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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那么美好的芳华啊,尽数化作广场舞的喧哗

2017-12-20 连清川 一溪寒冷自生烟

《芳华》是今年价值观最为恶毒的电影,没有之一。


我仔细地研究了朋友圈,惊讶地发现竟然多数的评价是正面的,其中有许多我尊敬的前辈和影视业内人。是因为他们都曾经从那个时代中过来,由于怀念《绒花》的美好旋律和陈冲的纯洁多情,或者由于那熟悉的军号嘹亮,还是满大街上包裹得如同一人的绿军装,以至于他们对于其中的俯拾皆是的罪恶、残忍和冷漠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要看清这部电影有多么地邪恶,我需要涉及到其中的故事和细节,只好剧透。那些尚未观影的朋友们,我请求你们的原谅。


《芳华》剧照


修罗·尘埃


因为舞蹈专业出色而被调入文工团的何小萍,从第一天起,就堕入了无边的深渊。她原本以为,自己逃离了的家庭是地狱。


奉命去迎接她来到文工团的刘峰,是全团著名的活雷锋。他就像幸福一样活在所有人的身边,为他们排忧解难。而他自己,因为能够生活在自己所深爱的女孩,独唱演员林丁丁身边,原本以为自己平凡的生活就是幸福本身。


电影里没有交代任何原因,何小萍开始遭受到整个文工团的排挤、欺凌和暴力。也许,本来就不需要什么原因,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对于弱小者怀着难以言状的敌意和恶意。


爱上林丁丁就是刘峰的灾难。一天夜里,他情难自禁拥抱了林丁丁。羞愤交加之下,她告发了刘峰。曾经的全军荣誉标兵、多次立功等等一切荣耀瞬间化为泡影,背着耍流氓的耻辱,他被下放到了伐木连。


刘峰走后的何小萍只想要逃避这个恐怖的集体,可是命运并没有放过她。在一次偶然之中,她为了逃避成为主角的机会装病了。她也被逐出了文工团。


何小萍和刘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擦肩而过。在战争中,只求一死的刘峰断臂,而本能求生的何小萍疯了。两个花朵一般美好的生命,摧毁得只剩下风中残烛。


《芳华》剧照


这是一场所有人对何小萍和刘峰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屠杀的原因是根本没有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弱小和善良。刽子手是高干二代的贵族,来自城市小资家庭的小家碧玉,甚至和他们一样贫寒出身的孩子。


人们都把矛头对准了林丁丁。的确,这个貌美如花的女孩子有着蛇蝎一般的心灵,可是在针对何小萍的暴力中,谁不是有罪的呢?有添油加醋的军长女儿郝淑雯,有袖手旁观的萧穗子,也有动手撕扯的小芭蕾。


在刘峰落难的时候,除了何小萍无力地站出来叫道,我送你之外,可曾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称兄道弟的军区首长儿子陈灿没有,恋爱疼惜他的文工团政委没有,曾经受过他的恩惠的人没有。他只是孤独地走出了军营。


那个满嘴正义充满慈爱的政委,把何小萍推到了前线,他不知道其中的残酷吗?那个流着泪高唱送战友的分队长,可曾为刘峰说过只字片语?


整个以美丽著称的文工团城堡里,每一个人,都面如天使,心似修罗。


《芳华》剧照


电影里的旁白,在行将结束的时候说:到最后,只有何小萍和刘峰过得平静。真的吗?他们在岁月中已经摧残得只剩下了一口能够呼吸的空气。他们只是被世界淹没罢了。身似飘萍,心如死灰。


也许,冯小刚恰恰是用了这样的一种对比法,真正想要展示的,是那个时代的残酷和悲情呢?


何小萍和刘峰如何就成了那个大时代的牺牲品呢?他们只是弱小和善良而已,大时代的重锤本来落不到他们的身上。他们是被周遭的人陷害、迫害、加害,被扔到了那个残酷的、血与铁的、生与死的战场。


那些天使般的面孔,都带着狰狞的味道。这,就是平凡人的恶。


冯小刚试图要为林丁丁解脱。她哭倒在床上,说:他是活雷锋,他怎么能喜欢我。他让我感到恶心。萧穗子的旁白确认了这一点。


可是林丁丁真的是天真吗?她在文工团里左右逢源,招蜂惹蝶。郝淑雯看出了端倪,斥责她说:不许腐蚀我们的活雷锋。林丁丁不过在利用刘峰的爱,为自己制造了最舒适的环境。他就是她的沙发。没有人会爱上沙发。她的计算和精明多么精确啊:在解散的第二天,她已经赶回上海签证了。


林丁丁不是天真。林丁丁就是那个时代的多数人,自私、恶毒、残忍。她并不想陷害刘峰,但只要一丝一毫沾染了她的利益,她马上就化身修罗。


《芳华》剧照


冯小刚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定罪。而忏悔呢?忏悔在哪里?我的朋友李多钰在公号“开屏映画”里天真地写道:“高调文艺的冯小刚也能保持在镜头里不带一丝批判,像没事人一样开一场‘送战友’的卡拉OK大会。”纯洁的多钰啊,你怎么能够以同理心去想象: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发誓要忘掉所有他们伤害和屠戮过的人,记住自己的美好和光荣,去追求美丽新世界。


两个姣好而鲜丽的生命,被他们的自私、恶毒和残忍,送进了战场的鬼门关。他们没有任何愧疚、没有任何忏悔、没有任何遗憾。他们说:这是时代的错。


冯小刚也是这么认为的。两颗平凡的尘埃,落在时代的修罗场里,他们本来就应该成为牺牲品,这是大时代的宿命。


在那个时代,他们都这么认为。


忏悔·广场舞


然后,他们就这样带着自私、恶毒和残忍,带着绝不忏悔的心,来到了新时代,来到了城市,来到了市场经济。


《芳华》的结局空洞而无力。不过没关系,他主演的电影《老炮儿》,其实作为早早拍成的续集,已经诠释了他们这个时代的人要的是什么。


他们要整个时代都承认他们是美丽的,是胸怀理想的,是有着改天换地的情怀的。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推诿给了体制和时代,推诿给一些人,推诿给一些事。


《芳华》剧照


错的是那个时代,不是他们。仿佛他们没有从那些恶毒的伤害中获得快感,从那些放肆的破坏中寻找利益,从那些残暴的屠戮中冉冉上升。


广场舞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给这个时代的最好的解释。每到傍晚时分,整个中国所有的广场上就欢声四起,鼓乐震天,喧哗得整个国家头痛欲裂。尽管城市的天空和宁静是属于所有公民的,但他们不在乎。他们只要他们的幸福。他们像林丁丁一样自私:只管自己的生活,不在乎别人的死生。


他们在地铁里肆意地抢座位,他们在大街上咒骂和吐痰,他们在旅游中喧哗和吵闹,他们到整个世界去抢黄金,他们在所有的城市里抢房子,他们组织唱红歌,他们诅咒日本鬼子,他们写信要求禁演韩国的偶像剧,他们指控大学里的老师思想太放纵,他们谩骂90后太浪荡。他们缅怀领袖,怀念青春。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不曾参加过内战,殴打过老师,举报过自己的小伙伴,当过红小兵,串联到过北京。


《芳华》剧照


他们生儿育女,和那些无罪的人一起上学,成为技术官僚或管理人员或专业能手,开始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要抢占资源,躲避危险,慎言道德,但要出人头地。


然后他们退休了。他们开始组织广场舞,成为严格审核资质的丈母娘,含饴弄孙并开始为下下一代抢夺资源。他们是家中的慈严,是社会的暴君。


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宽容,想过公共,想过社会。他们不曾拯救过环境和野生动物,对弱小和善良怀着深刻的敌意和恶意,对弱势群体充满着鄙视和厌弃,对公共秩序和道德从来躲避与背离。这一切,都延续了林丁丁和郝淑雯的行为逻辑。


他们带着毫无愧疚的心,创造了新生活。陈灿到海南去拿地了,萧穗子在书店里签名售书,郝淑雯带着儿子买最时兴的变形金刚,林丁丁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上拍写真照。如果不是碰见了刘峰,他们早就忘记了他们曾经侮辱和伤害过他们。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道歉过。


他们在文工团里的时候,年轻而轻浮。他们的行为可以被原谅: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忏悔。忏悔他们曾经毁掉 42 45212 42 19094 0 0 8255 0 0:00:05 0:00:02 0:00:03 8255两个年轻生命的罪恶,并且一生都为此而赎罪。


可是他们没有。他们每年聚会,缅怀青葱岁月,感叹韶华老去,骄傲儿孙满堂,歌唱祖国崛起。


我没有读过严歌苓的小说,不知道到底是她本来就缺乏这样的反省,还是根本冯小刚就没有读懂她的小说?为什么,在显露了那么多的残酷和迫害之后,那些所有的人,都还能像广场舞上的那些大妈一样,那么快乐无忌,风轻云淡?


我突然想起凤凰网当年的名篇,《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是什么让那些坏人可以从容地变老?


是他们不曾忏悔,是他们不曾认错。


文工团里,阳光如同黄金一般洒在那些健硕、柔美而紧致的皮肤上,荷尔蒙如同壮阔的音乐一般飘散。青春如同小鹿乱撞,生命像花朵一样盛开。这就是冯小刚给我们制造的《芳华》。


他和他的同龄人一样,拒绝忏悔。而且,他们还要肆意美化他们的青春,发誓忘记他们曾经犯下的罪,和让别人流过的血,粉饰出一个充满着理想的、天真无邪的、唯有阳光和爱的世界。


他们以坚定和无耻的决心,拖延、毒害和阻碍着这个转型的国家走向宽容、公共与自由的新时代。


他们所有的芳华,腐朽、发酵、翻腾,全都释放成了广场舞震耳欲聋的喧哗。


《芳华》剧照




延伸阅读:


从七王之乱看皇权的蛮不讲理


作者:长河一水; 来源: 长河小溪


        西汉早期有过一个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是被封建时代树为榜样式的皇帝,勤俭,勤政,爱民。文景之治也被后世视为太平盛世,常常被后人追颂效仿。一切的一切都给人感觉,那是一对明主父子,是一对贤君父子,好人。咱们中国盼了几千年的好皇帝就应该是那样。
    其实皇帝就是皇帝,所谓好坏,实在是相对而言。
    文帝时期有个七王之乱,七个诸侯国王反叛。为啥要反叛?按官家的说法,当然是他们心怀不轨犯上作乱要当皇帝,也因为这样,所以,不管是贾宜的《治安策》,还是晁错的《削藩策》都是没错的。治安策的本质就是要压制地方势力,包括民间老百姓的势力,压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以保证皇权的稳固。削藩策更是直接了当。
    七王最后造反,领头的是吴王,为什么是吴王,因为他的儿子去长安陪太子玩,就是后来的好皇帝景帝玩,结果在玩耍中被太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就这样被打死了,做家长的能不愤怒吗?这不是赔礼道歉就能解决的事情吧?结果连赔礼道歉都没等到,相反等到的是一番羞辱。尸体被送回来,不好意思,我儿子把您儿子打死了,现在送回来让您给埋了。够仁至义尽,还让您埋了。
    那边打死我儿子,这边又要削我的封地,什么意思?是不是最后让我步我儿子的后尘埋一块?这时候不造反还是人吗?还是儿子的爹吗?就这样,吴王联合了另六家王一起造反。
    那些王为什么也跟着吴王一起造反?说白了,你不讲理,你不公正,今天打死吴王儿子,明天又要打死谁的儿子?还要等你来一个一个收拾?于是得道者多助,七王就反了。只是皇权的势力还是大,结果七王被平定。
    如果文帝在事情发生之后,不是说把人家儿子尸体送回去,而是把自己的儿子杀掉,两个尸体一块送给吴王,吴王还能反吗?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事情。就算舍不得杀自己的儿子,判个活罪关进牢里,也算是一个表示吧。结果,只有自己的儿子才是儿子,别人的儿子不是儿子,天下人都可以死儿子只有自己不能死儿子。结果就是七王反叛,拉着全天下人为他的儿子买单。是的,全天下人都可以死儿子,只有他自己不能死儿子,这就是皇帝,还是被树为皇帝榜样的好皇帝。
    咱们总说要讲理,什么是理?公平公正就是理。你不公正,小的家庭不和,中的企业混乱,大的,就可以天下大乱,大家一起死儿子。
    至于什么是公正,大家心里自有一杆称。




延伸阅读:


《南京暴行》与 ”六百万”

作者:子皮; 来源:· 炼金手记




《南京暴行》

前些天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令不少人提起《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以下简称《南京暴行》)。

《南京暴行》出版于1997年。作者是美国华裔女记者/自由撰稿人张纯如。张纯如1968年出生于美国,父母是移民美国的台湾学者。外公张铁军是国民党要员,经历过抗战时的颠沛流离。从小时起,在外公那堆满中国古籍的书房里,张纯如被一遍遍告诫着,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

张天性多思、敏感,充满激情,虽然张的父母都从事理工,张从小就着谜于文字。张从小就有远大抱负,据她的母亲说: “我是觉得她是有一个目标的,她就是想要写一本很好的书变成世界名作家,这个是她的梦想。”

1991年,张的导师将她介绍给出版人苏珊 · 拉宾那,后者要她写一部关于从美国回到中国的 “导弹之父” 钱学森的书。三年后,张27岁时,她写钱学森的书《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出版了。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虽为钱的传记,张却从未采访过钱本人。书中对钱在美国五十年代被怀疑为GC者,被剥夺接触国家机密技术的遭遇很是同情,对钱的才华和成就也十分赞美。书中张对钱后来的彻底G化和支持8平方不以为然,当然,也就是不以为然而已。

刚开始写《蚕丝》时,有一次张和母亲长谈。张兴奋地向母亲讲起她的新书,以及第二本书的选题计划。张盈盈对这些选题都不感兴趣,她告诉女儿:至今仍然很少有描写二战中中国的英文书籍,然后谈起了南京大屠杀。这便是《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缘起。

张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1994年12月,张在在加州看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极其震撼  —— 张天性敏感,可想而知这些照片给她带来的刺激。

1995年盛夏,张纯如从美国来到南京,开始探寻六十年前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张纯如跟随向导穿行于当年城边的各个刑场,又走进小巷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

收集资料9个月后,张开始了《南京暴行》的写作。写作此书使张纯如十分痛苦,她体重减轻、经常恶梦,头发一团团地脱落。但张写作时充满了使命感, 她告诉母亲说: “我要将这些遇难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

一年后,《南京暴行》出版了,非常成功。《南京暴行》很快在全球最权威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上升到第15名。29岁的张纯如身为华裔,而且如此年轻,就成为知名的畅销书作家,这使张和她的父母都非常激动。

张纯如


《南京暴行》出版后,张纯如又出版了《美国华人》,记述华人移民在美国的艰辛历程。其后,张又准备写一部关于美国战俘在日本受虐待的书。不幸的是,张患上了抑郁症,而且越来越严重:她有时几天几乎不吃不睡,身体极度衰弱;时而郁郁寡欢、神情恍惚,时而情绪暴躁、脸色铁青。她患上了迫害妄想,幻听幻视CIA在跟踪她。最后一个星期,她拒绝父母来家中探望。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自己的汽车内,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36岁的生命。留下年迈的父母,丈夫,和年幼的儿子。

迄今为止,《南京暴行》一书,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获得的主要是正评。毕竟,很少有人会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和它的残酷,而且很多人认为,南京大屠杀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从提醒中国人﹑日本人﹑和全世界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是正当的。

在中国大陆,由于某些原因,4-9年后三十来年,“南京大屠杀“几乎被彻底遗忘。日军的暴行﹑中国民众的苦难﹑国民党将士的牺牲,统统被某种杜撰的光荣遮盖。30年后,由哑声又突然变为政治喧嚣。然而多年来,从来没有过任何公正严肃的﹑政治中立的对南京大屠杀记录与探索。

80年来,除了日本的一些研究,与西方个别的记录与关注,对南京大屠杀的长篇著述,竟然只有一本《南京暴行》。

《南京暴行》饱受称誉的同时,也受到不少质疑。质疑者当然有感情用事的日本极右派,但也有从学术角度出发的学者。

对于此书的质疑,主要从四方面:

一是《南京暴行》包括了作者对日本民族与文化的成见。张在开篇中说,她不打算评判日本人的文化特征。但很快,她在书中写道:“日本民族性 ——血腥交易﹑武术竞争﹑武士精神及武士道法则“,使得”‘通往南京的道路’贯穿在日本文化的骨髓之中“。 “ 斯坦福历史教授肯尼迪(David M. Kennedy)对此评说道:” 指责和愤怒,而不是分析和了解,是本书的主题。尽管愤怒是道德上必要的回应,但在智慧层面上,仅有愤怒远远不够的“。

二是张断言日本作为国家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上,日本国会图书馆至少有42本关于南京大屠杀和日本的战时罪行的书,很多日本老军人发表了他们的回忆录,坦白他们所犯下罪恶或见证暴行。在多年的政府否认后,日本中学教科书现已把南京大屠杀记载为公认的事实。相反,张书中没有引用一本日文书,从侧面显示了她对日本缺乏细致的了解。

三是张书中有若干细节有错误。日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秦郁彦(Ikuhiko Hata)认为,此书中的11张照片是被曲解或伪造。例如张书中引用一幅中国妇女儿童与日本士兵过桥的照片,照片下注解说:“日本兵驱赶数千名中国妇女,其中大多数人被轮奸或被迫成为军妓“。秦郁彦指出:这张照片最初1937年刊登在在日本一家报纸上,是为了表现日本占领下中国村民的和平场面。


四是南京大屠杀的总人数被质疑。张在书中肯定死者人数超过三十万,但是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

日本历史学教授秦郁彦, 多年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秦郁彦在论文中结论:南京大屠杀的平民死者,大致在38000到42000之间,有较小的可能高达60000。秦郁彦的数字没有包括战斗中牺牲的中国将士和后来被杀害的便衣士兵——南京失守后,中方没有正式投降,而是解散了军队,使士兵混杂在平民中。日军先是杀害便衣士兵,然后终于发展为屠戮平民。

199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张纯如遇到秦郁彦。张质问秦:你为什么怀疑日军战俘所说的,几十万中国人在南京被屠杀的证词?秦郁彦说:酷刑和逼供使日军战俘的证词不可信。张听罢当场走出会场。在场的很多人非常激动,对秦郁彦大声斥责詈骂。此后,很多中国学生对秦郁彦深恶痛绝,他到几个大学的演讲因中国学生的抗议而取消。

张纯如在一封公开信中,认为人们不该引用秦郁彦对她的质疑,因为秦郁彦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因为:秦郁彦曾给一个“极右杂志”撰稿。

这个杂志为什么是 “极右杂志“?张纯如说:因为这个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质疑纳粹用毒气室杀害犹太人。


六百万

很多中国人也许不太了解,在西方,质疑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包括仅仅质疑它的细节,例如质疑6百万死者这个数目,或死者是否死于毒气室,是最最大逆不道的言论。

“大屠杀“ 有个专门的词,英文叫holocaust。Holocaust在英语中本是大屠杀的意思,源自希腊/拉丁语,但二战之后,holocaust几乎变成了纳粹杀犹太人的专有名词,等于希伯来语中的Shoah,不可胡乱用来描述别的屠杀。张纯如的《南京暴行》一书在书名(“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和书中几次将南京大屠杀与对犹太人的holocaust相比,结果被犹太学者狠狠地批评了(本文后边还要说到)。

在西方你可以烧国旗,撕圣经,在总统的画像上喷猪血,但你万万不可质疑大屠杀。在英,美,加拿大,质疑大屠杀虽不犯法也不会下狱,但会声名扫地,丢工作,丢执照,饱受鄙视。例如上文说的日本学者秦郁彦,因为在发表了质疑毒气室文章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便被张断言为不是严肃的学者,其言不可信,可见质疑大屠杀之严重性。

而很多欧洲大陆国家(如德,法),公开质疑大屠杀是刑事犯罪,可能下狱。2016年9月,德国小镇Vlotho的一位88岁的老奶奶,海沃贝克(Ursula Haverbeck),给镇长写信, 信中说奥斯维辛不是一个集中营。

因为这封信,海沃贝克被判处8个月徒刑。

海沃贝克不服,在庭审后给记者发传单,坚持她对奥斯维辛的质疑,她说:“只有真相能给我们每个人自由“。因此,法庭给她再加了10个月,总共18个月刑期。现在海沃贝克已坐了4个月,这位89岁的老人还要坐14个月牢,她的律师还在继续上诉。


今天世界上的各种大屠杀质疑中,除了个别疯狂的纳粹追随者,很少有人不承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 纳粹非法剥夺犹太人的财产,非法歧视﹑驱逐﹑监禁﹑甚至直接杀死犹太人,使很多犹太人在集中营悲惨地死去。

今天的大屠杀质疑,主要针对两点:一是总人数是否是6百万,二是毒气室是否存在。

据二战前1933年的人口普查,欧洲总共有950万犹太人, 分布在后来的德国控制区的犹太人,大约有650万左右。但是后来由于纳粹的反犹政策,大批犹太人移民到英﹑美﹑瑞士﹑巴勒斯坦 ……,所以后来的德国控制区,犹太人是否有600万,不得而知。

如果死亡人数真是600万,那么就等于德国控制区的犹太人基本都死了,幸存者寥寥无几。但是二战后,有很多犹太”幸存者“,要求德国对他们遭受的迫害赔偿,德国总共已赔了890亿美元(不包括通货膨胀),今天还在赔。

美国犹太人芬克尔斯坦(Norman Gary Finkelstein),父母双方家庭都有人在大屠杀中亡故,芬克尔斯坦对大屠杀的过度宣扬十分不满,他把这种宣传称为 ”大屠杀工业“。他认为:”大屠杀工业” 对大屠杀的不实描绘和过度渲染,是为了金钱利益,以及帮助以色列把自己装饰成一个“受害国家”,以掩饰它对人权的践踏。芬克尔斯坦记得小时候母亲抱怨犹太人:"控诉大屠杀时家人都死了,要求赔偿时家人又都活了。" 芬克尔斯坦如此直言,当然招来无数詈骂,但他本人是犹太人,父母又都是大屠杀幸存者,所以才没人能拿他怎么样。

另外一个用于质疑六百万的数据是:1938年的《世界年鉴》上,全球犹太人数量为16,588,259。 战后1948年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说,全球犹太人数量为至少15,600,000,至多的18,700,000。这显然与杀害了6百万不能吻合。

二战结束后公布六百万这个数字时,公布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了4百万。其他各处,东加西加,总共有两百万。苏联垮台后,脱离苏联控制的波兰,在1992年宣布: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死亡人数,实际只有150万。所以奥斯维辛的死亡人数一下降了250万。但总人数仍是600万。无人敢问一句这少了250万的事。

这死掉的600万,基本找不到尸骨。从来没有找到任何集体坟墓。据称都被烧掉了。据大屠杀的官方资料,奥斯维辛的1百多万人,死于二战最后两年。据官方显示,奥斯维辛有52个火化炉。即使现代高效的火化炉,焚化一个尸体需要60-70分钟。火化炉不能连轴转,需要检修,一般一天只能工作12小时。所以大约一个火化炉大约一天最多可以焚化12个尸体,那么奥斯维辛的最后两年只能焚化:12x52x600=374,400 个尸体,远远不到100万。

大屠杀的第二个主要疑点,是毒气室。

据称大屠杀的绝大多数,都死于纳粹所建的毒气室。而所有被英美联军解放的集中营,包括所有在德国的集中营,都没有发现任何毒气室。只有被苏联解放的集中营,才据称发现了毒气室。数年后,外人才被允许参观这些 “毒气室“。

据称毒气室所用的气体是齐克隆B(Zyklon B)。齐克隆B由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所发明,作为杀虫剂,常用来除虱。有证据显示,二战时的德国集中营用齐克隆B气罐除虱;而战争快结束时,因为交通被联军炸毁,所以集中营无法运进齐克隆B,因而无法灭虱;体虱传染,造成斑疹伤寒大流行,成千的人因此死亡。

注入齐克隆B房间,需要好几个小时通风才能排干净。而关于毒气室的证词中说,毒气室的人死后十分钟,德国士兵就进去清尸体,这显然不合事实,因为这样德国士兵也会被统统毒死。

建造密不透风的毒气室,显然是技术上的细活,它的设计建造,一定会有图纸和数据。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事无巨细都有记录,却独独找不到任何关于“毒气室“的图纸﹑数据﹑建造和使用的说明和记录。

关于毒气室最初的证词,来自集中营的指挥官魯道夫 · 霍斯 (Rudolf Franz Ferdinand Höss)。1983年,英国作家Rupert Butler,出版了一本反纳粹的书《死亡军团》。书中引用了一位犹太裔英国军官克拉克(Bernard Clark)的证词,描述他对霍斯的刑讯:

“囚犯被从铺上拖下来,睡衣从身上扯掉。他被赤条条地拖到了一个屠宰桌上,克拉克一刻不停地尖叫着抽打他。

后来,队医说:“别打了,除非你想拿回一具尸体。”

他们把霍斯扔上车。一个中士把威士忌倒进霍斯喉咙里,但霍斯仍然是一副昏睡的样子。

克拉克用棍子撑开克拉克的眼皮,用德文说:“把你的猪眼睛睁开,你这头猪!”

霍斯仍然重复着他的辩护:“我从希姆莱 (Heinrich Himmler, 德国内政部长)那里接到命令。我是一名士兵,就像你是士兵一样,我们必须服从命令。“

夜里三点左右,一行人回到了海德。雪仍然在下着。霍斯赤身裸体地穿过监狱的院子走到牢房。

花了三天的时间,他们才从霍斯那里得到一句连贯的证词。霍斯一旦开始坦白,就什么都说了。“

不久,霍斯在他的证词上签字。证词上说奥斯维辛在他在任期间,有3百万犹太人死于毒气室。证词还交代了各种毒气室的细节。证词是英语写的,而霍斯不会读也听不懂英语。

刑讯逼供在二战后的军事法庭上并不鲜见。参与马尔默迪一案的美国宾州的法官Edward L. Van Roden,后来在书中说,在此案的审讯中,受审的139名德国军人中有137人,睾丸遭受了不可补救的永久损伤。


真相给我们自由

对张纯如《南京暴行》一书,最权威的批评来自约克大学的教授佛格尔 (Joshua A. Fogel),他撰文批评了张书中的各种不足之处。佛格尔文在结尾处说: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冒犯的是:它把南京杀戮称为 ‘被遗忘的大屠杀(holocaust)’” 。

佛格尔作为犹太人,也许觉得其它的死亡与屠杀不配 “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这是用来称呼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害的神圣词汇。

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的。每一个无辜被残害的灵魂,无论是在日军刀枪下,或者在纳粹集中营里,都应该被世界记住,都应该得到活着的人的最纯洁的祭奠。

而我们能给与死者的最纯洁的祭奠,就是真相。所有对真相的掩饰,所有无论出于任何目的编造,任何夸张与缩减,都是对死者的亵渎。

人类历史上从来不乏暴力,而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不幸成为最血腥的世纪。世界也许并没有留意:仅仅在东方中国,就消失了几千万无辜的生命。

走过最血腥的二十世纪,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人类之所以接连不断地相互残杀,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舍弃暴力,更因为我们没有勇气舍弃谎言,没有勇气面对真相。

最残酷的杀戮常常有着最高尚的借口。而 “以正义的名义杀戮“,通常始于 ”以正义的名义撒谎“, 和 ”以正义的名义禁言“。

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死了4万还是30万?纳粹集中营是死了一百万还是六百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向死者发誓:我们要竭尽全力寻找真相,为你们,为我们,更为我们的后代。只有真相能给我们每个人自由,只有真相能给世界和平。







【作者简介】子皮,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巴黎大学博士。现居美国从事量化金融工作。近年谋生之余,有时写字。作品发表于电子平台及《青年作家》,《文综》和《侨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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