青认为这是历史翻过一页的标志。
少女明星噩梦
江青和电影、娱乐，有扯不断的关系，但她对“少年成名”厌恶透顶。从小受“奉献社会”的教育，家境又富裕，江青不向往“名利”，甚至连拿了“十大影星”，她都觉得这跟“劳动模范”差不多：“我进入这个行业从来没跟人争过，其实我也真的不是很在乎。”
1962年留在香港之后，江青不懂英文和粤语，无法读书和工作，唯一擅长的是舞蹈，就到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办的“南国演员训练班”学表演、教舞蹈。北京舞蹈学校苦练六年的履历在香港其实非常突出，李翰祥慕名找江青去给《七仙女》设计舞蹈动作。原定由当红的大明星凌波和乐蒂出演男女主角，但是乐蒂为了谁的名字写在前面的问题罢演，只好换上了新人方盈。方盈学舞蹈动作进度缓慢，李翰祥干脆让江青自己当女主角。17岁的江青就这样进入了电影行业。
《七仙女》并不算“邵氏出品”，开拍没几天李翰祥就和邵氏有纷争，自立门户开了“香港国联影业公司”。凌波留在邵氏拍邵氏版的《七仙女》，李翰祥带着江青到台湾拍自己的《七仙女》。上映时两个《七仙女》打擂台，也算是上世纪60年代华语娱乐圈最轰动的一桩事件，李翰祥版本胜出，打破当时的国片票房纪录。江青也因此“一炮而红”—尽管她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词。
成为大明星后，少女江青更觉得寂寞，无法自由行动，处处有人对自己“卑躬屈膝”：“我不满意，好像是生活在观众的眼皮子下。”正是这样的心态中，她闪电嫁给当时还未成名的音乐人刘家昌，只因对方能给自己普通人的感觉。她的朋友们开玩笑：“台湾大学后面的面摊上有人请江青在那里吃了碗牛肉面，江青就被‘打倒’了（指结婚了）。”
刘家昌后来成了一手栽培出甄妮、凤飞飞、张艾嘉的“情歌教父”，但和江青结婚时还是一文不名的学生歌手。婚后江青为了支持刘家昌的电影理想创办“昌青影业公司”，由于公司的电影运作不良债台高筑，江青只能再接拍其他电影用片酬抵债。别人都以为她拍电影赚大钱，只有她自己知道，钱财从手里一过，立刻就要给债主。
疲于奔命挽救不了婚姻。江青深受打击，一度在麻将桌麻痹自己：“外界对他私生活的蜚短流长以及自己早已司空见惯了的夜不归户，都丝毫燃不起我的妒火。”大战方城两个月，江青终于决定结束混沌生活，离婚。
和刘家昌离婚前，江青和自己的电影伯乐李翰祥有过短暂的感情：“我们就觉得很痛苦，我们两个人就下船，我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女孩子。后来刘先生他从韩国回来了，我自己跟他讲的这个事情，意思就是，‘你还不跟我签字？’”提出离婚的结果是，刘家昌跑到片场，当众打了李翰祥耳光。
要离婚并不容易，僵持了一年多，刘家昌一直对外界宣称“江青和李翰祥婚外恋”。台湾媒体为江青离婚的新闻出了号外。在离婚之后，刘家昌不让江青见孩子，从中帮忙斡旋的是琼瑶。
“一次又一次，琼瑶在台北为我仗义奔走—去孩子住处转送去我买的玩具，与对方协商探望的可能，索取孩子的近照……结果，她三番两次地吃闭门羹，明办不通，只好暗访、设法拍照。”
刘家昌后来再婚娶了甄珍，甄珍的前夫是谢霆锋的爸爸谢贤。这一桩陈年八卦至今还常常被娱乐论坛里拿出来分析，刘家昌还上《康熙来了》歌颂自己和甄珍的曲折爱情，跟媒体说江青是“抛夫弃子”。
江青知道人们对八卦的热情，但是人们最愿意知道的最戳她伤口：“现在到台湾还有人问我这些事情，每次去都问，这里头我也不愿意再去讲，对我的小孩伤害太大了。”
在写自传的时候，江青一遍遍地试图书写失败婚姻的往事，最终作罢，只留下了这样一段剖白：“写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只有纸篓里扔满了的揉皱的稿纸，满了就倒，倒了又满，而每张纸上只有寥寥的数字。每当我准备下笔时，似乎在揭近几年不再去想也信以为已经消除了的伤疤。没料到揭疤的滋味是难受的，不但痛，还要眼见疤下红通通、血淋淋的一块自己的皮肉。既然如此，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红色少年“叛国投敌”
大陆观众无法想象，电影明星江青曾经在港台有多红。她主演的《西施》、《几度夕阳红》，都是国片史上排得上号的大作。她息影了，夏志清知道她在美国，还是到处托人想认识她，狂热得让江青都吓一跳。不过，连港台观众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可人儿、大明星，是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长大的。江青至今对革命歌曲和口号信手拈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江青出生时，仍然住在上海的大宅子里，她是“资本家”的后代，但是外公、母亲都称得上“进步人士”。外公亲自下乡参加“土改”，主动把老家乡下的田地全捐给国家。全家人都憧憬着新中国的来临，唯独父亲仍留在香港。母亲数度去信让父亲回来“报效国家”，甚至发去了孩子们的合照，旁边写着：“爸爸，我们正在凝视您！”
江青在这样热心报国的家庭中长大，才有了把名字里的“独”拿掉，坚决斩断“个人主义”毒草的事。1954年，江青的外公忽然被捕，罪名是“历史反革命”。1956年，江青的母亲在“整风运动”中遭遇“隔离审查”，几乎自杀，之后才决定去香港生活。这一年，江青小学毕业后意外考入北京舞蹈学校，想去北京开始“没有人知道自己外公是反革命”的新生活。母亲看到江青在北京舞蹈学校练功学习倒也井井有条，并未强制要求女儿同去香港。在“文革”开始之前，江青在学校里倒也平静，有假期就去香港探亲，反倒觉得香港是可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谈钱，报纸上尽是凶杀抢劫案，哪如北京处处新气象。而江青在北京，还有站在领导人身边给外宾献花的机会，更令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1962年，江青即将毕业。这时她依然积极向上，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毕业之后如果还往来香港就有受处分的危险，打定主意工作后再也不主动提出探亲，踏踏实实地在社会主义中国为人民跳舞。这一年，江青利用舞蹈学校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寒假去香港探亲。父亲却给出“最后通牒”，希望她留在香港，否则连弟弟们出国深造都会受她的牵连。江青当然不同意。几番争吵之后，父母扣下了江青的证件，江青偷偷写信回学校，说自己要补领新的旅行证件才能回去，“不是逃学”。
回到北京的机会其实是有的。母亲担心女儿因抗议坏了身体，私下把旅行证件归还给她，并承诺给她买票。几乎同时，一位陌生人找到江青，给了她一封“神秘信件”，让她在某某时间到某地点去，有人会安排协助回校，并嘱咐“除随身所需衣物之外不要带行李”。
江青反而害怕起来。学校日日思想检查，她怕无法解释没有按期回京，也怕自己真的耽误弟弟们前途。犹豫之间，就这样留在了香港。江青后来才知道，这在大陆就被定性为“叛逃”，她在大陆的师长、朋友、亲人们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另一个高度的人生
离婚之后的江青远走美国重新学习舞蹈，开始现代舞创作，年纪不过24岁—出名、当影后、结婚、生子、离婚，实在是出名要趁早的典型。探究她八卦的媒体当然无法想象，全身心投入艺术之后，江青进入了完全另一个高度的世界。
上世纪70年代，短短时间内，江青已经在现代舞领域取得成功，还给多明戈版歌剧《图兰朵》担任编舞。许多现在声名显赫的艺术家，都要叫她“前辈”。1972年，“云门之父”林怀民还在爱荷华大学学写作，主动给江青打电话，说想跟她学中国舞；1982年，江青给舞蹈学校编舞，听说有个“怪怪的，不是很有名”的学生，她大胆找来合作，那个人是谭盾；著名的广州现代舞试验班，其实是在创办人杨美琦和同学江青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慕她影星之名而去结交的夏志清也惊讶于她在现代舞领域的成就，甚至开玩笑说：“你现在怎么这么红的？你是不是跟乔治·巴兰钦（苏联舞蹈大师）睡觉了？”江青说：“我不能跟他（夏志清）计较，他就是个拉黄包车的。”
因为早年从事电影，之后又步入艺术领域，江青交友之广阔也令人咋舌，几乎囊括了华人文化圈的方方面面：在港台认识老影星和作家；在台湾的麻将搭子是胡蝶、周曼华以及傅斯年夫人；在美国熟识歌剧和现代舞圈子，帮助初到美国的年轻华人艺术家；嫁到瑞典之后自然跟瑞典汉学界也熟悉，提到马悦然和万之，她说：“哎哟，我们熟得不得了。”她的交际圈是个小小宝藏，出版界争相约稿，希望多得到一些文化名流们交往的细节。
江青上一次为国内读者所熟知，是因为纪录电影《大同：康有为在瑞典》。这部电影讲述康有为和女儿康同璧在瑞典的生活和哲学上的探索，江青也是旅居瑞典的华人，和康有为一样住在一个小岛上，女性的身份更让她能和康同璧有共鸣。独特的身份让江青作为电影中的讲述人，有种特别的况味，引入了现代与过去的对话。
刚听说江青去美国的时候，台湾的影迷和媒体都以为她很快会回来：“大家以为我只是做一个姿态离开了，过一个时期再回来，他们不相信一个女孩会放弃当明星那些东西。我真的会，我一点也不后悔。”江青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种胜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