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走了
副标题：感叹个人渺小人生与宏大历史进程的碰撞
来源：孙立平社会观察
黄帅走了。因为癌症。
在今天，许多年轻人，甚至是四五十岁的人，可能都不知道黄帅是谁。而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黄帅这个名字却是个如雷贯耳的存在。
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许多人中，黄帅一直是一个不可宽恕的对象。就在这之前几年，骂她的人还很多：她的那封信，她那封信掀起的波澜，由此造成的对许多人命运的改变。
对于黄帅的去世，我不知道别人听到这个消息时是什么感受，在我这里，总之是一种沉甸甸的感叹。感叹个人渺小人生与宏大历史进程的碰撞，感叹这种碰撞所形成的一种五味杂陈的人生与命运。
个人的坎坷，家庭的际遇（其父因他她而入狱并被双开，母亲重病），我想黄帅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这差不多四十年的人生，可能是很晦暗而沉重的。尽管在媒体上有时会偶尔被提及，但她自己则是相当的低调。然而，令人感叹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她13岁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的。
13岁的那一年，她写了篇日记，对老师提出批评。在经历了两个月的被批判和孤立之后，她给《北京日报》写信，倾诉自己的委屈和不平。至此，就她能把握的人生进程来说，到现在我也看不出有多大的过错。在中小学的时候，我也是个不怎么听话的学生，虽然我不会给某个报纸写信，但内心的感受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问题是在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的幼稚之举，马上被大人物利用了，她被包装成“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一件生活中的小事被提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一时间，黄帅成为反潮流人物的代名词，她被安排到许多地方演讲，被给予很高的政治荣誉。甚至有无法确认的传言说，她被内定为团中央书记人选。到此时，她的人生进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够把握的范围。
说到这，我知道有人会说，你不配合不行吗？或者说，你做了，就要对做的事情负责。说得更难听一点，这叫咎由自取。
这么说对不对？笼统地说，不能说错。但其实是过于简单化了。在湍急的漩涡面前，你挨近了，想不被裹挟进去，是太不容易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那个漩涡的独特而巨大的引力。
我讲一个故事吧。
我有一个朋友，桀骜不驯，而又侠肝义胆。在一次维护自己和民众权益的行动中，曾被刑事拘留。有一次，我和他讨论一个问题：就你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人物，体制如果想将你驯服，容易不容易？下面是我设想的情景与过程：
一天，和他关系不错的单位二把手来了个电话：BC啊，大家对你的维权行为很肯定啊。这不，这次区政协换届，我们推荐了你。
接着嘱咐：不过你自己可得谨慎一点，到时说话注点意。这次推荐你，咱们单位也不是没有分歧的，我和一把手都要吵翻了。你可得给我长脸啊。
请问，这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即使你对当不当这个委员并不当回事，但最起码的，你对二把手会有一种感激之情吧？何况，在你困难的时候，他还真的帮过你呢。但要注意，二把手也是代表单位和体制与你说这番话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你这种感激之情的对象，实际上已经不单单是那位二把手，单位和体制也隐隐约约在其中了。
过些天，要开会了。参加这么庄重的会议，平时短裤T恤的打扮太另类了吧？于是，你一早起来，换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临出门，对着镜子把蓬乱的头发梳好。然后，就小头锃亮地出门开会去了。
会场庄严肃穆，大家正襟危坐，领导讲话掷地有声。我想问你，这时候西装革履的你坐在会议桌前，会是什么感觉？也许是一种强大的气场。这时候你甚至会不断地提醒你自己，言谈举止要和整个氛围相一致，生怕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
正在你琢磨怎么适应环境的时候，主持会议的领导提到你了：“现在介绍一下几位新人。这位是BC同志，这些年在维护民众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我问你，听了这么一番话，你会是什么感觉？
一会儿，轮到你发言了，领导要你主要从如何处理官民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谈谈你的意见，给政府提一些建议。这时候，你会如何发言？这时你恐怕就要搜肠刮肚地想如何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得与这个会场，与会议的基调、与周围的氛围，与自己的服装，与自己的角色尽量相协调。不然的话，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懂事。
。。。。。。。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朋友默认。
在说完黄帅之后讲这个故事，我想强调的是巨大历史漩涡的引力。
不错，在任何时代，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个人的命运与宏观社会历史背景总是交织在一起。
但在不同的时代，两者交织的程度，宏观历史背景对个人人生改变的程度，个人自主性的空间，是很不一样的。而我们过去经历的那个年代，恰恰是一个两者最贴近的特殊年代。宏观的历史背景，将无数人卷入其中，其间无数的跌宕起伏，无数的悲欢离合，无数的回肠荡气，无数的悲苦难言。
命运的轨迹往往是这样的：在某一个点上，某种力量改变了你原来可能的轨迹之后，无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多么合适的契机，你想回到原来可能的轨迹上，都已经很难了，甚至是不可能了。历史让人嗟叹不已，个人的命运更让人一唱三叹。
在经历种种的历史风霜之后，人们经常强调个人的责任。这是不错的，谁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但这里我要说的是另一面，在个人渺小人生与宏大历史进程激烈碰撞的时候，个人自主的空间有时是很有限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望，同时也有这样的能力，远离也许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
延伸阅读：
斯大林为什么会反对西安事变？
作者：智效民； 来源： 智话智说
[按：81年前突然爆发的西安事变，是第三国际及其代理人策划的结果。但是事变发生之后，却遭到其后台老板斯大林的反对。这是为什么呢？我在多年前写的这篇短文，介绍了其中的原因所在。]
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2周年纪念。
72年前，张学良、杨虎臣在西安扣押蒋介石之后，延安曾经搭起一个台子，准备在公审之后处决蒋介石。
但是为什么两三天之后，延安方面又让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呢？
另外，张学良为什么在事后要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并从此三缄其口呢？
对于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最近翻阅《蒋廷黻回忆录》，看到苏联当局对西安事变的反应，觉得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和解释。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他早年留学美国，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后来经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推荐，他以学者身份从政，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36年，他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并于11月7日抵达莫斯科。临行前，宋美龄向他表示，蒋介石很想念远在苏联而又杳无音讯的大儿子。这样一来，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肩膀上。
没想到上任仅仅一个多月，蒋廷黻就从广播中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这让他深感震惊。那天午夜，孔祥熙和翁文灏联名发来电报，说根据“空军侦察西安地区的结果，发现张学良已在西安各处升起红旗”。电报要他立即“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长。”
对于这一指令，蒋廷黻深感为难。他知道苏联当局肯定会拒绝这个请求，否则就等于公开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张学良及其同党的这一行动，是听命于苏联的。
第二天一早，《消息报》和《真理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西安事变的消息，并声称这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的结果。这让蒋廷黻感到莫名其妙。
他知道，汪、张的政治见解根本不同，“汪不惜任何代价换取日本和平，而张则希望立即对日作战。”
但是他不知道，由于通讯不畅，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及其同党并没有向苏联有关方面请示，因此才出现这种自相打脸的局面。
不过从这一消息中，蒋廷黻还是看出了苏联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在南京政府的催促下，蒋廷黻只好硬着头皮去拜访苏联外长李维诺夫。
他向对方表示：“张学良及其同党都很信任苏联”，如果外长能够有所表示，对事变的解决很有帮助。
听到这话以后，李维诺夫立刻挡了回去。
他说：“苏联政府与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苏方所能做的只有报导事变的真相。”李维诺夫还报怨说，苏联的友善意图非但未被接受，反而招来怀疑。为此，他已命令苏联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硬抗议。
几天以后，蒋廷黻再次拜会苏联外长。这一次李维诺夫的表现更加愤激，并再次声称苏联政府与张学良没有任何关系。
当蒋廷黻指出“张是第三国际所孕育的统一战线分子”时，他咆哮说：“我们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莫斯科对第三国际的行动不负责任。”
面对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谎言，蒋廷黻深感无奈……
最终，西安事变还是在斯大林导演下得到解决。
蒋廷黻说：当时他并不知情，多年后反思这一事件，根据自己对苏联的认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西安事变促成了中日之战提早爆发，这正是苏联所希望的！
为什么说苏联希望在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呢？
因为当时的日本军方可以分为“西进”和“南下”两大派系：前者是向西进入西伯利亚，最后拿下莫斯科；后者是以东北为基础，一路向南侵占全中国。后来，以卢沟桥为引火线的日军侵华战争，正好消除了日军进攻苏联的可能。
相反，如果按照张学良及其同党们的想法把蒋介石杀了，那就可能让汪精卫上台，从而导致中日两国结盟。这样一来，日本就会全力进攻苏联。
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斯大林对西安事变非常反感，这也是苏联为什么要把张学良与汪精卫等同起来，以及后来为什么愿意援助中国抗战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变之后，蒋廷黻根据宋美龄的吩咐，通过外交途径把作为人质的蒋经国从苏联要了回来，因此有人说这也是西安事变的一项幕后交易。
1950年，胡适曾经写过一篇长文，标题是《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
该文在谈到西安事变时引用了史沫特莱的话说：在蒋委员长一行离开西安以后，一群年轻的东北军官和救国会领袖对她说，“我们被骗了：红军劝导少帅释放了蒋氏。”
与此同时，文章在介绍一位美国学者对远东形势的分析之后，指出了斯大林处理西安事变的策略：
尽管“克里姆林宫对日本的恐怖颇感忧虑，但（它）相信蒋介石比起任何高喊着‘立刻以武力抵抗日本’的叛乱团体，……能够对日本做更大的抵抗”。
这里的“叛乱团体”以及上文中“张学良的同党”指的是什么，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胡适还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苏联在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就把蒋介石笼络了。这是斯大林策略中最“精彩”的一招，也是其政治手腕高明的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胡适对西安事变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在中国出现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很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发生不幸，中国将会倒退20年。从这个意义上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据说张学良晚年曾经打破沉默，称自己发动西安事变是“误长官，害朋友，毁部下，莫此为甚”。
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认为：抗日战争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7月7号开打，却是苏联干预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如果抗日战争能够推迟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局势和中国的命运就很可能是另一个模样。
由此可见，胡适所谓“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无法弥补”的观点，确实是不刊之论。
2008年12月初稿
2017年1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