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成就了希特勒
来源：濮阳新爆点
我今天的话题是戈培尔是如何成就希特勒的。至于他算不算是政治家和演说家我没有兴趣。
戈培尔是如何成就希特勒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是全面掌控舆论工具，一是全面消除非不同声音。有资料显示：纳粹党刚上台时帝国有各类杂志7000种、各类日报和周报4700种。这些报刊杂志代表着各不相同的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工联组织和政党，受纳粹党控制的报刊杂志不到总数的3%，两年后，帝国报刊杂志总数量仅剩下了2527家，而纳粹党控制的数量则上升至82.5%”。
纳粹党为何如此看重舆论工具，是因为宣传部长戈培尔对舆论的作用有着不同常人的见解。他认为，舆论的功能如果只是向人们提供精神食梁那是落后和陈旧的观念，必须赋予它政治的任务。他的理论是：
“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就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理论改造人民。”
为了抓牢媒体，纳粹党制定了《报刊法》和《编辑法》，以对记者和编辑人员严加管控。新闻业成了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法律规定：所有的记者和编辑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而且必须是雅利安血统，即使配偶也不得是犹太人；任何报刊无权自行随意招收编辑人员。编辑们只有在纳粹当局管辖的职业登记表上登记后才能从事新闻工作。
媒体的行为是完全受制于国家的，“报刊不得刊登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是内在力量，和可能破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可能有损于德国荣誉和尊严的东西”。
编辑们要为自己报刊上印出的每一个词负责，是不能出错的，哪怕是很小的失误，轻者丢饭碗，重者会被投进大牢。
国家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前，记者们会收到有十多页打印好的“指示”。
打印好的“指示”都是记者们必须执行的。“指示”具体到哪些新闻应该报道、哪些只能一带而过，甚至连新闻标题应该如何做都作了规定。简而言之：每一句话，每一张照片都必须符合党的要求。
宣传部长戈培尔几乎每天都要亲自会见在柏林的各主要报纸和电台的主编与台长们，向大家宣读他汇集的世界各国的最新消息，发布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指示”非常的具体，什么新闻以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角度采用什么样的标题报道，他都要逐一仔细交代。至于各主要报纸当天应当写怎样的社论和评论，他更是要求明确。
广告是不允许乱登的。戈培尔曾直接“警告各家报纸不要刊登为无子家庭寻找佣人的广告”
有资料显示：从1933年开始，记者和编辑们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官方既定观点的橡皮图章，他们每天在报纸上盖上标记，表明他们已看过那篇材料了，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工作。”
我的意思是说：在戈培尔的领导下，纳粹党控制的2527家报刊文章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据说，戈培尔的一个和他关系很铁的手下曾经有一次向他表示不满，说：如此这般，还不如办好一张报纸好呢，省人又省钱。戈培尔听后怒发冲冠，顺手给了手下一记耳光：你懂个狗屁。钱它算根鸡巴毛。
戈培尔对自己的工作颇感满意。
当然，他也有心烦意乱的时候，因为记者中毕竟有执意坚持职业操守的，有敢于揭露纳粹宣传机器内幕以及纳粹当局如何操纵新闻报道愚弄民众的。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一家插图杂志社就刊登了一位无线电技术员放映黄色影片的照片，而这张照片偏偏就登在战场特别公报前面。
戈培尔为此大发雷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咬牙切齿、凶相毕露，威胁说要把任何胆敢“亵渎国家重要新闻程序”的人投入监狱。
自然，那家插图杂志社的总编和编辑是少不了进去了。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戈培尔要求每天大部分的主要报纸必须以剪报的形式送到到部里，各种重要消息、社论以及读者来信都必须由报界主管们亲自加以确认分类，尤其是重要和关键之处要用蓝色铅笔划出，标明要由他亲自审阅。
有时戈培尔会担心口头的指示容易引起误解，他会同时给柏林各个媒体下达书面指示，外地媒体则发出电报指示。为了加强这些指示的实施，戈培尔还在德国全境建立了一个审查网络，监视地方的各家报刊。宣传部抽调专门人员审查各媒体，每天都要审读媒体发表的文章，一旦发现有媒体违规，没有服从宣传部所下达的新闻指示，就会立即上报，视情节轻重立即给与不同惩处。
举个例子：1936年，柏林的《八点钟晚报》刊登了一篇醒目的标题“要求再征收10亿税收”。尽管报道的是事实，但还是令戈培尔十分恼火，觉得这让政府失了颜面，扰乱了民心。结果，这家编辑部的全部财产遭到查抄没收。埃森市的编辑和出版商因为一个排版错误，就被抓进了集中营。
尽管如此，他并不是随心所欲无所不能。主要是一些外国记者，常常让他有些一筹莫展，苦于无法对他们施加影响力。
如何对付这些外国记者，戈培尔绞可谓是尽脑汁。有资料说，对付外国记者，戈培尔曾经想出了“一拉一打”的方法。
怎么“一拉一打”？是这样的：二战期间，由于纳粹德国实行食品配给，戈培尔采用物质利诱的招数。他的指示，外国记者除了拥有普通的食品配给卡之外，还可以得到重体力劳动者享用的特殊配给卡。他命令把这些特殊的配给卡，在每两周举行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参会者分发，同时还命令宣传部不断地举行一些招待酒会，用市面上少见的精美食品来款待外国记者。
戈培尔异想天开地认为，可以用这些香肠和黄油来封住记者们的嘴巴，把这些老外们吸引到自己这一边，然后把他们服服帖帖地绑在纳粹宣传的战车上。
对舆论的控制当然不仅仅是报刊。20年代末期，德国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数量大增，有声电影也开始问世。戈培尔将收音机视为操纵公共舆论的最有效的武器，是帝国元首的一个新的宣传平台，仅1933 年期间，希特勒就对全国就进行了45次广播讲话，几乎每周一次。希特勒很开心，戈培尔也很得意。可问题来了，听众反响很差。原来在广播室里，希特勒的语速过快，吐字不清，收音机旁的听众听得稀里糊涂，更甭说有兴趣了。元首生气了，他需要有听众的崇拜，需要有听众五体投地般的欢呼和鼓掌的效果。
这些难不倒戈培尔。他下令：今后元首广播讲话时要确保有听众，各部门要组织集体收听；此外，部长还派人将高音喇叭安装在城市大街小巷，并命令政府部门、工厂、商店、办公室、啤酒馆、所有公共场合甚至露天广场都必须安装大型收音机或扩音器。宣传部专门下发文件规定，凡是第三帝国的重要节日，一切工作及活动都必须停下来，保证让每一个帝国臣民都能够围聚在收音机旁或高音喇叭下，认真聆听元首的教诲。部长还下令叫成千上万为党工作的街区广播管理人员组织家庭主妇和零散人员集体收听，并且进行监督，任何时候只要发现有人对新闻广播发泄不满或进行抱怨，要立即上报，予以严处。
戈培尔还亲自审定广播时间表，每天要播送19个小时的节目，“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专门为宣传服务的的评论、演讲和戏曲。其他时间是新闻和音乐”这种狂轰乱炸式的宣传正是戈培尔所要达到的效果。
戈培尔人很精明，他清楚地知道，人有逆叛和反抗的本能，但同时人也有服从权威的本能。只要有一个高明的操纵者，对这两种本能加以适当的刺激与控制，并让两者能巧妙地平衡，就成产生培养极权统治的土壤。他告诫手下的广播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节目枯燥乏味！”“我们有决心对人民群众施加影响，直到他们归属于我们。”为此，他对每一个电台的播出节目极其关注，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他曾指示维也纳的一家电台，不要在上午十点钟播送“过于伤感的维也纳管乐队的音乐”，这样使听众神经不安，影响一天的工作情绪。
对于收音机，戈培尔是有特殊要求的，第一，不能太贵。厂家被迫生产一种叫“大众牌”收音机，当时的价格仅为30多马克；第二，不准收听外国电台。结果卖给第三帝国臣民的收音机搞成了“半残”，只能接收国内广播信号。对于收音机的管控，不仅对老百姓，就是宣传部的官员以及因工作需要而必须收听国外电台的国家公职人员也严加管控，必须经过特殊批准才可以收听，而且这种机会也只限于工作时间以内，若擅自将工作权限扩展至下班则属于偷听，将会受到严厉处罚。任何因公收听国外电台的人员有义务守口如瓶，任何向第三方泄露信息者的行为将会招致监禁。
经过戈培尔的一番努力，到1938年有950万台收音机进入德国人的家庭，实现了“每家一台收音机的目标”，他自豪地向元首报告，当第三帝国的最高领袖发表演讲时，他可以召集5600万听众。“我们通过无线电广播已经消灭了反叛精神。”
如果说戈培尔对收音机的喜好是出于尝试一种新的媒体传播方式，那么他更钟情的则是电影。这或许其中有个他自己不便明言的隐私：戈培尔的情妇就是一个轰动德国影坛的电影明星——丽达•巴洛娃。为了这名情妇，他甚至要不惜辞去自己的职位，宁愿到日本去当大使。为此，希特勒异常震怒，指责道：“作为德意志的部长，不能放任自己卷入这样的私生活丑闻，必须放弃巴洛娃，并且永远不许再见到她。”尽管作为宣传部长的戈培尔能言善辩，但面对尴尬的局面也无言以对。一方面元首的指示高于一切，另一方面从自己今后的仕途考虑，当爱情妨碍到权力升迁时，舍弃的只能是前者。同时一旦丑闻败露，戈培尔自己在民众面前精心打造的好男人形象也会一落千丈，权力与声誉是支撑戈培尔的春药，更何况他自己的妻子在第三帝国也是富甲一方的头面人物，权衡利弊，割舍这段私情，戈培尔内心也就释然了。希特勒不放心，怕戈培尔中途变卦，立即命令柏林警察局长赫尔道夫伯爵将巴洛娃请到警察局处理善后事宜，送出了德国。
1933年德国上映了一部犯罪题材的悬疑影片《马布斯博士的遗嘱》，该片是由国际电影史上影响最大，与希区柯克、卓别林并驾齐驱的弗里兹•朗大师导演。按照戈培尔的用人标准，本不应该任命此人负责帝国的电影生产，因为弗里兹•朗的母亲是一位犹太人，不具备“纯雅利安人血统”。可弗里兹•朗的声望太大，他的代表作《大都会》风靡整个欧洲，于是戈培尔便自圆其说地表示：鉴于弗里兹•朗的艺术成就和一战中为国效力的表现，可以算作例外。但是，弗里兹•朗本人并不买账，以自己要考虑24小时为托词，请朋友用假名购买了一张前往巴黎的火车票，当晚就逃离了纳粹德国。《马布斯博士的遗嘱》这部影片描写是一个疯狂的犯罪天才马布斯博士通过贿赂疯人院院长，然后躲在病房里指挥着一批强盗进行犯罪。电影中的台词：“马布斯博士知道，只有破坏和消灭，才是最好的拯救世界的方式！他头脑中的遗产将会改变世界！”让人非常容易联想到希特勒的恐怖主义和纳粹党企图毁灭一切的口号。
1933年10月，戈培尔在自己的新官邸举办了生日庆祝会后，观看了这部电影。看完后，戈培尔的儿子哈尔德•克迈特兴奋地对他说：“爸爸，这部电影挺棒！”不料，宣传部长沉下了脸：“我准备下令禁演这部电影。我之所以要下令禁放这部影片，是因为它告诉人们，一个男人组成的极端果决的集团，一旦他们真的愿意，他们就一定有力量用暴力把整个国家翻个个儿。”
说翻脸就翻脸。前两天戈培尔还赞许弗里兹•朗，并向希特勒推荐他负责帝国的电影生产，现而今立刻宣布禁演，前后态度变化之大简直判若两人。
在帝国，一部影片是否可以上映，完全凭借戈培尔的好恶。这一切就像希特勒的助手赫尔曼•戈林总结的纳粹党国对文化和艺术的态度：“无论什么时候我听到‘文化’这个字眼，我就会把手放在左轮手机上”。
1934年2月帝国颁布的《电影法》给予戈培尔对每一部德国生产的电影审查的生杀大权。在希特勒掌权的12年内，纳粹政府总共拍摄了1500部电影。在这些电影中，不论是宣传片还是娱乐片，它们必须按照宣传部长的要求，上映时都要附带受国家管控的每周新闻影片。这样一来，帝国的老百姓哪怕是坐在电影院里，也得接受纳粹的宣传，而对于帝国和帝国以外世界的了解，也只能通过戈培尔审定过的报纸、广播和电影。
戈培尔声称：要把电影变成一种宣传工具，因为它是最能俘虏大众的手段。在他的控制下，电影制作一方面要歌颂纳粹党的伟大与光荣的奋斗史，一方面要树立“人民公敌”的罪恶与丑陋，播撒对犹太人的仇恨。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纳粹德国以及德军占领区的电影院中充满了不是像《意志的凯旋》《信念的胜利》《奥林匹亚》《冲锋队队员布兰德》《希特勒青年团的奎克斯》《汉斯•魏斯马特》这类歌颂希特勒与纳粹主义，或美化纳粹冲锋队的影片；就是像《罗伯特与贝尔兰特》《亲爱的犹太人》《没完没了的犹太人》等等这类散布反犹主义的的影片。在反犹的影片中，犹太人被丑化成从阴沟来钻出来的鼠辈，准备占领全世界，因此，为了日耳曼民族的最高利益，德国人必须将他们全部杀掉。
更叫人厌恶的是，德国老百姓看电影时还必须受到限制，每部正式影片放映之前，首先都要播放纳粹宣传部审定的宣传希特勒的社会活动、纳粹经济成就或军事胜利的新闻纪录片。剧统计，仅1942年每周的新闻纪录片就高达2400个拷贝。
观众到电影院不是娱乐与享受，而是规规矩矩地正襟危坐接受党国教育，并且还要时不时地受到惊吓。在电影放映过程中，影院的灯光有时会突然打开，这时会闯入一群凶神恶煞的盖世太保抓捕那些对电影内容不满吹口哨、起哄叫喊的观众。
曾有记者发现一个令人寻味的现象，在德军占领区布拉格的影院中，电影刚刚开始放映，影院的厕所就人满为患，许多捷克观众在厕所外面排成了长蛇。原来，此时观众正在逃避影院中正在放映的《新闻周报》的纪录片。
戈培尔不遗余力地将纳粹党的“一体化”政策运用在所有的文化和艺术中。纳粹采用“一体化”含的义是，极*权统治要通过国家机器，对经济、政治、教育、宗教、文化、艺术乃至家庭实行自上而下的统合。换言之，纳粹党所代表的利益与意志要对第三帝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现全面的专*政。纳粹宣传部向德国人民宣称：党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元首又代表着党的意志，因此，人民必须按照元首指引的方向前进。听希特勒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就是听从祖国的召唤。
美国记者威廉•L•夏伊勒曾说：在德国收听外国外国电台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纳粹的J*权体制就像一个黑色的大染缸，无论什么人，也无论之前是什么颜色，一旦掉进这个大染缸都会变成和它一样的黑色。有些人或许主观上还希望保持自己的本色，但是被染黑的事实已经不是由掉入染缸中的人自己所能决定的。更加残酷的是，进入这个大染缸之后，人们不仅变黑，而且还会竞相比“黑”，看谁“黑”得更彻底。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得到这个体制的赞许和奖励，才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由此，这个染缸变得越来越黑，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缺少信任，人心变得越来越邪恶，人性变得越来越丑陋，人的道德水准也越来越低下。
戈培尔对此感到志得意满，他轻蔑地表示，“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因此极易受到不良宣传的影响。要保证帝国“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实施，就必须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他认可的声音。
为此，戈培尔反复向报刊杂志和电台的负责人强调，“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在戈培尔的“导演”下，德国人享用着经过精心策划的文化盛宴，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洗脑教育，顺从替代了思考，控制替代了创造，恐惧替代了良知。艺术不再是个体自由的表达，不再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省，不再是对历史的睿智思辨，统统成了宣传和灌输。
经过这样的洗脑，就绝大部分德国人而言，“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不是恐怖、谋杀和镇压，而是秩序、平静、就业和繁荣。”“在保证有薪水、秩序、欢乐力量旅行团，还有平顺运作的政治体制……因此‘国家社会主义’使他们只会去思考工作，适当的滋养”。1951年，当德意志联邦的老百姓被问到对希特勒执政时期的看法时，“有一半把1933至1939年的这一时间形容为德国最美好的年代。”
从造假开始，到说谎结束，指鹿为马，以假乱真。戈培尔将一个嫖客改头换面，包装成一个纳粹党的烈士，把一场争风吃醋的流氓斗殴，演变成一场严肃的政治谋杀，把污水一股脑儿泼向了德国共产党，谎言编排得滴水不漏。
在戈培尔眼中，什么真相，什么事实，这些统统是扯淡！戈培尔打心眼儿里根本就不在乎那一套，不屑一顾。他认为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
在宣传部长心目中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无耻变成高尚，而且让人们心甘情愿地顶礼膜拜的手段。因此，“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在极*权统治下，当所有媒体都被专*制权力垄断成为自己的喉舌时，这时候，统治者根本就不需要再凭借权力或借助于媒体撒谎了。因为媒体本身已经蜕变成了说谎器，它会自觉、主动地按照统治者的需要喋喋不休地制造各种谎言，这可以说是J*权Z*制权力的固有属性——欺骗性——所决定了的。不难想象，J*权Z*制统治根本就不具备人民授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喉舌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从各种角度论证这种制度是如何代表人民的，是如何具有无比优越性的，是如何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而且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采取各种手段要老百姓相信这些鬼话，不撒谎怎么行呢？
一位曾经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德国牧师这样描述J*权统治对人“改造”：他一步一步地被推着，越走越远，终于越过了底线。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的脊梁一毫米一毫米地弯下去，弯下去。直到脊梁被整个折断，永远再也不会直起来。
在戈培尔看来，作为洗脑式的思想控制，自己从事“宣传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改变人的想法，而是推动行为。”因为想法是理性思考的的结果，而洗脑式的宣传恰恰是要代替和取消人的思考，让他们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就有所行动。
戈培尔的这一套可以说是“愚民”，但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智民”。当虚伪也变得虚伪时，也就无法辨别什么是虚伪了！因为在虚伪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变得心机叵测，所有的想法都变得扑朔迷离，所有人都带上面具，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掩盖起来，社会上的一切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种所谓深思熟虑并非是理性的结果，完全是趋利避害的利益选择。换句话说，每一个人言行，并非是出于社会公正或正义道德，也并非坚持是非曲直的原则，完全是一种实惠和功利的考量。
1933年1月30号的柏林万人大游行便是如此，数十万的德国人涌上街头，通宵达旦举行火炬游行，人们由衷地向希特勒热烈欢呼，向纳粹党致敬，高喊着：“一个元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投一个人的票——阿道夫•希特勒！”他们真诚地相信希特勒就是德意志的拯救者、是反抗以英美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压迫的大英雄、是自身利益的庇护神和救世主。
戈培尔所创建的极*权体制下特有的洗脑宣传体系是一种全面的、全方位的体系。它不是要占领一个人的全部思想，而是要占领整个社会的“所有人的全部思想”；宣传对象不是个别人，而是群众的每一个人，因为只有把个人融化到群体之中，才能更有效地削弱他的内心抵抗力，才能更有效地刺激和挑动他的反应，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群体的压力对个人实施影响，控制其情绪与行为。用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埃吕尔的话说，这种宣传体系就是“由一个组织化群体采取的一系列方法，通过心理操纵达到心理上的统一进而融入一个组织，它想在由个体组成的大众群体行动中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参与。”
戈培尔的洗脑宣传训练了无数甘愿以安全和忠诚的名义放弃自由，并接受训练的德国“新人”。这个政权的领袖与党魁非常成功地成为了代替德国人思考的主宰。
就像古多•克诺普教授书中所说：“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是政权不可缺少的支持，假如没有希特勒青年团坚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国经济和社会早就崩溃了。青年们通过他们的投入对战争延长起了决定性作用。900万廉价劳动大军填补了在前线服役男子留下的空缺。”“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当中，三分之一还多的人惨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或者死在国内的战场上。”
简而言之，戈培尔的目就是通过宣传的各种手段，劝服人民群众无条件地接受纳粹主义和纳粹政权，劝服人民群众按照某些方式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哪些事，一句话：听纳粹党的，与纳粹党密切合作，支持希特勒所干的一切。否则，我就“咔嚓”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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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孤岛连成大陆
副标题：南方周末新年献词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来源： 南方周末
▲三轮车上，一对夫妻紧紧相依，他们的孩子在怀中熟睡，让冬日更温暖。（视觉中国/图）
我们祝福你，祝福你的期许和梦想，在温暖的大陆栖息生长。
始终有两种力量，在我们一生中激荡。一种推着我们向外走，一种拉着我们向内收。一种力量去远方，一种力量回原乡。
这一年，我们依然在工地上挥汗如雨，依然进出写字楼风风火火，或者像候鸟一样满世界飞翔……无论我们有多忙，走得有多远，却始终被一种力量牵绊，被一种惦记温暖，被一种责任召唤。于是，我们看到阿拉善沙漠的沙生植物在公益人脚下不断绵延，看到山间角落里的尘肺病人被一个个找到送医，看到凉山格斗孤儿们被“遣送”后重新回来学习与训练。高速运转的时代陀螺，将社会切割成一个个网格，将人们隔离成一个个原子。但生命意志顽强地向外向上生长，激励我们从一个个原点走出，又将一个个原子彼此相连，让吾国斯民，遥相守望。
曾经，我们以为只要努力工作、播洒汗水，就可以自然获得更多的收入，站上更高的平台，让孩子得到更优的教育，使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总有一些意外，可能先于明天到达；总有一些事情，超出个人能力之外。交了昂贵学费，幼儿园不一定就能安全放心；住了高档小区，空气不一定就比别处清新；攒了一辈子钱，银行卡收得再紧也不一定躲得过诈骗的厄运。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独善其身越来越不可能。我们为自己奔忙，也给他人幸福。我们捡起一片废纸，也是在为自己清洁环境。你我都是社会生态链的一环，是休戚相依的命运共同体。美好生活需要你我发自内心的善意，也需要更温暖的公共产品和制度供给。政府放开生育政策，让信奉家庭价值的中国人更好地亲其亲、子其子，不仅滋养着个体的终极幸福，也涵育着中华民族的繁荣之源。
曾经，我们以为人类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历史早已教会人们珍惜和平与发展，但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版图，一直波谲云诡。有的国家将国门打开，有的却关门“退群”；有的经济体高歌猛进，有的增长缺乏后劲；有的可能遍地黄金，有的满目战乱贫病……
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警报一直在为你我鸣响。气候变化利剑高悬，核爆危机阴魂不散，霸权与恐怖主义的双头怪胎竞相疯长，基因技术与人工智能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伦理与法律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退回孤岛，自理人类的这些困难。只有深悟命运共同体的真义，穿过看似冰冷的商业与国家竞争，将一个个漂流的孤岛连成共享繁荣的大陆，我们才可能在“天下为公”中牵手大同，这个日夜旋转的星球，才不会在浩渺宇宙中显得寒冷寂寥。
时空坐标中，个体局限性总是影响对历史大转折的感知，即使亲历者，也往往在事后才突然醒悟。40年前，改革开放春雷炸响，父辈们筚路蓝缕，用一代人的时间，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让百年中国告别积弱积贫，重拾伟大复兴的民族自信。今天，“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已过中年，但新时期勇猛精进的图景，依然让人怦然心动。曾经念兹在兹近40年的“下个世纪中叶目标”，终于在2017年秋天正式由“基本实现现代化”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的接力棒，由“新时期的新一辈”交给了“新时代的这几辈”。
拉开新时代的大幕，让现代化的列车带上每一个人。我们重申古老的中华文明，只因它既凝聚于内在的德性，又延伸到无限的远方。仁不在别处，就在你光明的初心；义不在别处，就在你该走的大道；文明不在别处，就在每一个居仁由义的现代中国人。在忙碌中懂得相互关爱，在逆境中记得坚守良知。无论何时都珍惜自己的选择，珍惜你我站立的中国。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沐浴新年的阳光，一些朝向内心的期许会在琐碎的生活中诞生，一些面向世界的梦想会从平淡的日子里升起。我们祝福你，祝福你的期许和梦想，在温暖的大陆栖息生长。
祝福新时代，祝你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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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疯帝留给世人的四个教训
作者：Ibrahim B. Anoba； 译者：禅心云； 起来源：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在脱离法国独立仅仅四年之后，中非共和国就陷入了深重危机——经济失败、贫困肆虐。为了摆脱前宗主国的影响，换取其他世界大国的经济援助，戴维·达科总统实行了激进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改革。但在集体主义实验的两年之内，情况日益恶化。军队指挥官和达科的远房表弟，让·贝德尔·博卡萨上校，决心把国家从全面瘫痪中拯救出来，并于1966年夺取政权。然而，中非共和国随后迎来十年残酷的暴政、贫穷和权力滥用。这警醒着世人，绝对的权力最终不能让任何人受益。
像许多激进分子一样，博卡萨起初认真承诺改革，想要消除贫困，力图恢复民主。在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之后，他很快意识到民众的委托授权，不能给予他生杀予夺、随心所欲的力量。他与最初的承诺背道而驰，逐渐强化了国家机关的威权。
为给这一改弦更张添上合理色彩，博卡萨断定大权独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他拒绝了所有的政策选择，组建自己的革命委员会，接着又取消了立法机构和宪法。
在制度架构中没有制衡的情况下，他随意重组政府。在他13年统治内，他宣布自己为总统、总理、党主席、总司令和皇帝。任何一位内阁成员都不敢忤逆他的决定，否则就会被送去喂鳄鱼或吞子弹。
博卡萨完全成为了权力的俘虏。在其政权行将就木时，他把更多精力用于对付政治敌人，而不是实际用于经济发展。他杀害那些抗议食品价格上涨的农民、虐待醉酒者。他是一位绝对的暴君，一旦怒火中烧，所有人包括他的内阁成员都不能幸免于难。
在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中，他把最亲密的盟友、时任国务部长的亚历山大·班扎上尉，以叛国罪为由残忍处决。在1966年政变中，班扎协助博卡萨夺取政权。在受到这位独夫虐待后，班扎发动了一起失败的政变，企图推翻博卡萨。博卡萨残忍切断他的手足，把他拖过街道枪决。
无辜儿童同样受到这位疯狂皇帝的残害。博卡萨处决了一名想要暗杀他的宫廷警卫，然后给这名警卫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注射毒剂。更加恐怕的事件发生在1979年4月，他一气屠杀了大约100名无辜的小学生。
早些时候，博卡萨强迫学生和家长购买昂贵的校服（他妻子的公司制造了这些制服。）在随后一次抗议活动中，学生向他的劳斯莱斯豪车投掷石块，一下激怒了皇帝。他命令卫兵朝这些孩子射击。博卡萨和警卫在监狱里对抓回来的人动刑，许多孩子不堪折磨而死。
博卡萨1976年12月称帝后，在加冕典礼上挥霍了该国1/3的预算。他模仿偶像拿破仑·波拿巴，花了相当于现在的8,000万美元来举办仪式。光他的钻石王冠就花了2,000万美元。他甚至订做了镀金的雄鹰王座和金质王冠，还为客人准备了6万多瓶香槟。对于一个财政疲弱不堪的国家而言，这个莽撞之举极易引起经济破产。
他从没真正关心过国家的财政健康。博卡萨宁愿去度假，在高档汽车上一掷千金。他拥有17位妻子和50个孩子。他让许多家庭成员直接担任政府职务。他的家庭及其他亲信因此变得极为富有。
由于缺乏透明度，博卡萨肆意掠夺该国矿产资源以谋私利。例如，在冷战期间，他向法国供应铀矿以换取军事支持；他后来承认，他曾向亲密伙伴和外国盟友送去价值百千万美元的钻石。
在掌权之前，他的经济方案十分明了：摆脱公有制、消灭贫穷。然而，他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他将所有的公共实体国有化，并实行他个人的垄断。
随着私营部门急剧减少， 71 46462 71 32961 0 0 9603 0 0:00:04 0:00:03 0:00:01 9604们要么给发不出薪水的政府工作，要么回到农田耕作。在矿井里，工作条件极为恶劣。博卡萨掠夺了绝大部分收益，留给人们的劳动报酬微乎甚微。
在农场里，生产收入不足，人们投入的资源都打了水漂，国家很快陷入极度贫困。迄今为止，中非共和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法国1979年推翻博卡萨之后长达9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也恢复不到原有水平。
博卡萨在未受禁锢的状态下，死于首都班吉舒适的家中。尽管他死去21年，可对于那些承受他贪婪和恐怖恶果的千百万人来说，他的罪恶是不可勾销的。他的遗害无穷证明了绝对权力是种病毒。巴里·戈德华特说的好：“那些寻求绝对权力的人，即便他们怀着善意去这么做，也只是要求在世上执行自己那个版本的天堂（…）他们必须遭到世人的唾弃。”