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是投降主义者吗
来源：大象公会
张伯伦并非消极懦弱，绥靖政策只是他应对当时外交困境的手段之一。他对英国人民与反抗纳粹的贡献，远高于人们的认知。
1940 年 5 月，温斯顿·丘吉尔接替内维尔·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在二战初期盟军兵败如山的危急时刻执掌大局。
近期上映的电影《至暗时刻》，再次回顾了这个历史瞬间。影片中的张伯伦无能、虚弱、急于求和，与意志坚定的丘吉尔形成鲜明对比。
▍《至暗时刻》中的张伯伦（左）与丘吉尔（右）
张伯伦的软弱形象，主要来自著名的绥靖政策，他因此被主战派舆论视为缺乏勇气、无条件妥协、放任敌人做大、最终招致失败的国家罪人。
尤其是丘吉尔战后撰写的回忆录，将张伯伦描述为一位缺乏智慧，被希特勒蒙蔽的弱者，对纳粹肆虐欧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统的历史叙述中的张伯伦形象也以此为基础。
然而，1960 年代开始，张伯伦时期的英国政府档案开始陆续解密。这些档案及新近的研究，为我们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大英帝国的困境
1937 年 5 月 28 日，内维尔·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时，已经是 68 岁的老人。
和他的父亲不同，青年时代的内维尔·张伯伦对政治缺乏兴趣。从政前，他有成功的商业履历，热爱自然史和旅行，向往社会改革，是维多利亚后期英国商人阶级的典范。
▍与中年从政的儿子（右）不同，内维尔的父亲约瑟夫·张伯伦（左）一直是雄心勃勃的政客，作为从未上过大学的平民商人，在内阁长期出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880-1885）和殖民地大臣（1895-1903），见证了大英帝国的黄金年代
42 岁时，张伯伦为了造福家乡，首次参与本地议员选举。凭借精明和勤奋，他仅用十年就进入保守党核心，从 1923 年到 1931 年长期出任英国卫生大臣，从事他热心的社会改良事业。
1931 年，英国遭受大萧条冲击，政府预算严重超支，张伯伦临危受命出任财政大臣。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实施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他迅速实现财政平衡，由此步入英国军事外交决策的核心决策圈。
正是从 1931 年开始，英国国防环境开始急转直下，显露危机。
从一战结束至 1930 年代初，曾经的对手纷纷失势，大英帝国得以享受久违的和平，力图通过凡尔赛和约、华盛顿条约等国际军控体系，维持英国海上优势和世界稳定局势。
对欧洲，英国严格遵循 1926 年洛迦诺公约，充当超然其外的「离岸平衡手」。
▍在洛迦诺公约中，英国与意大利保证在德国、法国发生冲突时支援被侵略国；法国与波兰、捷克分别约定遭受侵略时互相支援，英国为避免卷入东欧纷争而拒绝参与。图中左起依次为：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奥斯丁·张伯伦、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从 1919 到 1932 年，英国一直执行「十年规则」，即假定在十年之内不会爆发欧洲战争，将军费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英国军备因此长期不能更新，大量军工企业破产解散。
结果，随着日本入侵东北（1931）、鼓吹民族主义的希特勒在德国掌权（1933）以及德日两国退出国联（1933），英国忽然同时遭遇了德国、日本这两大潜在强敌。
英国决策者很快意识到，由于军事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帝国庞大的领地和利益，此时的英国已经处在极为不利、极易遭到攻击的境地。
▍1931 年的大英帝国及其全球利益
正如第一海务大臣（海军总参谋长）查特菲尔德所说：「我们在众目睽睽下处在一个不想与任何人起争执的地位上，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世界的大部分或其中最好的部分，我们只想保住我们得到的东西不要被人抢走。」
他们也意识到，如果德国和日本想对英国开战，最可能、最有利的方式就是同时下手。英国的军力将难以兼顾远东和西欧两个战场，这样一场规模不亚于世界大战的战争将彻底摧毁英国的强国地位。
▍一战时担任五位官方战地记者之一的菲利普·吉布斯表示：「对英国而言，赢得或输掉另一场世界大战将会是一切的终结。」此类言论往往被简单解释为一战后的厌战情绪，事实上却反映了当时英国面临的危机。
与此同时，能帮助英国化解危机的盟友却少得可怜，此时的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英国能仰仗的伙伴只有法国和意大利。
1935 年入侵埃塞尔比亚之前，意大利长期表现得乐于保卫欧洲和平，不仅作为保证国加入洛迦诺公约，还在 1934 年与英法组建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反对德国挑战现有秩序。
然而，由于意大利入侵埃塞尔比亚导致英意敌对，意大利后来倒向德国，法国成了英国唯一可依赖对抗德国的盟友。
不过，法国对保卫英国的全球利益毫无兴趣。
1935 年埃塞尔比亚战争爆发时，英国立即集结地中海舰队准备实施武装干涉，甚至制定了航母袭击港口和军工厂的计划。但法国却徒劳的想与意大利保持对德同盟，拒绝对意开战，在地中海缺乏安全基地的英国只得放弃。
▍集结于直布罗陀的英国舰队。英国地中海舰队原基地为马耳他，但因处于意大利空军威胁下，被迫临时将基地转移至亚历山大
相对的，英国对法国也有所保留，担心其会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把未做好准备的盟友英国拖入全球战争泥潭。
强敌环绕却内部乏力，英国在此等紧张局势下只能直面危机，重新武装。
1934 年，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张伯伦直面危机
1933 年 11 月，刚刚结束「十年规则」的英国，因德国和日本的挑战而召集成立国防需求会议（Defence Requirements Committee），用于确定长期军备废弛后最急迫的问题。
讨论从当年 11 月延续至 1934 年 2 月，主要争议在于，首要的敌人是近在咫尺但尚未武装的德国，还是全面武装但远在东亚的日本。
财政部的备忘录认为，英国缺乏资源，难以「在两个遥远的战场上同时对抗两个一等强国」，但会议最终还是给出折衷结论，认为两者要同等应对。
这种说法立即遭到了财政大臣张伯伦的反驳。2 月 28 日的内阁讨论中，张伯伦指出，英国当前的财政实力不足以同时应对德国和日本，必须选择其一。就在当年，张伯伦刚刚宣布，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实现财政盈余。
▍1934 年刚刚宣布实现财政盈余的财政大臣张伯伦
事实上，虽然丘吉尔自豪地宣称，只有自己在 1930 年代注意到了德国的威胁，但早在 1934 年，张伯伦就最先在内阁级别的讨论中，明确提出德国优先的国防战略：
德国的威胁虽在时间上还远，离我们却最近。
现在……我们的安全没有急迫的威胁。但这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对未来的忧虑，不论两年、三年、五年或十年后，这种威胁就可能成为现实。它将来自德国。
根据国防需求会议的结论，一旦开战，德国唯一能直接攻击英国的手段将是空军。考虑到盟友法国能提供强大的陆军，张伯伦力主将陆军军费削减一半，加强皇家空军预算，并增设防空火力。
张伯伦正确地预见到，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空军建设，对英国国防事业是最有益的选择。因此，针对性的强化空军，其次是海军，从此成为了他实现英国再武装的主要政策。
然而，确定再武装的规模及其花销，始终是个困难的问题。
与德国开战的时间不能确定，大规模军备建设不仅需要大量技术工人和资源，还需大量进口机械与稀有金属，与出口导向的英国民用经济有着严重的冲突。张伯伦必须在当下的经济和未来不可预期的战争间作出权衡。
▍这种担忧绝非空想。1938 年初，国防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Sir Thomas Inskip）便告知内阁，英国即将在财政破产或是战备失败间作出难堪的选择。
此外，从一战以来，英国军政界秉持的战争观念就是利用强大的皇家海军实施海上封锁，利用庞大的帝国和经济资源在长期消耗战中耗死敌人。这种漫长消耗战的预期，更强调保存长期的经济活力。
▍一战中德国、奥匈帝国的崩溃并非缘于战场溃败，而是长期物资封锁后的爆发的社会叛乱。1937 年，英国财政部官员将漫长战争中稳定的经济称为「第四支武装」。
这些因素，让张伯伦决定将英国再武装的速度控制在适中的水平。
然而，这也使得张伯伦推动的军费税法案在议会两头不讨好。激进派丘吉尔认为军备开支太少，落后于德国武装的速度；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攻击其为战争贩子，「只顾制造杀人凶器」。
▍直至 1939 年 4 月，工党一直保持着对所有军备法案一律投反对票的记录。图为工党领袖艾德礼。
但无论如何，如果张伯伦在 1937 年退休，这些党派化的议会争吵不可能影响到他的历史地位。
作为卫生大臣和财政大臣，张伯伦辛勤工作，力图改善英国工人的生活，削减财政赤字，并正确的影响了英国国防战略，使英国的备战步入正轨。
然而，随后开始的首相任期，及其采取的绥靖政策在后世遭到的争议，彻底摧毁了张伯伦作为政治家的声誉。
绥靖错了吗？
战后研究者与公共舆论大力抨击张伯伦，并不难以理解：绥靖政策的确放大了希特勒的野心，没能将其扼杀在襁褓中，结果纳粹德国走向强大，犯下滔天罪行。
然而，就此认为张伯伦糊涂消极，一味妥协，并不公允。
实施绥靖政策时，张伯伦并不知道，纳粹政权企图颠覆世界秩序、实施种族灭绝。
更重要的是，绥靖政策只是张伯伦大战略中的一个部分。
当张伯伦 1937 年 5 月成为英国首相时，英国的国际环境已经比 1934 年更加恶化。
1935 年的埃塞俄比亚战争，使意大利从潜在的盟友成了新的假想敌。日本于当年 7 月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并在南京战役中攻击了英国在长江的船只。美国仍旧严格恪守中立。
▍日军攻击南京期间，包括SS Whangpu在内的英国航船搭载了大量从城中疏散出的英国侨民，但在12月11日至12日遭到日军的炮击和轰炸
因此，英国同时面临着西欧、远东和地中海三个方向的巨大压力。
英国总参谋部的一份报告写道：「当前局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一个地区开始的战争，蔓延到另一个或另两个地区的可能性正在增强……我们不能预见届时我们的防御力量是否足以同时对抗德国、日本、意大利。」
面对危机，张伯伦的选择是他自己称之为「两手政策」（double policy）的战略：一方面，重整军备，实施战略威慑；另一方面，则利用外交手段，避免爆发大战，并力图分化三大假想敌。
张伯伦认为，英国最强大的威慑力，来自其海军封锁和长期经济消耗战的潜力。只要能顶住德军头几波猛攻，「盟军就必将胜利，唯一的问题只是需要多少时间达成目的。」
随着局势的恶化，张伯伦不断提高英国军费，扩充空军和海军。离开财政部前夕，他再次提高了军备建设支出的优先级，为 1937 至 1942 年的军备建设提供了 15 亿英镑的预算，1938 年初又追加 1.5 亿，为此受到工党的激烈抨击。
▍张伯伦执政时期，英国海军扩充速度大大提高
1937 年夏，张伯伦发现，即便英国全力备战，其空军飞机的数量增长仍慢于德国。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在发展战斗机的同时优先发展战略轰炸机，以取得不对等的战略威慑能力，直到 1938 年慕尼黑危机后转为优先发展战斗机。
与此同时，张伯伦施展被称为绥靖的外交手段，力图避免全面开战，并试图消泯英国以一对三的极为不利的实力对比。
在英国军政决策圈中，绥靖政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国防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要求外交部减少「我们对外承诺的规模和潜在的敌人」，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则表示，在面对三国潜在威胁时，「我们有必要做朋友，而不做敌人。」
事实上，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确取得了部分成功。
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和一系列谈判，英国极大缓解了其与意大利的紧张关系。
1939 年 1 月，张伯伦与哈利法克斯访问罗马。墨索里尼在 1938 年慕尼黑危机、1939 年波兰危机中，也都希望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直至 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墨索里尼确信英法败局已定，才突然加入战争。
▍当时意大利并未做好战争准备，因此在多个战场遭到惨败。参见《意大利军队为什么弱》。
不过，问题的关键还在德国。英国内阁确信，意大利和日本很可能只会在德国率先开战后跟进，只要解决德国的威胁，很大程度上也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1938 年前，希特勒所有的扩张行动，都是声称遵照凡尔赛和约确立的民族自决精神，要恢复德国的正当地位。
这些主张与一个普通民族主义政客并无不同，张伯伦认为可以与其达成协议，并非幼稚或软弱。
因此，当 1938 年德国以收回德意志人聚居地为由造成慕尼黑危机时，张伯伦被迫选择，是要为了一片与英国无关的遥远土地爆发全面战争，还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满足德国民族主义「不难理解」的要求，维持和平。
张伯伦并非一开始就决定妥协，事实上，他一度准备了对德开战预案。但是，军方认为英国不可能阻止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过分夸大的预计德国对英国的战略轰炸将在头三周内造成五十万平民的死亡。
▍1938 年 9 月，帝国防务会议代表伊斯梅将军（Ismay）给内阁的信。伊斯梅认为，英法空军目前处于劣势，但推迟战争 6 到 12 个月将使皇家空军有时间获得能对抗德国空军的实力，这是击败希特勒的唯一机会。这一意见影响了张伯伦的决定。
当张伯伦亲自询问法国总理达拉第，英法联手是否一定能取胜时，达拉第回答「我不相信」。
最终，张伯伦只得无奈而半信半疑的接受了《慕尼黑协定》。
▍1938 年 9 月 30 日，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在唐宁街 10 号门口对记者说：「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安心睡个好觉去吧！」该言论常被视为张伯伦幼稚受骗的表现，事实上他并未放松警惕，这更多是为了显露英国维护外交协定的善意。
不过，张伯伦的妥协并非没有底线。面对战争危机，他在1939年将英国军费开支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达到全国财政支出的一半。
1939 年 3 月 15 日，德军违反协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感到被欺骗的张伯伦立即严词谴责德国暴行，随即放弃英国只保卫西欧国家的传统政策，于 3 月 31 日第一次为东欧国家波兰作出独立保证。同时，他仍未放弃通过外交谈判实现和平的努力。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军不顾张伯伦的威胁进攻波兰。9 月 3 日，张伯伦对德宣战。
这次，惊慌失措的是希特勒，此前他听信外长里宾特洛甫的保证，认为英法不会履行对波兰的承诺。
张伯伦最终掌握了开战的主动权。不幸的是，盟国糟糕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法国糟糕的动员速度，使主动权优势化为泡影。
张伯伦的遗产
战争爆发后，张伯伦当了 8 个月的战时首相。
与一般印象不同，张伯伦直至辞职之际，仍在党内拥有极高的民望，在民间享有极高的支持率（60%）。张伯伦的辞职，也并非因为其战前的绥靖政策，而是 1940 年 4 月发动的挪威战役失利，使他失去了工党的支持。
▍张伯伦的战时内阁，战争爆发后，他特别邀请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
讽刺的是，对于这次失利，直接责任人无疑是具体拟定战役的海军大臣丘吉尔，而非张伯伦。
战备和外交之外，张伯伦首相任期内的内政成就更令人印象深刻：
1937 年，他推动议会通过旨在改善工厂的工作条件，限制妇女儿童工作时间的《工厂法》；1938 年，又通过了对贫民窟整改给予补贴、限制租金的《住房法》，以及《带薪休假法》，极大改善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
直到临终，张伯伦还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他为社会进步作出的努力。
然而，他的历史地位已经不可逆转的与其战前的外交政策联系在了一起。
1940 年 11 月张伯伦去世后，丘吉尔在下院如此赞颂他的一生：
无论历史将怎样记述这些糟糕的、激烈的岁月，我们可以确信，内维尔·张伯伦完全真诚地按他的智慧行事，尽他最大的所能和有力的权威，希望从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就是我们现在参与的这场战争——中拯救世界。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在所谓的历史的判决中位居高位。
但是，由于战时宣传和工党的抨击，到 1948 年丘吉尔《二战回忆录》第一卷完成时，张伯伦的声望已经有了 180 度转折。
在回忆录中意欲显示自己远见的丘吉尔，对张伯伦战前政策评价极低，正统叙事由此奠定。
客观而言，张伯伦战前的「两手政策」是在极大限制条件下，所能设计出的最好的政策方案。它经过精密的计算，且合乎逻辑。历史学家认为，面对同样的局势，即便丘吉尔也无法更好的化解危机。
何况，张伯伦的政策并非完全失败。其整军备战的努力，为英国在战争中幸存和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得益于张伯伦自 1934 年起强调的空军和防空建设，在二战爆发之际，英国本土已经建成世界最先进的对空雷达网，新式的喷火式战斗机确保了不列颠空战的胜利，而兰开斯特型重型轰炸机则有力打击了德国的战争潜力。
▍帮助英国打赢不列颠空战的喷火式战斗机
作为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张伯伦的绥靖外交尽管对德国最终失败，也无法回避为了本国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的道德谴责，但毕竟为英国争取了延缓战争爆发的备战时间，也成功阻止了意大利在第一时间加入战争，为盟军创造了良好的动员环境。
英国之所以在 1940 年 6 月陷入战争史上最危急的处境，被迫独自与德国、意大利同时作战，并非张伯伦的过错。
让意大利加入战争、英国本土面临入侵威胁的核心原因是法国陆军的迅速崩溃，而在战争开始之前，无论张伯伦、丘吉尔还是他们的法国同僚，都完全信赖完成动员的法国陆军能挡住德军的攻击。
▍1940 年 6 月，德军占领巴黎
事实上，张伯伦最终未能从德国人手中取得其所希望的和平，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希特勒的独特个性与纳粹独裁制度决定的。
张伯伦相信，英国在一战中利用海军封锁迫使德国爆发革命的史实足以作为英国军事威慑最有力的证明。作为理性政治家，当充分考虑这种威慑的效力。
这种威慑在德国内部不乏接受者。如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在 1938 年前一直反对与英国的战争。他多次指出：德国海军无力反制英国的海上封锁，而德国经济与军工所需的稀有金属都依赖进出口，海路一断，陆战必败。
▍德国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
直到 1938 年希特勒下令制定对英作战计划，德国海军从未试图把英国作为假想敌。
然而，希特勒对此漠不关心，且认为一战德国的战败是意志软弱与共产主义阴谋的结果。由于忽视英国的威慑，他将张伯伦的和平呼吁视为软弱和犹豫的表现。如果柏林的主人不是希特勒，张伯伦的政策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张伯伦的历史形象。对张伯伦的最新评价，来自英国保守党的官方历史学家莱克斯登勋爵：
内维尔·张伯伦，一个伟大而被误解的人；
保守党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改革者；
他在他的时代寻求和平，以求继续完成他为所有人追求富足的使命。
汉宫巫蛊之祸
作者：沈淦； 来源： 中外文史大观园
汉武帝二十九岁那年，卫皇后才替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刘据。武帝自然对他十分钟爱，七岁时，便立他为皇太子，又让著名儒士授他以《公羊》、《榖梁》等经书，并于东宫为他建了一座“博望苑”，希望太子广博有望，将来能继承自己的事业，统驭这大汉江山。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原是赵王刘彭祖的座上客，因得罪了赵太子刘丹，父兄尽被刘丹杀死。江充西逃长安，向武帝告发刘丹宫闱秽事“及交通郡国豪滑”等罪行。武帝大怒，将刘丹收系狱中。后虽赦免，但他赵太子的储位终于被废免了。
江充从此得到武帝的宠幸，被拜为绣衣使者，负责维持京都地区的治安。江充上任后，对那些奢侈违法的近臣贵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武帝认为他“忠直，奉法不阿”，大为赞赏。
武帝晚年，受他宠幸的王夫人、李夫人等都已相继生下了儿子。于是卫皇后渐渐失宠；武帝嫌刘据“材能少，不类己”，对他也不大满意了。虽然如此，武帝还是认为：自己因“汉家诸事草创”、“四夷侵陵”，不得不四出征伐，结果劳民伤财，天下不安，后代如果仍然这样，就会重蹈亡秦的覆辙了。太子性格仁恕温谨，敦重好静，将来一定是个守文的贤主，自己可以不用担心了；对卫皇后也能以礼相待，每次外出巡行，就将朝中大事托付太子，宫内之事托付皇后。
武帝用法严峻，为了打击豪强势力，更任用了一大批酷吏，犯法之人，动辄被抄家灭族。这虽然沉重地打击了世家豪族，但也错杀了不少无辜的平民百姓。太子刘据则为人宽厚，武帝外出时，他常为一些案件平反。这样做虽说深得百姓的拥护，却也得罪了一大批执法的大臣，他们竟相在武帝面前进谗言。宦官苏文、常融等更是暗中寻访太子的过失，一有机会就添油加酱地告他的状。但是武帝毕竟不是个昏庸的君主，一次他身体欠佳，派常融去传唤太子。常融回来后说：“太子听说陛下生病，面有喜色。”武帝心中不快，等到太子来时，武帝仔细观察，发现他面有泪痕，却又强装笑语。武帝很是诧异，一查询，真相大白，立刻杀掉了常融。
某年夏天，江充跟从武帝在长安西北的甘泉宫避暑，碰上了太子派往甘泉宫的家使驾车奔驰于驰道之中。汉法规定：无军情重事，一律不得于驰道中奔驰。于是江充立即命人捉住家使，将车马归公。刘据知道后，忙派人前来谢罪，并说：“我不是舍不得车马，实在是怕这事让父皇知道了，要责怪我训导无方。万望江君见谅。”江充不但不听，还将此事奏闻武帝，又一次得到了武帝的称赞。于是江充“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闰五月，武帝在甘泉宫生起病来。当时，他已六十六岁了。江充生怕武帝驾崩后，太子即位，自己难逃厄运，于是心生一计，对武帝说：“陛下的病根，还是因为有人于地下暗埋木人，用巫术诅咒而起。要想病愈，只有挖尽小木人，杀光诅咒者。”原来，一年前，有人于狱中告发，说是丞相公孙贺叫巫士于驰道中埋有木偶人，诅咒武帝。这种埋木人诅咒的方法就被称为“巫蛊”。武帝素来迷信，至晚年尤甚，听说后勃然大怒，将公孙贺全族诛灭，另任皇室刘屈氂（音máo）为丞相。武帝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与诸邑公主与也因牵入此案，同时被杀。当时，四方的神汉、巫婆、方士多聚集于京都长安，他们四处活动，装神弄鬼，无所不为。女巫并往来于宫廷之中，于居处埋置小木人，教宫女嫔妃们定时祭祀，说是能消灾度厄。不少嫔妃信以为真，依言而为。嫔妃之间往往因争风吃醋面妒嫉怒骂，乃至于相互告讦，说对方暗埋小木人，是在诅咒皇上，大逆不道。因此而被杀的后宫嫔妃及朝中大臣足有数百人。武帝因年老多病，记忆力严重衰退，这次听了江充的话，更怀疑左右诸人都在诅咒自己，当即命令江充为使者，治巫蛊狱。
江充得了圣旨，立即带上一个胡地巫婆，诈言她能“视鬼”，在长安城内四处转游，跑到人家屋内，胡巫口含水酒，喷洒于地，见有祭祀的痕迹，即说此人诅咒皇上，江充马上命令侍吏将其拿下，施以种种酷刑，定要“犯人”含冤诬服。于是“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动以大逆无道”。巫蛊之狱从京师连及周围的三辅地区，又一直波及到远方的郡国，官绅百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江充在治狱过程中发现，但凡被此案牵连上的，不管真假，必死无疑，没有人敢为他们辩白的。于是让胡巫奏道：“宫中有蛊气，如不除灭，陛下的病终难痊愈。”武帝又命令江充带人入宫搜查，又派幸臣韩说、章赣，宦官苏文做江充的助手。
江充趾高气扬地来到后宫，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先从失宠嫔妃的住处挖起，渐渐地延及皇后、太子的宫殿。纵横挖掘，遍地开花，弄得皇后与太子连搁床的地方也没有了。江充声称：在太子宫中挖出的桐木人特别多，并且附有写着谋逆事端的帛书，这些一定要奏闻皇上。刘据又惊又怕，忙同少傅石德商量。石德说：“去年丞相与两个公主都因此案而被杀。今天这些木人，谁也无法证明是巫婆等预先埋下的，还是宫中原有的。眼下只有先假托诏命，将江充等人收捕系狱，严加审讯，揭穿他们的奸谋。再说皇上在甘泉宫养病，存亡未卜，而奸臣又如此凶狠狡猾，秦朝时公子扶苏被赵高矫诏杀害的教训，怎能不吸取！”刘据犹豫不决，认为自己既是人臣，又是人子，怎能擅自诛杀大臣？打算到甘泉宫去向武帝谢罪。哪知江充逼迫甚急，刘据根本无法脱身，万般无奈，只得铤而走险。
刘据先假托诏命，逮捕了江充。韩说因怀疑诏命有诈，不肯就范，被当场格杀。章赣受伤，与苏文逃回了甘泉宫。太子痛骂江充道：“赵虏！先前扰乱了赵国，还嫌不够，现在又来离间我们父子间的关系么！”手起剑落，将他劈死。刘据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号令百官道：“皇上病重，奸臣江充等图谋造反！”随即调动长乐宫、卫央宫的卫卒，征用内宫的车马，搬取武库的器械，控制了宫城，先将那胡巫烧死在上林苑中。留在长安的丞相刘屈氂闻变，不敢发兵抵抗，匆匆逃往甘泉宫，连印绶也弄丢了。宦官苏文逃到甘泉宫后，告称太子造反。武帝起初并不相信，说道：“太子必定是害怕遭祸，又痛恨江充，才有此变。”立命使者去长安城中召太子。哪知使者根本就不敢入城，却回来谎奏道：“太子谋反已成，欲杀臣，臣只得逃归。”武帝这才勃然大怒，问丞相在做什么。有人说：“丞相正极力遮掩此事，不敢发兵平叛。”武帝怒道：“事情早已纷纷传扬出去了，还遮掩什么！丞相怎么不学周公，周公不是也诛杀了管叔、蔡叔么！”传旨丞相：“捕斩反者，自有赏罚。紧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于是刘屈氂调发三辅及近县士卒，进攻长安。刘据也矫诏赦免长安狱中囚徒，配合宫中卫队，又临时武装了部分市民，与丞相军大战。这场厮杀整整延续了五天，双方共死伤了数万人，长安城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之中。这时，民间纷纷传言太子造反，武帝也驾幸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于是刘据的部下人众渐渐散去，而丞相的士兵却越来越多。刘据终于战败，逃奔至长安南城的覆盎门下。主管城门的司直官田仁认为父子至亲，不愿过分相逼，将他放出了城门。刘据东逃至湖县，躲藏在一个老百姓的家中。不久，被当地官吏发现，派兵围捕。刘据悬梁自尽，年仅三十八岁（公元前128~前91年），他的两个儿子与这家主人也都被杀死。
在这场巫蛊之乱中，太子刘据及其母亲卫皇后、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先后自杀或被杀，连刘据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孙子刘询，也被关在监狱中达五年之久，幸亏狱官丙吉多方保护，才幸免于难，这就是以后的汉宣帝。长安军民前后伤亡者更是不计其数。那田仁因放走了刘据，刘屈氂欲将他斩首，御史大夫暴胜之劝道：“司直是二千石的官员，应当先请示皇上，你怎能擅自诛杀！”刘屈氂一听有理，就将他释放了。武帝知道后勃然大怒，将暴胜之逮捕入狱，厉声责问道：“田仁私放造反者，丞相将他斩首，这是执行法律，你为什么擅自加以制止？”暴胜之惶恐无奈，只得自杀。另有个北军使者任安，当刘据起兵时，持符节命令他发兵相助。任安拜受符节，回到城中后却闭门不出，拒不发兵。刘据无奈，只得离去。武帝认为他老奸巨猾，想坐观成败，以便择胜而从，将他与田仁一起腰斩于市，田仁还被灭了族。刘据的诸多宾客全部被杀光，连那些受裹胁的士兵也被远远地发配到敦煌充军。那些讨伐、搜捕刘据有功的人则升官封爵，大受赏赐。
赏罚已毕，武帝尚余怒未息，群臣都惶恐忧惧，哪敢多言。一年多以后，事情渐渐弄清，所谓巫蛊一案，多属虚妄。武帝也渐渐明白：当时太子只因受到江充陷害，惊慌恐惧，才被迫发兵自卫，根本没有造反的意图。武帝心中颇为懊悔，这时，一个看守高祖刘邦陵墓的小官田千秋上书武帝道：“臣夜里梦见一个白头发老翁，教我来问陛下：儿子盗弄父亲的兵权，按罪当笞；皇帝错杀了儿子，该当何罪？”于是武帝“大感悟”，认为是刘邦显圣，借田千秋之口来教训自己的，立即提拔田千秋，不久，即升任为丞相。武帝又将宦官苏文活活烧死于渭桥之上，江充也被灭了族。在湖县围捕时，一个兵刃触及太子尸体的小卒，已因此功而被封为北地太守了，这时也被灭了族。武帝感念太子无辜，心中伤痛，遂作“思子宫”，并于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盼望太子能魂兮归来，与自己重会于台上，共叙天伦之乐。当然，这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徒劳而已。
戾太子墓
汉武帝固然是一代雄主，曾一度使西汉王朝臻于鼎盛，但其晚年迷信方士，猜忌专断，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巫蛊之祸”这场政治大悲剧。
十多年后，汉宣帝刘询继昭帝之后即位，追谥祖父刘据为“戾（音lì）太子”。唐人许浑读史至此，深有感触，写了首题为《读戾太子传》的七言绝句：
“佞臣巫蛊已相疑，身没湖边筑望思。
今日更归何处是，年年芳草上台基。”
【本文史料主要取自《汉书·武五子传》、《汉书·江充传》、《资治通鉴》卷二十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